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辉

　　关于近代中国民族资本大财团的定义，建国后学术界大致有两种观点。一是超越银行范畴，将其界定为以某地域为活动基地的、以金融资本为主体的大资本集团的总称，且一般都按其地域分布和联系紧密程度认为有江浙、华北、华南3大财团（或加华西财团而称为4大财团）①。一是按活动地域将各大财团分别界定为“四大银行集团”，认为其属于金融界的庞大势力②。历史上学界多持后一种观点，如王承志所著《中国金融资本论》，提到中国银行业内有华北、江浙、华南及华西4个集团，“在华南集团之下，分福建系和港粤系”；另据王宗培研究认为，“中国现存银行中，存在着几个银行集团”，“国内各商业银行，皆可按其性质与动态，分类归纳为南、北、东、西四大财团之下”。在20世纪30年代，“华南财团活跃于闽广与南洋群岛，握有华侨金融之枢纽，而负沟通南洋侨胞与祖国经济之使命”③。民末《中国豪门》一书亦讲“中国银行界可分为华北、华中、华南、华西四个集团”，华南集团“为广帮即华侨及福建港、粤系”④。可见，时论早有“华南财团”之说，并明确指为银行资本，笔者亦持此论。由于华南财团活动中心在海外，力量主要偏于港、粤一隅，实力逊于江浙及华北财团，故以往经济史、金融史著述都未予充分重视。20世纪80年代初，黄逸峰、姜铎著《旧中国的买办阶级》和姜铎著《略论旧中国的三大财团》等，对华南财团作了一定的阐述，但总的讲研究不够深入，且由于发表时间较早，其主要观点（如认为华南财团主要是买办资本积累的结果，被买办阶级所控制和操纵，并对其历史作用估计很低等）似应再行探讨。

　　一、华南财团兴起的背景

　　作为中国近代民族金融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华南财团兴起的大背景与全国情况基本上是一致的。外国银行在华之设立和发展，激发了中国人自办银行的思想。戊戌维新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逐渐形成，其在重大政治事件及经济发展中，均有表现，展示实力，为华资财团的崛起创造了条件。19世纪末20世纪初，我国工商界有识之士已深悉银行的重要性，郑观应著《盛世危言》中有“银行”专文，将银行视为“商务之本”，“百业之总枢”。1907年，上海商务总会有发起创办中国华商银行之议，新加坡、广州等埠商会迅速表示赞同，其他海内外商会代表对此亦有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由于当时金融恐慌和时局动荡不居，筹备了数年的中国华商银行终未能成立。而“民国肇兴，政治一新，工商业感受刺激，生机骤动，银行之设立，亦转趋活跃”⑤。民初“华资银行的设立产生一个飞跃”，1912-1927年15年间新设达304家，为清末华资银行设立数的10倍⑥。这种盛况显然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几年间，帝国主义列强无力东顾，洋货来源阻塞，历次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开拓国内外市场，民族工商业“黄金时期”较大发展、资金调节之需要增加有密切的联系。

　　当然，华南财团的兴起亦有其独特因素。“南洋华侨生活的中心，是在经商”，据1930年调查，印尼和菲律宾华侨经商者分别占两国华侨总人口的36.6%和33%，其他如马来亚、暹罗（今泰国）、法属印度支那等地，情形大致相似。他们的经济活动，“不仅限于南洋，且推及中国，经营中国与南洋间的商务”⑦。闽粤商帮从事跨国贸易，积累了资本和经营经验，接触金融较早，对华南财团的形成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粤港、新加坡及南洋各埠城市的发展，环南中国海的区域性贸易网络、社会经济的繁荣及大量侨汇的驳接等，则为华南财团的活动提供了广阔的天地。由于香港与南洋间有着密切关系，近代中国对南洋的贸易，大都经由香港转口，所以人们一般认为：“（中国对）南洋贸易，实际上香港与南洋可以合并言之”。⑧

　　近代香港主要依存于转口贸易，基本上是一个纯粹的商业社会，故其经济与货币及金融之关系尤为密切。清末，由于抵制美货和收回利权运动的推动，中国内地出现了设厂高潮。同时，散布于美加、澳洲各地的众多粤籍华侨，将平素积蓄大量携带返乡。香港首沾其利，“商务日兴，工艺蒸蒸日上”⑨。民初以降，中国内地时局多变，“中上流社会，固以香港为世外桃源；而资本家之投资，又争以香港为宣泄之尾闾。”⑩这为香港提供了丰富的人力、财力资源，成为促进社会经济繁荣的重要因素。

