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源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爆发后，革命形势发展极快，不过一个月的光景，全国已经有一半以上的省区宣布独立。清王朝的大势已去，各种阶级力量都渴望能在新的政治局面中占据最为优越的地位。由于定都地点问题直接关系着控制中央政权，所以他们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到一九一二年三月中旬，整整展开了四个月的紧张争夺。

　　“争都”和约法、国会一样，是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交出中央政权前后企图用来约束北洋军阀袁世凯的三大“法宝”之一，也可以说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一种斗争方式。认真地考察和分析这一历史事件，或者可以使我们得到某些有益的经验教训。

　　　　一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中旬，由于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广西、安徽、广东等地区已经相继宣布独立，建立临时中央政府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在这些地区里，湖北处于首义的优先地位，而江浙地主、资产阶级的经济、政治势力则比较充实，因此武昌和上海之间首先展开政治中心地位的争夺，揭开了民元“争都”的序幕。

　　争夺从十一月九日黎元洪电约各省代表到武昌商议组织临时中央政府开始。这时，黎元洪已经在湖北军政府中站稳了脚跟，并且迅速勾结旧官僚、立宪派和拉拢一部分革命党人，逐渐形成一个以自己为中心而且地方色彩极重的政治集团——民社。民社除以黎元洪的亲信饶汉祥等为骨干外，还包括湖南立宪派首领谭延□以及湖北籍的同盟会员孙武、王正廷等。武汉的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蔡辅卿、宋炜臣等也和这个集团有密切联系。他们力争定都武昌，并且保证所谓“首义集团”在中央政府的优势地位。

　　江浙的各种政治势力自然不甘落后，他们早就在酝酿建立临时中央政府，并且打算首先在上海建立一个各省联合机构。所以江浙和上海三位都督程德全、汤寿潜、陈其美也在十一月十一日赶快发出通电，请各省各派代表两人到上海举行临时会议，商组临时政府，而且主张只要有两省以上代表到达即行开会，显然决心要抢在武昌集团的前面。上海集团有一个叫作共和统一会的组织，其中也包括旧官僚、立宪派、革命派三种政治人物，发起人名单中有伍廷芳、张謇、陈其美等。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在这个集团中显得特别活跃，张謇和他的密友赵凤昌在幕后操纵一切，以后更通过中华民国联合会和统一党来壮大自己的声势。他们的地位和作用比湖北的资本家要重要得多。

　　由于政治、经济力量较大，上海集团的发言显然要更有分量一些。好几个省的代表果然于十一月十五日在上海成立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由于邀请的原则是：“已革命之省电致都督，未革命者致谘议局。”（注： 林长民：《参议院一年史》。）所以这个“代表联合会”主要代表各省旧官僚和立宪派的政治意愿。他们迅速与上海集团结合，决定电请湖北和其他各省速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就地筹设临时中央政府。武昌集团眼看有受到冷落的威胁，立即在十一月二十日用黎元洪名义电告各省都督：“惟各省全权委员一时未能全到，拟变通办法，先由各省电举各部政务长，择其得多数票者来鄂，以政府成立照会各国领事，转各公使请各国承认，庶国基可以粗定”。同时并拟定临时政府暂分七部的方案，除外交和财政不能不推荐“众望所归”的上海方面伍廷芳、张謇等个别人外，对临时政府首脑和军政、内务等部人选都采取保留态度，（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一。）显然要将临时中央政府的组织和工作基本上控制在自己手中。

　　临时政府设立地点的争执逐渐明朗化起来。上海集团虽然由江浙三都督公开出面，但暗中却由张謇等调度一切。他们早在十一月十四日即已电告正在汉口的江苏籍旧官僚庄蕴宽，提出“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折衷建议，并且请他转告湖北军政府。（注：《张謇等致庄思翁书》。）所谓“政府设鄂”不过是敷衍武昌集团，因为早在这年六月十日深夜，张謇已经在彰德和袁世凯商定应付“变局”的计划，在他看来中央政权迟早是要奉送给北京袁世凯的。至于“议会设沪”，则是要害所在；因为独立各省实际是各自为政，决非武昌集团所能控制，中央军政府反而不如代表各省都督的“议会”能够商定军政方略。何况根据“民主”原则，“政府”还必须服从“议会”的决议呢。他们通过李平书等人控制了上海都督陈其美，通过汤寿潜取得浙江军政府的领导地位，并且积极帮助程德全争得对江苏全省的统治权力。在他们的操纵下，“代表联合会”于十一月二十日决议承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但是仍然坚持把“代表联合会”留在上海。这种“明让暗争”的手法自然瞒不过武昌集团，对于政治中心地位的争夺反而进一步加紧了。

