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蔡时/单强

　　多年以来，我国史学界对李鸿章这一复杂历史人物的研究，一直停留在对其镇压农民起义与大搞投降外交的表层批判上，而忽视了李鸿章许多超越同时代人的进步思想与活动。本文试从对外开放的角度，将李鸿章的思想与活动，置于改革、开放和近代化这一宏观的历史背景下进行考察，以加深我们对李鸿章的全面认识。

一

　　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是指从闭关锁国的愚昧状态中摆脱出来，敢于正视现实，勇于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机器设备、科技人才，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经济、外交、文化往来，利用外资以推进中国向近代化迈进。那么，作为封建清政府的高级行政长官李鸿章，何以会产生开放的思想和行动呢？

　　首先，是近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十九世纪中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自由竞争的高峰，社会生产力日益提高，从而导致分工和交换的扩大。这种分工和交换，在十九世纪中叶更演变成国际性的分工和交换。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那样，“资产级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4页。）。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国家要想发展，一个民族要想强大，必须走国际协作、对外开放的道路。

　　其次，是国际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必然趋势。国际性社会化大生产的不断发展，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近代化的交通工具，极大地密切了世界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之间的经济联系。“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5页。）。通过对外开放发展国际间经济、文化交流，以促进本国近代化建设，已成为近代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中国的发展同样也不可能游离于国际间普遍的经济联系之外。

　　第三，是中国近代化的迫切发求。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古老中国的大门，被西方资本主义的重炮轰开后，闭关锁国思想开始瓦解。尽管统治阶级中最腐朽的势力仍在高唱“天朝上国”、“神威远震”的老调，但冷酷的现实使统治阶级中的开明人士不得不承认，闭关政策已经破产。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林则徐、魏源等人震惊于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工商展达，而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道路，这是中国近代对外开放思想的萌发，也是李鸿章对外开放思想形成的思想基础。

　　李鸿章自幼受的是封建教育，1843年，中英《南京条约》订立的第二年，正当林则徐、魏源等人摸索“师夷制夷”的救国方略时，李鸿章满怀“封候”之心，赴京应试。1845年，他投师曾国藩，“求义理经世之学”，两年后考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1853年，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蓬勃发展之时，他追随侍郎吕贤基回籍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在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战争中，青年李鸿章深得曾国藩赞赏。1859年，他投入曾幕，襄办湘军营务。从李佐曾幕期间代曾所拟奏折来看，李鸿章已经提到要“资夷力以助剿济远”，“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然而，这种主张只不过是为镇压农民起义的应急措施，并不能说明李鸿章已由封闭型的士大夫转变为近代开放型的知识分子。李鸿章这一重大转折，是在60年代初与英、法会剿太平军的过程中完成的。

　　1862年4月，李鸿章带领着服饰粗陋，武器落后的淮军刚进上海时，遭到了外国人的嘲笑。起初，他还强打精神：“军贵能战，非徒饰观美，迨吾一试，笑未晚也。（注：《清史稿》卷四一一。）”然而，在上海青浦一带，淮军连连受创。在联合绞杀太平军的过程中，在耳濡目染了西方的近代文明，他认识到：洋人“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所能及。”于是，他萌发了学习西方，对外开放的思想，并开始“戒谕将士，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二，第46～47页。）。于是，他一面向英法购买现代武器，雇用外国军官任淮军各营教习，命令淮军练洋操，使用热兵器；一面招募外国工匠，开办军火工厂，制造开花炮、自来火等武器，力图使淮军近代化。1865年，李鸿章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开端，同时，也是李鸿章对外开放活动的嚆矢。

　　李鸿章从练兵制器开始，就以对内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抵御西方资本主义侵略为目的。1863年4月21日，他在致罗淑生函中说“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英法于江浙助剿，小有补益，将来甚为可虑，但望速平太平军，讲求戎政，痛改数百年营伍陋习，使我能自强，则彼尚不妄生觊觎，否则后患将不可思议也”（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第12～13页。）。从阶级立场分析，李鸿章的对外开放有反动的一面；从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出发，他的对外开放又有爱国的一面；后者是主要的。

