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能政

　　出现于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早期改良派，是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中一支最活跃、最有生气的力量。研究早期改良派的思想，不仅有助于对他们丰富的思想财富的继承，而且也有助于我们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了解。本文仅从早期改良派的经济思想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及形成，作一个历史的考察。在这之中，也涉及到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一些看法。

　　　　一

　　论述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注：《马恩全集》第20卷，19页。）当滚滚潮流把早期改良派推上历史舞台的时候，他们首先面临的就是传统的以重农抑商为核心的，以本末、义利、奢俭等封建经济范畴为补充的封建经济思想，以及鸦片战争前后发展起来的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封建经济改革思想。这些先行的思想材料，传统经济思想的封建性质姑且不必多说，就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材料来说，虽然带有某些反映资本主义的因素，如“反抑商”思想，但其仍旧未能脱离封建主义的■臼。显然，从中是得不到直接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武器的。于是在这些已有的思想材料中，寻找对自己有用的东西，并加以改造，使之带上鲜明的资产阶级印记，便是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产生的主要途径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局势，给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产生带来了契机。在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同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通过各种途径，吸收和利用了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知识和思想，对传统的封建经济思想发起了批判。

　　揭开这场批判序幕的是王韬。他从七十年代起，同封建的“义利”范畴相对立，从“兴利”出发，开始否定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奉行的“重农抑商”政策。指出封建剥削实质是“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已。”（注：《兴利》《弢园文录外编》45页。下引此书简称为《外编》。）他把“兴利”思想和传统的民主思想结合，响亮地呼出了“与民共利”的口号，要求“以商力濬利源”，（注：《治中》《外编》25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将“开掘煤铁五金诸矿”，“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的利“皆公之于民。”（注：《重民中》《外编》22页。）这里所说的“民”，已经不同于与传统农本思想结合的“农民”了，而是有了新的阶级内容的与商本思想结合的“商民”。他明确提出“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表明了对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的向往。既然“今夫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注：《重民上》《外编》20页。）那么“商富即国富”，（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299、300、299、299、299）便统一起来了，因此也就必须“恃商为国本”。（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299、300、299、299、299）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握有货币的地主官僚、商人投资于新式工商业的要求和愿望。

　　薛福成对“凡一言及利，不问其为公为私，概斥之为言利小人”的封建“贱利观”发起了挑战。早在七十年代他已经表达了“贵利”观点。他在《商政》篇中说：“而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惟人人欲济其私，……而终为公家之大利。”九十年代出使欧洲后，在资本主义制度的熏陶下，他的这一观点更为发展了。他说：“各国于振兴商务之道，……意在使人人各遂其私术，人人之私利既获，而通国之公利寓焉。”为了使自己的论据更为充分，他又引《大学》《易》“圣人正不讳言利。”正是由于“后世儒者不明此义”，“于是利国利民之术，废而不讲久矣。”那么“言利”之“术”何在呢？在他看来，“商务盛，则利之来如水之就下不能止也；商务衰，则利之去如水之日泄而不自觉也。”（注：以上均见《出使日记续刻》卷四，光绪十八年五月三十日。）因此他认为要讲利国利民之术，关键在于振兴商务。他强调要振兴商务，“大抵外洋各国莫不以商务为富强之本。”（注：《通筹南洋各岛添设领事官保护商民疏》《海外文编》卷一。）薛福成勇敢地冲破封建经济思想的羁縻，果断地提出“商握四民之纲”，（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海外文编》卷三。）“藏富于商”。（注：《西洋诸国为民理财说》《海外文编》卷三。）“利归富商”（注：《用机器殖财养民说》《海外文编》卷三。）等新观点，完全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

　　和王韬、薛福成对封建的“义利”范畴作出深刻的批判不同，郑观应把他的着重点放在对“重农抑商”政策的批判上。他的主要论点是“时势不同”。在七十年代，他就已提出“在古寓兵于农，今寓兵于商”。（注：《郑观应集》（上）第55页）

