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照

　　中国早期维新派是一些爱国重民的思想家。他们在洋务运动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所提出的变法自强的主张中，贯穿了一种与传统民本思想有别的新的重民思想。这种重民思想透露了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新变动的信息，并在螺旋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这样一种因素：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早期维新派把它作为洋务思潮左翼的一面旗帜，并循此继续前进；而高唱强兵富国的洋务派却在这种新观念面前望而却步。到九十年代的戊戌变法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用作为变法维新重要思想武器的民权说，仍留有重民思想的标记，而侈谈变法的洋务派，至此完全站到封建顽固派一边，与之结成反维新、反民权思想的联合阵线。因此，剖析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不仅有助于显现它在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发展中的地位和价值，而且还可以由此窥视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根本性思想分歧。

　　　　一、对民本思想的继承和突破

　　社会思想的发展象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一样，有它的承续性。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的重民思想是反映中国早期资产阶级利益和愿望的一种政治观念，它是在吸取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特别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的重民观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中国古代长期传沿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观点，是一种重民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它常常成为地主阶级改革家和思想家主张改良政治的一种理论依据。到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也把民本思想作为主张变革御侮的一件重要思想武器。伟大爱国者林则徐早在鸦片战争前就从“民惟邦本”的观点出发，要求“暂纾民力”，“下恤民生”。（注：《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50、152页。）在经济方面，他主张货币流通要“便民利用”，允许“藏富于民”。（注：《林则徐集》奏稿，上册，第134页。）在抵抗英国侵略问题上，他“察看民情”，相信“粤民可用”。（注：来新夏：《林则徐年谱》第421页。）可以说，林则徐作为“中国封建文化优良部分的代表者”，（注：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16页。）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有重民思想。开一代风气的龚自珍和魏源，也是民本论者。龚自珍呼唤风雷，憧憬于“山中之民”。魏源在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主张时，还强调“风气日开，智慧日出，方见东海之民云集而鹜赴”，（注：《筹海篇三》，《海国图志》卷二。）充满了对中国人民能力和智慧的高度自信。在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改革思想中，重民和爱国是密切关联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变局有了进一步的变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不断扩大和深入，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日益加深。与此同时，中国兴起了洋务运动和发生了资本主义，学习西方，借法自强，成为一种广泛的历史潮流。但是，封建顽固派竭力反对近代化，而且，在洋务思潮内部，究竟靠何种社会力量使中国富强，答案也不尽同。七十年代中期，清政府和洋务派依仗“洋力”把各地人民反清起义最后镇压下去，对民情、民力、民生更漠然于不顾，认定只要进一步借助“洋力”练兵、制器，并进行由洋务派官僚所控制的“求富”活动，就可以强兵富国。早期维新派则循着地主阶级改革派爱国重民思想的轨迹，提出了“由我中国之政治”“整顿”着手的变法主张（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第33—35页。），并援引“民谁邦本”的古训，强调要达民情、通民隐、顺民志、强民气、蓄民力、厚民生，认为只有重视和发挥“民”的作用，才能使中国独立富强。

　　重民的旗帜首先是由王韬举起的。在早期维新思想家中，王韬受西方影响最早，加之坎坷的经历和始终未官的地位，使他在洞悉“民”的作用方面独具慧眼。七十年代中期，他在《循环日报》上首倡“变法自强”主张的同时，连续发表三篇以《重民》为题的政论文章，最先揭示重民与富国强兵之间的联系。他指出：“天下之治，以民为先。所谓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也。”又说：“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王韬把治民看成是富国强兵的根本，并鼓吹“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这是对清政府和洋务派主张治国以强兵为本的批评。王韬所提出的重民的主要内容是，经济上“与民共其利”，就是扶助农业生产，“许民间自立公司”，发展工矿、商务、铁路、航运等新式工商业；政治上“与民共治”，关键在于“君民共主”，使“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军事上学习西国“兵民不分”，“善自用其民”，“作民之气”，“结民之心”，“均为民兵而行团练”。他认为这些是“治民之大者”，富强的根本。他还指出：“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勿以民为贱，民盖至贱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第18—23页。）这些议论虽仍留有对“民”的封建传统偏见，但对把起义农民淹于血泊之中而自身又不进行任何政治改革的封建统治者说来，实际上是一种警告。

