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祥财

　　对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萌芽的探讨是中国经济思想研究领域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命题。较为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在明清之际就已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他们的经济思想代表了市民阶级（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的利益，属于早期资产阶级的思想范畴。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意见。究其分歧根源，既有史实方面的原因，也有理论分析方面的原因。本文试通过对中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过程的总体考察，认为有其究文字可考的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萌芽，是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产生的。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出现，也不可能出现反映、代表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观点。

　　明中叶以后，在经济较为发达的东南沿海一带，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逐渐产生。然而，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命运，同西欧早期资本主义相比是非常不幸的。中国的自然经济根深蒂固，封建土地制度允许商人购买土地，减缓了资本积累的速度。同时，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的经济剥削，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遏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加上封建朝廷的闭关锁国政策所造成的与世隔绝状况，官营商业对民间商业的压制和侵夺，诸种不利因素致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呈现十分缓慢的发展趋势。直至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大地上那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并没有动摇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所以也不足以在经济思想领域得到明确的反映。

　　经济思想是人们对社会经济的意识的文字表述，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研究中国经济思想，不能不联系到中国封建社会中意识形态领域的特点。在中国，历来只有地主有文化，那些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自幼启蒙于“圣贤”之书，长年浸身于孔孟之学，传统的封建经济教条桎□着他们的头脑，使他们无例外地将“治国平天下”作为谈论经济的出发点和目的。有些较为清醒的官吏学者，虽然在社会发生危机时指陈时弊，提倡改革，而关心民苦、体恤商贾的言论也并不鲜见，然而这些修缺补漏之言行都没有超出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秩序的范围。即使象近代的康有为、梁启超那样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接触“西学”之前也囿于封建陈见，传统思想束缚之深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要自发地产生怀疑和否定封建经济的思想，是不可能的（此亦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之一）。

　　有的研究者将明清之际的某些经济观点和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相提并论，尤其是将反对抑商的言论誉之为重商主义，这是值得商榷的。

　　商业资本是古老的资本形式之一。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和资本主义商业作了严格的区别，他认为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是社会流通领域的单独统治者，而资本主义的商业资本只是产业资本的独立化部分。这就是说，商业资本只有同产业资本相结合，才具有资本主义的意义。而其若同封建地主经济相共存，则只是封建经济的一个部分。因此，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讲的“商”应该进行具体的分析。

　　从历史上看，对工商业的议论，明清两朝确实较多，下面择要作一剖析。

　　明张居正说：“余以为欲物力不屈，则莫若省征发以厚农而资商；欲民用不困，则莫若轻关市以厚商而利农。”（《江陵张文忠公全集》卷八《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他认为农业和商业应协调发展，相互促进，抑商就会病农。这里谈的只是封建经济中的农商关系，是和资本主义萌芽无关的。

　　明徐光启说过：“末富，未害也”的话，但那是相对于“奸富者目前为我大蠹，而他日为我隐忧”而说的　（《徐光启集·钦奉明旨条画屯田疏》）。他并不是不主张抑末，而是主张“如古之法制贱商贾，尊农人”，只要商业发展快一点，他就建议驱“末世之人”，“使去末而就本”（《徐光启集·拟上安边御虏疏》）。说徐光启反对抑末，似为截取支言之偏证，是一种肢隔上下文的误解。

　　黄宗羲是明清之际著名的三大思想家之一，不少人将其“工商皆本”之论，称为“新兴市民阶级经济思想的明珠”。其实，黄宗羲说这句话是有前提的，在说“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以前，他指出“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暖。”（《明夷待访录·财计三》）对于包括“机坊”在内的“奢侈”之业，黄宗羲主张禁绝：“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同上）。可见黄宗羲视为“本”的“工商”是指从事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流通的工商。这种工商皆本的思想，中国历史上早已有之，王符就有类似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的禁奢侈主张，也包含有禁止某些资本主义萌芽（如机坊业）的意思在内。

　　王夫之的“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黄书·大正》）一说，后人的评价各有轩轾。王夫之的这一命题是有特定含义的，即商贾对赈济灾民有很大的作用，封建国家必须依赖富家商贾去克服自然灾害。此外，王夫之对商业流通作用也有所认识，如说：“商贾贸贩之不可缺也，民非是无以通有无而赡生理，虽过微缴民利，而民亦待命焉。”（《读通鉴论·（唐）德宗》）为此，他要求“惩贪墨，纾富民”（《黄书·大正》）。可见王夫之的“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是为维护封建经济秩序而发，并无发展资本主义萌芽的意思。在一般情况下，王夫之是个强烈的抑商论者，人们从他连篇累牍的经济论文中便可一目了然。

