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剑杰

　　作者曾在《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注：载《武汉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一文中提出：任何一种思想理论的历史作用都必须受到时代和条件的制约。当19世纪6、70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着要不要学习西方的时代条件下，以“中体西用”为核心的洋务思想起过解放思想的进步作用；当8、90年代中国社会和思想界面临的已不再是要不要学西方而是究竟向西方学习什么的时代条件下，洋务思想坚持反对对中国封建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变革，从而丧失其历史的进步性，成为阻碍中国近代化运动继续向前推进的反动理论。本文将讨论在洋务思想因其丧失进步性而趋于衰落的过程中，曾经作为洋务思想附庸的早期维新思想怎样与其逐渐分离并成为时代思潮的大体过程，算作上文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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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认为是洋务思想体系核心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从本质上说，是中国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与外来的资本主义思想的特殊混合物，是一种具有两重性的思想理论：在“中学为体”即维护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反映了洋务思想与封建顽固思想保持着根本的一致性；在“西学为用”即学习西方技艺等方面，反映了洋务思想与早期维新思想的某种一致性。易言之，洋务思想区别于封建顽固思想的主要标志是赞同或反对“西学为用”，这种区别是枝节的，非根本的；洋务思想区别于维新思想的主要标志是坚持或改善“中学为体”，这种区别是原则的，根本的。因此，“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基本上仍然是一种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封建主义的思想理论，正如同洋务派仍然是封建统治阶级内一个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政治派别一样。由于“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具有两重性，因而规定了它不仅与封建顽固思想并存，而且与大致同时产生的早期维新思想和后来的康、梁改良思想并存，既可以容纳早期维新思想，并与之结成同盟以反对顽固思想，也可以与封建顽固思想结成同盟以反对康、梁的改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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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早期维新思想，大体是指1894年甲午战争以前的维新思想，它的发展可以1884年中法战争为断，区分为前、后两个时期。中法战争以前，即在6、70年代，它虽然与洋务思想存在着某些歧异，但附属和依存于洋务思想，基本上没有超出洋务思想的范围，或者说是洋务思潮中比较激进的一派。中法战争后，它作为洋务思想的对立面而逐渐分离出来，表现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倾向，成为康有为、梁启超等资产阶级变法改良思想的前驱。

　　一般说来，维新思想特别是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界限是不很分明的，中法战争以前尤其如此。试比较6、70年代的著名维新思想家王韬与洋务派首领李鸿章的言论：

　　李说：“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

　　王说：“夫洋务即时务，当今日而兴时事，固孰有太于洋务者？”

　　李说：“我朝处数千年未有之奇局，自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

　　王说：“既创开辟以来未有之局，亦当为开辟以来未有之事”。

　　李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

　　王说：“自固自强之术”，在于“用其所能，夺其所恃”。

　　李说：“办洋务制洋兵”，“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王说：“我于此时而尚不变法以自强，岂尚有人心血气者哉？”

　　李说：“日本，小国耳，方欲自保而逼视我中国，中国可不自为计乎？”

　　王说：“日本，海东一小国耳，一旦勃然有志振兴，……我中国曷不返其道而行之哉？”