　　武昌集团动辄以首义之功自恃，态度相当强硬。黎元洪认为“武昌既为中央大都督所在地，各省代表宜莅武汉开会，因派居正、陶凤集为代表赴沪商洽。”（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他们还强调“现各国代表拟请军政府担负汉口交涉全权。”（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一。）想利用帝国主义的势力来吓倒上海集团。

　　当时政治局势极不稳定，上海集团不愿过于决裂，同时各省代表也不能完全不顾武昌的首义身价，因此“代表联合会”于十一月二十四日议决到武汉开会，但各省仍留一人在上海联络。十一月三十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议决以武昌为国都，并且拟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武昌集团似乎已经在争夺中占了上风。但汉阳失陷和南京攻克却使局面顿时改观。北洋军队从龟山发射的猛烈炮火把黎元洪吓得逃往葛店，各省代表在匆匆议决虚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反正之后，改定南京为临时中央政府所在地，并且相约一星期内在南京集合继续开会。整个形势转而完全有利于上海集团。

　　　　二　

　　在十二月期间，除上海集团主张参谋本部应设在南京，黎元洪坚持必须设在武昌，双方有所争执以外，临时中央政府地点的争执总算暂时告一段落。但是，围绕着临时政府首脑人选和南北议和地点两大问题，上海集团和武昌集团又展开了新的争执。

　　这时黄兴已经从武昌退回上海，而且在政治上日益趋向妥协。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两位私人秘书，恰恰是湖北和福建的立宪派头目汤化龙和林长民。江浙大资本家除利用陈其美的关系外，更通过所谓“黄派党员”陈陶怡来加强拉拢和影响黄兴，企图使他成为自己的政治工具。据《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记载：张謇当时常常和黄兴、汪精卫、陈其美、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等“会商组织政府，筹措款项，应付外交”等事。十二月四日，各省留沪代表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付元帅，第二天更议决由大元帅主持组织临时中央政府。上海集团显然是想用黄兴这块招牌来压倒黎元洪的“声望”。这当然使武昌集团感到非常不满。黎元洪在十二月七日气势汹汹地电告各省都督：“现忽据来电称，沪上有十四省代表推举黄兴为大元帅、元洪为付元帅之说，情节甚为支离。如实有其事，请设法声明取销，以免淆乱耳目。”（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一。）江浙一部分军人因为攻下南京而居功自傲，声言不服“汉阳败将”领导。黄兴于是辞不就职，大元帅人选问题顿时陷于僵局。

　　不过这时大家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南北议和问题上，大元帅之争反而退居次要地位。唐绍仪在十二月八日被袁世凯任命为全权议和代表，第二天就到达了汉口。黎元洪以南方中央首脑自居，马上派人到汉口迎接，并且电请住在上海的民军总代表伍廷芳赶来汉口议和。（注：《李国镛自述》。）上海的张謇、赵凤昌等早就和袁、唐等通过秘密函电磋商过议和问题，他们力争把“和谈”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于是伍廷芳在十二月十日电覆黎元洪，、直截了当地说：“各省留沪代表未许廷芳一日远离。……恳即转致唐公速来沪上公同谈判。”（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三。）张謇紧接着又给唐绍仪发出密电，叮嘱说：“但伍不能赴鄂，讨论大局，亦以公来沪为宜。”（注：《张謇致唐绍仪电》。）同时，他们还通过英国公使转请袁世凯命唐绍仪到上海开议。可见“留沪代表未许远离”，“因足疾不能来鄂”云云，都不过是伍廷芳的一派推托之辞。对于议和地点，武昌集团委实无力竞争。唐绍仪很快就赶到上海，表面上与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厅中举行谈判，暗地里却在赵凤昌私宅惜阴堂中与张謇、黄兴、汪精卫等秘密磋商。江浙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已经完全取得拍卖革命的主动权。　　　

