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滨/李时岳

　　李鸿章是洋务派的主要人物。他毕生致力于洋务事业，在整个洋务运动中居于不可争辩的显赫的首脑地位。剖析李鸿章的洋务思想，是研究洋务运动所不容回避、不能或缺的重要方面。

 “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洋务运动是时代的产物。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门户洞开，资本主义列强纷至沓来，闭关锁国、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和世界接触的过程中，中国暴露了自己的愚昧和落后，挨打受辱，几乎无以自存。李鸿章概括当时中外形势的特点为两句话：“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注：《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奏稿（二十四）。）。扼要中肯，发人深思。在浑浑噩噩的清朝统治者中，能有这种认识的可说是凤毛麟角，屈指可数。当时，一般封建士大夫大都闭目塞听，不知道也不愿意知道世界形势的变化，终日昏昏沉沉，不思振作。李鸿章一再大声疾呼，反复强调：“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注：《李集》奏稿（三十九））。

　　李鸿章所说的“大变局”、“奇局”，实际上就是长期停滞于封建社会的中国面临着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创造世界时指出：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注：《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单行本 第28页。）。李鸿章始终没有变成资产者，但却代表了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不自觉地朝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蹒跚前进。当顽固分子讽刺他“喜谈洋务”时，他颇为自负、毫不掩饰地回答：“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人人怕谈，厌谈，事至非张皇即卤莽，鲜不误国。公等可不喜谈；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中国日弱，外人日骄，此岂一人事之咎！过此以往，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强则事不可知。”（注：《李集》朋僚函稿（十六）。）

　　正视现实，不甘灭亡，勉支大局，变计图存，这就是李鸿章洋务思想的出发点。

　　　　“外须和戎，内须变法”

　　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李鸿章提示两条原则——“外须和戎，内须变法”，作为洋务的总纲。

　　为什么“外须和戎”？根本原因在于中外实力相距悬殊。“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祗有隐忍徐图”（注：《李集》朋僚函稿（十一））。“和”的基础在于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以相抗衡。“外敦和好，内要自强”，否则，“平日必为外人所轻，临事只有拱手听命”。而“自强”的关键在于“变法”。“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注：《李文忠公全集》（以下简称《李集》）奏稿（二十四）。）

　　李鸿章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性是认识不足的。把“外须和戎”作为一条最高原则，反映了半殖民地统治者的软骨症，在对外交涉中就不免怯战乞和、妥协投降。但“外须和戎”的本意并不是予取予求，拱手听命。他所希冀的是“保境庇民”，“相安无事”，即避免完全殖民地化。着眼点则在于自图振作。因此，对于当时弥漫全国的因循守旧风气，李鸿章疾首蹙额，反复抨击又深长叹息：“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侮。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注：《李集》朋僚函稿（十九）。）斥守旧而不避人君，为自强而力倡变法，深思焦虑，情见乎词，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那末，变什么？怎么变呢？

　　　　“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李鸿章开始认为：“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于是把“自强”寄托在仿造外洋船炮、创办军事工业上。他先后建立了上海、苏州炮局，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接办和扩建了天津机器局，开始改变了清朝军队专恃刀弓矛箭、帆篷舟楫的落后状况。

　　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意味着反清人民的灾难。洋务派创办军事工业，决不可能是给人民提供精利的武器以颠覆自己的统治。这些军事工业起了镇压人民起义、延长清朝寿命的反动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问题在于，作为半殖民地国家的统治者，他们创办军事工业，是否还具有加强国防力量借以抵御外国侵略的意图和作用呢？

　　回答是肯定的。

　　还在“华洋会剿”、镇压太平天国的内战期间，李鸿章就开始对来自国外的长远威胁，表示深深的不安和忧虑。他曾一再指出：“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若不及早自强，……厝火积薪，可危实甚；”“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注：《李集》朋僚函稿（三）、（四）。）