　　上述言论，不仅没有本质的区别，甚至用语都极其类似。尽管如此，由于早期维新思想家所处的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毕竟与当权的洋务官僚有所不同，因此二者在思想上必然有依存和悖违之处，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差异。差异就是矛盾。正是这种差异（矛盾）的存在和加深，最终导致了二者的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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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同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共同点表现在对“中体西用”的相同认识（注：参见拙文《关于洋务思想体系及其评价》。）一样。二者的差异最初也集中地表现在对中学与西学的态度上。在对待“中体”即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及意识形态方面，洋务思想家为提倡西学，回答顽固派“用夷变夏”的攻击，有时也宣传“古无久而不弊之法”，办洋务不必“事事拘守成法”的观点，提出“变法”口号，但归根到底是要用西方武器和技术来装备清朝统治的旧机器，绝少对这个机器本身提出批评和指责，即所谓“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注：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2册，第319页。）。早期维新思想家则不一样，他们继承鸦片战争时启蒙思想家如龚自珍、魏源等的社会批判思想，敢于对清政权的种种弊端进行大胆揭露和鞭挞，冯桂芬、王韬即是突出的代表。冯桂芬在所著《校邠庐抗议》中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了多方面的揭露和批判。在该书自序中，他指出清朝国贫民困、史治腐败等等事实：“奉军国则民力竭，养兵勇则国力又竭”，“文臣不知兵，武士不晓事”，“倍征无艺”，“运道阻，天庾空”，“水利塞、稻田少，民受其饥”，“科目不得人”，“民隐不上达”，“案牍繁多”，“夷患不已”，“器用苦窳”等，涉及清朝政治、经济、财政、吏治、外交、科举的各个方面的弊病，结论是：封建的中国“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弃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相符不如夷”。他揭露官场腐败状：“外官自督抚以至典史，某缺肥，岁赢若干；某缺瘠，岁赔若干。所谓肥瘠者，皆陋规之属。扬扬然习于人口，不以为怪，骤闻之几疑官为市肆之名”（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厚养廉议》）。王韬揭露君主专制的罪恶说：“君既端拱于朝，尊无二上，而趋承之百执事出面□民，亦无不尊，辄自以为朝廷命官，尔曹当奉令承教。一或不遵，即可置之死地，尔其奈我何？惟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髓。无所不至。囊橐既满，飞而飏去，其能实心为民者无有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他们一致认为君主专制政体使君（包括官僚）与民（主要指不当权的地主、富商）之间隔膜太深，民情无由上达，这是造成中国贫弱落后、缺乏生气的主要根源。他们指出“上与下不宜狎，狎则主权不尊，太阿倒持而乱生；上与下又不宜隔，隔则民隐不闻，蒙气乘辟而乱作”；“治民之大者在上下之交不至于隔阂。……勿以民为弱，民盖至弱而不可犯也；匆以民为贼，民盖至贼而不可虐也；勿以民为愚，民盖至愚而不可欺也。夫能与民同其利者，民必与上同其害；与民共其乐者，民必与上共其忧。”（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中》）诚然，早期维新思想家对封建政治和君权的批判仍然是站在维护和完善这个制度的立场上，还没有表现对这个制度本身的怀疑和否定，因而他们赞同洋务派的“中学为体”。但是，他们敢于正视和揭示封建统治肌体的恶性疮疤，而当这个疮疤随着洋务活动的开展不是治愈而是更加恶化时，就势必导致对封建肌体本身的怀疑和否定，更加倾向西方立宪政体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从而与坚持维护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的洋务派分手。在对待“西用”的认识上，早期维新思想家同洋务思想家一样，首先看到和强调的是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百工技艺和自然科学等资本主义的“长处”，差异在于：前者所理解的“西学”和学习西方的范围却比后者所认识的更为广泛。他们不仅主张学习西方的上述各种“长处”，较早地积极提倡设工厂、开矿藏、行轮船、筑铁路，以及学习西方的商务、教育、法律和政治制度的某些方面，而且注意探讨西方国家的本与末、体与用。郑观应曾明确提出“西人立国之本，体用兼备”的论点，说中国只学习西方船炮技艺，是“遗其体而效其用，所以事多杆格，难臻富强”（注：郑观应：《南游日记》，第67页。）；王韬则认为西方立国“以恃商为国本”，说各国“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将以壮观瞻，致富强”（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虽然当时的维新思想家对西方国家得以强盛的体用、本末还没有一致的认识，各种认识也只是局部的，肤浅的，尚未达到一个总体的理性的认识，但却是走向这种理性认识的重要一步。