　　20世纪初，随着向马来半岛移民的增多和从国内吸收资金的增加，华商对马来半岛的投资日盛。同香港一样，新加坡亦为自由港，是“欧亚转输总汇之区，附近各埠物产若胡椒、甘蜜、树胶等，凡售于洋商者，均非联合大公司设立银行不可。盖公司为华商经营物品之总部，物品运到公司可酌定时价，先付本银，裨资周转，则操纵有自主之权，买卖无抑勒之患。公司既立，非设银行无以资流通，无以便出纳。”(11)清季，聚集于新加坡的华商多达20余万。民初，新加坡华侨资本家中拥有百万元以上叻币资产者即达8人，其实力可见一斑。他们主要经营锡矿、种植、轮船及银行等业。(12)

　　由此可见，华南财团出现并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绝非偶然。

　　二、华南财团的基本概况

　　华南财团的崛起，主要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13)。1912年，美国华侨陆蓬山鉴于香港缺乏华资银行，遂集资发起组织广东银行。此后，华资银行之兴起，迨若雨后春笋，逐渐形成华南财团。

　　华南财团各银行业务经营发展很快。据1936年调查资料显示，广东银行资本额已达614万元，东亚银行为560万元，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为419万元(14)，均比其初创时的资本额增加了1倍以上。但总的来说，与实力雄厚的外资银行相比，这些华资银行的发展尚处于幼稚时期，有些银行规模很小，如嘉华储蓄、金华实业、康年储蓄等银行资本额仅几十万元。

　　华南财团在中国民族金融资本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其中几家主要银行，已跻身于全国资本较雄厚的银行之列。据《银行周报》资料统计，在1918年14家主要华资银行中，广东银行已缴资本为200万元，次于中国、交通、中国通商银行居第4位；各项公积金40万元，居第4位；各项存款468.1万元，居第7位；各项放款273.2万元，居第11位(15)。据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1933年所编《中国重要银行最近十年营业概况研究》资料，在1926年25家主要华资银行中，列有广东、和丰、东亚、中兴等4行。以实收资本计，当时除中国银行外，居第2至4位的分别为中兴、和丰、广东银行，东亚银行居第8位。此4行实收资本共计3789.8万元，占当年全国25家华资银行总额的32.96%；公积金共计535.5万元，占13.42%；各项存款共计9818.4万元，占10.5%；各项放款共计10785.9万元，占12.16%；纯益共计534.3万元，占31.59%(16)。另据《民国二十三年度中国重要银行营业概况研究》，所列27家银行按实收股本额华侨、中兴、广东、东亚银行分别居于第3、4、5、10位，4行合计为53 545 836元，占本年中国重要银行实收股本总额的21%；4行资产总值为237 034 362元，约占6.2%；纯益为1827853元，占5.8%。(17)

　　民初新设立的304家华资银行大都是中小型的，据统计其平均创办资本仅58.1万元，规模在200万元及以上者只有18家(18)。对照表1相比较而言，华南财团各行资本额还是较充实的。

　　华南财团主要银行集中于香港及南洋，新加坡乃南洋地区“华侨银行最多之处”，其他如印尼曾有日里、黄仲涵、马淼泉银行，暹罗有福成银行等，但与国内联系不多。广东省内也先后成立过一批商业银行，如大信、远东实业储蓄、广东储蓄、兴中商业储蓄、南方实业储蓄、惠丰商业储蓄、台山岭海、台山南中、鹤山民众、华美、大中储蓄、五华实业信托、广东丝业、琼崖实业、中山民众实业等，但大都规模小，经营局缩于粤省一隅。福建省经济欠发达，商业银行创办较晚，数量亦少，主要有厦门商业、福州商业、华南商业储蓄、东南、集友、莆田实业、莆仙农工、仙游农民银行等，影响不大。

　　由于金融业竞争激烈，华南财团成员时常有惨遭淘汰者。20世纪20年代中期，马尼拉中华国宝银行和香港华商银行、东方商业银行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倒闭。30年代初，受世界性不景气的影响，香港经济陷入低谷，银行倒闭迭有发生。如工商银行和华利银行倒闭、嘉华银行一度破产停业、金华实业银行暂行结束。甚至连较具实力的广东银行也难以维持，在濒临倒闭之际，依赖国民党实力派人物宋子文进行增资改组，才能得以维持。1936年11月23日，该行举行复业典礼，由宋子文担任董事长(19)。1941年前后，新加坡广益银行，印尼日里、马淼泉银行等亦倒闭。