　　郑观应是中法战争后早期维新思想之集大成者。他的“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的经历，使他更多地从“商民”的角度谈论问题。他在七十年代末写成的《易言》中，就要求重视商民的利益，并主张仿行西方议院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注：《郑观应集》上册，第103页。）在九十年代初写成的《盛世危言》中，更提出“商战”、“寓兵于民”等口号，主张“以商富国，以兵卫商”，一切商务、交通、制造，“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注：《郑观应集》上册，第612、899页。）政治上更明确地要求“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注：《郑观应集》上册，第313—315页。）从而把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其他早期维新思想家也都重民。马建忠写过《富民说》（注：《适可斋纪言》），薛福成写过《西洋诸国导民生财说》、《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用机器殖民养民说》（注：《海文外编》卷三。），他们都强调“民富而国自强”，重视民间财富的积累。何启、胡礼垣是华侨工商业者的思想代表，对清朝臣民和西方国民地位上的差别有深切感受，他们在自己的早期著述中就对清朝统治者忽视富国利民进行抨击，强调“国之根本在于民”，“立国”、“兴国”均要靠“民”，而为君者应该“保民”、“利民”（注：《曾论书后》、《前总序》，《新政真诠》初编。）。陈炽长期做小京官，冷眼窥视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弊病，他除把“振兴商务”、“劝工”、“务农”等主张看成是“养民之道，富国之原”外，也极力主张：行“泰西议院之法”，“合君民为一体”。（注：陈炽：《议院》、《自立》，《庸书》外篇卷下。）总之，早期维新派在提出变法主张时，都把重民思想作为重要依据。作为他们变法自强主要纲领的“商战”、设议院等主张，其目的也在于“守我利权，富我商民”和“君民共主，上下一心”，问题的中心都离不开一个“民”字。因此，我们可以认为，早期维新派的重民论是他们变法纲领的重要基石和思想核心。他们的变法主张，闪烁着爱国重民的思想光辉。

　　“任何思想体系一经产生后，便和现有的全部观念相结合而发展起来，并把现存观念加以进一步的改造”。（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第45页。）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虽然留有鲜明的传统民本思想的胎记，但早期维新派根据新的阶级和历史的需要，把它和刚刚耳食来的一些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点、经济学知识糅合起来，进行了一番翻新改造。

　　如所周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里，是构筑在封建经济结构上的一种政治观念，主要作用在于维护封建小农经济和封建王朝统治的稳定性。它在通常情况下是从属于“重本抑末”的农本思想并与之互相为用的。到鸦片战争时期，虽然由于历史条件的某些变化，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民本思想较之传统民本思想的内容有所丰富，而且包世臣等人根据当时资本主义发生趋势（注：有的论者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我以为用“资本主义发生趋势”的提法为妥。）的要求，提出了“本末皆富”（注：《庚辰杂著二》，《安吴四种》卷二十六。）的观点，但当时封建自然经济结构还比较完整，资本主义还未产生，所以，还未能冲破“重本抑末”思想的束缚。只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尤其是七十年代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进一步深入，中国封建自然经济加速解体，中国资本主义应运而生，同时，随着洋务的举办和西学的传入，中国传统的思想和价值观念、包括“重本抑末”思想在内，才受到真正的挑战。同样原因，传统的民本思想才可能有新的发展和突破。