差异还在于：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提倡学习西方的长处，而且勇于揭露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表现了鲜明的爱国思想，全面地继承和发展了林则徐、魏源的“师夷”、“制夷”主张。在学习西方的动机和目的上，他们更多地强调的是对外，而不是对内。和冯桂芬认为“夷务第一，剿贼次之”；王韬认为《天津条约》的签订使西方侵略势力达于长江腹地，“猝有变故，不能控制，此诚心腹之大患”，提出讲求“御戎之法”和“自固自强之术”；郑观应对外国侵略者在中国沿海掠卖华工，视华人“贱同蝼蚁，命若草营”的罪恶行径表示了极大的愤慨，揭露外国商品、宗教侵略的危害是“通商则渐夺中国之利权，并侵中国之地，传教则侦探华人之情事，欲服华人之心，其中煽害，倍甚通商。”（注：郑观应：《易言·论传教》）诸如此类的思想言论，同拜倒在坚船利炮之下的洋务思想言论是有所区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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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84——1885年的中法战争中，在洋务活动中建立起来的福建水师和福州船政局被法军瞬间摧毁。清政府在陆路战场取得镇南关、谅山大捷的有利形势下，“乘胜即收”，未败乞和，以妥协退让换得战争的结束和列强的扶持，经过近20年“自强”活动的清朝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事实。战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民族危机的加深，推动着早期维新思想家进行新的探索，开始从“洋务自强”的幻梦中逐渐清醒过来：推行了近20年的洋务措施为什么没有显著成效？在五光十色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中究竟哪些东西是立国之本？中国的富强之路究竟在哪里？他们由怀疑、■徨和不满，终至突破洋务思想的牢笼，从70年代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上继续迈进，提出更加鲜明的资产阶级要求。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离，首先是从对洋务活动的反思和批判开始的。在70年代，还只有象王韬这样个别的思想家在鼓吹“中体西用”的同时，对某些洋务措施提出过批评意见。针对洋务派的本末倒置、治末不治本，他指出：“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徒恃西人之舟坚炮利，器巧算精，而不师其上下一心，严尚简便之处，则犹未可与权。盖所谓师法者，固更有进焉者矣。”（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变法自强下》）到80年代，则几乎所有的先进知识分子都程度不同地对洋务活动进行批判，尤其对那种认为只需学习西方坚船利炮、百工技艺就可振兴中国而勿需对封建政制本身进行改革的洋务思想体系大胆抨击。陈炽批评洋务派的学西活动是“弃其菁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面袭其皮毛”，说“今之言洋务者，动曰讲求公法，整顿海防，制器练兵，购船造炮，自以为当务之急，而不知皆缓图也。”（注：陈炽：《庸书》之《内外篇序》、《商部》。）郑观应喟然叹曰：“60年来，外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末而忘本。求其洞见本源，深明大义者，有几人哉！”（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这实际是对洋务派首领们不指名的批判。何启尖锐抨击洋务派的官办、官督商办的办企业方针，他以轮船招商局为例，说它所以开办多年而未见大利，原因正是“官场之积弊”所造成，要求清政府应当象西方或日本那样。“实意兴商”，“如民间有纠合公司购建轮船往还外国者，国家籍其交递邮务信息，酌益补助，给以巨资。……至于内河轮船有欲倡设者，立行批准”，反对清政权对航运事业的垄断和专利（注：何启：《新政真诠》，见《戊戌变法》资料丛刊第1册，第204页。）。从上述种种批判出发，80年代至甲午战前的维新思想家以其在政治上的“君民共主”思想和经济上的“以商为本”思想，与洋务思想区别和分离开来，成为当时思想界进步政治思潮的重要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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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民共主”思想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中学为体”思想的一种修正。早在6、70年代，就有个别维新思想家在批判清朝君主专制的弊害和探讨西方各国的体、用时，已经表现出对西方国家“君民不隔”、“上下一心”的政治制度的向往。但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们一般都没有实地考察西方社会的直接经验，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了解仍然是粗线条的、表面的，也还不是他们当时强调宣传的重点。80年代前后，中外交往走向频繁、密切，不少人（如马建忠、薛福成、陈炽等）还获得留学或出使西方国家的机会，增加了对西方社会的切身体验。当“徒袭皮毛”的洋务措施在中法战争后已经表明其不能使中国趋于“自固自强”的事实时，要求采用某些西方民主政治形式，如“君民共主”即君主立宪制度，便自然而然地被提上日程，成为当时维新思想家宣传鼓吹的重点。

