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铎

　　旧中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社会的过渡和转化，共花了109年时间，经历了晚清、北洋、国民党三代政府。虽然这三代的政府在近代化事业的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都有所建树，但从根本上说却始终未能完成上述的转化，中国直至解放前仍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形态。在这三代政府中，都有一些肩负着近代化重任的核心人物，本文对其中六位人物在近代化事业上的历史功过得失，力图作一番尽可能公正、客观的评说。

　　旧中国花了109年时间，从原有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转化，却始终未能化好，资本主义社会始终未能建成，始终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的过渡社会形态。究其根源，虽存在错综复杂的多种主客观因素，但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旧中国的三代政府中，肩负近代化重担的核心人物，他们个人的功过得失，也不能不说是造成这一局面的重要因素之一。

第一代核心人物—一李鸿章与盛宣怀

　　旧中国的近代化，是1860年后清政府兴办的洋务运动才开其端的。洋务运动陆续兴办了19个近代军用工业和近40个近代民用工矿交通企业。至1894年为止，这批洋务企业的总资本达26344万元，占当时近代企业资本总额的45.22％；工人总数34110—40810人，占当时近代企业全部工人数的37.33—41.62％。（注：黄逸峰、姜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38页。）与此同时，洋务运动还开始兴办各种新式学校，派遣留学生出国深造，培养大批近代科技人才，大量翻译西方书籍，传播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创建新式军队、加强海防等等。历经35年的洋务运动，为中国的工业近代化、国防近代化和科技近代化打下了初步基础，使封建的中国开始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迈进，这一点正是洋务运动不容抹杀的历史作用。

　　历史的遗憾是，洋务运动这个中国近代化的第一炮，并没有放响，中日甲午战争惨败以后，便不得不宣告破产。晚清政府70年，占了旧中国2/3的时间，但终清之世，中国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诸方面近代化的基础，仍很薄弱而落后，资本主义社会远远未能建成。据统计：1913年中国近代产业资本总额1472百万元，其中外国在华资本却占83％；（注：祝慈寿：《中国近代工业史》，重庆出版社版，第414页。）同年以前，中国工厂总数698家，产业工人270717人，仅占4亿总人口的0·1％；（注：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32页。）新式产业的产值总额，在国民生产总值中，估计不到4％，96％以上是小农业和小手工业产值。

　　这一阶段搞近代化的当权派，称得上核心人物的应该是李鸿章与盛宣怀。我们认为，提李鸿章的理由是：第一，他是洋务运动自始至终的主持者和参预者；第二，他是主要洋务企业的直接创办者；第三，他是新式陆海军和新式海防要塞的创建者和指挥者；第四，他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25年之久，是晚清统治集团的中心人物；第五，1881年他便提出“外须和戎，内须变法”的中国近代化方针，对当时的中国近代化，从理论到实践，具有一定的远见卓识和全盘打算；第六，他又是这一阶段外交上的决策者和参预者。盛宣怀则是李鸿章的经济总管，是主要洋务企业的直接经营者，是旧中国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的拓荒者，是中国的三井、三菱式人物。总之，李鸿章与盛宣怀，一个是全面推行中国近代化的事实上的首领，一个是近代经济事业的巨擘，两人的密切结合，形成为旧中国近代化的第一代核心人物。