　　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掌握中国的军事、经济、外交大权。通过与西方文明的频繁接触，李鸿章对外开放的活动逐渐发展，由引进西方军事技术，使国防近代化，发展到引进西方科技成果、人才、外资以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工业体系，从兴办近代学校，培养新式科技人才，到实行开放的近代外交。为确保开放拥有安定的社会环境，他制定“外须和戎”的外交政策；为确保开放、引进能在中国生根发芽，他积极推行“内须变法”的方针，并以实际行动影响政府，把对外开放、对内变法定为19世纪后期政府的施政方针。

　　李鸿章开放思想的贯彻执行并不一帆风顺。他的开放主张与开放活动，受到闭关自守者的诘难。在引进外资办厂、开矿、修铁路、架电线、设立洋学堂、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等一系列开放活动中，他受到了来自社会各阶层的强烈反对。有人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有人视其为“离经叛道”，更有人攻击他是想“以夷变夏”的“乱臣贼子”。面对守旧分子的攻讦，李鸿章毫不动摇。他反驳说：“江海各口，门户洞开”（注：《洋务运动》三，第149页。），“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可强分界画”（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稿函，卷一。），“五洲列国，变法者兴，因循者殆。强大道处，互争自强之胜算，已日新月异而岁不同。人利器而我顿芒，正不知操何术以自善。然闭关谢使可也，试问强邻及，自返能乎？我俯首合掌，安禁彼不付背而扼吮”（注：《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32、226一267、101—102页。）？他表示为开放而使中国自强，宁愿“冒险负谤”。

　　1896年，年逾七旬的李鸿章踏上了访问欧美5国的旅程。在俄、德、法、英、美诸国，通过访问，他对西方文明的各个层面都有了较深认识。时人写道：“李中堂之使泰西也，国计民生，日往来于方寸。故遇有可裨益之事，穷日夕之力以察之；其遇未能洞彻之处，竭口舌之力以问之”（注：《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32、226一267、101—102页。）。李鸿章自己也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即如欧洲政教，本大臣耳熟能详，徒以道阻且修，心领而未由目击；今则见所见而去，尤胜于闻所闻而来（注：《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32、226一267、101—102页。）”。这时，李鸿章对开放又有了新的认识，认为中西国情不同，中国的改革、开放不是一蹴而就，而是一项复杂、长久的事业。他在一次演讲中说道：“以华人生齿之繁，求其一世中于变时雍，与西方相伯仲，天下纵有笨伯，亦断不敢谓今日言之，明日成之也”（注：《李鸿章历聘欧美记》，第32、226一267、101—102页。）。

　　通过与闭关守旧分子的论战和访问欧美所见，李鸿章对外开放的思想更加坚定，社会影响也日益扩大，他的开放活动也逐渐向深层拓展。

二

　　随着李鸿章对外开放思想的产生与发展，他的开放活动也逐步展开，概括说来有以下几方面：

　　1、引进西力军事工业，建设近代化国防。1862年，淮军首先接受近代军事装备与训练，这是中国陆军近代化的肇始。1865年，他在上海开办了我国第一家近代军用工业江南制造总局，生产后膛枪、新式钢炮、子弹、水雷、火药等，供给南北洋军队使用，部分调拨各省军用。同年，在调任两江总督时，又在南京创办金陵机器局专门制造新式枪炮。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接管了天津机器局。他从香港招募大批外国工匠，制造钢炮、子弹、水雷等供给淮军与吉林、奉天、热河、察哈尔等省军队使用。这三家机器局，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每年生产的大批军火，源源不断地供给中国军队，提高了军队的素质，加强了国防建设。

