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普森/易继苍

    买办在中国近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它的产生早于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他们的活动涉及到政治和经济、城市和乡村、国内和国外、官僚和平民，几乎在各个重要领域和地区都有买办的足迹。

    在中国早期艰难的现代化运动中，买办是中国资本主义滋生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他们不仅是中国近代社会从封建走向近代资本主义艰辛蜕变过程的见证人，而且是导致并促进这一蜕变过程的内在力量。

    近代中国的买办虽然良莠不齐，但是，买办的出现，引起了中国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在近代商品经济瓦解中国这个古老的自给自足的传统经济结构的过程中，买办的作用从沿海城市一直渗透到穷乡僻壤，并且向社会的各个阶层渗透，促使了传统商人、手工业者、地主、官僚向近代资产阶级的演变，进而促使了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领导者——中国资产阶级的形成。

    但是，在肯定买办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之时，也不容忽视其反动的一面，不能从过去全部否定、批判的做法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从事买办职业的人，往往或多或少地都干过一些有损于民族利益的坏事、丑事，也出现过一些死心塌地地为外国资本家的经济掠夺服务的为虎作伥之徒，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如在臭名昭著的鸦片贸易中，上海的买办吴健彰、杨坊、徐润等，都是经营这些“黑药生意”的能手。从某种意义上讲，正如严中平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买办“在外国资产阶级的操纵、指使和庇护之下，发挥为外国资产阶级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作用；通过为外国资产阶级积累资本的方式以积累自己的资本”[1](p.81)。因这不属该文论述的重点，同时，史学界的相关论述也较多，在此不作重复。本文着重就买办在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中所起的作用作一尝试性论述。

    　　一

    长期以来，我国史学界对于买办或以买办出身的人，评价一直很低，认为买办是伴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深而逐步产生的，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同中国人民的对抗，培植了买办和买办制度，培植了买办资本，买办是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配合其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需要而豢养的一个阶级，“是外国资本家和中国封建地主相互勾结的媒介”，导致了中国的“买办官僚化和官僚买办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阶级”，代表中国“最反动的生产关系”。这些观点只是把买办纯粹地当作一个政治概念去对待，并把中国的资产阶级划分为两个不同的阵营，凡是同情或支持革命的，就属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范畴；凡是不支持或是反对革命的，就属于买办资产阶级的范畴[2](p.363)。但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两面性，买办的出现自有其反动的一面，这一点相关论述很多，不做重复。但是，买办最早投资于民族工业，是民族工业的先驱者和推动者，开创了一代先锋，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或缺的一环，因此，他们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积极鼓吹者和参与者。笔者认为，买办在近代中国的出现与存在，不能仅以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工具而加以简单概括，也应从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实行对外开放，走向世界市场，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必然结果这样的角度思考问题。

    一般说来，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开始，同时也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起点，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因素虽有所发展，但没有对传统的经济结构产生质的突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不仅将中国强行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而且使中国传统的经济结构面临严峻的考验，开始突破原有的框架，艰难地步入现代化的行列，刺激了中国人强烈追求现代化的欲望。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都是一个全民族的运动，需要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一般来讲，参与现代化运动的队伍结构大体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层次。

    第一，是以国家政府为主体的领导阶层。现代化的理论认为，任何国家的现代化运动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政府来领导该国的现代化运动，具体部署、决策该国的现代化进程，把推进现代化运动作为其第一位的、首要的任务。这一点对于像中国这样的后进现代化国家，其现代化运动是在外来现代文明即先现代化国家的威胁和强迫下进行的，往往是作为先行现代化国家的附属地或者带有不平等条约束缚下进行的，对于缺乏进行现代化的必要前提的国家而言，就更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现代政府来统一领导和部署。