　　作为旧中国近代化第一代核心人物的李鸿章与盛宣怀，对他们个人的功过得失应该怎样评价呢？

　　先说李鸿章。他靠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起家，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他于1862年即率淮军到达上海，直接接触西方人士和事务较多，逐渐形成了一整套洋务思想，并以兴办洋务兴办近代化事业为已任，曾说别人可以不谈洋务，我李鸿章非谈洋务不可。事实上，在旧中国第一代近代化过程中，李鸿章是一位从理论到实践具有一定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关键性人物，过去一度把他看作是卖国求荣和崇洋媚外的化身，是有失公允的。李鸿章的过失主要在于：面临着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对新兴近代化事业的百般阻挠，他不敢加以冲破。前两者对近代化的危害性，他不仅知之很深，而且怀有切肤之痛。他自己曾叹苦说：“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但他在实际行动中却不敢触动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他倡导近代化事业的目的，不是为了全面推行资本主义，而是为了挽救、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这是整个洋务运动的致命伤，也是李鸿章个人的致命伤。因此，他对以慈禧为首的晚清封建朝廷，可谓忠心耿耿，不敢越雷池一步；对慈禧个人，也是百依百顺，唯命是从，看眼色行事，不敢稍有逾越，更不用说象后来袁世凯那样要取而代之了。迷恋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不能不说是他的主要过失。

　　再说盛宣怀。他开始在李鸿章军前当幕僚，后以襄助李鸿章主办洋务企业逐步起家，历任山东登莱青道兼烟台海关监督、天津海关道、大理寺少卿、工部左侍郎、邮传部右待郎、邮传部尚书和邮传部大臣等职，也成为晚清政府的重要官员。盛宣怀地位的重要性，不在于官，而在于他掌握和控制了当时的主要近代企业。旧中国第一家自办最大近代航运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办的也是唯一的电报局，规模宏大的煤铁钢联合企业——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和最大的纺织厂一华盛纺织厂，旧中国自办的主要铁路干线和第一家银行—一通商银行，等等，都是由他创办、主持和控制的。另外，他还兴办了旧中国最早的天津北洋大学堂，上海南洋公学等新式学校。旧中国近代化第一阶段中创建起来的主要近代工矿交通运输和金融企业，大半通过盛宣怀之手，也就是说，盛宣怀是旧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奠基人，也是旧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领袖人物过去把他简单地说成是“官僚买办”，同样有失公允。

　　盛宣怀的主要过失同样在于：没有能在兴办近代企业奠定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同时，突破封建政治体制的上层建筑，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民主政治，反而利用控制近代企业的能量，向晚清政府谋求“高官”，使自己陷入封建政治体制的旋涡。正如夏东元在《盛宣怀传》代序中所说：“终其生未能克服保守政治主张与进步的经济实践间的矛盾。”凭盛宣怀创建近代企业的经济实践，他对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危害性，应该比李鸿章有更深的感受。所可惜的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同样未能冲出两者的牢笼，始终站在晚清政府反动保守的立场。在戊戌维新运动中，他公开提出与康、梁等人相对立的变法方案，说什么“中国的根本之学不必更动，止要兵政、工政两端采取各国之所长。”在八国联军入侵时，他为了维护近代企业的安全，积极创议和组织“东南互保”，虽然违反了慈禧的意旨，但又和列强的侵略利益相一致。1911年5月9日，在他邮传部大臣任内宣布的“铁路干线国有”命令，成为爆发辛亥革命的导火线。辛亥革命爆发以后，他又竭力动员袁世凯出山，积极参预调兵运粮，企图扑灭革命烈火，挽救晚清政府，终于成为辛亥革命的打击对象。其结果是：他死保的晚清政府还是寿终正寝，他做大官的迷梦到底不得不破灭，他的近代化事业也大大受到干扰和影响，未能获得正常的发展。

　　总之，李鸿章与盛宣怀，在中国大地上，首先创建近代企事业，是为中国第一代资本主义近代化立下了大功；而他们的未能冲破封建政治体制和封建传统思想的牢笼，成为旧中国第一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又是主要的过失。

