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

来源:《学术月刊》198311

 姜铎

(一)

  在旧中国历史进程中,是否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样两个资产阶级?这是本文首先打算论述的问题。当前国内外学术界对这一问题是有争论的。

  我的观点始终是肯定的。肯定的理由有下列三方面:第一,从旧中国存在不同的资本主义经济来考虑。第二,从旧中国历次政治运动的资产阶级表现来考虑。第三,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决定政治路线的过程来考虑。

  我们是根据上述三方面的理由,认为在旧中国历史上,是明白无误地存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类型的资产阶级的。

  怀疑中国官僚资产阶级存在因而认为中国只存在一个资本家阶级的论者,他们有几种值得商榷的说法。

  说法之一是:买办是一种职业,不构成阶级,因此,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的提法,不能成立。

  不错,就职业买办和买办商人而论,确是一种职业。但在旧中国特定社会条件下,买办队伍日益扩大,买办收入迅速增加,买办声势煊赫一时,成为各大通商口岸仅次于外国侵略资本的新兴资本主义势力。据估算,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阶段的1895年,职业买办的人数已达万人以上,为数更多的买办商人还不算;买办收入累计近四亿海关两。当时的买办和买办商人,是三种资本近代企业的主要投资人。在六十年代前外商主持经营的上海轮船航运业中,买办投资共达2005340元,占这些轮船或企业资金的三分之二乃至全部。(注:根据于醒民、陈兼: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上海轮运业与上海轮船商表二计算(《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2期)。)在洋务派所办官督商办近代民用企业中,买办们有大量投资,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和上海织布局等单位,买办的投资当在半数以上。在早期民族资本八十一家近代工矿企业的创办人中,出身于买办和买办商人的达二十九家,占总数358%,是第一位。(注: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编写组计算。)由此可见,旧中国的买办和买办商人,不仅仅是一般的职业,而是旧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称之为买办资本和买办阶级,无论在事实上和理论上,不能说站不住脚吧!应该着重指出的是,我们在买办一书所提的买办阶级这个概念,已不限于职业买办,而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简称。应该承认,就职业买办来说,情况比较复杂。它既是一种职业,又是中国资产阶级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它既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来源,又是民族资产阶级的来源;它不一定直接参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但它依附外国侵略资本,为外国侵略资本服务的这一基本特点,已成为整个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基本特点,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事实上是外国侵略资本在中国的总买办,我们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称之为买办阶级的。

  说法之二是:官僚资本是国家垄断资本,不应包括私人资本,主持和控制官僚资本企业的官僚军阀,不拥有企业所有权,构不成阶级,因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事实上并不存在。

  这也有一定理由。但旧中国国家资本情况特殊,它既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资本,也不同于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资本,(注:这里是指按照孙中山先生在19241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宣布的,由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营管理的银行、铁道、航空等大企业。)更不同于新中国的国家资本,它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买办性,是旧中国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历届反动政权的国家资本。因此,主持其事的军阀官僚们,大都是公私不分,假公济私,拥有大量的私产;又大都是外国侵略者的政治买办、军事买办和经济买办。他们事实上已构成一个人数不少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就一些代表人物而论,如盛宣怀、梁士诒、曹汝霖、张作霖、阎锡山和蒋、宋、孔、陈等等,大都是军阀官僚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一身二任的角色。这些人兼有的资本家身分,决不是一般资本家阶级,而只能称之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

  说法之三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一个政治概念,实际上不存在。

  事实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经济实体。说它是一个政治概念,因为它经常随着它的当权与否和政治反动与否而变动;说它是一个经济实体,因为它又确实有那么一批人。有人提出,解放初期我们没收的官僚资本,除蒋、宋、孔、陈而外,究竟还有一些什么人?我们为此到上海档案馆去翻查了当时上海交通银行负责处理此事的档案。其中有一张该行19516月编制上报的已确定没收股份情况表,列了一百十五人的名单,属于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张静江、何应钦、阎锡山、吴鼎昌、潘公展、赵隶华、梁寒操、董显光、程沧波等人的官僚资本共有七十八人,属于汉奸资本包括曹汝霖在内的二十七人,另外十人身分不明。这些官僚资本投资的具体情况是:潘公展共投资大通纺织公司、大东南烟草公司、集成公记药房等八家,所占比重均不到这些企业总资金的百分之一;赵隶华投资上海乳品制造厂等四家;张静江投入大纶绸缎局的股金,计369230股,占该局总股数840万股的44%;阎锡山投盐业银行的计1068股,占该行总股金的1068%;吴鼎昌在联合商业储蓄信托银行和盐业银行的股权,分别占该两行总股金的26%和5352%。这个档案资料,只是没收官僚资本投入民族资本企业的一小部分,但已可以说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仅是一个政治概念,实际上是存在的。