　　对于大元帅人选问题，上海方面也是明让暗争。“代表联合会”一方面在十二月十七日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一方面又在两天之后电告黎元洪：“但武昌军事关系重大，恐大都督万难离鄂，因于组织临时政府大纲内追加一条：大总统未举定以前，以大元帅暂行其职务。若大元帅不在临时政府，即以付元帅代行其职务。”并且专门派时象晋、陶凤集等代表到湖北加以疏通。这时全国政治重心在实际上已经完全转移到上海，各种政治力量的触角都在这里集结。所谓“武昌军事关系重大”云云，其实是变相挡驾之辞。因为南北正处在停战期间，武汉前线的炮声沉寂已久矣。黎元洪看见形势已经如此，而且自己也不愿意过早离开武昌这个巢穴，于是在稍稍表示“谦辞”之后，只有覆电同意请黄兴代行大元帅职务。（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三。）这就是说，组织临时中央政府的主动权也完全落在上海集团手里。黄兴“本拟早日起程赴南京就职，并已商请张謇向上海日商三井洋行借款三十万元作到南京后军政费的开支。”（注：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可见兴味未尝不浓。只是由于孙中山突然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回国，才在实际上将大元帅人选的争执最后结束，促使南方各种政治力量大大缩减了建立临时中央政府的日程。

　　孙中山的突然回国，对于上海集团虽然有些出乎意料，但是他们也未尝不感到求之不得。因为同盟会尽管已经日趋涣散倒退，然而南方的革命声势毕竟较大，孙中山在人民中间又具有崇高的威望，上海集团正好可以利用他的名义来进一步压倒武昌集团和笼络其他独立各省。孙中山在上海一登岸就受到各方面的热烈欢迎。江浙大资本家李平书等对他更是隆重接待，甚至还专门派来一部分“商团”武装加以护卫，一直把他恭送到南京。十二月二十九日，各省代表公举孙中山为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深夜，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临时中央政府正式成立。武昌集团对于这一切并没有表示任何异议。因为早在几天以前“代表联合会”即已电告黎元洪：“决议于十日（阴历十一月十日——引者）上午开选举临时大总统会。再由被选者电告袁内阁：‘如和议成立，即当避席’。”（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三。）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和吹嘘下，已经成为一切反动势力属望的中心人物，黎元洪早就敦劝他出来当民国的华盛顿，现在自然更加愿意依附他来共同篡夺全部的革命果实了。

　　南京政府是名符其实的临时政府，在旧官僚、立宪派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看来，这不过是将要移交给袁世凯的过渡机关。张謇在一月十日给袁世凯的密电中讲得很清楚：“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秩序不安宁。暂设临时政府，专为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注：见《近代史料藏扎》。）同时他还满有把握地向袁世凯保证：“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自然，孙中山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急进派对于这些内幕情况是毫无所知的，他们曾经坚持革命立场，积极策划六路北伐，很想在为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争取更有利的地位的形势下结束革命战争。但是帝国主义支持北洋军阀运用战争与和谈反革命两手来绞杀革命，旧官僚、立宪派和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围逼于外；汪精卫、黄兴、陈其美等蜕化和妥协分子策动于内，把孙中山等置于四顾无援，一筹莫展的地步，被迫在二月十三日正式承认让位给袁世凯。

　　　　三　　

　　尽管袁世凯借革命之力把清朝皇帝逼下台，并且开口闭口大谈拥护共和，但是孙中山等革命派对于这个“历史悠久”的军阀官僚仍然不能不怀有戒心。二月十三日，孙中山正式提出辞职并且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同时又拟定三条办法：临时政府地点定为南京；新总统必须亲到南京向参议院宣誓就职；新总统必须遵守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一方面想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约法来束缚袁世凯的手脚；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危险人物从北方反动巢穴调到革命中心南京，置于暂时还比较雄厚的南方革命势力的包围和监视之下。