    第二，具有现代意识的社会精英和各种利益集团。所谓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精英就是指那些准备革新创造而进行活动的人，包括现代政治家、科学家、思想家、企业家在内的直接从事于现代化运动的社会活动家和群众领袖。这些人不仅怀着实现现代化的强烈愿望，而且具有组织民众进行现代化运动的才能和地位，除了自己直接从事现代化活动的实践之外，还能把从事各种分散职业的民众组织起来以形成各种利益集团。

    第三，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现代化运动的成功离不开全体国民的积极参与，现代化的最终目的就是要让全体国民的政治、经济、文化及生活水平得到提高，只有全体国民朝着这一目的奋进的时候，现代化的目标才有可能实现，只有全体国民的现代化才有现代化的社会。因此，广大民众是现代化运动的主体与基石。

    以上三个方面是现代化建设队伍中不可或缺的三个层次，只有当上述三个方面在思想和行动上充分协调、一致行动之后，才有可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但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主权逐渐丧失，面对西方列强一系列的侵略战争，清朝政府只是忙于与列强周旋，根本就没有能力领导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就是由受西方资本主义影响较多的旧式官僚和绅商发起、领导和实施的洋务运动，主要也只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他们为保卫民族和国家而不得不采用了一些西方文明，但这一切并未成为一种真正的国策，没有成为举国上下一致行动的全国性运动。因此，洋务运动也只是拨动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琴弦。而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大众由于长期生活在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体制之下，当猛然遭受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更是茫然无措，只能从本能出发，从朴素的民族主义感情着眼，产生盲目的排外情绪，以保持其原有的生活秩序，更不用说积极投入到现代化的运动中来了。当时，在中国首先步入到现代化行列中来的，是那些较早地、较多地接受西方文明影响的上层人士，即具有现代精神的社会精英或利益集团。他们中包括政府中的开明官员或改革派，知识分子中的改良派或革命派，在工商界则是买办商人或新式资本家。买办在投资近代新式工业方面表现相当突出，据严中平先生的估计，1890年至1910年，中国共约建立棉纺织厂共计26家，对这些厂家创办人或主要投资人的统计情况如下：官员创办的共13家，退休官员或绅士创办的共7人，由买办创办的共6家，占23%[3](p.139)；再如，1912年创办于上海的41家各类工业公司中，其主要创办者为：官员或退休官员11人，买办14人，占34%，商人6人，华侨商人2人，其他8人[4](pp.247-256)。不管他们的主观动机如何，也不管他们迈向现代化进程中步伐的大小，事实上，他们已经成为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了。下面，笔者就买办商人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关系的变化有何影响，包括对传统商人向新式商人的转化、对广大农村的影响以及对官僚转向投资于近代工商企业的影响，从而使中国具有近代资本主义色彩的群体逐渐壮大等等，作一论述。

    　　二

    1842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规定：“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与英人有往来者，或者跟随及伺候英国官人者”，均获得皇帝的恩准免罪；1844年中美签订的《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对买办做了明确的规定：美国“贸易船只，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需，例所不禁，各听其便。所有工价若干，由该商民等自行定议，或请各领事馆酌情办理；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这样，外国商人可以自由雇用买办就有了法律依据。随着外国经济势力向通商口岸的不断扩展，外商在华纷纷设立洋行，作为中外贸易媒介的买办也随之在各通商口岸迅速发展起来了。到了19世纪50年代，买办已成为社会上引人注目的一种职业，加入买办队伍行列的人越来越多，已露出别具一格的端倪。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外商洋行的急剧增加，买办队伍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据海关统计，1875年在华外商企业总共有343家，1895年达603家，19世纪末达933家，到20世纪初达到9511家，如以1919年在华外商8015家为标准计算，平均每家先后雇用正副买办5人计，则担任买办的人数总数已达4万人。其实，每家商行所雇用的买办远不止5人，有人估计每家约雇用买办10人，则买办总人数可能已超过10万[4](p.91)。买办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极短的时间内积聚了大量的财富，成为“地主以下一个最富有的社会阶层”了。有人估计，1840年至1894年，买办的总收入约为4.9亿两，这4.9亿两意味着什么呢？据对19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全国财政收入的统计，买办的收入可与20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全国平均10年的财政收入总额相当[5](p.42)。这些手握巨资的买办在同外商的长期接触中，已经认识到设立近代企业的重要性和有利可图，因此，在实业投资方面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远见，投资活动涉及到各行各业。买办的兴起，给兴起的商人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动，促使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具有现代精神的精英集团的形成，特别是对工商实业界的影响颇大。