第二代核心人物—一袁世凯与周学熙

　　北洋政府统治的17年（1912—1927年），是旧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中的第二阶段和第二代。在这一阶段的中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忙于战争，无暇东顾，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势力，利用这一时机，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号称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据统计：1913年至1920年的8年间，中国近代工业的工厂数，从698家增至1759家，增长约二倍半；资本总额从330824千元增至500620千元，增长50％；工人总数从270717人增至557622人，增长一倍多。另据统计：1913一1927年间，全国纱锭总数，从484192锭增至2018588锭，增长五倍多。（注：孙健：《中国经济史—近代部分》，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94页。）旧中国规模较大的资本集团，如荣家资本集团、大生资本集团、永安资本集团、通孚丰资本集团、周学熙资本集团、裕大华资本集团，等等，都是在这一阶段逐步形成的。中国近代银行业同样有很大发展，1912—1927年间，新设立的本国银行共达186家，实收资本总额，也从1912年的3626万余元，增至1925年的15816万余元，并形成了华北、江浙、华南三大财团。（注：参见《中国近代经济史论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版，第174页。）近代商业出现了先施、永安、新新、大新等大型百货公司。铁路、航运等交通运输事业，在这一阶段同样有较大发展，旧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的基础已粗具规模。这充分证明：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势力，只要有适当的气候和土壤；即使在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夹缝中，仍能有强大的生命力求得自身的发展。

　　但是，篡夺了辛亥革命果实的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内而专制独裁，压迫民主势力；外而依附帝国主义，丧权辱国；并连年进行军阀混战，政局动荡不定；加上苛捐什税，横征暴敛，民不聊生。北洋政府这一上层建筑，同资本主义近代化根本不相适应，以致一度蓬勃发展的资本主义经济，未能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外国侵略势力又卷土重来。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大量入侵，更使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又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滑向下坡。至1927年北洋政府垮台为止，旧中国第二代资本主义近代化仍然未能搞上去，中国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未能建成，仍然停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状态。

　　中国近代化第二代核人物，提袁世凯与周学熙的理由，因为一个是北洋政府的军政头头，另一个是北洋政府的经济头头，该不至于有争议。那末，这两位核心人物的功过得失，又该怎样评价呢？

　　先说袁世凯。1901年，他取得慈禧的宠信并经李鸿章的临终推荐，担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及练兵处会办大臣后，即以李鸿章的继承人自居，雄心勃勃地推行近代化事业。他三管齐下：一方面把北洋军编练扩充成六个镇（相当于师），作为自己的军事资本，也是主要资本，从此他便成为北洋军阀的首领。二方面插手洋务企业，排挤盛宣怀，把盛控制的电报局收归国有，自兼督办，派亲信杨士琦接管轮船招商局。他又三次参奏张翼断送开平煤矿经过，迫其向英商收回矿权，开平收不回来，又支持周学熙兴办滦州煤矿，提出“以滦收开”的响亮口号。他还鼓励周学熙和孙多鑫、孙多森兄弟，设立直隶工艺总局，创办工艺学堂和实习工场，培训了一批技术人才。在天津周围地区，他倡导设立织布、造纸等工厂，先后派出六批人员赴日本考察学习，带动了天津和直隶的近代工业，以此作为自己的经济资本。三方面抓住当时要求立宪的热潮，大谈立宪，支持立宪要求。立宪派领袖张謇，原已与他断交20年，也主动向他表示捐弃前嫌，一再函请他带头奏请立宪，以此作为自己的政治资本。他在直隶总督任内的7年，已从上述三方面为自己走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他登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以后，开始几年，还是想对近代化事业有所作为的。他批准从政府每年预算中拨出1亿元，专作实业基金；他支持周学熙发展实业——创建华新纺织公司的计划，便是由他直接批准的；他任用同自己有前嫌的张謇担任农商总长，支持和批准张謇发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法令；等等。于此可见，袁世凯对中国近代化事业还是有一定的建树的，不应一笔抹煞。

　　袁世凯的主要过失，在于“帝令智昏”四个大字。他个人野心太大，当了总统，还不满足，仍一心想当皇帝。他敢于发动内战，镇压孙中山领导的讨袁军；敢于解散国会，篡改约法，实行专制独裁；敢于接受日本提出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等倒行逆施，都是被“皇帝梦”迷了心窍。他创建近代化事业的目的，不是真心实意地去促进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富国强兵，振兴中华，而是为了满足个人的称帝野心。他的罪行，不在于“窃国”，而在于“窃国”以后，未能顺着全国人民喁喁望治之心，团结民主力量，安定政治局面，带领朝野全力投入经济建设，反而一意孤行，违反民意，走上了内战、专制、独裁直到称帝的反动道路。其恶果是：不仅他个人落得个身死名裂的可耻下场，还遗留下北洋政府后10年军阀混战的严重后遗症，致使旧中国第二代近代化，不得不同样以失败而告终。