　　革命派一提出争都问题就立即遭到挫折。由主要代表各省都督和旧谘议局势力的“代表联合会”改组而成的参议院，在出席会议的二十八人当中竟有二十人主张定都北京，否决了孙中山的建议。孙中山等坚持原意，将原案交还参议院覆议。经过吴玉章等整天紧张的疏通，黄兴甚至表示不惜派兵来施加压力，参议院才勉强在十五日通过定都南京和让袁世凯南下就职的决议。但是，参议院内外的反动“舆论”立刻哗然，倾心于袁世凯的旧官僚、立宪派、资产阶级上层人物以及革命派中的蜕化变节分子纷纷起来责难谩骂孙中山。孙中山明明是根据民主原则咨请参议院覆议，张謇一派的江苏都督庄蕴宽却歪曲事实，公然攻击说：“况立法为行政所侵，不能保其独立；民国开此恶例，尤可寒心。”（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在反对孙中山坚持定都南京这一活动中，各种反动政治力量不再继续进行地方集团之间的争夺了，基本上采取了一致的言论和步调。

　　早在二月十三日，“袁世凯在给南京的电文中，于通知清帝退位的同时，就表示他不愿南下。”（注：吴玉章：《武昌起义前后到二次革命》。）南方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其他各种反动势力都积极为他筹谋划策。张謇即曾殷勤献计说：“目前第一难题，即要公南来。解此题者祗有二法：一从在京外交团著手，一从北数省人民著手。……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公，当可有效。”（注：《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袁世凯早有成竹在胸，何须劳这位旧日业师赐教。不过以后袁世凯“争都”这场戏，大体上也还是像张謇所设计的那样演出了。他在咸电中强硬地回答孙中山说：“北方军民意见尚多纷歧，隐患实繁；皇族受外人愚弄，根株潜长；北京外交团向以凯离此为虑，屡经言及；奉、江两省时有动摇；外蒙各盟，迭来警告；内讧外患，递引互牵。若因凯一去，一切变端立见，殊非爱国救世之素志。若举人自代，实无措置各方面合宜之人。”这一套谎言与帝国主义及南北反动势力在此前后所高唱的“非袁不可”、“非袁不能收拾”、“北都关系外交内政甚巨”、“北方多故”等谬论显然是相互应和的。总而言之，他们是在用帝国主义的干涉和北洋军阀的武装来逼迫南方的革命派屈服。

　　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一方面猛烈攻击孙中山定都南京的主张，一方面却想以第三者的身份周旋于南北之间，他们满心希望大家能够接受自己建都于介乎南京和北京之间的武昌的折衷性建议。早在二月十三日，黎元洪已经通电主张：“此时亟宜组织正式共和政府，招集南北各省代表预筹善后纲领，即以汉口为招集地点。”（注：《黎付总统政书》卷六。）显然是想为实现定都武昌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他们还曾经专门派王廷正赶到北京敦请袁世凯“迅速派定北方各处代表南来，会同推定大总统及中央政府各重要人员，与确定政府所在地点。”（注：《黎付总统政书》卷六。）此后，他们除一再催促南北各省代表到汉口开会商讨组织中央政府外，更从多方面展开活动，力图造成有利于定都武昌的舆论。上海的《民声日报》是武昌集团——民社的主要喉舌。这家报纸在南北“争都”激烈关头发布很多别有用心的“消息”。二月二十一日报道说：“武汉军界闻参议院受政府之指挥，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地点；宣言将与段祺瑞军联合，似为倾倒南京政府之行动。”显然是想用武装政变的恐吓来迫使孙中山放弃定都南京的主张。在同一天它还假托帝国主义意旨，报道说：“英文楚报昨接纽约访电称，美政府谓中国建都武昌为最相宜，极反对南京”。这条消息很可能是捏造的，不过武昌集团在此前后确曾与某些美国垄断资本家勾结，不惜以地方税作抵，“向美商达拉公司借款三百五十万镑”，作为武汉市政建设的经费，大作其“建筑新都”的美梦。（注：《民主报》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二月二十六日。）果然，在二月二十四日，湖北议会正式“决议请以武昌为国都。”（注：《民主报》一九一二年六月十九日、二月二十六日。）两天之后民社更直接出面发出通电，详尽地说明了定都武昌的主张：“参议院附和政府少数人之私见，率定南京为临财政府地点，既昧大势，后拂舆情，此吾党所绝对不敢赞同者。际南北纷争之日，新旧暗斗之时，吾党似未可加重一方，启内部党派之争，堕外人挑拨之术。折中定制，莫若武昌。武汉倡议，为全国人心所归往。其地居交通之中枢，为东南之冠冕，西通川藏，北控燕云。既涤除北京旧染之污，亦免蹈建业偏安之习。况组织中央政府早经认可，重伸前议，必表同情。”（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这里已经和盘托出武昌集团对于“争都”问题的全部痴心妄想。