    买办对其他社会阶层的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买办最先投资于近代工业企业，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河，为其他社会阶层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对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功不可没。买办在为洋行服务的过程中，广泛接触西方的思想、文化，并积累了对企业经营管理方面的新经验、新方法，尤其对新式企业的获利颇丰深有体会，因此，买办在投资近代企业方面远比其他阶层要早得多，其投资规模也要大得多。他们首先附股于在华的外商企业。“整个19世纪，中国通商口岸中所有华商附股的外商企业共有62家，实收买办附股资本累计约四千多万两。”以轮船业为例：旗昌轮船公司创办时的100万两资本中，买办陈竹坪投资为13万两，顾丰盛15万两，到1874年时，旗昌轮船公司的买办商人投资已达60万两[6](p.534)。下表是买办陈竹坪在外商轮船业中的投资：

    　　表1　陈竹坪在轮船方面的投资统计(1862-1863)

轮船公司　　　　　总经理人　　年份　　开创资本　　　陈竹坪投资

旗昌轮船公司　　 　旗昌洋行　　1862　　1000000两　　 130000两

火标号Fire Dart　　琼记洋行　　1862　　100000两　　　3600两

海洋轮船　　　　 　琼记洋行　　1862　　145000两　　　5000两

山东号　　　　　 　琼记洋行　　1863　　82000两　　　 69700两

江龙号　　　　　 　琼记洋行　　1863　　175863元　　　7200元

    资料来源：Hao Yen-ping,Compradore,p.124[7](p.534).

    买办在轮船中的投资数额巨大，聂宝璋曾对1862年至1875年上海各轮船公司买办的资本做过统计，可以窥见一斑。

    　　表2　上海各轮船公司买办资本统计(1862-1875)　　单位：两

    原注：*估计资本额。

    **包括政府贷款136000两。

    资料来源：Hao Yen-ping,Compradore[6](p.124).

    买办在附股外商企业的同时，还将他们手中所积累的大量资本投资于近代新式民族工业。有人“根据中国近代10个行业进行的统计分析，在1872-1913年，中国资本开设的新式企业共145家，已知的202个创办人或投资人中，按其原有身份来归类是：(1)地主和官僚为113人，占55.9%；(2)买办为50人，占24.8%；(3)商人为37人，占18.3%；(4)华侨为2人，占1%”[7](p.403)。又例如上海，“在1912-1926年间，买办在上海投资开设的近代工厂约30家，占当时开设总厂数109家的27.5%”。买办除了在近代新式企业投资中的数量甚多外，其资本规模也遥遥领先。据美国学者郝延平的估计，1872年至1893年，买办为中国人拥有的轮船公司提供了54.5%的资金[8](p.154)，为中国近代煤矿提供了62.7%的资金[8](p.156)，在1890年至1910年，买办为全国27家棉纺企业提供了23.23%的资金[8](p.160)，在1883年至1913年，买办为中国机器制造业提供了27.68%的资金[8](p.161)。买办不仅在数量上、投资的规模上极力厕身于近代工商企业，而且获利颇丰。买办的这些活动，给社会的各个阶层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作用，带动了国人投资近代新式企业的热情，有利于近代民族资产阶级队伍的壮大。

