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马建忠兄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对传奇人物，他们出身于天主教家庭，曾代表清廷出使朝鲜，除杰出的外交才能外，他们都有极深的语言学造诣。马建忠是晚清商界的风云人物，在他退而著述时，写出了中国现代语法的奠基之作《马氏文通》。马相伯是复旦大学创办者，之后他又和英敛之在北京创立辅仁大学。在著名的“七君子”案中，马相伯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

下决心脱离教会

1840年4月7日，马相伯出生在江苏镇江一个世代书香之家。五年后，他的弟弟马建忠也在这里呱呱落地。由于他们的父母都是天主教徒，1851年，11岁的马相伯只身来到上海，进入了刚刚由法国耶稣会创办的徐汇公学学习。三年后，马家全家迁到上海，八岁的弟弟马建忠也进入了徐汇公学。马相伯在入学前，已经读完了“四书”“五经”，具备了一定的旧学基础。进入徐汇公学后，他将更多精力投入到了神学及西文学习中去。在各种课程中，马相伯最感兴趣的是数学。

1870年5月，马相伯通过了传统的耶稣会adgradum神学和哲学考试，这表明他已经完成了耶稣会最高层次的教育，并由此获得了神学博士学位。不久他就在徐汇公学协助传教并兼任督导。马相伯在教学时，一方面注意教理的教育，另一方面又非常注意有关中国经史子集内容的讲习。这种教育取向引起教会方面的不满，认为其结果只能使学生变成中国传统的士大夫，即儒教徒，而不是天主教徒。教会随后便把马相伯调到徐家汇修道院，让他专门研究天文学。当时徐家汇天文台仅有一座平房，平房的屋顶平台上有一架简单测验风向风速的风车偶尔在转，用于观测天文的主要仪器是利玛窦时代留下来的一架旧机器，另外再加上几支寒暑表，一两支气压表，以及南格禄神父带来的仪器。用这些设备开展天文研究，无疑是极其困难的。马相伯到了这里后，不得不转向数学研究。

就在马相伯获神学博士学位的那年，血气方刚的马建忠受不了洋修士的污辱，愤而离开了耶稣会，投身于李鸿章幕下。而此时的马相伯也感觉到了教会对他的不信任。对马相伯所从事的数学研究，教会表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冷淡。他以在徐汇公学及神学院的积年研究所得，撰写了一百余卷数学著作，教会一概将其束之高阁。按照会规，他还必须进行传教实习。耶稣会指派给他的实习地点是苏北徐州，他将在那里管理一所小镇教堂。就在他到小镇教堂的第二年，徐州发生了一场特大水灾，许多教友被迫离开家乡逃难。面对这一情况，马相伯向他的哥哥——身为淮军粮台的马建勋求救。马建勋答应了弟弟的要求，拿出二千两白银用于救济灾民。徐州的难民对马相伯十分感激。不料此事被上海的法国耶稣会知道后，他们认为马相伯未经教会同意擅自使用银两是犯了教规，决定将他禁闭于上海耶稣会“省过”。1876年，马相伯收到哥哥马建勋来信，说已为他在山东布政使余紫垣那里谋了一份帮助办洋务的差事，这使他终于下了决心：脱离教会！

兄弟二人出使朝鲜

马建忠在李鸿章幕下襄办洋务期间，参与处理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是“马嘉理案”。1874年英国为侵入我国云南，从缅甸派遣近二百人的“探路队”潜入云南边境。英国驻华使馆为配合入侵行动，特委派翻译官马嘉理接应。马嘉理一行在云南蛮允附近遭到当地百姓的狙击，其本人被击毙，“探路队”被逐回缅甸。英政府借机对清政府大肆要挟。在烟台进行的谈判中，马建忠、薛福成等作为李鸿章谈判的智囊随行。由于在此之前，马建忠已将中外情势及交涉之公理一一说与李鸿章，再加上马建忠以十分流利的法语，援引西方外交的公理法则作佐证，中英双方最终达成和谈结局，签订了《中英烟台条约》。马建忠出色的表现，博得了李鸿章的赏识。1877年由李鸿章领衔、沈葆桢及继任船政大臣丁日昌、吴赞诚等讨论议定的《选派船政生徒出洋肄业章程》上奏清廷。在奏折中，李鸿章特地保举马建忠以郎中身份随船政学堂学生前往欧洲深造，这使他成为晚清帝国海军学堂第一批出国留学的成员。