(二)

  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的形成和分化过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相互交织的过程,又是不断变动的过程,这是引起怀疑和难于捉摸的客观因素。

  为了较详尽地研究这一过程,有必要按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形成的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加以叙述。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至晚清政府垮台的五十年,是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早期官僚买办资本,是以清政府洋务派所办的近代企业为代表的。从六十年代开始洋务派陆续兴办起来的十九个近代军用工业,都是由清政府投资,是纯粹的国家资本。洋务派从七十年代开始陆续兴办起来的近三十个民用工矿交通近代企业,大都采用官督商办形式,由买办、官僚、富商们所投资,性质便较复杂。拿轮船招商局来说,主要控制者是代表早期官僚买办资本的洋务派,主持和投资者又主要是买办富商们,近于民族资本。开平煤矿、电报局和上海织布局等的情况也类似。这些企业究竟应属官僚买办资本或民族资本,至今仍有争议。早期民族资本除不少中小型企业是由手工作坊转化而外,较大型的棉纺、缫丝、面粉等企业,大都由买办和买办商人、官僚地主这两种人所投资。前面提到的八十一家早期民族资本企业主要创办人中,上述两种人共达五十四家,占666%的比重。有些民族资本企业,同洋务派和清政府关系密切。1882年由胡恩燮、胡碧父子创办的徐州利国驿煤铁矿,是左宗棠在两江总督任内交办和委令,并拟投入半数官股;后来经营困难时,又是请李鸿章、盛宣怀接手官办未成。1891年设立的第一家民族资本纱厂上海华新纺织新局,创办人唐松岩,聂缉、严信厚等,都是洋务派官僚,一部分资本也是由官款垫支。1897年设立的苏州苏纶纱厂,是在张之洞积极支持下兴办起来的。1897年由张謇主办的南通大生纱厂,获得了张之洞、刘坤一的大力支持,纱锭便是由湖北官纱局廉价转让,价款后来才分期归还。张之洞创办的湖北布、纱、丝、麻四官局,1900年因亏损停办,1902年即出租给粤商伟应南组织的应昌公司承办,转化成民族资本。这些民族资本企业,实际上和清政府洋务派官僚资本交织在一起。

  早期的两个资产阶级,可以说均未定型,这一对新生的孪生兄弟,是处在难解难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微妙境地。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没有定型,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创办和控制洋务近代企业的洋务派头头们,向近代资产阶级转化很慢,李鸿章身后遗产号称四千万,但近代企业的投资却很少,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刘坤一、张之洞等人,均未发现对近代企业有大量投资,这些人的阶级属性仍然主要是封建地主兼军阀官僚,只是在主持洋务派企业这一点上,具有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身分。另方面,在近代企业拥有较多投资的洋务派中层骨干如盛宣怀、唐廷枢、朱其昂、郑观应、徐润、经元善、聂缉、严信厚、杨宗濂等人,又介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或者正在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身分还定不下来,盛宣怀当时虽然掌握着轮船招商局、华盛纺织总厂、电报总局等重要洋务派企业,主要身分是早期官僚资产阶级,但同时又逐渐拥有较大量的私人投资,并直接经营商办性质很浓的中国通商银行和汉冶萍钢铁联合公司等企业,同样可能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其余诸人后来大都自办近代企业,陆续向民族资产阶级转化。早期民族资产阶级除一部分中小资产阶级仍夹杂着手工作坊主身分而外,它的上层和较大的企业主,大都同洋务派官僚、职业大买办和大买办商人夹杂在一起。就上海而论,当时上海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严信厚、聂缉、徐润、曾铸、叶澄衷、朱葆三、方性斋、朱志尧、王一亭、虞洽卿、周金箴、沈联芳等的出身,不是洋务派官僚便是大买办和大买办商。这些人物,究竟是代表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代表早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往往是难于捉摸的。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身分比较明确的张謇和创办阜丰面粉厂的孙多鑫、孙多森兄弟同清政府的联系也十分密切。当时各大城市成立的工商界组织,如上海1902年成立的商业会议公所,1904年改组成的商务总会,大都掌握在上述人物手里。总之,在这一阶段,两个资产阶级的分野还很不明显。