　　据南京国民政府财政档案统计，至抗战前夕，全国华资银行共有164家，其中粤、闽、香港及国外者共23家，占总数的14%（见表2）。

　　三、华南财团的特点

　　华南财团具有近代中国金融资本的一般属性，但也有其自身的一些特点。

　　资料来源：姚启勋著：《香港金融》，香港1940年版；《现阶段之中国银行业》，《中行月刊》第13卷第2期，1936年8月；《全国银行现势之统计与说明》，《中行月刊》第15卷第4-5期合刊，1937年10-11期；《全国银行调查表》，《中行月刊》第16卷第6期，1938年6月；《上海的内国银行》，《上海通志馆期刊》第1年第2期，1934年3月；徐寄庼编：《最近上海金融史》下册，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1932年增改第3版，第112-124页；《华侨之金融机关）（抄件），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28，案卷号1427；中国银行总管理处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6年版；报载各银行广告。

　　表2 中国历年开设银行地别统计（1896-1937年）

地点

全国合计

广东

福建

香港

国外

设立银行数

390

14

12

17

8

现已停业数

226

7

8

10

3

现存数

164

7

4

7

5

　　资料来源：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国民政府财政金融税收档案史料(1927-1937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7年版，第373页表。

　　1.得益于华侨投资颇多。华南财团的大部分银行是由华侨投资创办的，如广东银行由美国华侨陆蓬山等集资创办，初设旧金山，后与日本华侨李煜堂、李自重、李星衢等合股在香港成立总行。和丰银行由南洋华侨集资组织，最大股东林秉祥、林秉懋昆仲系新加坡著名的资本家。东亚银行由日本华侨简东浦等创办，中兴银行由菲律宾华侨商人薛敏老、李清泉等创办，香港工商银行由美、加华侨集资创办，香港华商银行由香港世传的越南米商刘氏家族投资创办，金华实业银行主要由美国华侨投资创办，永安商业储蓄银行由澳洲华侨郭氏家族创办，嘉华储蓄银行由美洲及澳洲华侨创办，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由澳洲华侨马应彪、蔡昌、郭乐等创办，东方商业银行系由南北美洲及南洋华侨组织。

　　2.华侨金融的枢纽。如广东银行营业发达，“俨然为华侨银行中之中央银行”(20)。中兴银行是“菲律宾惟一华侨金融机关”(21)。香港华商银行纽约支行于1922年1月2日开幕，舆论称之为“美国华人第一银行”(22)。新加坡和丰、华商及华侨3家华资银行实行合并后，“便为海外华人资本最雄厚之银行”(23)。香港工商银行在粤居于重要地位，有“与广东银行共为广州银行界之翘楚”的美誉。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穗行被称为粤省“华资经营之银行中后起之健者”(24)。其沪行于1922年11月3日开幕，上海军政绅商各界领袖前往道贺者，车水马龙，备极一时之盛。(25)

　　3.侧重经营国际汇兑。由于所处地域的产业尚未充分发展，而商业却非常旺盛，华侨汇款额巨大，国际转口贸易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故华南财团各主要银行的活动，首推经营国际汇兑。民初中国国内银行兼营国外汇兑者约有10家左右，其中广东、东亚、工商即占3家，其营业皆以国外汇兑为主，如东亚银行收集资本和存款几乎尽为外汇而运用，广东银行在1927年前后每年做进出口押汇300万元，是华资银行做此业务最多者之一。(26)

　　4.与国内历届政府关系较为疏远。近代中国金融资产阶级并未完全支持北洋军阀政府，华南财团与之更是缺少渊源。民国时期，我国银行业与政府公债有不解之缘，由于公债被银行承兑而转化为银行资本，并未转化为产业资本，而由银行转贷给政府作为政费和军费，给国民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都造成消极影响，但华南财团此种作用甚微。华南财团主要银行设在香港和新加坡，在英国当地殖民政府注册，故受国内政局的冲击较小。出于种种考虑，有些内地华商企业亦在香港注册，如嘉华银行成立时因怕受国内时局变动的影响，决定在香港注册。其实香港总行仅一块招牌，真正的总行还是在广州(27)。除广东银行于30年代中期被宋子文系势力所控制外，华南财团其他银行始终保持着纯粹的商办性质。