　　再说周学熙。1898年他担任重要洋务企业开平矿务局的会办，1899年升任总办，次年因对该局督办张翼将开平让渡给英商的合同，拒不副签而去职。因同袁世凯有世交和姻亲关系，1901年袁升任山东巡抚和直隶总督以后，便一直追随袁世凯，历任山东大学堂、直隶官银号、北洋银元局、直隶工艺总局等总办，成为袁世凯经营北洋事业的经济总管。1912年后，又两度担任袁世凯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他对实业救国早有抱负，1903年曾去日本考察，归国后著有《东游日记》，认为“日本维新最注意者，练兵、兴学、制造三事”，决心效法，对制造尤为重视。他先后创办了启新水泥厂，滦州煤矿，华新纺织公司所属天津、唐山、青岛、卫辉4个纺织厂，京师自来水公司，秦皇岛耀华玻璃公司，普育机器厂，滦州地矿公司，华兴棉业公司，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等近代企业，并一度兼任长芦盐垦局督办，计划开垦长芦盐荒大规模植棉，为华新纺织公司提供原料，从而形成了一个包括水泥、煤炭、纺织、机器制造、自来水、玻璃、金融保险、农垦等多部门和综合性的周学熙资本企业集团，雄视华北，推动华北地区的近代化。时人把他同南通大生资本集团的张謇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周”。据估算，周学熙集团主要企业的资本总额至少达42608390元之巨。（注：转引自《周学熙资本集团的垄断倾向》，《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至于周学熙的过失，较为难说。周曾竭力劝阻袁世凯放弃帝制迷梦，当个终身总统，稳定政局，大搞经济建设，因而触怒了袁，被袁软禁起来。周集团是袁世凯一手扶持起来的，袁希望把它发展成为北洋政府的经济基础，如果袁不垮台，那末，以周集团为中心的北洋官僚资本，会大有发展余地。只是由于袁世凯不听周学熙的忠告，走上自绝于人民的道路，悍然称帝，迅速倒台，周集团政治上丧失了靠山，企业规模大大缩小。中国实业银行原定资本2000万元，成立时减少到200万元，官股官款，也被迫退还，企业集团从此走向下坡。周学熙本人也随着政治上的失势，无力控制企业集团，只得被迫撒手不管，赋闲养老，当了21载的“冷眼旁观者”，未能实现“实业救国”的雄心。因此，袁世凯称帝的恶果，不仅成为旧中国第二代近代化失败的关键，还大大影响了周学熙企业集团的发展前途，连周学熙本人也是帝制的受害者。

第三代核心人物——蒋介石与宋子文

　　国民党南京政府统治的22年（1927—1949年），是旧中国资本主义近代化过程中的第三阶段和第三代。这一阶段，既是内忧外患交相煎逼的多事之秋，又是第一次获得对外战争胜利的百年未遇的良机。在头10年间，一方面新军阀混战频繁发生，“剿共”内战连绵不断；另方面日本帝国主义打了进来，东北沦陷，华北危急，疆土日蹙，因而政局动荡，经济凋敝。抗战八年，沿海经济发达地区，遭受日军的破坏和占领，损失惨重。抗战胜利，举国欢腾，中华民族，扬眉吐气，第一次获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但好景不常，又爆发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战争的结局是，国民党政府败逃台湾，留下来的大陆，依旧是一个近代化未化好的旧中国。据估算，1949年的全部近代工业产值，在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仍不到1/4，旧中国仍然是一个以小农、小手工业经济为主，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落后国家，近代化事业根本上未能完成。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只得留待新中国来补课。我们今天举国上下为之奋斗的“四个现代化”目标，实际上也正是旧中国近代化事业的继续。