  从袁世凯篡夺中华民国、成立北洋军阀政府至1927年垮台为止的十六年,是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的发展阶段。

  在这一阶段,北洋政府官僚买办资本,虽然建树不大,但还是有些发展。如在军事工业方面,新建了河南巩县兵工厂,整顿和加强了汉阳、金陵等兵工厂,从江南制造局划分出来的江南造船所,也获得了较大发展;如在交通事业方面,整顿和加强了铁路的管理,陆续偿还了外债,统一了全国的电报和邮政;如在金融方面,改组和加强了中国、交通两银行的准国家银行地位,等等。东北和山西等地方官僚资本亦有所发展。民族资本则发展较大,还出现了不少民族资本集团。如以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为主的申新、茂新、福新资本集团,以周学熙为主的启新洋灰和华新棉纺资本集团,以张謇为主的南通大生资本集团,以孙家兄弟为主的通、孚、阜资本集团,以郭乐、郭泉兄弟为主的永安资本集团,以徐荣庭、苏汰余为主的武汉裕大华资本集团,等等。本国银行也有较大发展,并初步形成了江浙、华北、华南等三大财团。商业方面则出现了先施、永安、大新、新新等大型百货公司。

  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的界限,这一阶段虽较前一阶段明朗了一些,但相互夹杂的情况仍然存在。这主要表现在军阀官僚们对近代企业投入大量的资金。当时北洋政府的大军阀大官僚,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积累了一笔庞大财富。据估计,主要北洋军阀官僚七十二人拥有的私产总数即达66540万银元,其中拥有千万元以上的计二十三人,曹锟和张作霖各达五千万元。(注:来新夏:《北洋军阀对内搜刮的几种方式》(《史学月刊》1957年,第3期)。)这笔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中国民族资本获得高额利润的时机,被大量投入近代企业。当时华北以天津为中心兴办起来的恒源、裕源、华新、裕大等纱厂,大部分是这些军阀官僚的投资。他们在华北、东北等不少矿山中也有大量的投资。以金城、盐业、大陆、中南北四行为中心的华北财团各银行,军阀官僚的投资即占很大比重,如安徽督军倪嗣冲和他的亲信王郅隆,便是金城银行的大股东。据估计,先当副总统后当总统的黎元洪,投入近代企业的资金约达二百万银元,投资的工矿银行等企业共计四十四个。(注:肖致治:《辛亥革命后黎元洪的实业活动》(《江汉论坛》1981年,第5期)。)这些军阀官僚既是北洋政府的当权者,又是资金的个人所有者,因而他们所投资的企业和个人的身分,往往在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之间游离不定。周学熙资本集团的转化过程,便很典型。周学熙是袁世凯的经济总管,北洋政府总长。他所主办的启新洋灰厂、滦州煤矿、华新纱厂、中国实业银行等企业,大都拥有官股或借有官款,商股也大都来自军阀官僚。如华新纺织公司即原定资本一千万元,官商合办,官股四成,商股六成,于1915年周重长财政任内,经袁世凯批准创办的。中国实业银行也是原定资本二千万元,由中国银行拨一千万元,另招商股一千万元,官商合办。这个集团在1915年袁世凯倒台之前,基本上应属于官僚买办资本。它的向民族资本转化,是在袁世凯倒台,周学熙失势,脱离官场以后,加上各企业的陆续退还官股和还清官款,商股占有优势,才逐步摆脱官僚买办资本,转化成民族资本;而周学熙本人,也随之由一个官僚买办资本家,转化成一个民族资本家。周学熙集团的转化条件,除了政治上失势与否而外,还有另外两条:一是周主办的大部分是近代工业;二是周的企业和外国资本关系不深(滦州煤矿的并入英国资本开滦矿务局除外)。因此,有些同样投资近代企业政治上也同样失势的军阀官僚,如红极一时的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和新交通系首领曹汝霖之流,便由于不具备后两个条件而不能转化。前面提到的黎元洪,则同样具备了上述条件因而转化的。