　　中国早期维新思想家是近代中国新学派的早期代表。他们在地主阶级改革派“开眼看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面向世界考虑中国的问题。他们认识到近代中国所面临的“古今之变局”是不可逆转的，“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注：王韬：《□园尺牍》第92页。），“道贵乎因时制宜”（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第14页。），中国的立国之道必须有所变通。七十年代中期，随着洋务企业的进一步创办，封建顽固派打着“重本抑末”的旧旗，攻击创办近代机器工业是“以技艺夺造化”、“以仕宦营商贾”，是“弃本务末，舍己从人”，甚至咒骂“有机器以兴者，即有以机器亡者”。（注：方□颐：《机器论》，《洋务运动》（一），第452页。）针对这种“迁儒不通事变”的情况，王韬首先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第298—299页。）的观点，并以尖锐语言揭露了顽固派所谓重视“农事”的虚伪性，揭穿他们“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第45页。）的封建主义实质。其他早期维新派也先后对“重本抑末”论作了批判。他们指出：“英重商，而商之富可埒王侯；中重农，而农之贫几难糊口”；“若犹是重农轻商，不知变计，将来精疲力尽”，“惟有拱手受约”，沦为殖民地。（注：《格致书院课艺》丙戍秋季王佐才课艺）薛福成还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命题，开人心智地说：“此其理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注：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振百工说》，《海外文编》卷三。）郑观应也指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商务为末务哉”。（注：《郑观应集》上册，第614页。）应该指出，早期维新派的“商本”实际上是“工商为本”的简称。他们不仅重视“商务”，而且强调“欲知振兴商务，必先通格致、精制造”，（注：《郑观应集》上册，第626页。）强调“工商二事，实为泰西立国之本原”。（注：陈炽：《议院》、《自立》，《庸书》外篇卷下。）并明确主张，“以工商立国”，“恃工为体，恃商为用”。（注：薛福成：《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振百工说》，《海外文编》卷三。）那种简单地认为他们是重商主义的说法是值得商榷的。

　　由上可见，早期维新派是民本论和商本论一身兼二任的思想家。他们继承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民本思想，并把它从中国传统的“重本抑末”的农本思想的窠臼中解脱出来，置于从西方输入的“以工商立国”的商本论的基础上。首先与顽固派的农本思想相对抗。他们所说的“民”，较中国传统的“民”的概念更加广泛，而其内涵则已是从事新式工商业的“商民”——即由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买办转化而来的早期民族工商业资本家。他们的重民思想已发展成为一种为早期民族资产阶级呼喊的新的重民思想。这正是他们对传统民本思想的重要突破。

　　　　二、近代民权思想的发端

　　早期维新思想家对民本思想的重要突破，还在于他们从政治上着眼，吸取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逐步形成了包括设议院主张在内的初步民权思想。

　　早期维新派的重民论是在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中发展的。首先，他们批判君权过重。他们指出：“尊君卑臣，则自秦制始。于是堂廉高深，舆情隔阂，民之视君如仰天然，九阍之远，谁得而叩之”。（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第23页。）“今君门万里，民之疾苦，无由而诉，尊居九重，事之顺逆，无由而知，皆未得其法之故也”。（注：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既然君权过尊是“未得其法”，那么，取法西方，实行“君民共主”，就意在言中了。其次，揭露了官、民对立。早期维新派指出：“君既端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而□民，亦无不尊。……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第23页。）“今之为官者，于利民之事决不为，于害民之事决不肯阻”，（注：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豺狼之噬人也犹有饱时，而官府之私囊无时可饱也，盗之劫人也犹有法治，而官府之剥民无法可治也。”（注：《曾论书后》、《前总序》、《新政真诠》初编。）这些实际上也是对整个封建君主专制的批判。第三、谴责封建统治者“抑民以奉外”。他们指出：“试观中外交涉之事，西人每不畏官而畏民，而无不藉官势以挟制我民，此民情之多愤也”（注：王韬：《□园尺牍》第170页。）。这是对封建统治者恐洋媚外、为虎作伥行径的揭露，也表现出早期维新派在抵御外国侵略方面是林则徐的“民心可用”思想的继承者。第四、揭露封建专制统治造成民情不达、民气不伸。早期维新派说：“我中国民人为四大洲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政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注：王韬：《□园尺牍》第170页。）他们疾呼：“根本浮动，国何以安？”此乃“中国之真忧所在”（注：《曾论书后》、《前总序》，《新政真诠》初编。）。这里，要求让人民“参议于下”的初步民权主张已跃然于纸上。第五、反对屏抑民智。他们揭露封建统治者奉行“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的方针，为使他们的“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抑而屏之”。（注：《郑观应集》上册，第480页。）这种对封建文化专制主义及其“愚民”政策的批判，是为倡西学、变科举、兴学校、育人才开路的，实为近代“开民智”要求的先声。