　　此外，李鸿章还派遣数批军官、工匠出国学习制造、驾驶。1876年4月，他派卞长胜一行7人赴德学习陆军。12月，他与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联衔会奏，选派船政局生徒共30名分别去英、法学习驾驶、水师兵法及制造。1881年与1885年，他又选派32名军事学员出国留学。李鸿章认为：“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奇才叠出，月异日新。……若不前赴西厂观摩考察，终难探制作之源。……如此分投学习，期以数年之久，必可操练成才，储备海防之用”（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第20—23页。）。自1871年至1894年，李鸿章购船、练兵、筹办海防，加速了中国的海防近代化。1871年，李鸿章首先在大沽口营造新式炮台，安置了金陵机器局制造的数尊大炮。1880年，在天津创办水师学堂，培养海军将官，并不惜重金，从国外购买15艘兵船。同时，他又修建旅顺船坞、大连和威海卫军港。1891年，李鸿章北洋海军粗具规模。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到满意：“海军一支，规模略具。将领频年训练，远涉重洋，并能衽席风涛，熟精技艺。陆路各军，勤苦工操，历久不懈。新筑台垒，凿山填海，兴作万难，悉资兵力。旅顺威海，添设学堂，诸生造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药、栗色药、后膛炮、连珠炮、各种大小子弹，计敷各舰操习之需，实为前此中国所未有。综核海军战备，尚能日新月异；目前限于饷力，未能扩充；但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注：《洋务运动》三，第146页。）。李鸿章为中国国防近代化打下了基础。

　　2、引进外资，建设中国近代化工业体系。70年代，李鸿章逐渐意识到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严重性，遂把开放的重心转移到近代化的经济建设上来。他认识到，中国劳动力低廉、资源丰富、市场广博，只要引进外资，发展民族工业，就可以挽回利权，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他说：“既不能禁洋货之不来，又不能禁华民之不用，……曷若亦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相埒，彼物来自重洋，势不能与内地自产者比较，我利日兴，则彼利日薄”（注：《洋务运动》一，第50页。）。187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了我国第一个资本主义企业——轮船招商局；1877年，设立开平矿务局；1882年，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8年，主持开办漠河矿务局；1880年，设立天津铁路公司。从1872年开始，李鸿章在中国东部沿海共创办了六大企业，涉及开矿、航运、电讯、交通、纺织等五大工业部门，建立了中国近代工业体系的雏形。在上述六大企业中，李鸿章都积极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设备，大胆聘用洋工程师，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用李鸿章的话来说，达到了“外以折强邻窥伺之渐，内以植百年根本之谋”（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1辑，下册，第722～723页。）的目的。

　　李鸿章在引进外资的问题上，坚持三项原则：一是“由我自主”，防止洋人干预；二是“不准洋人附股”，防止洋人渗透；三是国家指定日后所收之利，“陆续分还”外债，防止洋人掠夺（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十五。）。从李鸿章引进的近一千万两外资来看，利息一般都不高，也没有附加重大的政治、经济条件。即使有些外债条件苛刻，也并未因之丧失主权。李鸿章积极利用外资，发展中国近代工业，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3、派遣使节，开展近代外交活动。自1870年李鸿章任直隶总督以后，经常参与外交事务，渐渐成为政府的首席外交顾问和外交决策者。在中外交涉的实践中，他逐步认识到外交的重要性以及中国进入国际外交的必要性。他感叹道：“立国之根基，不战而诎人者，攻心为上计。自来备边驭夷，将才、使才二者不可偏废。各国互市遣使，所以联外交，亦可以窥敌情。”他奏请政府遴选“熟悉洋情，明练边事”的三四品京堂大员，赏给崇衔，分别派驻日本、美洲、欧洲各国（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四，第27页。）。1875年12月，清政府正式任命陈兰彬、容闳为外交使节，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次年，又派何如璋、张斯贵出使日本；1876年11月，候补侍郎郭嵩焘、刑部员外郎刘锡鸿出使英国。

　　在遣使问题上，李鸿章同样遭到闭关守旧分子的种种阻难。当郭嵩焘奉命出使欧洲时，国内有人撰联骂他，“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注：《（壬秋）湘绮楼日记》三月初三。）。面对守旧派掀起的狂风恶浪，李鸿章毫不妥协。他接连保荐具有近代外交知识和外交才能的李凤苞、曾纪泽、张荫桓、刘瑞芬、洪钧、黎庶昌、崔国因、薛福成、许景澄等人出使世界各国。这些近代中国第一批外交使节，在争取国家独立、民族利益方面，都做出了力所能及的贡献。