  在这一阶段,职业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收入大为增加。据估算,从18951926年间,买办收入共达十二亿四千八百余万海关两。(注:黄逸峰:《旧中国的买办阶级》第101页。)他们掌握的这批大量资金,同样有一部分投入近代企业,向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转化。这一转化过程同样相当复杂。有的大量投资近代企业,并直接经营,逐步结束买办生涯,转化成民族资本家;有的对近代企业的投资不大,仍继续担任着买办,依靠着买办的收入;有的投资兴办的近代企业,是和外国资本合作,或者直接间接是为外国资本服务的;有的一面投资近代企业,一面仍兼营买办,处于转化过程。还有少数民族资本家新充当买办,向买办阶级转化的现象。下面试举刘鸿生、陈廉伯的实例说明。刘鸿生是从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化的典型。他从1911年当上英商开滦矿务局买办,至1929年止,买办收入达规银一百八十八万余两。他运用这笔资金,从1920年起,陆续投资兴办鸿生火柴厂、华商水泥厂、章华毛纺厂、贾旺煤矿等企业。他的开滦买办职务虽至1940年才正式结束,但他已逐步转化成一个著名的民族资本家。陈廉伯则是从民族资本家向买办转化的典型。他是兴办旧中国第一家民族资本继昌隆缫丝厂陈肩源的侄孙,原来经营着祖传的生丝行业,因投机失败,于1920年左右,投入英帝国主义的怀抱,当上了广州汇丰银行的买办,并把持着广州总商会和商团武装,成为1924年广州商团事变的罪魁祸首。

  这一阶段银行业中的三大财团金融势力,既有军阀官僚的投资,又有买办和买办商人的投资,还有民族资本的投资,是两种资本两个资产阶级的混合体。

  上述情况,说明这一阶段的两个资产阶级仍然相互夹杂,尚未完全定型。

  从1927年国民党蒋介石建立反动政权至1949年垮台为止的二十二年间,是两种资本两个资产阶级的最后定型阶段。

  在这一阶段,以四大家族为首的官僚买办资本,从建立金融垄断开始,逐步壮大,至抗日战争胜利后发展至顶峰,最后形成买办的封建国家垄断资本。民族资本则基本上已在走下坡路,未获大的发展。两种资本两个资产阶级虽在这一阶段最后定型,但在发展过程中,仍然存在不少相互夹杂的情况。

  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得以上台和立足,便主要依靠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拥护和支持。蒋介石上台初期的一些反动措施,表面上也似乎代表着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时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也确曾幻想通过蒋介石政权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蒋介石政权的主要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利益,而较少代表或并不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真面目,是在后来一系列的反动活动中逐步暴露的。

  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是在继承北洋政府官僚买办资本的基础上发展起来,并在发展过程中和民族资本相互排斥,相互依存,有时还相互转化。抗日战争前四大家族和以三大财团为中心的本国银行业的关系便较复杂,一方面这些银行从帮助四大家族发行大量公债中获得一笔庞大利润(注:据统计,仅1927—1933年间,这些银行为蒋政府发行的公债总额即达113000万元,实收64500万元,比率为57%,其余的49500万元,加上利息,便是这些银行的利润。参见拙作《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社会科学战线》1982年,第3期。),另方面在四大家族建立金融垄断过程中,这些银行又遭受到排斥兼并和控制;而在这些银行中,民族资本是占有很大比重的。同一期间由建设委员会主办的首都电厂、戚墅堰电厂、淮南煤矿等厂矿,也是在并吞震华电厂、大通煤矿等民族资本厂矿基础上建立,后来又改组为扬子电气公司和淮南矿路公司,招收百分之八十的商股,由官办改为官商合办,主权落入宋子文手里。当这一期间民族资本发生经济困难时,不少大型企业曾求助于四大家族,而所得的结果则是被乘机吞噬。1934年至1936年间,申新纱厂系统亏损严重,资金短缺,荣宗敬一再吁请国民党当局拨款救急,宋子文竟企图一口吞下申新七个厂,对荣宗敬说:申新这样困难,你不要管了,你家里每月二千元的开销,由我负担。宋子文并吞申新的打算,只是由于荣家的不肯屈服和放款银行的意见不一致,才未能实现。(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八章,第四节。)刚从买办向民族资本家转化的刘鸿生,也同样尝到了宋子文的味道。1935年,当时刘鸿生正受到四大家族的赏识,在担任着招商局的总经理,因企业发生困难,找宋子文要求把全部财产抵押给中国银行借款救急,结果是被宋子文嘲弄了一番,险遭并吞毒手。(注:参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刘鸿生企业史料》中册,第36页。)几度顶住了英美烟公司并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因发生困难,资方无心经营,不得不于1937年主动投靠宋子文,经营管理权转入宋子文之手,企业从民族资本转化为官僚买办资本。四大家族在这十年间,还只初步建立了金融垄断,工矿企业的力量并不大,还处在发展过程。