　　“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第46页。）虽然鸦片战争前夕，龚自珍对封建君主专制作了某些批判。然而这种批判只局限在“人主”的“牢笼”和败坏人才的“苦心奇术”方面，办法也只是“药方只贩古时丹”，复“殿陛之议”古风和改变官场与士人中“万马齐喑”的局面。但到早期维新思想家所活动的年代，那种“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的“与外界完全隔绝”的状态，已被侵略者的炮火所打破，早期维新派在冯桂芬的“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的认识的基础上，考察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现状和历史，比较了中西政治制度的得失，从而对封建专制主义作了别开生面的批判。他们除继续抨击败坏人才的科举制度外，更多的是从重民思想出发，揭露君主专制下的官、民对立，揭示“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注：《郑观应集》上册，第322页。）他们的批判，除象龚自珍那样，抱有社会危机感外，更主要的是从民族危亡感出发的。特别是邻国日本一八八五年实行内阁制、一八八九年颁布宪法、一八九○年召开首届国会，对中国成为一种政治冲击波。所以到九十年代初，许多早期维新思想家都对设议院问题作了异口同声的呼吁。甚至连学者所认为政治思想比较保守的薛福成也得出了“君民共主……最为斟酌得中”（注：《出使四国日记续刻》卷四，第22页。）的认识。虽然早期维新派仍然称自己的方案是袭取“三代以上之遗意”，“皇古之遗风”；实际上是“鉴诸国”，学习西方的“文物制度”。尽管由于他们所代表的阶级还很幼弱，他们没有也不敢要求取消君权，也没有把批判的锋芒指向君主专制的精神支柱“三纲说”，但仅就“君民共主”的要求本身来看，已具有限制君权和伸张民权的双重合意。以往论者高度评价戊戌维新时期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而对早期维新派所作的批判很少予以应有的估计，看来是欠公允的。中国封建专制思想根深蒂固，批判它非旦夕所能收功。早期维新派在这方面的开先之功是不应低估的。

　　早期维新派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阐述“君民共主”主张的过程中，重新论证了被封建主义思想家所颠倒了的君民关系，得出了近于西方资产阶级的“主权在民”的新认识。他们指出：“天生民而立君，君者，群也，所以为民也”；（注：陈炽：《报馆》，《庸书》外篇卷上。）“国之所与立者民，而君听命于民者也”；（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已冬季陈翼为、许象枢课艺）“政者，民之事而君办之者，非君之事而民办之者。事既属乎民，则主亦属乎民”（注：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这些论述与几年后谭嗣同、梁启超等人的“君也者，为民办事者也”、（注：《仁学》，《谭嗣同全集》（修订本）下册，第339页。）“君与民，同为一群之中一人”（注：《说群自序》、《饮冰室文集》第二册。）的说法相似。封建君主自称为“孤”，早期维新派还他为“群”，又强调“主办属乎民”，这无异是剥落了“君”冠上的神圣光环。早期维新派中一些思想激进的还循着这种政治思想逻辑前进，于几年之后和谭、梁等一起，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纲常名教”，得出了“君不得为臣纲”（注：《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重三纲者有君无民”、（注：《曾论书后》、《前总序》，《新政真诠》初编。）“天下之权唯民是主”和“民权愈盛，则其国愈强”（注：《劝学篇书后》，《新政真诠》五编。）这样鲜明的民权主义结论。