　　4、派遣留学生，走向世界，了解世界。对外开放首先是要认识世界，敢于走向世界。开放活动中所引进的科学技术，能否有效地为我所用，主要取决于国内科技人才的素质。为此，李鸿章于1871年、1872年连续两次上奏，请派遣学生赴美留学。1872年8月11日，第一批30名中国学生踏上了横渡重洋的航路。此后，清政府又连续三年共遣留学幼童90名。1877至1885年，李鸿章又奏派三批留学生赴欧洲各国学习。在短短的20年间，他奏派赴欧美的留学生达200人之多。

　　这批留学生从古老的中华帝国走向世界，一反他们的先代所为，摒弃八股制艺而学习近代军政、机械、造船、铁路、采矿、邮电、农业、医学专业，成了中国第一批受过正规训练的实业人才。他们回国后，充实了本国技术力量，增强了中国自力更生的能力。福州船政局的归国留学生，在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离厂后挑起了技术、制造的重担。闽厂中国工程师生产的军舰，连外国工程师也惊叹：“非经目睹，尚难信闽厂有此精工巨制”（注：《洋务运动》五，第325页。）。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独立建造京张铁路；罗国瑞设计了湖南、云南、广东的铁路。许多留学生成了各省首任电报局局长，“他们所获得的知识使中国开展现代通讯，并且因为这个原因，电报系统可以说摆脱了外国的政治干预”（注：Thomas E.LaFargue：China｀s Fnst Hundred P92。）。在海军中，一批留学生充任了各舰中高级将官，著名的海军将领如林曾泰、刘步蟾、林永升、叶祖、方伯谦、萨镇冰等都是从外国回来的留学生。此外，留学生唐绍仪曾任民国第一任总理，梁敦彦任外长。派遣留学生出国，导致了中西文化在更深层次上的交流、冲突和融合。留欧学生严复，第一次系统地把西方资产阶级的哲学与政治学说介绍到中国。严复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天赋人权论为武器，对封建制度所作的批判，对近代中国起了巨大的启蒙作用。这些近代思想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开放造就了良好的文化氛围。

三

　　李鸿章的对外开放活动，由于受到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他的“中体西用”的思想制约，具有以下特点。

　　1、被动性。当闭关自守的大门被打开以后，中国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开放则生，闭关则亡。在这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李鸿章才被迫选择了对外开放的道路。近代世界是个开放的社会体系，而中国却是在鸦片战争后被强行卷到这个体系中来的。从开放区域上来说，中国的对外开放呈现出由东向西、从沿海向内地推进的阶梯形开放特征。东南沿海五口为第一阶梯，内河各口为第二阶梯，腹地各口为第三阶梯。这种阶梯形开放模式，是爱国与闭关自守两种社会力量交互作用的结果，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特点，也是李鸿章开放活动的运行轨迹。

　　2、表层性。李鸿章在思想深处对中西文化的认识是“中体西用”，中国数千年传袭下来的文武制度是“远出西人之上”，只是器数之学逊于西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李鸿章对外开放的活动仅仅停留在物质文明等文化表层结构上，而对于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对于人人平等的思想，他不敢学而且加以抵制。例如，李鸿章对宣扬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督教，持有非常强烈的排斥心理。太平天国失败后，西方传教士意欲到南京、安庆建堂传教，遭到李鸿章的坚决反对。李鸿章在日后的行政管理与对外交涉中，不放过任何扼制教会势力的机会。传教士攻击他是“对欧洲的思想和宗教表示仇恨的狡猾的敌人”（注：《江南传教史》（中译本）第2卷，第64页。）。传教士艾约瑟对李鸿章乐意接受西方科学，却反对基督教的行为表示不解，因为他不了解李鸿章复杂的内心世界。