　　流露出重商的思想。此后在甲午战争前出版的《盛世危言》五卷本里，又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说：“稽古之世，民以农为本，越今之时，国以商为本。”（注：《郑观应集》（上）第593页）“古人所谓商，……非今所谓商也。”因此“居今世而慨念商务，其情势有不可同日语者矣。”（注：《郑观应集》（上）第592页）为此他得出结论说：“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郑观应对“重农抑商”的批判，虽然不象王韬那么深刻。但是他运用“时势不同”的论点，反映出他的重商思想和鸦片战争时期的“反抑商”思想的不同，他所重的“商”，已经不是以前封建性的工商业了，而是赋有时代内容的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了。郑观应在批判封建抑商政策的同时，还向传统的封建教条“崇俭”论发起攻击，指责封建教条的捍卫者顽固派借崇尚节俭之名，行百事废弛之实。在早期改良派中，郑观应可谓是批判封建奢俭范畴之第一人。虽然揭露深度不够，但他已看出传统的崇俭教条对新兴资产阶级有所作为的危害。这种认识也为后来的谭嗣同、严复等人批判封建的“崇俭”论开了先河。郑观应作为一个近代企业的投资者，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特征。早在七十年代，他已提出官、商、民的概念，和传统的士农工商四民概念相左。（注：《郑观应集》（上）第52页）并且他还特别强调商、商民的利益。在《易言》中，他多次提到“富我商民”（注：《郑观应集》（上）第91页）“卫我商民”，（注：《郑观应集》（上）第70页）到《盛世危言》五卷本，更进一步提出要“变隆古之习，视商如士。”（注：《郑观应集》（上）第593页）对商居四民之末的地位公然表示不平，并要求取得四民之首“士”的地位，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改善其社会地位的愿望。

　　马建忠对传统的封建经济范畴的批判没有象前几位那样尖锐而又广泛。他主要针对封建的“抑商”政策提出了他的富民思想。还在1877年，马建忠在给李鸿章的一封信中提到“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注：《上李伯相言出洋功课书》《适可斋记言》卷二。）已经萌发了这种思想。以后又提出“法宜因民之利，大去禁防，使民得自谋生，自求其利。”（注：马建忠《东行续录》）到1890年的《富民说》明确指出，“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如何才能致富呢？他提出就是要兴办资本主义工商业“转贫民为富民，民富而国自强。”（注：《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马建忠的富民实际上就是富商民，使那些投资新式工商业的资本所有者发财。因此马建忠也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据上所述，可以看到，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在洋务论者中首先出现了一批和传统的封建经济思想和范畴相对立的先进思想家，他们都和洋务运动有密切关系。有的亲自出过洋，有的和西人打过多年交道。欧风美雨的东袭，西方学说的传入，使他们的思想起了变化，并日益呈现出与洋务派分离的趋势，形成带有鲜明时代内容和阶级实质的新思想。他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振臂疾呼，无情地揭露封建剥削的实质。他们崇尚西方的经济制度，勇敢地向传统封建经济思想发起批判。于是重商思想克服了抑商思想，商本观念取代了农本观念，民本思想中的“农民”向“商民”的转变，贵利观战胜了贱利观，“崇俭”论受到了批判。这一切表明了经济思想领域内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一次大革命。中国近代经济思想的变革，并不是采取直接引入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途径，而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下，在接受西方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的基础上，利用了中国经济思想的先行材料，经过资本主义的改造，在向封建经济思想的批判中形成起来的。因此早期改良派的经济思想也打上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刻烙印，始终没有形成象西方那样的经济理论。

　　　　二

　　早期改良派的重商思想克服了抑商思想，正是改变了经济事实在思想领域中的反映。它的根源深藏在下述经济事实中。

　　一、私人资本的产生和发展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加紧了对中国商品输入，但是正如马克思当时所分析的那样：“一般说来，人们过高估计了天朝老百姓的需求和购买力。在以小农经济和家庭手工业为核心的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制度下，谈不上什么大宗进口外国货。”（注：《马恩全集》第12卷，604页—605页。）与上述情况相适应的是中国封建正统思想也顽固地抵御西学的传入。鸦片战争的隆隆炮声，只震醒了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一小批地主阶级中有识之士，他们开始研究西学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口号；然而在统治集团中，更多的仍沉湎于“天朝上国”的自我陶醉之中。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整个统治阶级才被惊醒，学习西方，师夷之长技才成为一个社会思潮。陷入半殖民地的中国，这时已面临着资产阶级征服世界的不可抗拒的潮流。从六十年代起，统治阶级中“不想灭亡的人们”洋务派，被迫地充当着“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开拓者的角色，兴起了洋务运动。随着军用工业和民用工业的创办，七十年代起，在官督商办的洋务企业中，出现了中国近代第一批私人资本的投资者。同时在洋务企业外，也出现了一批私人资本经营的小企业。这时，在国内资本构成中，已明显地形成了两个部分。一个是封建国家资本的投资，另一个是由地主、官僚、商人积累起的私人资本投资。由于资本所有者的不同，因此也形成洋务派及早期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早期改良派。洋务派作为国家资本的人格化代表，他们就会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一面，如要求学习西方，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也对封建的重农抑商政策不满，要求发展新式工商业。但是他们同时又具有浓厚的封建性。他们压制洋务企业内外的私人资本代表——“商民”的利益，更多的是考虑为封建政权理财、开源、筹饷。而早期改良派作为私人资本的代表，他们采用资产阶级生产方式，为了是在兴办新式工商业中获利，增加自己的财富，变成资产者。因此和洋务派不同，他们经常关心的是“商民”阶级的利益。在发展资本主义问题上，要求摆脱官僚资本的束缚，使私人资本自由发展。他们之间的根本分歧是重官府，还是重商民；重发展官僚资本，还是重发展私人资本。早期改良派从要求发展私人资本的立场出发，因此提出改税撤厘，允许私人集股成立股份公司，要求设商部，商务总局来管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并主张民办企业，对官督商办提出批评。这些自由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正是和洋务派加强官僚资本控制的目的背道而驰的。作为曾经追随洋务派的早期改良派正是打着“商民”的旗帜，最后才从洋务派中分离出来。

