童远忠

    19世纪60至7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开始产生。甲午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进一步发展。在这个产生和发展过程中，陈启源、张謇、盛宣怀是3 位颇具代表性的资本家。兹就3位企业家作一个比较，以求教于方家。

一、他们的身份及资本来源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创办近代工业需要“二气”：“官气”和“财气”。所以，中国最早创办近代工业的是地主、官僚和商人（包括买办）。“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种破坏，在19世纪下半期，就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1 ]有人统计过，1872～1913年，近代企业的创办人中，地主占55.9%，商人占19.3%，买办占24.8%，而且“投资于近代企业的地主，大都有某种官僚身份，很多是二三流的洋务派或洋务派的官僚，绝少是土地主”。[2]陈启源、张謇、盛宣怀就分别属于这几种身份。

    陈启源（约1825～1905年），广东南海人，早年家贫，被迫到国外去谋生。他在南洋经商时，不但积聚了一定的货币财富，成为有名的华侨商人，而且在海外耳闻目睹机器生产的优越性。在泰国时，他看到法国人在当地办的机器缫丝工厂，生产效率高，质量又好，于是对机器产生兴趣，并对其进行研究和改装。他想到自己的家乡盛产蚕茧，而且机器缫丝并不需要很大的投资和很高的技术，于是将自己改装而成的新式缫丝机器带回家，以一个华侨商人的身份，于1872年在南海简村与其弟陈启枢合资创办了近代中国第1家机器缫丝工厂——继昌隆缫丝厂，总共投资7000余两白银。

    张謇（1853～1926年），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家，亲眼目睹了劳动人民的艰辛。1876年进入淮军将领吴长庆幕府，随军奔走于沿海各省，感受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危害和民族危机的严重，逐渐萌生了“救国救民”的思想，当然，他曾与众多的封建士大夫一样，走科举致仕的道路。1894年，已过不惑之年的张謇，在殿试中高中状元，担任了翰林院修撰。状元及第，是张謇追逐了26个寒暑的最高目标，也是埋葬古往今来众多读书人青春年华的难醒美梦，但张謇并没有因此而陶醉。这个状元，对张謇来说，似乎姗姗来迟，但也正是中了状元，开始改变他一生的命运。据说张謇大魁天下，官居翰林以后，曾发生了一件令他灰心丧气，彻底失望的事：在一个寒冷的冬日，慈禧太后幸驾翰林院，他与同事们长跪在“冰冻三尺”的道路两旁，还要高呼“万岁”。从此，张謇看淡了功名利禄，决心弃官经商另谋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之路。

    张謇本是南通的地主，凭借自己中状元并担任过翰林修撰的显要身份，同清朝统治集团建立了联系，与比较开明的洋务派官僚张之洞、刘坤一交往甚密，他本人也认识到创办近代工业必须有官方的支持和指导。1895年，张謇受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委托， 在南通开办了他的第1个企业——南通大生纱厂。张謇办大生纱厂，从创议到购机、建厂、开车，历时4年，开始计划完全商办，定资为60万两。但到了1896 年购置机器，建厂房的时候，因上海纱市不利，原纱股大多要求退出，结果只募到三四万两股本。由于股份难招，时而停顿，不得已奔走于官商之间，议论纱厂改为官商合办。但当时官僚只说空话，商人则大多畏难而退，因为商股的很大部分征自当地和上海一些“士绅”的资本。为了稳定这些投资，工厂在建成开工之前，每年要先支付8 %的固定“官利”。而当时上海市场上钱庄、典当业的利率一般在12%以上，最高达30%。所以大生纱厂筹集的资本，朝入暮退。几经反复，始终不能收足。最后，他找到刘坤一，把张之洞办湖北织布局寄存在上海的纺机，“绅领商办”，来开办大生纱厂。张謇共领到2.04万锭，作价25万两，作为官股；另募商股25万两，合为50万两。但直到1899年开车后1个月， 大生纱厂的资本名为50万两，实际只收到44.51万两，其中官股25万两，占 56%；商股19.51万两，占44%。这样，他的第1个企业终于开车生产。