　　不过，武昌集团已不再是“争都”的主角，只能在南孙北袁的对立中扮演比较次要的角色。由于袁世凯全力维护北京旧都地位，他们当然不敢过于拘执己见。黎元洪在二月二十七日即已改变了口吻，顺从地对袁世凯说：“窃谓为暂时权宜之计，必仍规定燕京，藉消隐患。”但是他们毕竟也还没有最后扔掉建都武昌的幻想，苦苦劝告说：“将来宅中建国，仍在武昌。既足涤三百年旧染之污，亦可辟亿万世奠安之局。折衷定策，莫此为宜。如蒙允诺，即请从速组织临时政府，规划一切；一面开辟武汉，建筑新都。洪虽不敏，愿董厥成。俟新都告成之日，即为总统移驻之时。”（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虽然新都并未开辟，，建筑也很草草，但是大借美款和营私舞弊则始终没有停止。甚至到三月初，“争都”胜负已定，宋炜臣等武汉资产阶级上层人物还在发表什么“上黎付总统书”，继续呼吁“建都武昌”。（注：《申报》一九一二年三月三日。）这些大资本家和黎元洪等旧官僚勾结在一起，借建筑新都为名，霸占地产，垄断工程，极力扩展自己的势力。

　　尽管中外反动势力的压力越来越大，孙中山并没有立刻放弃迁都南京的主张。他在二月十八日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作为专使，赶到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专使们于二月二十五日到达北京，当天就对袁世凯说明来意。以后更大谈什么：“袁公当莅南京就临时大总统职，为法理上不可破之条件。盖以立法行政之机关与被选大总统之个人较，机关为主体，而个人为客体。故以个人就机关则可；而以机关就个人则大不可。”幻想以资产阶级的法权理论来说服手握屠刀的帝国主义走狗。这些专使都是妥协性特别显著的资产阶级中间或右翼分子，他们很轻易地就将北上宗旨打了很大的折扣，娓娓申明：“而培等欢迎之目的，专属于是（指迎袁南下宣誓就职——引者），与其他建都问题及临时政府地点问题均了无关系也。”（注：《蔡专使元培代表布告全国文》。）这种说法显然背离了孙中山等所坚持的迁都根本原则。

　　袁世凯对于南方革命派这样温和的斗争方式自然毫无所惧，早已安排好应付的方略。他一方面隆重欢迎南方专使，反覆表示自己愿意南下就职，甚至假装“与各统制及民政首领商留守之人”，并且不厌其详地与专使们商谈南下的路线；一方面却在二十九日夜间制造了北洋嫡系第三镇的所谓“兵变”。“乱兵”大烧大抢，迫使专使们仓皇逃入六国饭店，“状甚狼狈”，“且衣履均不备。”（注：叶遐庵《辛亥宣布共和前北京的几段逸闻》。）紧接着天津、保定、通州等地也纷纷出现性质相同的“兵变”，使得这一带的人民生命财产横遭损害。同时，他就乘此派人请求帝国主义外交团采取“保护”北京的措施。英帝国主义等本来就曾公然蛮横表示：迁都南京是一种“过分的要求”，现在更立即建过外交团会议决定：“以强有力的外国部队每天在通衢大道担任巡逻。”（注：参见余绳武：《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政策》。）日、英、俄、德等国纷纷增调军队入京“护卫”，总数约达三千人之多。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就是这样一手制造了北方的“严重局势”，仿佛袁世凯一离开北京，天下当真要大乱起来似的。