　　5.创办人大都为金融业外行。当时国内一大批具有较高修养的职业银行家登上金融建设的历史舞台，他们多数受过高等教育，不少人还留学国外，掌握了近代金融专业知识。而华南财团的创办人及主持人大都是华侨，尽管对西方经济知识较为熟悉，但缺少训练有素的银行家(28)，故经营颇为坎坷。以经商的经验办银行，并热衷于投机，倒闭者不在少数。如香港华商银行之倒闭，系因纽约分行投机美金失败，而牵累香港总行及沪、穗分行一同倒闭(29)；工商银行沪行有大量流动资金来自投机分子，不及10年，因外汇投机而多次受打击，遂自行宣告倒闭(30)。嘉华银行主持人缺乏办银行的业务知识和经验，并从事地产及公债投机，故其失败并非偶然。(31)

　　6.成员结构的闽粤地缘性。华南财团各银行的主持者几乎都是闽粤籍人士（详见表3），特别是与广东有不解之缘，因为“粤人擅长经商，国外华侨，各省商帮，每年均有巨额余利汇回故乡，此种汇拨收入，尤为粤省继续增加之财富源泉”(32)。浓厚的地缘色彩性也会产生一些狭隘性，如香港华商银行沪行的存款“大半均系粤人所存”(33)。中兴银行负责人对国内华资同行还有一种排斥性，如1938年春，交通银行准备在马尼拉设分行，遭其不满，认为交通银行前来竞争，对之不利，后经几度联系解说，始获谅解。(34)

　　7.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中国内地所有主要的华资银行都以中国、交通两银行为中心，有的甚至就是在两行的直接帮助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大都需领用两行发行的钞票，许多华资银行还对两行进行投资入股。但华南财团各行很少有这种情况。内地华资银行之间的协作关系，还表现在银行家的相互投资和兼职，以加强团结和沟通联系，但此特点在华南财团中亦不突出（参见表3）。华资银行内部关系之一即是同业组织，在华南财团中，以香港华资银行为凝聚的核心。香港华人银行公会以银行为会员单位，凡在港各华资银行（包括国内外华资银行设于香港的分支行）皆为会员，该公会主席由各行轮流担任。华资银行还在香港汇兑银行公会（由中外银行合组）占有半数席位(35)。通过同业组织，各银行常互通声气，在舆论方面采取一些协调行动。

　　四、华南财团的历史作用

　　谈到这里，必须就华南财团的性质作一剖析。过去学术界一般都认为中国近代金融业无不带有买办性和封建性，而银行等则具有更多的买办性，并兼有封建性。特别是对所谓的几大财团，如“文革”前，黄逸峰曾在天津史学界讲：旧中国江浙、华北、华南等财团是由买办阶级组成的(36)。20世纪80年代初，黄逸峰、姜铎仍认为3大财团是买办阶级，华南财团和江浙财团一样主要是职业买办队伍资本积累的结果(37)。姜铎还提出3大财团兼有民族资本和官僚资本二重性格，而以后者为主要倾向(38)。也有学者持不同见解，如黄逸平认为1927年以前的4大财团都是民族资产阶级，只不过有较多的买办性和封建性，既未形成资本垄断，又非买办阶级，江浙财团中有不少买办已转化为民族资本家(39)。应该说，几大财团具体情况并不完全一样，华南财团并非官僚买办阶级，一乃其中主要成员为华侨，职业买办寥寥无几；二乃不像华北、江浙财团那样曾与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有过极为密切的关系。

　　资料来源：吴醒濂编：《香港华侨名人史略》，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中国征信所编：《上海工商名人录》，美华书馆1936年版；金融史编委会编：《旧中国交易所股票金融市场资料汇编》下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2183-2189页；报载各银行广告。

　　华南财团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华南财团以粤籍人士居于主流，广东的情况比较特殊，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它是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孙中山北伐的根据地，政治色彩浓厚，金融资本家亦深受影响。如李煜堂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前后大力赞助革命，输财助饷，筹策匡时。其子李自重亦为同盟会员，追随孙中山从事民主革命，后弃政从商，入广东银行(40)。香港工商银行“始终带有政治意义”，初时是作为孙中山和华侨联络的一种机构，创始资本绝大部分是由前“仁社”一些在沪、港的社员提供，其次是在香港和上海的前同盟会会员中应招，再次来自北美华侨。香港华商银行亦曾大力支援广东革命政府。(41)