　　早期维新思想家为什么要选择和宣传“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呢？王韬曾说过：“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都俞吁咈，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下》）薛福成也说：“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然如美国则民权过重，法国则叫嚣之气过重。其斟酌适中者，惟英、德两国之制颇称尽善。”（注：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卷3。）此外，何启、郑观应、陈炽、陈虬等也都使用不同的言辞，表达过与王、薛等相似的思想认识。很显然，在这些维新思想家看来，美、法式的民主共和制度不但不能接受，甚至是必须抵制的洪水猛兽，因为这种制度是“权偏于下”、“权不一而志不齐”，甚或使“政柄在贫贱愚民”之手，其结果必然是政治上的混乱和国家的分裂。在封建意识和传统思想的束缚下，他们简直无法想象没有了皇帝如何能建立正常稳定的政治秩序。但是，日益严重暴露的清朝专制制度的腐败现实，又迫使他们不得不寻求补救的办法。于是，“犹有中国主代以上之遗意”的英、德式的君主立宪制度便自然地引起他们的兴趣，却又不能原封不动地照搬，而要“斟酌变通”，使之适合中国的传统和国情。在他们看来，英、德式的君宪制也有缺憾，这就是“君权过轻”，说“西人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弈棋”，可以随意摆布，至于被废黜，终于造成权臣武将之间彼此相攻，天下大乱，因而“稍违圣人道”。经过“斟酌变通”而后提出的“君民共主”制度，议会的地位和作用被大大缩小，只是作为辅佐弥补君权制的不足，才有存在的价值，它不再如英德议会那样具有民意代表和权力机构的庄严的外观，它的产生或者与科举制度联系起来（如何启等主张，县、府、省议会议员应分别由秀才、举人、进士中产生），或者与乡官制度结合起来（如陈炽提出：每乡举乡官二人，当选者既是乡官，又是议员），或者干脆把议会与官僚机构融为一体，并行不悖（如汤震提出：由四品以上官员组成上院，四品以下官员组成下院，“由宰相核其同异之多寡，上之天子，请如所议行”）。无论是哪种情形，经过“变通”以后的所谓议会，不过是清朝皇帝的一个扩大了的咨询机关，而不是权力机构，其基本职能仍在于维护皇权的尊严，提高皇帝的权威。诚如陈炽所说，实行“君民共主”，将会“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使“民气日舒，君威日振”（注：陈炽：《庸书·议院》）。