　　清王源倾向于“便商”，认为“本宜重，末亦不可轻”（《平书订·财用下》）。在划分社会职业时，他将传统的“士、农、工、商”改为“士、农、商、工”（《平书订·分民》），还主张用授爵的办法鼓励商人纳税，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然而王源的经济思想是以增加封建国家财政收入为目的的，正如李□所说：“末不可轻，昆绳（王源）为财货起见也”　（《平书订·财用下》）。实际上，将“商”放在“工”的前面，正好说明王源所说的“商”同资本主义萌芽无关。

　　上述论点程度不同地肯定商业的某种作用，但都只是把商业作为封建经济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封建制度的前提下认识到商业是不能禁绝的，这一共同的思想本质决定了上述观点属于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范畴。

　　众所周知，“重衣抑商”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不过，反对抑商的人也并不罕见。西汉司马迁说：“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此言末业，贫者之资也。”认为农、工、商、虞都是“民所衣食之原”（《史记。货殖列传》），主张对农工商虞平等对待。北宋欧阳修指出：“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他反对“夺商之利”，警告说“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欧阳文忠公集》卷四五《通政司上书》）。南宋的叶适则干脆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习学记言序目·史记一·书》）。如果说黄宗羲等人的商业思想代表市民阶级，那么对司马迁、欧阳修、叶适又该作何评价呢？

　　鸦片战争前后，反抑商思想又有新的发展，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仅在言论上宣扬利商，而且在实际改革中维护商人利益。包世臣认为农、工、商“三者缺一，则人莫能生也”（《安吴四种》卷七下《说储上篇前序》），此后又明确提出了“本末皆富”的观点（《安吴四种》卷二十六《庚辰杂著二》）。他起用民间私商，大力实行“海运南漕”和“票盐”改革。

　　林则徐建议由商民开采银矿，他说：“查办厂先须备齐油米柴炭，资本甚巨，……官办呼应虽灵，而在任久暂无常，……似仍招集商民，听其朋资伙办，成则加奖，歇亦不追。”（《林文忠公政书·云贵奏稿》卷九《查勘矿厂情形试行开采折》）为此他还提出了一系列保护商民利益的具体措施。

　　魏源也有浓厚的利商倾向，他说：“海运之事，其所利者三：国计也，民生也，海商也。”（《魏源集·复魏制府询海运书》）而实行“票盐”则是为了“尽革中饱蠹弊之利，以归于纳课清运之商”（《魏源集·淮北票盐志叙》）。

　　但他们同样视农为本，视商为末，也没有注意到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工场手工业。他们的观点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反映资本主义萌芽的要求则是两回事。

　　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使当时的有识之士睁眼看世界，开始研究“天朝”以外的形势。林则徐在战前就“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魏源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并编成《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魏源在《四洲志》的基础上加以扩充增补，辑成内容更为详尽的《海国图志》，先为五十篇，后增至百篇。此书记载了魏源的一系列政见，其中的经济思想初具资产阶级思想的性质。

　　首先，魏源在《海国图志叙》中开宗明义地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他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魏源的这一主张在封建社会中是振聋发□的。他不象顽固派那样狂妄无知，夜郎自大，也不象投降派那样卑躬曲膝，乞降求饶，而是通过冷静的观察、客观的分析来确定“御夷之策”。他认为经过“师夷长技”，就能使中国振刷精神，重奋国威，“去伪，去饰，去养痈，去营窟”，“以实事程实功”，“何患奋武之无会”？显然，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目的是富国强兵，抵御外侮。

　　魏源具体分析了西方的先进技术，认为包括两个方面：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他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民用的机器设备名目繁多，有“量天尺、千里镜、龙尾车、风锯、水锯、火轮机、火轮舟、自来火、自转碓、千斤称之属”。魏源强调这些长技都是“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竭耳目之思之力以利民用”之物，所以“皆可造”（《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如何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魏源考虑了以下的步骤：首先要清除语言障碍，沟通信息，“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海国图志·大西洋欧罗洲各国总叙》）。这就需要培养翻译人才，鼓励人们掌握外国语言和技艺。然后，“请于陈虎门外之沙角、大角二处，置造船厂一，火器局一”（《海国图志·筹海篇三》）。为了尽快地学到西方技术，他建议聘请外籍技师来华授艺。“择内地巧匠精兵以传习之”（《魏源集·道光洋艘征抚记上》），对学得好的人给予奖励，“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能驾驶飓涛，能熟风云沙线，能枪炮有准的者，为行伍出身”（《海国图志·筹海篇三》）。

　　魏源认为“师夷长技”不仅能够增加军事实力，而且可以促进中国近代工业的兴起和发展。他说：“我有铸造之局，则人习其技巧，一二截后不必仰赖于外夷，如内地钟表，亦可以定时刻逮二十五年大修之期，即可自行改造。”“造舰已就，则闽、广商艘之泛南洋者，必争相效尤，宁波、上海之贩辽东、贩粤洋者，亦必群就购造。”（同上）他对前景有乐观的估计，说：“是造炮有数而出鬻”，“战舰有尽而出鬻之船无尽”（同上）。这里，魏源对中国的近代工业的兴起作了正确的预言。