　　有的论者在评述早期维新派的民权主张时说，他们“不想根本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只希望自上而下恩赐一点点地方‘自治’的权利”，并说：“他们的‘民权’实质上是地主资产阶级的‘绅权’。”我觉得，如果考虑到一八九四年前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非常微弱，远没有为民权主义运动奠定较厚实的社会基础，那么这种责难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何况，早期维新派的民权要求，除少数人以外，实际上一开始就是从限制君权着眼的。他们主张县、府、省各级“皆仿泰西投匦公举之法”选举议员（注：陈炽：《议院》、《自立》，《庸书》外篇卷下。）。“各省议员一年一次会于都会，开院议事”。“宰相以三年为期”，由议员决定举、黜，“部员亦然”。（注：何启、胡礼垣：《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这实际上是要求召开国会，实行内阁制。他们还要求“宏日报以广言路”，“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注：《郑观应集》上册，第347页。）。甚至早在一八八六年，就有人主张“重律法”，使“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威权自恣”。（注：《格致书院课艺》丙戍秋季王佐才课艺）到一八九三年，王韬、郑观应还引导格致书院学生讨论设议院问题。这些年轻士子在答卷中比他们老师的主张更激进。苏州贡生许象枢主张行“泰西诸国大臣皆由议员公举”之法，从大学士、部院大臣到各省督抚，“皆咨于议院而后简放”，并强调“议员之公举，重才能不重资格”，中国设议院“有利无害”（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已冬季陈翼为、许象枢课艺）。福建举人陈翼为揭示了秦代以后“率蹈秦辙，益轻其民”的事实，强调“今之天下，固中外争民之时”，仍用“唐宋之制”老办法“治民”，肯定是行不通的。他主张设议院“抑大臣之弄权”，“去吏胥之积弊”，“绝官绅之私征”，“免狱官之锻炼”（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已冬季陈翼为、许象枢课艺）。郑观应称许这些民权言论意旨“宏深”。王韬对他们“立意以重民为主”的主张大加赞同，说：“泰西议院之没，亦与中国皇古之道暗相吻合，故中国设此足立富强之本”。（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冬课王韬评语）王、郑这两位首倡“君民共主”的思想家，鼓动士子发表民权言论，大有明末东林处士横议之风，实开近代课堂议政之先声。显然，这种跟随历史脚步向前汇流的民权思想的浪潮，其目的当然不只是求得“一点点地方‘自治’的权利”，而其发展趋势终将要求“根本改变封建专制政体”。一两年后，甲午民族战争的炮火充当了推陈出新的助产婆，这种“立意以重民为主”的横议之风，终于演变成实践民权的变法维新运动。

　　自然，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还是一种“不成熟的理论”。他们谈论问题时往往还是用封建政治思想范畴的“治民”，而不是后来资产阶级思想家所主张的“民治”。他们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但他们是向资本主义门槛才踏进一只脚的思想家，多数人还未突破“忠君”思想的羁绊。他们向西方寻求真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学习的方法是直观的，对西学的了解还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的“富民说”和“君民共主”论，主要来自对西方“民富国强”的实际观感和部分获益于西方历史以及政治、经济学说的零星的知识，而他们对整个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还未及深入了解，这就使他们的重民思想远未成为一种鲜明而完整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但是，这种“不中不西，即中即西”的重民思想，是一种萌发中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到戊戌维新时期，资产阶级维新派大力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等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增加了维新思想的理论深度，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开始向理性认识阶段过渡，重民思想发展成为民权说。到二十世纪初年，资产阶级革命派进一步宣传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并借来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案，更具有理论性，近代民权要求又发展成为民主共和观念。可见，只要透过早期维新派重民思想的传统民本思想的外衣，那么，它的作为近代民权思想发端的实质是熠熠可见的。

　　　　三、维新与洋务分流的航标

　　在论述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时，还要涉及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思想分界线问题。我们知道，早期维新派差不多都是洋务运动的参加者，他们在阐述自己爱国重民的变法主张时，往往都打着洋务的旗号。王韬年轻时就“揣摩洋务”，后来一再鼓吹“洋务”是最大的“时务急务”。薛福成被称为“当时谈洋务之巨擘”，他的《筹洋刍议》就是关于洋务的建言。马建忠、郑观应以“通晓洋务”和“深谙洋务”而著称。郑观应自称其《盛世危言》五十五篇谈的是“洋务”。陈炽也认为：“今日之时务，惟洋务而已矣”。但是，早期维新派差不多又都批评过洋务派和洋务运动，在许多观点、主张上与洋务派官僚表现出分歧。如何透析这种错综的情况，揭示他们分歧的根本所在，学术界意见纷纭，莫衷一是。