　　清政府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封闭社会心态，也阻滞着对外开放向更深层次延伸。他们对于一切社会变革“必竭力以阻挠”（注：《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5～18页。）。再加上开放首先是伴随着血与火的引进，更强化了国民的怨惧心理。当70年代郭嵩焘奉命出使欧洲时，引起朝野轰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旧世纪之交，一场义和团运动竞能掀起席卷全国的反开放浪潮，这正反映了国内开放环境的不成熟。三十多年来，李鸿章的开放活动每推进一步，都要克服巨大的阻力，上受制于腐败的清廷，中受制于保守同僚，下受制于愚昧国人。连一些外国友人也同情李鸿章的遭遇，“他在无数的困难之中劳动着，一些和他同辈或比他高级的政府官员，由于个人的竞争与厌嫌，恶毒地反对他；其他高级官员，出于极端守旧动机，阻挠他的计划，认为孔夫子时代用的武器今天是不应当改良的；还有另外一些人，极端仇外，所以反对他。虽然他们知道，李鸿章一切努力的主要目标是保护共同的祖国，反对外国的侵略，但是由于愚蠢，不懂得‘以火攻火’的规律，反而想法谴责他采用西法”（注：《洋务运动》八，第467～468、页。）。在这种环境中，改革、开放很难向纵深发展。

　　3、辅成性。对外开放是一项崭新的事业，要使开放卓有成效，必须造就良好的开放环境，这就需要对闭关时代的社会政策及制度，进行较大的改革与调整。李鸿章的开放与改革是同步进行的。

　　对外开放首先要有一批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人才，以了解世界形势。李鸿章认为“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能谈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晓外国语言之人”（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第11～13页。）。于是他设立广方言馆，培养外语人才。他还认为，为保证对外开放活动的顺利进行，应使更多的人掌握开放所必需的世界知识和近代科学技术。因之在外交方面，要培养深谙外国公法的人才；在制造方面，要培养能工巧匠；在军事方面，要培养近代指挥官，这就需要改革一千多年来的科举考试制度。针对当时国内“所用非所学”的局面，他上奏朝廷：“臣愚以为科目即不能骤变，时文即不能遽废，而小楷试帖，太蹈虚饰，甚非作养人才之道。似应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注：《洋务运动》一，第129页。）。他主张在沿海各省设立洋学局，分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学等门类，延揽有专长的人才入局，并与聘请的外国技术人员共同研究，然后分配至船厂炮局，分别文武，按工作成绩奏奖升阶，授以沿海实缺，和正途出身无异。

　　开放需要良好的交通、通讯条件。于是，李鸿章兴致勃勃地修铁路、架电线。到19世纪末，中国近代电报通讯网络已粗具规模，“东至东三省，南至山东、河南、江苏、浙闽、两广，缘江而上至皖、鄂，入川、黔以达云南之极边，东与桂边相接，腹地旁推，交通几于无省不有，即隔海之台湾，属国之朝鲜，亦皆遍设”（注：《洋务运动》六，第418页。）。这一方面是对外开放的成果，另一方面又为对外开放向纵深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总之，李鸿章的改革，是服务于对外开放活动的，是以开放的要求为转移的。改革与开放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这是李鸿章对外开放的又一特点。

　　4、依赖性。李鸿章的改革，力图为开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内环境。但是，许多问题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尽管他广兴近代学堂，培养科技人才，而技术力量仍远远不能满足对外开放的要求。所以，在李鸿章开放活动中创办的工矿企业中，主要部门的技术大权几乎全为洋工程师控制，导致他的事业表现出明显的对外依赖色彩。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厂里制造工作，全由洋匠主持，与购买外洋东西差不多。”感叹：“不雇洋匠，即使造一小船，也不甚得法，行动迟钝”（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第18页。）。关于开放的依赖性，当时就有人批评：“各省设立制造船政、枪炮、子药等局，不下十余处，向外洋购置机器物件，不下千百万金，而于制造本原，并未领略……一旦有事，件件仍须购自外洋……各厂之设也，类依洋人成事……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注：《皇朝经世文》三编，卷十六，第2页。）。李鸿章也自认，“中国仿造，皆其初时旧式，良由师资不广，见闻不多，官厂艺徒，虽已放手自制，只能循规蹈距，不能继长增高。即使访询新式，孜孜效法，数年而后，西人别出新奇，中国又成故步，所谓随人作计终后人也”（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十八，第20页。）。同时，在仓促走向开放道路时，并不具备开放所必需的各种常识，这不能不造成一些失误。有资料记载，每年都有大批军火外商与李鸿章做买卖，“这些人都急流般地奔向天津去。每一个人都说他自己的枪是最好的，每一个都说他的水雷是近代战争中唯一可靠的武器。……不幸北洋大臣对这些近代战争的奇异器械的性能或品质，在比较上优秀如何是一无所知的。各种买卖代理人便和他的部属及翻译结交朋友，他们贿赂李的幕客与门房，……结果，给中国增加了费用，买了许多不必要的东西”（注：《洋务运动》八，第468—469页。）。对于这些失误，我们只能寄予同情和惋惜，绝不能简单地说李鸿章的开放是卖国活动。恰恰相反，李鸿章在对外开放中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体现了一个中国人应有的民族自尊心。