　　于是，“袁氏即借口北方大局，不得不赖已经镇，而食南京就职之前言。”（注：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不过他守定“使不欲南之意不出于已”的宗旨，始终不肯公开表明拒绝南下的真心，甚至还虚伪透顶地提议：“请付总统黎公赴南京受职。”但是就在这几天，支持袁世凯的中外反动势力一齐出来讲话了。帝国主义大肆利用武装干涉来进行恐吓，同时宣扬什么：“况此无政府之现象，尤非袁不能挽回也。”（注：《远东通信社丛录》第三编第三卷，民国元年三月。）北洋嫡系将领悍然宣布：“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北方一直未宣布独立的各省“督抚”，纷纷电阻“袁宫保”离开北京。南方的旧官僚黎元洪等倡言：“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立宪派谭延□等认为：“袁公即为北部安危所系，自不能轻去燕京，致启乱机。”（注：《黎付总统政书》卷八。）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革命派中的妥协、蜕化分子如江苏省议会、蓝天蔚、朱瑞、蒋尊簋等也纷纷随声附和，要求孙中山立即放弃迁都主张。（注：《时报》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三月八日，九日等。）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时报》、《申报》、《新闻报》、《民立报》、《神州报》、《时事新报》、《天铎报》、《爱国报》、《民报》、《民声报》等都联合请求：“亟就北京组织完全政府，建立国都。”（注：《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三十三号。）可见资产阶级当中大多数人都是跟着军阀、旧官僚、立宪派和大资本家跑的，这些“喁喁望治之民”生怕孙中山坚持迁都会引起新的“战乱”，妨碍他们的“实业建设”黄金美梦。同时，迁都主张也没有能够与工农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斗争联系起来，似乎已经完全流于少数上层政界人物之间的口舌之争，因此就根本无从吸引广大劳动人民的注意。在一派反动大合唱的声浪包围下，日益脱离群众的少数革命派急进分子只有弃守最后的防线。

　　三月二日，蔡元培等电告南京政府，说明袁世凯“不能”南下的原因，并且强调“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争都专使已经完全变成让都说客。他们在北京与袁世凯商定“主旨两条：一、消灭袁君南行之要求；二、确定临时政府之地点为北京。”同时，为了照顾南方革命派的面子，便于他们赶紧下台，所以又规定：“袁君在北京行就职式，而与南京、武昌商定内阁总理，由总理在南京组织统一政府，”然后参议院及内阁全部迁北京。（注：《黎付总统政书》卷七。）南方革命派眼看大势已去，便在三月六日经由参议院议决以北京为政府地点，并且拟定六条实施办法。这六条办法除根据北京的“两条宗旨”具体规定一些移交政权的简单手续外，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内容。

　　内阁总理的人选确曾经过南北双方磋商，但有趣的是会议地点仍然在上海惜阴堂，而且首先由“列席”的“贤主人”赵凤昌提名唐绍仪，并能博得“孙文、黄兴同时鼓掌。”（注：刘厚生：《张謇传记》。）我们知道，早在唐绍仪南下议和之前，袁世凯的心腹（也是赵凤昌的密友）洪述祖已经将窃国阴谋向他暗中透露：“一方面挟北方势力与南方联络；一方面借南方势力以胁制北方。……制造共和局面。宫保为第一任大总统，公为内阁总理。”（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然而正是这个唐绍仪，却竟然立即在孙中山和黄兴的亲自介绍下，参加了已经全然鱼龙混杂的同盟会。于是，袁记唐内阁就这样打出同盟会内阁的共和招牌，代表袁世凯接收南京政府的全部权力。三月十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大总统职。所谓民元“争都”，随着辛亥革命的最后失败而告终结。

　　　　四

　　整整四个月的“争都”，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三种定都主张（武昌、南京、北京）之间的辩论，又好像是三个地区势力之间（湖北、江浙、北方）之间的抗衡，但实质上却包藏着三种政治力量（封建买办性的军阀官僚集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和立宪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相互斗争。不过随着革命形势的急转直下，阶级力量配备的变化错综复杂，这三种政治力量在“争都”活动中往往难以形成界限鲜明的壁垒，而在不同程度上以地域为纽带，围绕不同的定都主张，形成极不稳定的暂时性集团。

　　帝国主义的走狗军阀官僚集团，在“争都”过程中极力争夺统治全国的中央地位，至少是想乘机扩大自己的地盘权势。袁世凯主要代表北方旧有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北洋系统的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是他的实力基础，自然要千方百计地维护旧都北京的政治中心地位。黎元洪、程德全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代表南方新起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而且极力掠取革命力量“武昌首义”或“攻克南京”的历史功勋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因此都曾经主张以自己所控制的武昌或南京作为正式国都或临时政治中心。由于北洋军阀势力最大，而且得到英美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所以南方军阀官僚集团在“争都”过程中并没有长期坚持己见，相继依附袁世凯以共同对付暂时还保持一定声势的革命力量。他们的共同愿望是尽早绞杀革命，重新恢复被打乱了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