　　有的论者认为早期维新派在理论思想上还没有与洋务派的“中体西用”思想分开来，两派“区别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对外国侵略不同态度”。这种见解是从洋务派都媚外卖国立论的。事实上有理难尽然之处。李鸿章对外一贯软弱妥协，做了许多丧权辱国的事。但同是洋务官僚的左宗棠，在新疆和中法战争等问题上，其爱国言行比起早期维新派却毫不逊色。另如张之洞、彭玉麟、刘铭传等人，他们在中法战争中的态度也与李鸿章有异。看来，只从是否爱国着眼，难以断然区分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

　　有的论者认为，“所谓早期维新派实际上是洋务派思想家”。他们与其他洋务派有观点、主张上的差异，但这只是认识上的差别，“不能简单的在他们间划什么派别”。这种见解是从完全肯定洋务运动并把戊戌维新运动看成是它的继续立论的。这也是值得商榷的。事实上，早期维新派虽与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结有不解之缘，但毕竟是洋务思潮的激进一翼，他们与作为洋务思潮稳健一翼的洋务派官僚在要不要“与民共利”，特别是要不要“与民共治”的问题上发生根本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七十年代中期显露，中法战争后、特别是九十年代初有了明显的发展。但由于历史的原因，早期维新派在阐述包含这种分歧的主张时，一般采取比较温和的建言的形式，很少采取论战的姿态。因此，洋务派官僚虽不采纳，但一般也不予辩驳。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各行其素。但当维新派的民权思想发展到政治实践阶段时，这种矛盾和分歧终于导致公开的论战。诚然，不看到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同一性是不对的，但因承认他们间的同一性，而抹煞他们间隐然存在的带有实质性的分歧，恐怕与事实也是难以吻合的。

　　有的论者则认为，是否承认议院制是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分界线。这种说法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但也有需要圆通之处。据我所见，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之处尽管很多，但最大的不同点正是在于早期维新派坚持了具有新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的重民思想。

　　近代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资本主义是在洋务运动时期发生的。要弄清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依违关系，必须把握住这个历史特点。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兴起、七十年代比较广泛开展的洋务运动，参加者有许多社会成分，作为这个运动在意识形态领域反映的洋务思潮也呈现出许多层次。以洋务经济活动为例，就其资本的来源和属性来说，基本成分有二：一是作为封建国家实体的清政府参予了原始积累，把一部分国家收入转化为资本，除举办官办企业外，构成了“官督商办”、“官商合办”企业中的“官本”。这种有浓厚封建性的国家资本其人格化的代表就是有关的洋务官僚；一是由地主、官僚、商人积累起原始资本的私人货币持有者，他们构成了洋务企业中的“商股”。洋务企业中的这两种基本社会成分构成了对立统一的双方。由于洋务企业内“官总其大纲”，保持“官场体统”，官方“只图自利”，又不时提取“保效”，逐渐与商人求利发生了矛盾。洋务企业外部，封建官府对民间自由投资进行种种限制，对内保持“损商病民”的厘捐，对外“袒媚洋商而摧折华商”，这又与一般商民存在矛盾。也就是说，无论在洋务企业内部和外部，“官”与“商”的矛盾是显然存在的。尽管洋务官僚也主张“致富”和“分洋商之利”，也说过“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十三，第44页。）。但他们更注重的是官利和借官权以自肥。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三十九，第32页。），“事虽商办，官仍督察，并非漫无钤制”（注：《李文忠公全书》译署函稿，卷一，第40页。）。这种“官督”和“饷源”至上，正表现出维护清朝封建统治是洋务官僚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或者兼有商股，或因其地位、经历的关系，比较注意“商民”的利益。坚持“商富即国富”是他们的基本立场。他们批评清政府和洋务派“往往重官而轻商，不若西国视官商为一体”，（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巳秋季储桂山、殷之辂课艺）“彼以保商为事，我以剥商为能”（注：《格致书院课艺》甲午冬季李鼎元、许渠新课艺）。这样，在洋务思潮内部出现了“重官”和“重商”的两翼。