　　　　三

　　经过两次鸦片战争，中国的主权进一步削弱。外国商品大量涌入，使鸦片战争前后就已存在的白银外流情况越发严重。这对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从七十年代起，中国边疆危机进一步严重。这时由于清政府已经镇压了国内人民的起义，在国内形势趋于稳定的情况下。民族矛盾上升，并且越来越占主要地位，反外侮的呼声也越发强烈了。这时不管在洋务企业内还是外，不管是洋务派还是早期改良派，都一致发出了“收回利权”的呼声。如果说军用工业的创办主要是对内镇压人民起义的话，那么七十年代起民用企业的创办则主要是对外。用李鸿章的话来说是“我利日兴，则彼利日薄。”（注：《洋务运动》第一册，50）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璠提出用外洋贸易“收回利权”，（注：《洋务运动》第一册，168）贵州候补道罗应旒提出要“操朝野之利权”（注：《洋务运动》第一册，179）等等。同时，早期改良派的代表人物王韬也强调“自握其利权”，“收西商之利，而复为我所有。”（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299、300、299、299、299）马建忠在法国留学期间也针对提出要“以分其利”，“收回利权”。（注：《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郑观应也讲到“惟赖在上者扼其利权，神其鼓舞。凡中西可共之利，思何以筹之；中国自有之利，思何以扩之；西人独揽之利，思何以分之。扼其三端，则利权可复矣。”（注：《郑观应集》（上）第74页）有趣的是薛福成也有类似的提法，“彼此可共获之利，则从而分之；中国所自有之利，则从而扩之；外洋所独擅之利，则从而夺之。三要既得，而中国之富可期。”（注：《商政》《筹洋刍议》）显然“分之”比“筹之”，“夺之”比“分之”的意思是进了一步。他们的表述是如此的接近。从这之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早期改良派思想相互影响之一斑。可见，随着外国经济入侵的进一步加深，外国侵略特权的进一步攫取，在民族矛盾上升的七十年代，尽管朝野间发出一片“收回利权”的呼声，由于发展官僚资本还是发展私人资本的出发点不同，因此无论从收回利权的深度和广度来讲，早期改良派都超过了洋务派。下面让我们对早期改良派收回利权的内容进行剖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加深，主要还是表现在外国商品的大量输入。考察这一时期的中外贸易价值额，（注：参见《剑桥中国晚清史》58—59页。）可以看到出口货值的增长赶不上进口货值。从1877年起，入超就成为一贯趋势，而且越来越大。从1877年到1894年的十八年中，平均每年入超一千八百三十九万一千海关两。薛福成因而尖锐地指出，“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近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矣。”（注：《商政》《筹洋刍议》）针对“洋布洋纱畅销”的局面他大声疾呼“若不设法拒遏，则洋纱洋线之源源而来者，尚恐日多一日无穷期也。……然遏之因无他法，不外设厂招工，广购机器，自纺洋纱洋线，渐推而至于织布，则风气开而利源薄矣。”（注：《出使日记续刻》卷十，光绪二十年2月十三日。）这确实是当时可取之有效办法。王韬对“他国之贩运于我国者踵趾相接”的情况感到忧虑。他认为“彼能来而我不能往，何能以中国之利权仍归诸中国。”因此他提出要“广贸易以重货财”，要“丝茶我载以往，呢布我载以来。”（注：《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外编》299、300、299、299、299）郑观应则更深刻地认识到：“与外人通商，无形之侵伐也，吃亏之处比割地岁币为尤甚。谋国者而不思所以御之之法，如之何其可也？”（注：《郑观应集》（上）第592页）郑观应所谓的御法，就是他所说的“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因此“习兵不如习商战”，（注：《郑观应集》（上）第586页）其做法是针对外国输入的所有商品，分别提出鸦片、洋布、食物、用物、杂物战等等，最后结果是“彼货之流可一战渐塞”，“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注：《郑观应集》（上）第590页）实际上提出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竞争的观点。