　　为先“平贼”再图“自强”，便勾结英、法在各口防剿，反映了李鸿章在内战期间坚决与人民为敌，“剿贼第一”的反动立场。但“讲求洋器”不仅是为了“平贼”，尽管“靖内患或有余”还得“及早自强”。对中国积弱深沉叹息，对外来隐患由衷焦思，这确实是李鸿章创办军事工业的主要出发点。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还有保护社会共同利益、防止内部和外部侵犯的职能。不能把清朝武装力量的加强看成绝对的坏事。随着国内战争的逐渐平息，各项军事工业却越办越多，越办越大。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是攻克天京、太平天国败局已定之后兴建的。天津机器局的大力扩建也在捻军覆没之后。当时，由于中国的落后，各造船厂、兵工厂在原料、机件、技术乃至管理上都不能不仰赖外国和洋人。但从长远的国防意义上考虑，李鸿章坚持自造的方针。期望“官弁匠役互相传习，久而愈精”，达到“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注：《李集》奏稿（二十六）、（十九）。）的目的。他批评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专任税务司法人日意格”，崇厚办天津机器局“专任领事官英人密妥士”，担心“将成尾大不掉之势”（注：《李集》奏稿（十七）。）。他接办天津机器局之后，便“精练华工，酌裁洋匠，并将主持局务之洋员密妥士撤退”（注：《李集》奏稿（四十二）。）。在自造、自主问题上，应该说，李鸿章的认识还是胜人一筹的。

　　创办军事工业的实际效果怎样呢？论者往往用李鸿章自己的话——“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及对外战争的失败求和，证明对外毫无价值，“自强”无非标榜而已。这是片面的论断。首先，李鸿章说的是中外军事力量对比的客观真实状况。其次，指出“不足御侮”，无非表示不能满足于现有的成就，是为了折虚骄之风，鼓奋发之气，讲求足以御侮的办法。再次，虽“不足御侮”也有胜于无，遇事有了点凭借。事实上，如果不办军事工业，能够想象左宗棠进军新疆、冯子材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大海战等历史场面吗？最后，目前虽“不足御侮”，但为百十年后，开拓始基，仍有重要意义，不容抹煞。实际上这是中国国防现代化的开端。至于军事、外交上的失败，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的腐败和经济的落后。“不责其所以不强之故，但责承流塞漏之非”，显然不是客观、公允和实事求是的。

　　　　“必先富而后能强”

　　李鸿章对机器生产十分赞赏。早在筹办军事工业之初，他就曾经指出：机器“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预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自求利益者”（注：《李集》，奏稿（九）。）。这种认识，如果和顽固派的言论，如“民劳则善心生，耕织之务不宜导以奇巧”、“不以耕织机器夺农工之业”（注：《洋务运动》（一），第124页。）之类相比较，显见得卓越超群。随着军事工业的开办和经营，原料、经费等困难日益严重，李鸿章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军事工业需要完整的近代工业体系，需要雄厚的经济基础，从而加强了推广机器生产的要求，产生了大力发展工商业的思想。

　　“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入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五金之矿，铁路、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至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注：《李集》奏稿（四十三）。朋僚函稿（十六）。）

　　从“自强”到“求富”，从仿造枪炮轮船到仿行铁路、电报、开矿、纺织，这就在朝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道路上大大地前进了一步。

　　在半殖民地的中国，“求富”便不能不和外国侵略者“争利”。当时，中国沿海的航运几乎全被外轮所霸占，以纱、布为大宗的洋货正以日益增长的势头涌入内地，外国资本家还贪婪地觊□着在中国开采煤铁矿产、经营铁路电报、兴办纺织等工业的权利。主权不保，利源外泄，是中国日益穷蹙的根本原因。李鸿章对此确有所见。他创办轮船招商局，指出“此举为收回中国利权起见”，“庶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经过和外国轮船公司长期“跌价相争”，终于站稳了脚跟，打破了外轮独占中国航运的局面。轮船招商局曾开辟外洋航线，李鸿章还曾支持创设赴英贸易的轮船公司，因外国竞争和刁难而未获成效，但“自扩利源，劝令华商出洋贸易，庶土货可畅销，洋商可少至，而中国利权可逐渐收回”，“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注：《李集》奏稿（四十一）、（三十九）。）的“商战”思想，仍然是值得称道的。他积极倡导“用洋法开采煤铁”。力劝山西、台湾省等地方当局开采煤铁各矿，强调“借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也不准洋商入股。他很早就有兴办电信、铁路的打算。天津电报局的成立，限制了丹麦大北公司和英国大东公司在中国沿海各口间架设海线的既得权利，制止了英、法、美、德各国公使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的策划。并以“权利所在，军务、商务消息岂能使别国操之”为理由，抵制了德国在中国架设陆线的要求，确实起了“杜外人觊□之渐而保中国自主之权”的作用。对于纺织等轻工业，李鸿章也很重视，积极筹建上海机器织布局。很明显，这是发展和保护民族工业的积极方针。外国侵略者曾一再企图染指中国的煤铁、纺织等工业，因为受到抵制，在甲午战争前始终未能得逞。