　　魏源经济思想中最有价值的是民办近代工业的观点。他认为兴办厂局，除了“官营”外，“沿海商民，有自愿仿设厂局以造船械，或自用或出售者听之”（同上），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私人资本投资近代企业的主张。

　　什么是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所谓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就是指反映或代表资产阶级利益和资本主义发展要求的经济观点和理论。马克思指出：作为资产阶级的“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开始的。”（《资本论》第三卷）魏源在《海国图志》中论述的不是封建商业，而是近代机器工业，他已有较为明确的私人资本创办企业的思想，这表明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已经在魏源身上有了萌芽的表现。

　　魏源的新思想是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他了解西洋“以商立国”　（《海国图志·夷情备采下》）的情况，赞慕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体制，说：“墨利加北洲（指美国）之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垂奕世而无弊”（《海国图志后序》）。尽管魏源对西方政治和经济理论的认识称不上深刻，但和其同时代人相比是难能可贵的，正是这些在当时是先进的思想导致了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萌生。

　　自从魏源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口号以后，中国经济思想领域才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一些思想家从不同方面继承和发展了魏源的观点，形成了近代洋务派和改良派的经济思想。

　　洪仁□总理太平天国朝政时提出了中国第一个资本主义的经济纲领《资政新篇》，他主张仿效西方“邦法”，兴办各种新式工矿交通业。他进一步明确建议采用民办方式，实行雇佣劳动制，推行专利法来刺激机器制造业发展。

　　容闳也力主兴办近代工业，还建议创立银行制度（《西学东渐记》）。他说：“欲立各种之机器厂，必先有一良好之总厂以为母厂”，这母厂“当有制造机器之机器”，“由此根本机器，即可用以制造枪炮，农具，钟表及其他种种有机械之物”（同上）。这是符合近代工业的发展要求的。

　　冯桂芬则将开矿作为发展经济的途径，他也主张私人开采。另外，他还提出在生产中广泛使用机器，说：“农具织具，百工所需，多用机轮，用力少而成功多，是可资以治生。”（《校□庐抗议》卷下《采西学议》）

　　李鸿章一生创办许多重要的近代企业，如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等。他把发展机器工业作为国家的“自强之本”（《李文忠公全集·奏稿》　卷九《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在经营方式上实行“官督商办”。

　　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对发展资本主义商业的重要性也有所阐述。如王韬说：英国“兵力之强，全在商力之富”（《□园尺犊·上丁中丞》），郑观应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盛世危言·商务》）。

　　改良派在政治上是推崇西方社会制度的，这一点与洋务派不同。然而，两派从发展近代工业和商业的角度主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思想，都来源于魏源，都是同学习西方分不开的。

　　魏源的思想不仅对十九世纪的知识分子有巨大影响，而且对二十世纪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也有启迪作用。它的影响甚至波及国外，受到日本明治维新时改革派的重视（参见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综上所述，本文谨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怎样分析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产生的原因。毫无疑问，鸦片战争是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然而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个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里所讲的资本主义因素自然也包括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内。鸦片战争造成了中国社会的严重民族危机，迫使当时的有识之士寻找新的“救国”真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　（《共产党宣言》）。鸦片战争的外在压力促成了魏源新思想的产生。

　　我们反对在中国经济思想问题上的民族虚无主义，也不赞成那种不顾历史事实，有意拔高古人思想的研究方法。意识形态的一个特征，是各民族间的思想通常是互相渗透、互相影响的。中国的佛教不是由印度传入的吗？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不也是从苏联送来的吗？因此，我们认为中国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并不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演变的结果，而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结果。

　　其次，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历史局限性。王韬曾经指出：“当默深（魏源）先生之时，与洋人交际未深，未能洞见其肺腑。”（《扶桑游记上·光绪五年四月初一日》）其实，岂止魏源经济思想是幼稚粗浅的，就整个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来说，同样有认识片面、缺乏理论分析和掺杂封建意识等等缺陷。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思想基本上是外来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它的理解比较肤浅，而传统思想的影响又不易一下消除，另一方面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很快，资产阶级的形成为时较晚，在很大程度上，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中国还缺乏深厚的现实基础。

　　第三，如何全面评价魏源的历史地位。中国资产阶级经济思想萌发于魏源，这并不意味魏源已从地主阶级思想家转变成为资产阶级思想家，综观魏源的经济思想，我们认为他是一位进步的地主阶级思想家，他在某些方面提出了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观点，但在哲学、政治思想上还没能突破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窠臼。但他的某些经济思想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他对中国经济思想的历史性转变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对中国近代工商业的兴起和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所具有的理论先驱者的地位，都是应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