　　在认识到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造成的危害同时，早期改良派也对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攫取的协定关税，内河航运等侵略特权予以坚决反对。考1864年到1894年进出口税率水准的变动情况，（注：参考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796—797页。）可以看到，同一种货物，外国货同中国货关税负担悬殊很大。从1864年到1894年的共三十一年间，进口年平均税率为5．48％，出口年平均税率却为9．58％。对此马建忠指出，欧洲各国“逼我猝定税则，各种货物，除鸦片外无所轩轾，正子两税不过值百抽七有半之数。……是利源尽为所夺矣，数十年吸中国之膏血，官商贫富无不仰屋而嗟。”（注：《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因此他一再强调“洋商夺我国之利，故重其科征”；并认为“中国转亏为盈，转弱为强之基，实在于此。”（注：《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适可斋记言》卷四。）薛福成在七十年代提出改约，保护关税，认为“自洋药而外，均以值百取二十为断。”（注：《利权三》《筹洋刍议》。）郑观应于七十年代提出“今宜重订新章，仿照各国税则，加征进口之货。”（注：《郑观应集》（上）第70页）1892年，在上海格致书院课艺中，潮州府人杨史彬提出“更税则”的要求，而主考官盛宣怀却加上评语曰：“税则载在条约上，骤议加重，西人必不允行，此事势难办到。”（注：《格致书院王辰课艺》）“更税则”之争也恰好反映了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抵洋思想的分歧。至于内河航运权，郑观应在七十年代提出“凡西人之长江轮船，一概给价收回。”“如是长江商船之利，悉归中国独擅利权。”（注：《郑观应集》（上）第75页）至于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特权，早期改良派也都不同程度地表示反对。但是从早期改良派要求改约的言论来看，普遍地只寄希望于将来中西条约期满更换新约时，再伺机取消，而不是主张立即废除，这种想法也反映了他们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从以上论述中间可以看出，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以商品入侵为主的经济侵略，早期改良派大都提出针锋相对的“遏来源”，通商竞争、以至商战等以商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主张，加上批判封建“抑商”政策，为“商民”争得地位的需要，自然而然地在他们的经济思想上蒙上了一层“重商”的色彩。不论各人所云的“商”之内涵有所不同，但其重点都是重视对外贸易，针对了当时外国商品涌入中国，中外贸易出现入超的不利情况。这种中国式的重商思想是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的产物，是对以商品输出为主的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直观反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四

　　下面我们着重探讨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的形成。

　　从七十年代起，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渗各自的经济思想于其中。这时写成的著作，以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弢园尺牍》，薛福成的《筹洋刍议》以及出使后作的《海外文编》，郑观应的《易言》，马建忠1890年著的《富民说》最为著名。虽然就他们各自的思想来说，都还处于零散的，狭窄的，缺乏代表性的状况，但却为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提供了前提和条件。集众家之所长，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的任务便自然地落到了郑观应的身上。和其他早期改良派思想家相比，郑观应的经历显然与他们不同，他既担任过买办，又是一个民族资本家；既参与洋务企业经营，又是一个改良派思想家。丰富的社会经验使他有充分的条件，成为早期改良派思想的集大成者。郑观应的资产阶级经济思想在《易言》中已经形成，经过十余年的发展，在集众人思想精华之基础上，于甲午战争前出版的《盛世危言》五卷本里提出“商战”学说，宣告了资产阶级经济思想体系的建立。