1880年4月，马建忠获法律硕士学位从法国学成回国。此时日本正得寸进尺，阴谋入侵当时为中国属邦的朝鲜。李鸿章接受了丁日昌的建议，主张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借以牵制日本，达到“以夷制夷”的目的。1882年马建忠作为李鸿章的心腹，三次受命出使朝鲜，即是为执行清政府的这种政策。光绪八年四月初六（1882年5月22日）上午九点，丁汝昌和马建忠乘舰于济物浦登岸，美舰同行。马建忠即为指授仪节，请两国使臣中坐行事。约本汉、英文各三册，均当场钤印签押。日本听说中国派人襄理朝美订约之事，甚是忌妒与惊奇。农历四月二十三日，马建忠一行回国。不久朝鲜国王又来函咨商北洋大臣张树声，请马建忠继往襄助与德议约。马建忠偕丁汝昌第二次踏上了朝鲜的土地。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由马建忠“监盟”，朝鲜与美、英、德商约皆已订成。

光绪八年（1882年）六月初九，朝鲜汉城发生士兵和下层民众反对日本侵略和封建压迫的起义。原来因朝鲜国王无嗣，王后决定将大院君李应之子李熙召进宫入承大统，并由中国皇帝册封为朝鲜国主。李熙亲政后，大权逐渐落入闵妃手里。闵妃集团聘用日本军官崛本礼造为教练，训练新军，改革内政。各营兵士抗命起义，城市贫民也纷纷响应，数千人攻打王宫，袭击日本使馆，七名日本军官被杀，日使花房义质等冒雨逃窜。起义被阴谋夺权的国王生父李应利用，从而演变成了一场骚乱，史称“壬午兵变”。

日本政府决定抓住这次机会，派遣外务相井上馨督率陆海军，偕同花房义质开赴朝鲜。清廷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获悉这一消息后，火速密电北洋大臣张树声。农历六月二十二日，马建忠奉电谕：径直至烟台会同丁汝昌率超勇、扬威、威远三艘兵轮东渡。马建忠到朝鲜后，星夜派人详探此次兵变始末，并给张树声提出建议。马建忠的果敢建议得到张树声采纳，七月初七，威远、日新等五艘舰船载着吴长庆督率的二千淮勇开赴朝鲜。在如何平定动乱的讨论中，吴长庆也接受了马建忠的意见：首先诱擒大院君李应，这既可维持受中国册封的朝鲜封建王统秩序，又可对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抵偿人命的要求有所交代，同时防止日本要挟朝鲜。这次平定“壬午兵变”，从定计、部署，到整个计划的实施，马建忠考虑得都极周密，可见他的聪明才智。张树声和李鸿章曾先后为马建忠请功。