  八年抗日战争时期,两种资本同样遭受日本侵略者的打击和破坏,又同样在抗战后方地区获得局部发展,并在发展过程中,相互夹杂在一起。如位于四川嘉陵江上的民族资本天府煤矿,即由资源委员会投入资本和技术力量,改组成为大后方产煤量首屈一指的大煤矿。刘鸿生企业在抗战后方兴办的中国毛纺织公司和中国火柴原料公司等企业,都有四大家族的投资,并受其控制,刘鸿生还兼任着四大家族火柴专卖公司总经理。孔祥熙投资和兴办的重工业康采恩——中国兴业公司,是在原有四川民族资本华西公司、华联钢铁公司等基础上改组扩大而成,并继续与民族资本保持着合作。由于这一时期蒋介石政权被迫抗日和被迫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因此,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性质,很自然地出现了某些转化。例如,掌握在一批具有爱国抗日思想的工程技术人员手里的资源委员会,即在后方发展了电力、煤矿、酒精等动力工业,(注:根据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资源委员会编写组的统计:资源委员会在抗战后方生产的煤,1944年占206%,生产的酒精占385%,生产的电力1945年占36%。)创办了后来成为新中国石油工业基地的玉门油矿等,对支持抗战和便利民族工业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问题在于,随着蒋介石政权日益走向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道路,这一转化只能是局部的和暂时的。

  抢夺抗日战争胜利果实,接收大批日伪产业,是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最后定型的基础。但就在这个时机,如果蒋介石政权能够履行国共两党1945年《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和平建国方针,把政权改组为各阶级各党派的民主联合政府的话,那末,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仍然有可能向新民主主义国家资本转化。历史的遗憾是,蒋介石政权终于走向反动的道路,悍然撕毁《双十协定》,全面发动反共反人民内战,迫使革命人民不得不把最后定型的官僚买办资本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列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对象之一,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一并被打倒。而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则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保护对象和参与者。

  这就是旧中国两种资本和两个资产阶级在三个历史发展阶段上从相互夹杂到最后定型的概貌。这里告诉我们:旧中国本国资本主义在发生发展过程中,是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民族资本相互夹杂在一起,最后才定型为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两种资本主义;同样,旧中国资产阶级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军阀官僚、职业买办和买办商人、民族资本家也是相互夹杂在一起,最后才定型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而且,两种资本两个资产阶级之间还经常处于相互转化的变动过程,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这是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特定社会条件下的畸形产物,也是旧中国资本主义未能获得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志。

(三)

  接下来我们想探讨一下两个资产阶级存在那些特点,也就是说,它们两者之间存在那些联系和区别,存在那些共同性和特殊性。

  如前所说,两个资产阶级,是一对孪生兄弟,难解难分,关系密切,存在着不少联系和共同性。首先,由于它们同属于资产阶级,因而它们都是以剥削剩余价值为主,具有唯利是图的共同本质,善于投机取巧,损人利己,它们不仅剥削工人,也剥削广大农民,因而与工农群众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们在企业经营方面,对待工人都是同样苛刻和残酷。它们都害怕广大工农团结和组织起来,危害它们的利益。它们的生活方式也比较接近,都过着奢侈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其次,它们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关系方面,虽然有显著的不同,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也往往存在或多或少的联系,带有与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不同程度的买办性和封建性。再次,两个资产阶级之间还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个资产阶级中的资本家,不少人共同经营着企业,或从事共同的经济活动,相互渗透,有时还相互转化。