　　　　“洋学实有□于华学者”

　　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密切相关。李鸿章既重视机器生产，自然也重视科学技术，并重视培养科技人才。他创办上海方言馆，目标是通过“精熟西文”而通晓西方的科学技术。他会同曾国藩奏请选派幼童赴美国留学，认为“造就人才”“实为中国自强根本”，“目前当务之急”。在天津、上海、旅顺等地，他开办了电报、水师、武备、医、水雷等学堂，还派遣过留欧学生。

　　李鸿章对西方的教育制度表示推崇，认为“条理精严，迥非中土所及”；对中国八股取士制度深恶痛绝，斥为无用且有害。当有人提出“制科代有伟人”，并举曾国藩、李鸿章等“皆科目得之”为证时，他严正回答：即使有几十个曾国藩、李鸿章，“洋务亦断办不好。此微明自照，不敢强饰，正误于当日之时文小楷也！”（注：《李集》朋僚函稿（十五）。）

　　为了培养有用的人才，在《筹议海防折》中，李鸿章正式向朝廷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变通“考试功令”，理由是“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所用非所学，人才何由而出？”所以应“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二是设立“洋学局”，“分为格致、测算、舆图、火轮、机器、兵法、炮法、化学、电气学等数门”，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这两项建议，招来了一片斥骂声。有的说他忘本，不重道敦伦，“或恐不利社稷”。有的说他“用夷变夏”，“师事洋人，可耻孰甚！”李鸿章毫不示弱，反唇相讥：“是必华学却可制夷，即可敌夷，尚若不足以制敌，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有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核名实，洋学实有□于华学者，何妨开此一途？且夷人已入内地、驻京师，公尚□□于夷夏之防，则必真有攘夷之本领，然后不为用夷之上策，试问公有何术乎？”（注：《李集》朋僚函稿（十五）。）这段驳论，堪称淋漓痛快，泼辣透辟。“洋学实有□于华学者”，旗帜鲜明，直截了当。表现出对自己主张正确性的坚强信心和对反对派的无比蔑视。

　　　　“尝苦有倡无和”

　　在“灭亡”的威胁下，李鸿章积极地从西方引进先进的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不自觉地朝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道路上行进，这是适应世界潮流、符合中国需要的。不过，他最终也没有使自己“变成资产者”。他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地位的雄心，也没有否定中国封建主义的意图，只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基础上从事某些枝节的改革。他明知领事裁判权“于公法最为不合”，但中外刑律不同，要取消领事裁判权就“须将数千年相传之刑法大变”，困难太大，只好搁置不议。他也知道关税轻而厘金重，致使“商民交困”，但考虑到“税则载在和约，无可议加”，难以变革。局限于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枝节改革，不敢触碰政法体制，因而，洋务运动既不能给中国带来独立，也不能给中国资本主义找到一条顺利发展的途径。

　　然而，即使是枝节的改革，在当时也是阻力重重的。洋务事业的每项设施，几乎都遭到封建顽固势力的强烈反对。李鸿章“尝苦有倡无和”，慨叹“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掣，遂致一事办不成”。经营数十年，各项设施仅见端倪，并难乎为继。以铁路一事为例。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开始提出建造铁路的主张，闻者“□不咋舌”。一八七四年，他正式向朝廷建议，立遭廷臣“痛诋”。一八八○年，再次提出建议，并提出规划，遭到“直欲破坏列祖列宗之成法以乱天下也！”“山川之神不安则旱潦之灾易召”等等莫明其妙的攻击。一八八八年，从唐山到天津的铁路建成，准备展筑到通州，又象是捅了马蜂窝，包括尚书、侍郎、御史、学士在内的数十名京官一片鼓噪，坚决抵制，结果终于搁浅。为此，李鸿章曾满腹牢骚地向朝廷发出颇为悲凉的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