　　例如：1882年，美国商人魏特摩企图私自在上海开办纺织厂，李鸿章严加制止。几年后，日本大阪纺织会社筹划在上海建轧花厂，纠集英、美、德三国商人，未经中国政府允许，擅自在浦东购地建厂，也被李鸿章勒令停工。但日商悍然无视中国方面的抗议，于1893年竟将大批轧花机运入上海。李鸿章态度非常强硬，令海关禁止入口。日商又纠合各国驻沪领事无理取闹，但李鸿章始终没有妥协，成功地粉碎了外资入侵的阴谋。

四

　　鸦片战争后，李鸿章是比较明确地提出开放主张并且付之实践的重要人物。他的许多开放主张对后人颇多启发。与他的同时代人相比，李鸿章的开放、改革思想具有十分明显的进步性。19世纪末，孙中山先生在批判国民的守旧心态时指出：“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注：《孙中山选集》上册，第187～188页。）。对外开放六七十年后，中国一般国民尚不能完全接受开放思想，在心理上尚不能从孤立转向联合，而早在半个世纪之前，李鸿章就为开放而奔走呼喊了。在开放问题上，他确实比他的同时代人具有超乎寻常的洞察力。近代中国社会的主题是近代化，改革、开放则是近代化的两大支柱。所以，是否拥护改革开放，应成为我们评价近代历史人物、社会思潮、历史事件的新的价值尺度，也应成为我们对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演变的新的透视点。

　　在近代中国，许多人是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李鸿章则脚踏实地，为中国近代化事业做出了较大贡献，而他的开放活动比开放思想更加引人注目。在军事上，他引进西方近代化的军事装备，聘用西方军事教官，引进近代军事工业使中国国防近代化以抵御外侮。冯子材镇南关大捷、台湾守军击毙戈登、甲午海战中邓世昌勇撞敌舰、平壤战役左保贵奋勇抗日，是近代史上光辉的篇章，也是开放的巨大成就。在经济上，引进外资、技术、人才、设备以建设中国近代工业体系，增强独立自主的能力，抵抗外国经济入侵。李鸿章最早创办的轮船招商局，敢于向外资在华轮船公司挑战，80年代初，轮船招商局力敌美国旗昌和英国太古、怡和三家外国轮船公司，在激烈竞争中，旗昌被招商局打败兼并，太古、怡和作出妥协，与招商局订立了“齐价合同”。北方的开平煤矿也相继将日煤从中国北方市场天津、旅顺、大连逐出，夺回了国内市场。

　　李鸿章对外开放的最大成就是使国人增强了变革意识，特别是那些归国留学生，切齿于中国的愚昧、落后而欲改造之。“学生既被召回国，以中国官场之待遇，代在美时学习生活，脑中骤然变迁，不堪回首可知，以故人人心中咸谓东西文化，判若天渊，而于中国根本上之变革，认为不容稍缓之事。此种观念，深入脑筋，无论身经若何变迁，皆不能忘也”（注：《洋务运动》二，第198页。）。历史地看来，李鸿章的开放活动养育了一代新人，促进了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的产生，间接地导致了瓦解封建制度的民主革命。

　　一石激起千层浪，李鸿章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开放的行动上，都丝毫没有要消灭封建专制制度的意图，相反，他的开放初衷乃是想使封建清朝帝国免遭灭亡。但他的开放活动对中国社会各领域的冲击，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扩大，最后的社会影响已完全超出了他的最初愿望。诚如恩格斯所说：“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