  但是,两个资产阶级之间还是存在着明显的特殊性和区别。这些特殊性和区别,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买办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两个阶级的根本标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具有浓厚买办性的阶级。一方面,这个阶级是由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离开了帝国主义的支持,它便无法存在;另一方面,它又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工具,它的全部活动主要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利益服务的。它的主要成员职业买办和买办商人们,为帝国主义从通都大邑到穷乡僻壤,建立了一个洋货倾销网、原料收购网和金融控制网,以便和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掠夺。它的另一主要成员买办化的军阀官僚们,则勾结和依附帝国主义,对帝国主义采取妥协投降路线,甘心出卖国家主权,为帝国主义维持半殖民地的社会秩序。这个阶级和中国地主阶级一起,构成国际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两大支柱。这个阶级同帝国主义有时也存在某些矛盾,或者由于它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和另外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矛盾;但这些矛盾只是次要的,它对帝国主义的依附仍然是主要的,因而买办性始终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最突出的阶级性格。民族资产阶级则是一个买办性较少或没有买办性的阶级。这个阶级从它的本身利益出发,要求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独立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经济。这就不能不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发生尖锐的矛盾,成为帝国主义的对立物,客观上和整个国家民族的利益相一致,避免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所具有的浓厚买办性。当然,由于这个阶级的软弱性,往往同帝国主义也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其中一部分还带有一定的买办性,尤其是它的上层,但这毕竟是次要的和非本质的。

  第二,封建性的有无或多少,是区别两个阶级的另一根本标志。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既具有浓厚的买办性,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买办性和封建性,是反映买办阶级本质的两大特征。这个阶级和旧中国沿袭二千余年的封建地主阶级,原属一个营垒,同气连枝,密不可分,封建性正是它从母胎里带来的顽症。这个阶级和封建、半封建政权密切结合在一起,是利用了历届反动政权的力量起家的。它和广大农村的地主豪绅势力,商业高利贷势力,又是相互利用和相互勾结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也和封建势力存在一定联系,并对历届反动政权不断抱有过幻想,但由于它的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经常遭受到封建势力和历届反动政权的阻碍与破坏,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毕竟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因而促使它逐步走上了反封建的道路,比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来,封建性便少得多。

  第三,两个阶级在近代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历史作用完全不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虽然在中国大地上首创和发展了本国近代企业,客观上起过一定的进步和积极作用,但由于它的买办性和封建性作怪,外而勾结帝国主义,内而维护封建主义,它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所起的反动和消极作用,不能不是主要的,因而成为近代中国反动落后的生产关系之一,同外国侵略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结合在一起,终于列入了革命的对象。由于民族资产阶级代表着近代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正确方向,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主要的是起着进步和积极作用,因而它是近代中国进步的生产关系,在它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常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打击与压抑,而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则基本上是一致的。

  第四,两个阶级在近代中国所处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都不尽相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因获得历届反动政权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经济上处于垄断和优越的地位,政治上则处于统治的地位。民族资产阶级经济上受到重要限制,始终未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始终未能占有主要的地位;政治上则始终未能掌握政权,清政府和北洋政府以及国民党政府,都不能代表它的利益,始终处于无权和被统治的地位。

  第五,两个阶级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历次革命运动中,政治态度更是明显的不同。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是近代中国整个民主革命的两大目标,也是区别两个资产阶级政治态度的重要尺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三位一体,休戚与共,因而它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中,不仅不是革命的动力,而且逐步转化为革命的对象。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己的软弱,虽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抱有一定的幻想,存在着斗争与妥协的两面性;但它和两者毕竟具有根本的矛盾,客观上要求反帝反封建,因而它在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中,能成为革命的动力,并一度担任了革命领导阶级的角色。两个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不同表现,便是绝好的证明。辛亥革命,是由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派所发起,并获得了民族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支持和合作,才终于推翻了封建腐败的清皇朝,结束了沿袭两千多年的封建皇帝制度,缔造了一个中华民国。尽管这个革命很不彻底,革命果实又被窃国大盗袁世凯篡夺,但毕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所领导的一场伟大的民主革命运动。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在辛亥革命中,却扮演了两方面的可耻的角色。一方面是它的买办化了的军阀官僚们,利用清政府的残余势力,玩弄镇压革命和篡夺革命果实的反革命两手阴谋。另方面是它的职业买办的代表人物,打着资产阶级立宪派的旗号,乘机混入革命阵营,把革命拉向右转,从革命营垒内部破坏革命,同袁世凯的夺权阴谋,里应外合。辛亥革命的终于失败,除了民族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作怪而外,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活动,不无重大关系。至于1927年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整个资产阶级虽都参预其事,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显然是主犯,民族资产阶级仅仅是从犯,而且事后证明是受骗上当了的。

  以上论述,便是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联系和区别、共同性和特殊性的基本情况。诚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直接为帝国主义国家的资本家服务并为他们所豢养的阶级,它们和农村中的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在中国革命史上,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历来不是中国革命的动力,而是中国革命的对象。(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602页。)“……民族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131页。)这一论断是符合两个阶级的历史实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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