　　2.辅助实业，调剂金融。华南财团各银行是港、粤、闽系工商界金融活动的中心，它同近代华商四大百货公司关系密切，如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为我国海内外绅商、暨先施永安各大公司同人所合组”，其信用和办事效率在各华资银行中，“亦可首屈一指”(42)。广东银行大股东和董事长李煜堂为新新百货公司的大股东和监督，其穗、沪分行经营非常活跃。华南财团还联系着一部分由归侨所主办的近代工业，如东亚银行和广东银行与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有密切的合作关系。东亚银行董事长周寿臣和总司理简东浦均为该公司董事，周氏还曾一度担任过公司董事长。广东银行董事长兼监察人李煜堂亦参加公司的董事会议(43)。华南财团通过向内地民族资本企业放款，与产业资本相互交融。如金华实业储蓄银行“以辅助实业为宗旨”，广东银行和国民商业储蓄银行对上海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大量贷款。此外，沪上粤商主办的鸿裕、伟通、鸿章等纱厂，也为这些银行的金融往来对象。(44)

　　3.发挥内引外联的特殊作用。近代我国民族资本在海内外设有不少联号企业，需要华资银行提供金融服务，由表1可见，它们在国内外各埠广设分行，至于其代理处更是遍及欧美、澳洲及南洋各地，由此编织起辐射海内外的经贸网络，扩大了华南财团在海内外的影响，亦加强了与中国内地的经济联系。汇兑之依赖进出口贸易自不待言，而华侨每年由海外汇款回国，泰半经由香港银行或银号之手，此项庞大交易，在香港金融业务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如香港工商银行除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营业重点是接驳侨汇，改变了过去美洲华侨主要由汇丰等外资银行办理汇款的局面，故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侨汇，对北美华侨的影响日益增加(45)。其他各商业银行在其所在地除储蓄、按揭等业务外，亦兼营汇兑、保管等业，管理手段先进，很受内地民众和华侨华人之信任，营业稳固。

　　4.与内地同行相互提携。华南财团经营重心虽在海外，但与内地同行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配合。如上海银行公会乃中国民族金融资本最重要的组织，广东银行是其最早的成员之一，参加了1918年7月8日的第一届董事成立会。东亚银行、香港工商银行、和丰银行、中兴银行、香港国民商业储蓄银行等亦相继加入。至1932年，该会共29家银行中，华南财团占了6席(46)。华南财团和内地同行间在重大问题上是相互帮助和支持的，如国外汇兑便利国际贸易，调剂中外金融，关系綦重。华商银行界一开始即注意及此，而以香港、上海二埠营业最为发达，遭致洋商银行之忌，不断加以阻挠，酿成风波。1924年6月，香港华商银行因亏累闭歇，渣打、正金等外商银行因外汇关系，均被亏欠巨款。香港各外商银行遂利用此机会通过新章，借故排挤华资银行，使之不能再做外汇业务。香港华资银行一致抗议，上海银行公会致电香港华人银行公会，对其“深表同情，愿为后盾，务望坚持到底。”(47)又如30年代初，新加坡和丰银行发生挤兑，当地侨领深恐波击另外两家（即华商、华侨）银行，要求国内中国银行张嘉璈给予支持，当中国银行宣布本行给以“无限制援助”后，风潮即告平息，这显示出上海金融业对新加坡金融业的有力影响(48)。当然，华南财团亦乐意帮助内地同行，如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初创时，陈光甫赴南洋各地考察，曾向李清泉、薛敏老等招募股款。陈氏对香港国民商业储蓄、中兴、华侨等银行的情况比较熟悉，1934年初派职员赴南洋考察，与各行接洽，建立联系(49)。抗战初期，金城银行在马尼拉成立友联公司，请中兴银行总经理代为进行登记。张嘉璈亦飞槟榔屿，为邮政汇业局同华侨银行负责人签约，合作尽量吸收侨汇(50)。

　　可以说，华南财团是中国近代民族资本在闽粤及海外的一支生力军，其在商品流通、中外贸易、融通资金、民众储蓄、华侨汇兑、扶助实业乃至支持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多方面的建设事业做出了相当的贡献，为加强海内外华人的经济联系，振兴城乡社会经济均起子积极的作用。