　　资产阶级上层人物及其政治代表则大都依附军阀官僚集团，想通过“争都”活动来扩大自己的经济、政治势力，甚至企图逐步取得在全国的经济垄断地位。湖北大资本家蔡辅卿、宋炜臣等曾经依附以黎元洪为首的武昌集团，追随他们利用“首义地区”和“中央军政府”地位，借口所谓“鄂省命脉”等等理由，先后争夺纺织四局的经营权和兴国、马鞍山等矿产，甚至公然经由省议会决定没收汉冶萍公司财产。由此可以了解，他们为什么要如此积极地支持黎元洪大借美款开辟武汉新都的计划。江浙大资本家张謇等更为活跃，他们始终与袁世凯保持紧密联系，而在袁未“反正”前则利用已经混入革命阵营的旧官僚程德全等人，而且笼络黄兴、陈其美等日趋妥协的革命党人，毫不费力地取得临时中央政府的实业部长职位，首先夺得垂涎已久的“两淮盐政”。当湖北军政府想突破淮盐的垄断局面，打算自行经营运销时，张謇便立刻站在中央地位加以严厉指谪，迫使黎元洪不得不放弃这一企图。张謇等虽曾一度赞同以南京为临时政府的所在地，但一当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就转而全力支持定都北京的反动主张。他们很快就凭藉袁世凯所掌握的“民国”中央政权，把自己的势力伸入到汉冶萍公司、招商局等带垄断性的大企业中。湖北的宋炜臣等看见武昌集团的力量不足以与北洋军阀抗衡，很快也转而完全支持袁世凯，借以维持自己在湖北地区的经济优势地位。这些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最为恐惧和敌视社会秩序的改变，因此也都迫切希望依靠强大的北洋武装来早日扑灭革命火焰。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派正处在急剧分化的时刻，因此在“争都”活动中政治动向最为复杂。大体上可以把他们分成三类：一类是蜕化变节分子，这些人完全依附于军阀、官僚，如汪精卫之于袁世凯，孙武之于黎元洪，他们在实际上并没有独立的地位和主张。一类是妥协动摇分子如黄兴、陈其美等，虽然主张以革命中心南京作为国都，可是却未能真正树立对于“争都”活动的领导地位，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被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所笼络和左右，因而并没有决心将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还有一类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少数急进分子，在一段时间里能够坚持比较明确的革命民主派立场，把“迁都”看成限制袁世凯的武器，甚至一度打算继续通过革命战争来实现自己的主张。然而他们很快便处于孤立无援的悲惨地位，同时自己也有软弱性，因此顶不住中外反动势力的内外夹攻而最后放弃迁都主张。　 “争都”问题一般说来和资产阶级民主并没有什么直接联系，特别是“民国”产生前武昌集团与南京集团之间的竞争，完全局限于对于地位权势的争夺。只有在一九一二年二月中旬，孙中山充当了“迁都派”的中心人物之后，“争都”的两个营垒才具有明显的进步与反动的差别。不过“争都”问题仍然有相当的重要性，因为都城总是和中央政权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争都”问题和政权问题一样，归根到底要取决于阶级力量的对比和阶级斗争的结果。资产阶级革命派尽管领导了中外闻名的辛亥革命，然而却未能联合广大工农群众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民国”成立以后，资产阶级很多人已经满足于这种表面的胜利，跟着右翼大资本家走上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屈服的错误道路，幻想在袁世凯的强力统治下取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和平”与“秩序”。一部分革命党人虽然对袁世凯并未完全丧失警惕，然而却不切实际地企图通过议会（参议院、国会）斗争来实现有利于民主共和的革命结局。面临着帝国主义及北洋军阀采用战争和谈判反革命两手疯狂进攻，他们不能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发动群众和加强北伐方面，反而以主要精力从事于和平谈判，把自己的活动局限在少数上层政治人物中间，幻想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来说服帝国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使自己在会议桌上得到在革命战争中没有得到的胜利。他们的失败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