    盛宣怀（1844～1916年），江苏武进人，出身于官宦之家。参加举人考试屡试不及，遂专意办“大事”——创办企业，以求“兼作高官”。1872年，李鸿章创办第1个民用工业企业——轮船招商局， 盛宣怀被委任为会办，开始参与近代工业。1883年，盛又被李鸿章任命为天津电报总局总办。盛宣怀真正兴办近代工业，从1894年接办华盛纺织总厂开始。

    盛宣怀第1个以买办官僚的身份参与兴办近代工业， 因此他的资本来源与陈启源、张謇不同。他在国内依恃地方实力派李鸿章和张之洞的支持和庇护，以谋求政治靠山和获得政府贷款；对外通过和外国势力的勾结，厚积资财，伺机收购企业股票，从而达到控制企业的目的。盛宣怀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和清朝反动政权相结合的化身，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利用清政府的权力和自己的搜刮手段，创立和发展了一些官僚资本企业；一方面和外国侵略者打交道，以出卖主权为代价，不断借入外资，借以扩大自己的企业。通过利用政府的资本，盛宣怀控制了许多官督商办的企业。在这个过程中，盛宣怀积聚资本的一种常用手法是把某一公司的基金转到另一公司。如1891年前后从轮船招商局把大约30万两白银转给上海机器织布局。1896年，盛宣怀为创办中国通商银行，又分别从轮船招商局和天津电报局转来80万和20万两。依靠这种手段，从70年代参与创办企业开始，盛宣怀逐步掌管了轮船、电报、纺织、煤铁等主要近代化企业的督察和经营。

二、企业经营成效

    陈启源、张謇、盛宣怀3 人以不同的身份来创办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因此他们经营的成效也不一样。

    陈启源从国外带回自己改装而成的机器，在自己的家乡创办机器缫丝工厂，马上引起一场轩然大波。当地一些手工业者扬言要砸毁他的缫丝机器，结果陈只好进一步“改装”他的机器，尽可能地与手工操作接近。陈启源作为一个商人，投资兴办近代工业，完全以追求利润为目的。当时广州是中国生丝出口的重要口岸之一，19世纪70年代其生丝出口占全国总额的25%。生丝的国外市场急剧增长，自然刺激着广州地区缫丝业的发展。由于机器缫丝有许多优越性，陈启源雇工多达700百人， 使继昌隆获得了很高的利润。该厂“出丝精美，行销欧美两洲，价值之高，倍于从前，遂获厚利”。[3 ]在继昌隆的吸引下，“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独是洋庄丝获利，测揉土丝者益少”。[3 ]继昌隆还先后兼并利贞、利厚两厂，生产规模日益扩大，后来又在广州开设昌栈丝庄，经营生丝出口贸易。

    张謇从“实业救国”出发创办近代工业，与陈启源有所不同，不完全是为了追求个人致富，而是为了“做事”——干一番事业。大生纱厂开车以后，正值清政府对民间工业的发展表示“提倡”“奖励”和中国人民“排斥美货、提倡国货”的运动爆发之际，因而得到了发展的机会。当然，主要原因还在于企业创办者本人。张謇兴办实业，善于经营管理，立足于通海地区。这里原料（棉花）采集十分方便，棉纱销售颇有市场。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张謇办厂很会选择厂址。比如设崇明大生分厂时，他就认真地筹算过原料、市场、运输、商情等条件：“按通州海门与崇明之北沙，三境毗连，农家皆以种棉为大宗，而分厂之设，所以不在海门，而在崇明北沙之久隆镇地方，距通州通家闸正厂路160里，盖其间棉产之盈虚，纱市之衰亡，运道之通滞，商情之好恶，固尝一一筹之。欲使棉产则供多于求，纱市则求多于供。运道则因其通而开其滞，商情则迎其好而避其恶，必间隔一海门全境，而后有相成之势。”[4 ]“土产土销”是张謇经营战略的高度概括。此外，他对于乡人亲戚，一视同仁，不徇私情，不搞任人唯亲。由于这些原因，张謇创办的大生纱厂大获厚利，从1899年开车到1913年的15年中，其帐面盈利累计为489 万元，公积金达73万元。大生纱厂在逐年增资发展的情况下，其利润一般在20%左右，最高达30%以上，这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堪称王者之冠，与外国在华企业相比也相差无几。