　　应当指出，由于受当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还很幼弱和资产阶级刚刚诞生的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的制约，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方议会制度的认识和追求确实不可能走得更远。他们从西方借来议会制的武器，却又小心翼翼地深怕触动中国皇帝的权威，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同传统的政治教条调和起来。尽管如此，他们在当时条件下敢于提出和鼓吹议会政治和“君民共主”的变法主张，毕竟是对“中学为体”的洋务思想基石的一种叛逆和挑战，是在走向近代民主的道路上迈出的第一步。并且，议会政治的理想一旦出现在中国思想界，就必然要随着经济的进步和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发展和传播开来，最终导致对封建专制政体的更深入的批判、谴责以至于否定。

　　“以商为本”或重商思想，则是早期维新思想家对“西学为用”思想的一种补充。这种思想是在70年代以后外国商品侵略日益扩大，中国对外贸易出现越来越巨大的贸易逆差的刺激下产生和形成的，因而具有鲜明的爱国主义性质。与“君民共主”思想一样，重商思想也发端于中法战争之前而兴盛于战后。70年代，王韬曾依据他对英、法等国实地考察所见，提出“商富即国富”和“恃商为国本”的论点，但主要着眼于洋务企业的“官办费用浩繁，工役甚伙，顾避忌讳之虑甚多”等弊端，希望对“官督商办”模式加以改革，主张“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即由商人出资，“官从而翼护之”，反映了正在兴起的民族资本对政府的强烈依赖心理。中法战争后，维新思想家们更多地是从抵制外国商品侵略、挽救日趋巨大的贸易入超、堵塞财富大量外流的现实需要，提出重商问题。例如，有的指出：“频年海溢川流，岁出金钱万万金，遂使二十一行省无富商，内外穷民之失业无依者，尤如恒河之沙不可计算”（注：陈炽：《续富国策》卷）；“今以各国商船论，其于中国每岁进出口货价银在二万万两以上，约计洋商所嬴之利，当不下三千万。以十年计之，则三万万。此皆中国之利有往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矣。”（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商政》）他们一致认为中外贸易逆差日增是造成中国民穷财尽的根源，“欲中国之富，莫如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要扩大出口、减少进口，便必须发展本民族的工商业，抵制外国商品侵略。因此，“只知选购船炮，不重艺学，不知商务，尚未知富强之本”。基于以上认识，早期维新思想家明确地提出“商战”重于“兵战”的思想主张。郑观应作《商战》篇，比较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各种形式，说“彼之谋我，噬膏血，非噬皮毛，以资财不攻兵阵。……迨至精华销竭，已成枯蜡，则举之如发蒙耳。故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他的结论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之《商战》、《技艺》、《开矿》。）。

　　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倡的“以商为本”或“重商”之“商”，并不专指商品流通和对外贸易，而是指包括除农业以外的一切国民经济领域。在他们看来，商业乃是发展工业生产的前提和基础，而工业又是发展商业的条件和保证，即所谓“若有商无工，纵令地不爱宝，十八省物产日丰，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这就是说，不发展自己的民族工业，丰富资源只能成为外国资本主义掠夺的囊中物。因此，他们提出“以工翼商”、“工实居商之先”和“商之体用在工”等主张，认为只有大规模地进行工业经济建设，才能“粗者使精，贱者使贵，朽废者使有用。有工艺然后有货物，有货物然后有商贾”（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之《商战》、《技艺》、《开矿》。），才能与外国进行“商战”，改变不利于中国的贸易趋势。这表明，中国的早期维新思想家的“重商”思想不完全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那种认为财富即是货币积累、流通乃是产生财富的唯一源泉的重商主义，而开始认识到商品流通对商品生产的依赖关系。由此出发，他们对束缚商品生产发展的官办、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模式，由早年的赞美、鼓吹，转变为批判和抨击。如郑观应原先认为企业全由官办则难筹巨款，故必须兼集商股；全归商办则怕士棍刁难阻挠，故必须有政府护持；只有“官督商办，各有责成”，才能“上下相维，二弊俱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之《商战》、《技艺》、《开矿》。）。后来，他在长期参与官办、官督商办企业的管理，洞悉其中腐败情形之后，便改变态度，指斥洋务派的“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明确提出“今欲扩充商务，当力矫其弊，不用官办，而用商办”，“夫如是，上以承国家之需要，下以杜外洋之卮漏，安见商富而国不富耶？”这说明，早期维新思想家不仅已经认识到外国商品侵略是中国民穷财困的根源，而且开始认清洋务派的压制和垄断是使中国民族资本工商业不能顺利发展的重要障碍；要与外国资本进行“商战”，仅仅依靠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固然不行，靠清政府垄断近代工商业也不行。这反映了维新思想家对“中体西用”为指导的洋务活动的期待和幻想的破灭从而要求突破洋务思想范围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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