　　有时，他们间的气氛也是颇为激烈的。如一八八七年，王韬邀请已取得轮船招商局总办职位的盛宣怀，以轮船招商局为题课试格致书院学生。江南制造局翻译钟天纬批评说：“官督商办事权偏重，一切唯总办之言是听。近来各种公司皆办不得法者，即坐此弊也”（注：《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课艺）。定海县附生王佐才更尖锐地指出：“外洋国政，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地方公事，闾阎生计，一切仍听民自主。惟中国虽系民间公司，亦以君主之权行其间……不知总办系大众公司之人，当禀命于各股东……今乃以二三品之大员充之，颁给关防，委以札副，全以官派行之，权重位尊，颐指气使。”提出：“剔除之法，应……选其股分多者为总办，删除一切官派，全以商贾之道行之，亦全以民主之权行之，不称局而称公司，不问官阶但问本领，不称大人但称老班，亦不必中堂之札委。如今之总办……但可居董事之列……不得藉君主之势专擅武断。此正本清源之法也”（注：《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课艺）初生之犊不畏虎，这洋洋洒洒的答卷无异是一篇申讨洋务派官僚和官督商办的檄文。王韬的评价是“实有见到之处”。盛宣怀则辩驳说：“其病不在官不问，而在商亦不问也。今欲去官督之名甚易，欲求商办之实甚难”（注：《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课艺）。这里，鲜明地表露出洋务派官僚所一贯坚持的“重官”的立场。格致书院学生还批评上海机器织布局专利十年是“自缚”“手足”（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巳秋季储桂山、殷之辂课艺），这种“阴图专利，不公不溥，适以病商”。（注：《格致书院课艺》甲午冬季李鼎元、许渠新课艺）

　　由上可见，洋务思潮内存在着“重民”与“重官”的分歧。分歧的焦点是“利”和“权”的问题。这正是洋务运动广泛开展后，王韬把“与民共利”和“与民共治”作为重民主张基本内容的原由。早期维新派从“藉官力为护持”到喊出“官办不如商办”，从主张在公司内“全以民主之权行之”到要求设商部、颁商律、重律法，“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其实质都是为了争“民”的“利”与“权”。洋务派官僚坚持“官总其大纲”，所谓“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能听民专之者权”（注：《张文襄公奏稿》卷四十三，第10页。），其实质也是保“官”的“利”与“权”。李鸿章、张之洞如此，其他洋务官僚罕有例外。譬如左宗棠，在对外方面主张御侮，颇有爱国色彩，但他在涉及“官”与“民’对立的问题上则往往很难改变其重官、抑民的封建统治者的立场。所以在他身居高位后的著述中，虽仍不乏爱国宏论，却绝少重民主义言词。梁启超批判洋务派时说过：“即有一二号称通达时务之人，……亦谓西法之当讲者，仅兵而已，仅在外交而已，曾无一人以蓄养民力，整顿内治为要务者，此其所谓不务本而欲齐其末。故虽日日言新法，而不曾见新法之效也。而彼辈病根之所在，由于不以民为重，其一切法制，皆务压其民，故不肯注意于内治，盖因欲兴内治，不能不稍伸民权也。”（注：《戊戌政变记》卷八。）这段话表明维新派主张伸民权是从重民思想出发的，同时它一针见血地揭露了洋务派官僚“不以民为重”、“皆务压其民”的反民主的本质。可见，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分歧，就其外观而言是关于洋务的本末之争，而就其思想实质而言，则是重民还是重官、亦即重民还是抑民之争。这种分歧是客观存在的，维新与洋务逐渐由此分流也是必然的。离开了这个思想核心，自然会紊乱或混淆他们间的思想界线，因而会割裂或曲解洋务运动与戊戌维新运动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