    与张謇一样，盛宣怀兴办企业也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但他所走的是一条与陈启源、张謇完全不同的道路。前已述及，盛积累资本的途径，主要靠自己的权势和巧取豪夺的手段，即主要实行官督商办形式。他主办的企业主要有两个：华盛纺织总厂和汉冶萍公司。

    1893年10月，李鸿章创办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清花车间失火，全厂被焚。一个月后，李命盛宣怀在原址重建，更名华盛纺织总厂。开办之初，官本甚多，连年亏折。原因之一是甲午战争后外商纱厂在上海纷纷设立，压抑、排挤华盛纺织总厂。但盛宣怀在经营华盛过程中，任人唯亲，侵吞公款，中饱私囊，也是亏损的重要原因。1901年，华盛厂不得已招商顶替，以210万两售给集成公司，改名集成纱厂。宣统年间，又改名天新，辛亥革命后，又聘雇英国人为总理，向香港注册，挂英商牌号。1913年定名为三新纺织厂。工厂招商顶替和屡改厂名，“实是盛宣怀把官厂变为私厂的一套诡计，股票始终还是握在盛家手里”[5 ]。民国以后，工厂成了盛家的私产，由其儿子们继续经营去了。

    盛宣怀经营的汉冶萍公司，情况更糟。盛接办这个资本达数百万元的大公司后，“既无统筹全局之计划，又无专门知识之人才”，而是把它变成自己的封建衙门。有人在描述该公司官僚衙门习气和经营腐败时曾写到：“……公司职员，汉、冶、萍三处，统计不下千二百人，大半为盛宣怀之厮养，及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为能”[6 ]。公司一名叫林志熙的属下，一个人私吞30多万两白银，这在公司还不足为奇。

    汉冶萍公司长期入不敷出，盛宣怀于是多向外国银行押借。1908年，盛宣怀整顿铁厂，向日本借款200万日元。1913年， 他又和日本签定借款合同，借款1500万日元，条件是：以公司全部资产作担保；聘请日本人为财务顾问和技术顾问，监督企业的财务和技术问题；40年内售予日本头等铁砂1500万吨、生铁800万吨；公司以后若再要借款， 必须先向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商洽。这样苛刻的条件，实际上等于日本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汉冶萍公司。可以这样说，汉冶萍公司的发展史，也是帝国主义控制和吞噬公司的历史。

三、他们兴办企业的历史作用

    陈启源、张謇、盛宣怀创办的企业，在中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过程中起到了不同的历史作用。

    陈启源一生由商而工，最后亦商亦工。他在“领风气之先”的家乡广东投资于轻工业，虽然规模不大，但毕竟带了个好头，在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史上起了先锋作用。

    张謇则是在19世纪末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弃官经商。甲午战争的惨败，对中国人的刺激是亘古未有的，张謇更是如此。他深深感到：“天下将沦，惟实业、教育有可救亡图存之理，舍实业，官不为，设至陆沉之日，而相怨当日吾辈不一措手，则事已无及。”[7 ]张謇认为，救国“根本在实业”，但实业包罗农工商各业，范围太广，其中应有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产业部门。经过对进出口贸易的深入考察，张謇认为重点产业是棉纺织和钢铁两大工业，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必须以棉、铁两种工业为中心，即他后来发展成为的“棉铁主义”。当然，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他并未忽视发展商业。为了振兴民族工商业，他主张政府应建立保护奖励机制。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张謇将培养人才，开办学堂作为发展工商业的前提条件。他认为，开办学堂，引进西学，培养和使用各类专业人才是强国之本。为振兴实业而培养人才，为培育人才而兴办学校，办师范，为办学校而兴纺厂，张謇顺着这个思路，走上了状元办厂兴学的道路，通称为“实业救国”、“教育救国”。张认为“士生今日，固宜如此”[8]。