　　这一阶段近代化失败的关键有三：一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导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未能结出丰硕的成果，未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未能实现和平、民主、团结的政治局面。国民党南京政权，是在千万共产党员及进步人士被屠杀的血泊中和排除异已的新军阀混战中建立起来的，政治基础十分脆弱。二是当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向中国大举入侵时，国民党当局采取了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以致关外大片国土沦丧，华北岌岌可危，日军得寸进尺，步步进逼，终于爆发了全面战争，大部分国土被占，损失惨重，元气大伤。三是未能利用抗战胜利的千载良机，建立各党派团结合作的联合政府，维护国内和平，全力医治战争创伤，加紧近代化建设，反而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共反人民内战，战火遍及全国，国力消耗殆尽，以致经历八年抗战浩劫的中国大地，犹是雪上加霜。以上三点，是这一阶段近代化所以失败的惨痛历史教训！

　　这一代的核心人物，应该是蒋介石与宋子文。蒋介石始终是国民党政府的第一把手，说他是核心，不会有争议。孔祥熙和宋子文，同是蒋介石的经济总管，为什么提宋而不提孔？理由是：孔是在蒋介石面前唯命是从的庸才，对中国近代化缺乏主见，直接经办的近代化事业不多，而宋对中国近代化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敢于同蒋抗辩，经办的近代化事业也较多和较有成效。那末，蒋介石与宋子文，这两位核心人物，在旧中国第三代近代化过程中，个人的功过得失应当如何评说呢？

　　先说蒋介石。他是尽人皆知的国民党政府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独裁者，是大量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罪魁祸首和掀起大规模反共反人民内战的第一号战犯。但是，他对中国近代化还是做了以下四件好事，不应一笔抹煞。第一，他在完成北伐推翻北洋军阀政权以后的10年间，形式上维持了中国的统一局面，保持了对全国海陆空军的统一指挥权，为进行全面抗日战争奠定了基础。第二，他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还是基本上履行了“团结抗战”的诺言，恢复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并在八年抗战中，始终留在抗日阵营，担负着战争的最高指挥。第三，他在攫取抗战胜利果实接收敌伪财产的基础上，建立起拥有200亿美元的庞大的官僚资本近代产业，客观上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物质条件。第四，他败逃台湾以后的25年间，接受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农村搞和平土改，促进了农业现代化，并利用外资，大搞工业建设，为台湾今天比较富裕的经济局面打下了基础。

　　再说宋子文。他曾在美国哈佛大学攻读过经济学，并在纽约国际合作银行做过工作，受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薰陶较深。在国民党政府统治层中，他是较多地了解和接受西方近代文明的人士之一，企图把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移植入落后的中国。一位西方观察者甚至把他称作国民党中国的“资本主义精神”的代表。（注：（美）帕克斯：《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7页。）他先后担任广州和武汉国民政府的败政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外交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和院长，国民党二至六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等要职，是国民党领导层中内外大政方针的主要决策者和实施者之一。

　　他是国民党中的理财能手。1925年9月，他出任广东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后，采取有力措施，实现财政统一，广东财政收入，连年上升，从1924年的789.6万元，猛增至1927年的10876·81万余元，（注：《广东财政纪实》第1编，广东省财政厅1934年编，第110～111页。）扭转了广东财政入不敷出的困境，有力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的壮大和北伐。在南京政府财长任内，他大力推行财政统一，建立严格的预算制度，整顿关税、盐税，裁撤积弊很深的厘金，推行统税，确立了关、盐、统三大税为主的税制.并着手改革币制等等，为南京政权建立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财政金融制度和组织机构。