　　注释：

　　①参见姚会元《略论“江浙财团”的形成》，《江海学刊》1995年第1期；黄逸峰、姜铎：《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姜铎：《略论旧中国的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②参见全天慰《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3页；林汉甫：《关于上海中国银行1916年抗令兑现的回忆》，《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页。

　　③ 转引自王承志著《中国金融资本论》，上海光明书局1936年版，第97-98页。

　　④ 引自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39页。

　　⑤杨荫溥：《五十年来之中国银行业》，中国通商银行编：《五十年来之中国经济》；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1辑，台北文海出版社1974年再版。

　　⑥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198页。

　　⑦陈达：《南洋华侨与闽粤社会》，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63-64、67页。

　　⑧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编：《中华民国商会全国联合会纪念刊》，1948年编印，《专论》第27页。

　　⑨《论香港工艺蒸蒸日上》，《香港华字日报》1905年7月10日。

　　⑩《与客论省港比较》，《香港华字日报》1923年9月27日。

　　(11)《商务》，第35页。《东方杂志》丁未年（1907年）第1期。

　　(12)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334页。

　　(13)香港华资银行开其先河者，当首推1891年创立的由华洋合资的香港中华汇理银行(National Bank Of China Limited,Hong Kong)，1911年时停闭。迟至清末，香港华资银行尚付阙如。尽管新加坡粤帮于1903年和1907年分别开设了广益银行和四海通银行，但并非华南财团的主干。

　　(14)《中行月刊》第16卷第6期，1938年6月，第52页。

　　(15)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202页表。

　　(16)参见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202-2203页表。

　　(17)参见同书编委会编：《民国小丛书·中国货币史银行史卷》，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3-4065页表。

　　(18)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200页。

　　(19)《银行货币》，《中行月刊》第13卷第6期，1936年12月，第65页。

　　(20)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039页。

　　(21)《中兴银行广告》，《银行周报》第20卷第34号，1936年9月1日，第18页。

　　(22)《国外专电》，《申报》1922年1月5日，第6页。

　　(23)李长傅：《中国殖民史》，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9页。

　　(24)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银海纵横——近代广东金融》，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155、157页。

　　(25)《本埠新闻》，《申报》1922年11月28日，第17页。

　　(26)汪敬虞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1895-1927)》下册，第2292页。

　　(27)冼锡鸿：《嘉南堂·南华公司·嘉华储蓄银行》，《广州文史资料》第14辑，1965年1月。

　　(28)简东浦、薛仙舟等乃属少数的例外。简氏早年曾留日，先后在日本正金银行和横滨万国宝通银行服务达12年。见《简东浦》，吴醒濂编：《香港华侨名人史略》，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薛氏“为国内有数之经济学家，亦为中国提倡合作事业最早最热心者”。见《本埠新闻》，《申报》1927年9月15日，第14页。

　　(29)《国内要闻》，《申报》1924年7月1日，第10页。

　　(30)黎照寰：《也谈解放前华侨在广州投资纪略》，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页。

　　(31)冼锡鸿：《嘉南堂·南华公司·嘉华储蓄银行》，《广州文史资料》第14辑，1965年1月。

　　(32)《国内要闻·广东金融之分析》，《银行周报》第20卷第36号，1936年9月15日，第2-3页。

　　(33)《本埠新闻》，《申报》1924年6月13日，第13页。

　　(34)沈叔玉：《菲律宾交通银行概况》，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5)》，第72页。

　　(35)参见姚启勋《香港金融》，香港1940年1月编印，第37-42页。

　　(36)冯士钵：《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几个问题》，《历史教学》1964年第8期。

　　(37)黄逸峰、姜铎：《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4页。

　　(38)姜铎：《略论旧中国的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39)黄逸平：《江浙财团析》，《学术月刊》1983年第3期。

　　(40)《李煜堂》、《李自重》，吴醒濂编：《香港华侨名人史略》，香港五洲书局1937年版。

　　(41)黎照寰：《也谈解放前华侨在广州投资纪略》，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15、319页。

　　(42)《本埠增刊》，《申报》1926年10月10日，第1页。

　　(43)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471、753页。

　　(44)参见姜铎《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

　　(45)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编：《银海纵横——近代广东金融》，第156页。

　　(46)徐寄庼编：《最近上海金融史》下册，上海华丰印刷铸字所1932年增改第3版，第112-114页。

　　(47)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7-227页。

　　(48)洪葭管：《关于近代上海金融中心》，《档案与史学》2002年第5期。

　　(49)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史料》，第26、645页。

　　(50)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79、6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