    　　三

    买办的出现对工商业的第二个重大影响就是：为传统的行会成员结构加入了新鲜的成分，其成员中的资产阶级成分逐渐增多，促使传统行会的结构和功能的资本主义化，并且出现了与传统行业不同的新行业与行会组织。买办的这种影响是通过两种方式进行的：一是大量的买办加入行会，二是大量的行会成员受雇成为洋行买办，加入买办队伍，使得进行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的基干力量进一步壮大，在中国政府无力推行现代化的条件下，促使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蹒跚前进。

    买办或因独立设立行号、或因投资于近代企业而进入行会，是行会成员资产阶级化的一种途径。如茶叶行业，1855年，上海曾设立丝茶公所。在19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茶叶是我国出口物资的大宗，大批茶栈、茶行开设于上海，奠定了该行业的基础，沪上出现了一批大茶商，“尤以巨商姚以舟、王乐等为最著”[9](p.488)。后来出现了买办徐润、唐廷枢这样的茶叶巨头。徐润在担任洋行买办的同时，就与人合开绍祥字号，经营各洋行所需的丝、茶、棉花的购销贸易，后又在上海开设宝源丝茶土号，1868年他离开宝顺洋行，又在上海独资开设宝源祥茶栈，由于经营得法，“茶务甚好，洋庄畅销”，为宝源祥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从而也就提高了徐润在茶业及其他行业中的地位[10](pp.5-14)。唐景星在1863年至1872年担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期间，与人合伙开设谦慎安老茶栈，并在产地开设7家茶行，做了大量的生意[11](p.89)。后来，徐润、唐廷枢（唐景星）参与发起成立上海茶业公所、汉口茶业公所，并分别担任董事[10](p.14)。在茶叶行会的成员和董事中也不乏买办。

    除了上文的徐润、唐景星外，尚有怡和洋行买办唐翘卿，汉口宝顺洋行的买办盛恒山、王恒山，阜昌洋行买办唐瑞枝都设有茶栈，均是茶叶行会的董事或成员[10](p.15)。旗昌洋行的买办顾敬斋在担任买办期间，不仅兼营丝业，且创办了乾康丝厂，他既是丝业会馆的董事，又是场丝茧业总公所的发起者之一[12](p.161)。

    在上海钱业行会的成员中，由买办出身的则更多，如怡和洋行买办杨坊、祁贵；敦裕洋行买办严立卿；汇丰银行买办席正甫；麦加利洋行买办王宪臣；中华汇理银行买办胡寄梅等等。这些买办加入行会，不仅使得行会的成员进一步资产阶级化，而且给旧式行会带来一股新的活力，使得行会的功能也进一步资产阶级化，这一点下文将详细论述。