　　他又是国民党中的外交能手。被国人诟病已久的“协定关税”制度的废除，是经过他一手完成的。从1931年起，中国关税有了自主权，进口税率得以数度提高，出口税率也进行了调整，并打破50多年的旧例，开始擢升华员出任税务司以下的职位，关税收入中列入整理内债基金的部分，也从外商银行改为存入中央银行。抗战期间，苏联对我国的军火援助贷款，1942年3月美国向我国提供的最大一笔5亿美元贷款，也都是在他的精心策划下取得的，而这两笔贷款，对支持抗战无疑起了不小作用。

　　他还是国民党中经营近代企业的能手。他于1934年创建的中国建设银公司，总资本1000万元，至抗战爆发止，即接管了由张静江主持的建设委员会所属的扬子电气公司和淮南路矿公司两大近代企业，前者辖有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汉口既济水电厂等大型电厂，后者下辖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还投资成渝铁路等，规模宏大。该公司章程第11条规定：“本公司以协助并联同政府机关、中外银行及其他组织，扶持各公私各类企业，发展农工商业，办理关于是项事业之投资及管理事务与信托公司之一切事务为业务范围。”企图模仿中英银公司和美国银公司的投资活动。（注：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1019页。）作为四大家族金融垄断核心的南京政府中央银行，也是他于1928年11月一手创建的，并任第一任总裁。该行在他的经营下，拥有的财产像吹肥皂泡一样，短期内无限膨胀起来，从1928至1936年的8年间，资产总额从4700余万元，增至123100余万元，增长25倍多；纯益从23万余元，增至1700余万元，增长72倍多。（注：黄逸峰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第162页。）1945年12月，在接管日商纺织厂52个单位基础上设立的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也是他在全国民族资本家一片责骂声中决心创建的。该公司拥有纱锭160余万枚，织机32000余台，分别占当时全国纱锭的37.6％和织机的60.1％；1947年计产棉纱745000余件，棉布1000万匹，以及麻、毛、丝织品等共千余万码。

　　宋子文的政治目光也较远大。他对蒋介石的黩武主义和内战政策，并不完全赞同，对蒋无限制地加大军费开支，尤为反感。据胡汉民私下说，宋曾说过“当财政部长无异做蒋介石的走狗，从现在起我要做人而不是做一条狗”。（注：（美）帕克斯：《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南开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88页。）他曾坚持民族主义立场，反对日本大举侵略中国，反对国民党内部的妥协投降主义。当日军进犯热河时，他竭力主张坚决抵抗；“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力主和平解决，并为此而奔走。他赞成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实行合作抗日，而且为这一合作的形成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总之，宋子文在这一阶段的近代化过程中，确实起了不少积极的和有益的作用，应该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不能因为他曾被列做第二号战犯，便加以一笔抹杀，那是不够公允的。至于这一阶段近代化失败的过失，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负担，实际上，宋子文同样是蒋介石反动政治路线的受害者，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败逃，他雄心勃勃地经营的近代化事业，不得不化作泡影，难怪他宁愿客死异国，而不愿到台湾追随蒋介石了。如果说，宋子文也应分担一份过失的话，那就是他对已经失尽民心的国民党政权，最后仍站在死硬立场加以维护，始终没有决心追随其姐宋庆龄转到人民大众这方面来，这对宋子文来说，未始不是一个历史的遗憾！

历史经验教训何在？

　　从以上旧中国三个阶段近代化概况和三代核心人物功过得失的论述中，可以得出哪些历史经验教训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条：

　　第一，旧中国的近代化，花费了109年的时间，经历了三届政府和三个时代，基本上是失败了，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化从根本上来说未化好，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始终未完成，中国社会仍然滞留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畸形状态，近代大工业体系也始终未能全面建立起来，仍然是一个以小农经济和小手工业经济为主的贫穷落后国家。这是客观存在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近代化的潮流，又是谁也阻挡不住的历史潮流。晚清皇朝以慈禧为首的封建统治集团，妄图凭借封建传统的淫威，做近代化的“拦路虎”，结果是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几千年的封建帝制，不得不宣告结束。爬上中华民国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妄图依仗北洋军的实力，恢复帝制，把共和拉向倒退，结果落得一个身死名裂的可耻下场。蒋介石同样是逆近代化潮流而动，犯下三大政治错误，尽管拥有800万大军，到头来还是不得不败逃台湾，偏安一隅。具有五千年悠久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决不甘心处于受屈辱受欺凌的落后挨打地位，一定要也一定会实现近代化和现代化，赶上时代潮流，跻入世界强国之林，这是旧中国109年的历史证明了的。