    张謇“振兴实业”是为了对抗设在中国的外国资本主义企业。“惟吾国尚有特别情形，如各通商口岸外人设立之工厂，其数额不在少，……类皆利用吾国丰富之原料，低廉之佣工，其制出之品，又能深投习尚，视销路为转移，最为心腹之患”。[9 ]他兴办实业，也是为了“养民”：“非此（新式工业）不能养九州数百万之游民，非此不能收每年数千万之漏卮”[10]。为了减少帝国主义经济控制，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张謇在大生纱厂赚得丰厚利润之后，踌躇满志，从1899～1911年，以通州为基地，以棉纺业为中心，又兴办了一系列辅助企业，共34个，总投资900 多万元。张謇的实业，形成了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体系，具有强烈的民族性，中国的面粉、玻璃等工业从此开始起步。为了“养民”，在苏北沿海各县，张謇还先后创办了20个盐垦公司，资本估计达到1600多万元，围地413万多亩，已垦地98万亩，年产棉11.6万余担。工农业加在一起，形成一个庞大的大生民族资本集团，资产总额大约3300多万元。大生系在全盛的时候，人称“南通是中国著名的实业模范区，张氏也是中国第一个实业大王”。

    另外，晚年的张謇由主张依靠本国资金兴办实业，反对外国资本在中国设厂或中外合资设厂，转变为主张对外实行“开放主义”。张謇作为国内立宪派首领，辛亥革命后被南京政府任命为实业总长。但是，他对在这个革命政权下发展实业，毫无兴趣和信心。袁世凯窃权后，他出任袁世凯政权的农商总长，他认为这是自己“振兴实业”的抱负可以顺利实现的时机了，急忙草拟了各种各样的计划，想趁机“大展鸿图”。但袁并不予支持，张謇感到“财政竭蹶，无可措手”[9]（第20 页），便转而向帝国主义伸手求援，提出了“合资”、“借款”、“代办”等形式来“利用外资”的计划。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他又主张实行全面的“开放主义”，呼吁各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集团共同出资，“集一银公司，以棉铁为主要，以类于棉之稻麦，类于铁之煤为从要”，对中国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投资。但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张謇在利用外资问题上，还是力图争取比较合理的条件的。如在向日本呼吁借款时，他就曾表示：借款条件要“以能还本息为终止”，“其尤要则借外债不可丧主权”。当然，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张謇的地方实业建设以失败而告终，在他1926年逝世前，他的大生资本集团便宜告破产。

    盛宣怀在政治上依恃李鸿章的支持和庇护，在经济上通过和外国势力勾结，走上了创办和经营近代工业的道路。“从官员变为官僚企业家的最明显的例子是盛宣怀。但是盛宣怀办他的工业企业是次要的，他的主要关心是要在官场飞黄腾达。”他凭借自己的权势，进行垄断扩张，着力打击民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

    从陈启源、张謇、盛宣怀创办企业的过程可以看出，他们3 人所走的道路不尽相同。陈启源、张謇所走的是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道路，有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因而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盛宣怀则是走的一条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道路，不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成效也甚微。如果说陈启源是近代中国第1位有名有姓的民族资本家， 张謇是近代中国最大的、第1个状元民族资本家， 盛宣怀则是近代中国影响最大的1个官僚买办资本家。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97页.

    [2]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与国内市场》[M ].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3]　宣统二年《南海县志》.

    [4]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M]. 上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365页.

    [5]　严中平.《中国棉纺织史稿》，第118～119页.

    [6]　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上册[M]. 北京：科学出版社，第474页.

    [7]　《张季子九录》·《实业录》卷一，第11页.

    [8]　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附年谱年表》传记[M ].上海：中华书局，1930年版，第82页.

    [9]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九，第18页.

    [10]　《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一，第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