    行会成员受雇于洋行而成为买办，这是行会成员资产阶级化的另一种途径。如上海丝业中，瑞记洋行买办吴少卿原为顺泰丝栈主，受聘为洋行买办之后，又开办润纶丝厂[13](pp.974-975)；著名丝商黄佐卿于19世纪70年代自筹资金在上海江西路开设了一家祥记丝栈，生意十分兴隆，赚了一大笔钱，后任英商公和洋行买办，并在1881年用他经营丝栈和担任洋行买办所赚的10多万两银子开办公和永丝厂，又名祥记丝厂，后又陆续开办新祥记丝厂、裕晋棉纺厂[14](pp.421-422)；五金业中的著名买办朱葆三，原是上海慎裕五金号主，1890年出任平和洋行买办时已是上海五金业的头面人物；许春荣在出任德华洋行买办前是上海大丰洋布号经理和振华堂洋布公所总董；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的加深，一方面，导致外商在华洋行数的急剧增加，另一方面，使从事进出口贸易的商品购销活动的华商企业大批设立。这类新式企业主要有两大部分组成，一是与进口相关的新式企业；二是同出口相联系的企业。有人把1900年至1905年上海出现的类似较大的761家企业做过如下统计：经营进口洋货的企业有洋杂货业428家，五金、煤、钢铁业90家，洋布业63家，煤油业6家，颜料业7家，糖业15家，土业即鸦片业30家，共计639家；经营出口土货的企业有丝业51家，茶叶34家，皮货业7家，油麻业15家，蛋业15家，共计122家（注：资料来源：据上海华商公议会1906年编印出版的《上海租界华商行名簿册》有关资料统计，其中洋布业据1900年上海振华堂洋布公所会员数，见东亚同文会编的《支那经济全书》第2辑。本文转引自徐鼎新、钱小明著《上海总商会史(1902-1929)》，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7月版。）。这一类的企业很多是由买办创办的，因为这类企业或多或少的要同外商发生联系，买办利用其同洋行的良好的关系建立此种企业，经营进出口业务。“这类企业经过进出口贸易渠道，已成为国际资本大循环的一部分，其经营方式也逐步近代化。”表现为：“首先，其利润来源不再是以远远高于商品价值的价格贵卖所得，而主要是来自正常的购销差价，比较符合于国际经商惯例”。其次，这些企业不再采用“旧式的自产自销”的经营方式，而是采用具有资本主义经营色彩的“经销、代销、包销、拍卖或批零兼营”[15](p.196)的新的成交方式。因此，买办已经和新的资本主义存在着广泛和紧密的联系，他们的经济活动和思想意识形态已不同于旧式商人，出现了某些新的价值趋向，在总的趋势上，买办们总是坚定支持经济现代化的，因此，买办应该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雏形。买办们在经商中取得成功之后，纷纷加入各种行会组织，例如1904年，第一届上海商务总会的组织构成中，在171名会员总数中，外商企业代表（买办）有25人，占15%[16](p.61)，这只包括在外商企业供职的买办，尚不包括自营商号、企业的其他买办。这对于关于现代企业的先进管理和经营方式的传播辐射力是很大的，买办们以自己的成功雄辩地说明了现代经济的魅力。

    上述商人的买办化，或是买办的商人化，促使了传统行业功能的资本主义化。虞和平先生认为，首先，“在组织功能上，由封闭型向开放型转化”；其次，“在管理功能上，由封建垄断化向着开拓化的方向发展，对所属行号经营业务的限制渐趋放松”；再次，就是“在导向功能上，逐渐由守旧型向进取型的方向转化”[17](pp.45-48)。买办虽是外资入侵的伴随物，但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入侵迫使一切民族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在中国造成了一场社会革命（马克思语）。发展对外贸易和进入世界市场，既是历史的进步，又是一股强大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如果说外国商人促使中国逐步按西方国家的榜样走向资本主义化这一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话，而买办则是这种西方国家榜样的移植者，是引起近代中国社会各阶层资本主义化的催化剂。

    　　四

    买办的出现对中国的另一个重大影响就是：中国广大农村被广泛地纳入了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买办是这一过程的直接实施者。买办的出现，加速了中国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结构的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中国资本主义生长的障碍，推动了某些地区经济的繁荣。

    买办最初受雇于洋行最主要的职责就是帮助洋行推销外来商品，收购内地诸如棉花、丝等土特产，也就是说，买办充当了中外进出口贸易的中介。我国经济史学家总是带有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节，把我国同外国正常的贸易等同于鸦片武装走私和贩卖人口，统统贬斥为“商业侵略”或“商品侵略”，因此，买办也就相应地成为外国商品侵略的帮凶，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掠夺中分得一杯余羹。不平等的条约虽然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有巨大的影响，但不能把同国外的正常贸易简单地用“侵略”二字加以概括。当时的中国虽被强行卷入同外国的经济往来，但是关于进口货物的种类、数量以及商品的价格，毕竟仍受中国国内市场的制约，需按照中国消费者的喜恶、爱好做出明智的抉择。马克思曾经说过，依靠武力迫使清政府签订的《南京条约》，“在促进英国对华出口贸易方面，没有发生丝毫影响”，影响这种出口贸易巨大障碍的最大原因，“乃是那个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8](pp.57-58)，中国人不需要的东西，再强大的武力也无济于事。同样地，中国的出口贸易也不是简单地用“掠夺”、“侵略”就可以概括的。外商就像不能强迫中国人买东西一样，也不能强迫中国人向他们卖东西。洋商要买，华商愿卖，才能成交，这才符合经济规律。