其时，朝鲜政府也力图施行新政，故提请清政府派员协助。恰巧马相伯此时正在天津，他所学得的西学知识在兴办洋务中派上了用场，李鸿章即让他去朝鲜走一趟。马相伯作为朝鲜国顾问，所做的第一件事是编练新军。他建议朝鲜政府改用西洋操法训练军队。第二件事，则是整理外交。他在朝鲜目睹了西方外交公使对中朝外交官员的轻视，所以总是设法以自己渊博的知识，以及对国际时势的洞察力，来压倒那些高傲的西方外交公使，树立朝鲜的权威。马相伯还不辞劳苦，下去了解朝鲜民情，他起草了《上朝鲜国王条陈》，提出九条具体建议，请朝鲜政府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推广仁政，发展经济与教育事业。马相伯的忠心耿耿，赢得了朝鲜国王夫妇的信任与好感，闵妃把希望寄托在太子身上，她想请马相伯亲自教太子。马相伯见太子没事就伴着宦官宫妾斗鸡走马，便提出应让他去外国留学。他说日本一旦进兵高丽，中国若不能抵御，太子必为阶下囚。闵妃深表赞同，但彼邦政府暮气沉沉，任凭马相伯怎样鼓动，其所条陈的应兴应革事宜，真正施行时总是大打折扣。马相伯在朝鲜任职一年多，回国后常对人叹道：“中国者放大之高丽；而高丽即具体而微之中国也。”

招商局换旗风波

1884年，李鸿章为重新整顿轮船招商局，任命马建忠为招商局会办，马相伯则被委派去襄助调查上海轮船招商局各地分局账目。这年五月，中法战争的炮火从越南蔓延到中国沿海沿江地区，法国侵略军扬言要封锁长江口，阻断招商局的漕运出路，并“遇船劫夺”。马建忠见中法之间成骑虎之势，十分担心价值五百余万的招商局船产命运，心急火燎间向李鸿章建议：尽快使轮船暂用他国旗帜。盛宣怀也支持马建忠的售产换旗方案。为了保存民族航运业，经李鸿章同意，招商局最终做出了将轮船名义上暂时出售给外商，以便换旗行驶的决策。

当时招商局督办盛宣怀已回天津任所，贯彻与实施这一决策的重任落在了上任不久的马建忠肩上。马建忠在征得招商局主要头目的支持后，秘密邀请招商局的英国律师担文，调查各国律例成案。担文认为战争期间轮船换旗，“此万国通行之公例”。但在售产于谁，及换何国旗的问题又产生了分歧。总办唐廷枢主张与英商怡和洋行商议。担文则认为英律烦苛，美律简易，应换美旗为妥。马建忠采纳了担文的意见，决定与美国旗昌洋行协商此事。旗昌洋行出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收买招商局全部产业及股票，另成立一“新公司”管理。旗昌洋行还许诺，将来招商局可按原价收回全部产业。马建忠将此事电告李鸿章，李鸿章却有些犹豫。等到时局进一步紧张，李鸿章终于答应时，旗昌洋行却趁机大敲竹杠了。经多方努力，双方于1884年7月29日终于达成了售产换旗的协议，在美国驻沪领事馆“押券”。招商局全部产业包括轮船二十六艘，小轮、趸船及其他设备等作价银五百二十五万两押给旗昌。8月1日正式换旗过户，各船栈暂交旗昌代为经营。

此次售产换旗是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未及禀报清廷，这就为日后埋下了祸根。8月中旬，清廷严词指责李鸿章出售招商局“未经具奏，殊属非是”。李鸿章急忙上了《复陈商局暂售美国折》，百般声明事情的原委。由于清廷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保护招商局的办法，只得命李鸿章“随时酌夺情形，设法收回”。但那些股东不肯善罢甘休，一些人怒气冲冲到招商局质问原由，并在《字林新报》等报纸上刊登公启，指责马建忠擅自出售招商局财产。一些对李鸿章心存忌妒的士大夫，也借此发起猛烈攻势，骂李鸿章为“大汉奸”，马建忠为“小汉奸”。在此情况下，清廷下了一道谕旨，要李鸿章将马建忠送赴北京。李鸿章清楚马建忠如赴京必死无疑，便以留用为名，为马建忠求情。

中法战争结束后，招商局按原价向旗昌洋行收回全部产业。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旗昌洋行不久便因过度亏损将产权卖给了招商局。在招商局事件中，马相伯常常作为马建忠的替身四处奔走。他后来回忆说，那场风风雨雨把兄弟两人的命运紧紧地拴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