　　第二、三代核心人物的主要问题，大都出在政治上，而不是出在经济上。三届政权的性质，从严格意义上说，都不能代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终旧中国之世，政权问题未能解决。因此，旧中国新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从历届政权获得的是：阻碍多于扶持，勒索多于给与，压抑多于帮助，也就是说，受害多而受益少。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西欧各国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和方法时，曾着重指出：“但它们全都利用国家的权力，利用集中的组织的社会力量，象温室般地助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化过程，并缩短当中的推移。暴力是一切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它本身也是一种经济力。”如果说，在先进的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都需要依靠国家政权象温室般地去助长，去担任产婆的角色，那末，在中国这样后进国家中推行资本主义近代化，就更需要国家政权去发挥产婆的作用。所可惜的是，旧中国三届政权都未能做到这一点，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始终未能适应，不能不成为旧中国近代化失败的主要内因。

　　第三，三代核心人物出现政治失误的共同思想根源都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李鸿章与盛宣怀之所以死保封建清皇朝，还不是“愚忠愚孝”、“君为臣钢”等等封建传统思想在作怪？李鸿章中过进士，点过翰林，师事曾国藩学过理学，是一个受儒学薰陶很深的人。盛宣怀也出身于书香门第，并中过举人，儒学根底也颇深。两人虽积极投入近代化企事业活动，但思想深处还是满脑子的封建传统思想，因而要求他们敢于摆脱清皇朝的束缚，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袁世凯比起李鸿章来，封建传统思想淡薄了一些，但他出身幕僚，多年混迹于封建官场，耳濡目染，受封建思想影响也不会少，加上个人野心很大，因而当了总统还想过皇帝瘾。至于蒋介石所以会出现三大政治失误，原因当然要比李鸿章和袁世凯复杂得多，但他一心想当中国的专制独裁者，不能不是主要因素，其思想基础一半来源于世界法西斯主义，另一半则来源于中国封建帝王思想。因此，蒋介石政治失误的根源，仍同封建传统思想有关。

　　第四，民族不独立，近代化便没法化好。旧中国近代化的国际环境是十分严峻的。晚清政府的70年，对外关系便压根儿没有处理好。头50年是被以英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三次武装入侵，大炮、鸦片、商品三管齐下，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中国向资本主义近代化起步。后20年东邻新兴的日本帝国主义，瞄准了中国这个靶子，闯了进来，甲午一战，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几遭瓜分。辛丑八国联军入侵，更是雪上加霜，清庭从此一蹶不振，沦为“洋人政府”。袁世凯北洋政府，为了求得日本承认帝制，竟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国民党政府，又在日本大举入侵面前，奉行不抵抗政策，纵容日本步步进逼，终于发动全面侵略战争。抗日战争胜利后，又前门拒虎后门进狼，引进了美国的侵略势力。旧中国始终在外国侵略势力的侵扰和控制之下过日子，这对中国近代化是一个致命伤。以下两例已足见中国所受之伤害：一是晚清政府历次战争中的赔款总数估计达白银15亿两左右，其中甲午战争赔给日本的二亿三千万两，连同利息共四亿两以上，而当时清政府的年收支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可见赔款额之巨。二是在中外贸易进出的商品中，不等价交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据《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的估算，仅1926—1936年的10年间，我国在进出口商品总值中，所遭受的不等价交换的损失总额，高达当时币值50亿元余，每年平均损失5亿元，当时每年的进出口商品总值为20亿海关两左右，约折成30亿元，年损失比重约1/6。如果以此类推，中国近百年来遭受不等价交换的总损失，该是何等惊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