    买办在进口贸易中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让洋货深入至穷乡僻壤，老百姓纷纷“弃土从洋”，洋货从洋商手中向买办流动，再经由买办流向万千商栈，由商栈至千家万户；买办在出口方面最直接的作用就是架通了千家万户同洋商联系的桥梁，使农民可以从中获利。例如进口业中的煤油，“光绪以前，人燃灯，注豆油或菜油于盏，引以草心，光莹莹如豆。未几，有火油，灯明亮远胜油灯……于是，上而缙绅之家，下至蓬户瓦牖，莫不采用洋灯，而旧式之油盏灯淘汰尽矣。”[19](p.344)美孚石油公司通过买办或经理人打开了我国广大的农村市场，使煤油取代了我国几千年来民间沿用的植物油和土制蜡烛，因为煤油比植物油要亮得多，并且价格比植物油便宜；又如洋布和其他棉织品，到19世纪80年代，由于洋布“幅宽质细价廉，而适于用，人皆便之，反弃土布而不用”[19](p.222)，到了19世纪90年代，则“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七八”[19](p.222)。此外，“如手帕、毛巾之类时新货物，在中国人中间日益流行，需求量迅速增加”[20](p.324)。此时的老百姓已不再像开埠初期那样，对西洋事物极度恐惧，而是通过比较，已初步认识到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先进性了。

    从出口贸易来讲，鸦片战争之前，生丝和茶叶一直是中国的主要出口商品，战后至19世纪70年代，丝、茶两项的出口仍占中国出口总额的94.7%。19世纪70年代以后，大豆、苎麻、猪鬃、羽毛、皮革、草席、帽辫等成为中国新的出口项目，这些产品的出口量逐年增加，到1905年时，“则直线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八，占出口总值的一半以上”[21](p.106)。这与买办们的来往奔走不无关系，如在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上海外国洋行的买办们就开始深入到长江中下游的口岸，如镇江、九江、汉口等地进行丝茶等土产的收购，将收来的土特产售与洋行，从中牟利。买办的这些活动对中国农村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土特产的大量出口，活跃了农村经济。例如产丝地区，《申报》的一篇《时评》曾经报道：“我国农村经济，向持农作物收获以外之副业以为调剂，农民若纯粹持农作物经营之一端，则费力多而获利薄……尤非副业之补助不可”[22](p.9)，“丝价跃起，蚕桑之业愈盛，农户亦因而重蚕桑轻种田，以蚕农一月之功，苟得丰收，一年生活就取给于此”[23](p.29)。显而易见，生丝出口对我国农村经济的荣枯具有重大关系。

    　　五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要进行现代化运动，不仅要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阻挠，而且要受本国封建势力的破坏。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中国资产阶级，一方面同本国封建势力和外国资本主义有相互妥协的一面，但从自身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要求出发，又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存在着斗争的一面。买办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样也有同上述两种势力相妥协和斗争的一面。由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以及士、农、工、商，商为万民之末的社会分层，买办需要加入官的行列以求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以便追求更大的利益，这便是买办的官僚化；同时，随着买办势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增加，官僚需要从买办那里得到经济上的资助，这就促使了官僚的买办化；买办与官僚之间互相利用，各有所图。

    买办在经济上扩充了实力之后，他们必然要向政治领域渗透，而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又为这一渗透提供了某些可能。在鸦片战争之后，清王朝丧权辱国，中国一步一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同洋人打交道，而买办本身就是以洋人起家的，买办与封建官僚面对一个共同的交易对象——洋人，因此注定他们要在一定程度上走向联合。买办依靠官僚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官僚需要买办所具备的经营近代企业的各种知识、资金以及与洋人的关系来为自己服务。双方各取所需，走向联合。《中国经济全书》中对买办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如此定位：“即为立于欧洲商人与清国商人之间不可或缺之媒介是也。”同时，买办也是沟通洋商与清朝官员的媒介，洋行所倚重的买办，不仅与华商要非常接近，有效地拓展业务，而且要买办打通官府的关节，结交地方官方势力，有能力与封建统治者眉目传情。一般情况下，买办是通过以下几种途径跻身于封建统治者阶层的：

    其一，首先是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官员为了同洋人进行外交活动，需要买办的外语能力为其周旋。为了办理“夷务”的需要，他们把买办作为依靠的对象，这就开始了近代买办与封建官僚的初步联合。鸦片战争中的投降派琦善在对外交涉中需要精通英语的人物为其牵线搭桥，于是，曾当过宝顺洋行买办的鲍鹏入府，一变而成为钦差大臣，“一切交涉全田琦善鲍鹏二人商办，义律对鲍鹏‘言语居傲，动加呵斥’；鲍鹏对琦善‘装模作样，危言恫吓’。鸦片战争后，依附于封疆大吏出头办理国家交涉事宜的买办人物中，鲍鹏可能也是最早的一个”[24](p.35)。再如吴健彰——上海旗昌洋行买办，后当上了上海道台等等。

    其二，当清朝的开明士大夫在从“器物层面”学习西方的时候，买办通晓中外商情的特点得到清朝某些官员的赏识。洋务派官僚需要借助于买办们与外商的良好关系与手握的巨额资金以及对现代企业管理较为熟悉的优势来发展自己求强求富的洋务事业。因此，在19世纪60年代兴起的洋务运动中，买办成为各地督抚和洋务大员竞相延纳的对象。例如轮船招商局，其局务即长期由买办唐廷枢、徐润主持，二人分任“总办”和“会办”。早在1863年，曾国藩、李鸿章为创办机器局，遍求洋务人才，容闳和丁日昌最终入局。容闳曾是琼记、宝顺洋行买办，自从入幕曾国藩之后，很快被授予五品军功，携巨款赴美购买机器。

    其三，多数买办晋升为官僚阶层的主要途径是走出资捐纳官衔的渠道，买办捐纳官衔在清末已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据郝延平估计：“1900年前后在上海的40个著名买办中，至少有15个是候补道台。有些买办甚至捐了更高的官衔。例如，徐润于1872年捐了兵部郎中衔。”[8](p.229)

    具有与传统社会截然不同的经济价值观念和社会价值观念的买办大量渗入封建社会的统治支柱——官僚阶层，引起了传统封建士大夫对现代资本主义新式企业的不同看法，使他们也尽快地投入这一新式行业，为中国的商人阶层注入了新的活力。再加上新式企业优厚的利润，以及清末功名的拥有者与官位实职之间存在很大的差额，引起官衔的社会贬值，因此，其人生追求的目标在官场的传习转为商业界，使大批官员也投资于近代新式企业，进一步扩大了资产阶级的基础。例如在1890年至1910年中国建立的26家纺织厂中，由政府官员创立的就有13家；1912年以前在上海创办的41家各类工业公司中，由官员创办的有11家。

    综上所述，买办的出现对中国的社会各阶层的资本主义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对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由传统逐渐走向现代的作用是显著的，在中国走向现代化这一总的历史趋势下，买办是“能够最迅速、最成功地把握历史有利时机的人”，“买办即是商人，银行家亦是企业家”，他们的活动“推动了不同集团之间的相互渗透”[25](p.46)。有鉴于此，对买办的看法不能一成不变，也不能简单地以洋人的奴才和帝国主义的帮凶而加以概括，因此，也不能把买办与民族资本家置于绝对的对立地位，承认买办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最初成员，有利于对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收稿日期］2001-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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