　　一、“商战”学说的直接来源

　　“商战”学说作为一个思想体系。它的直接来源有两个：早期改良派和洋务派的经济思想。

　　所谓“商战”学说是一个以抵制外国经济侵略为特征，以发展对外贸易为中心，在中国全面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思想体系。它既是集王、薛、马等经济思想之大成，也是郑氏本人七十年代后思想发展的结晶。郑氏吸收了王韬关于把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军事侵略归结为“商力”和“兵力”两种方式的提法，以及“彼所患者，不在我之兵力，而在我之商力，盖恐我国以商力与之争衡耳。”（注：《上丁中丞书》《弢园尺牍》中华书局59年版，124页）的独到见解。提出用“兵战”对付军事侵略，“商战”对付经济侵略的观点，并进一步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把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直接联系，并放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问题之上。他也吸取在薛福成振兴商务要依赖于工业发展的思想。薛氏认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注：《商政》《筹洋刍议》）薛的工商不可分寓的思想在“商战”学说中也有所表达。郑氏说：“有工以翼商，则拙者可巧，粗者可精。”认为有商无工，则是“徒弃己利以资彼用而已。”（注：《郑观应集》（上）第588页）因此，郑氏的“商战”学说对机器制造、技艺、格致相当重视。对马建忠发展以对外贸易为主的民族经济的主张，以及“精求中国固有之货，令其畅销”，“仿造外洋之货，敌其销路”，使“出口货多，进口货少”的思想（注：《富民说》《适可斋记言》卷一。），同样可以在“商战”学说中找到它的影响，“商战”学说也正是以对外贸易作为发展民族经济的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可称郑观应是提出“商战”学说的第一人，但“商战”作为一个经济观点却是洋务派首先提出来的。最早提及“商战”二字的；正是洋务派头子曾国藩。他在1862年的信函中曾这样说到：“至秦用商鞅以耕战二字为国，法令如毛，国祚不永。今之西洋以商战二字为国，法令更密于牛毛，断无能久之理。”（注：《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七。）看来曾氏对“商战”作为国策，并不赞同。也无后来“商战”的涵义。第一个对“商战”二字赋于原始意义是湖广道监察御史李■。他在1878年上光绪帝的奏折中，也提到了“商战”二字，当时他一面猛烈抨击资本主义经济侵略，指出这种侵略甚于古代。认为：“古之侵入国也，必费财而后辟土，彼之侵人国也，既辟土又生财。”（注：《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页）他提出，“惟有以商敌商，鼓励沿海义民仿照外国凑集公司，前往贸易，收回利权。（注：《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5页）赋于“商战”是和西方资本主义进行贸易战的原始意义。他认为进行“商战”，“大要两端，外国所需于中国者，自行贩运；中国所需于外国者，自行制造。”（注：《洋务运动》第一册，第167页）令人惊奇的是，在1882年版的《易言》二十篇本《商务》篇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是一样的提法。虽然在1880年版的《易言》三十六篇本的《商务》篇中，已经提到“举凡外洋之货，我华人自营运之；中土之货，我华人自经理之。”（注：《郑观应集》（上）第74页）郑观应有可能发展他的思想，但两种提法如此接近，以及又在1880年版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不能不使我们大胆假设，郑氏是吸取了李璠等洋务派的思想。（注：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也有类似表述。见《洋务运动》第一册，179页。）以后，内阁学士梅启照1880年在奏折中也谈到“商战”，奏请推广招商局轮船赴东西洋各国进行贸易，以分外国之利。（注：《洋务运动》第2册，491页。）1884年张之洞也讲到“查中外交涉事宜，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注：《洋务运动》第一册，第324页）谈到了商务和军事的关系。1887年盛宣怀在上海格致书院的一份课卷上批有“开关互市，以商战为先”之语。（注：《格致书院丁亥课艺》。）在洋务派中，多人次谈过“商战”，和洋务派交往频繁的郑观应不会不知道。因此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洋务派的“商战”观点是郑观应“商战”学说的一个来源。

　　据上所述可以看出，郑观应是在集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先进思想的基础上，改造和发展了洋务派的“商战”观点，补充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和愿望，从而形成带有鲜明资产阶级印记的“商战”学说。这一学说的诞生，也表明了早期改良派同洋务派经济思想的最后决裂。

　　二、“商战”学说是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形成的标志

　　郑观应的“商战”学说克服了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零散、经济问题涉及面不广的不足，提出了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中心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思想体系。因此笔者认为早期改良派经济思想从七十年代开始产生，到甲午战争前“商战”学说的提出标志了它的形成。

　　马克思说：“现代经济的真正科学，是在理论考察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开始的。”（注：《资本论》第3卷，416页。）郑观应的“商战”学说虽然还未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他的考察轨迹也正是由流通过程过渡到生产过程开始的，并且在考察中也涉及到了一些理论问题，因此他的“商战”学说具有科学的意义。

　　“商战”学说既然把对外贸易放在重要地位，必然就重视在市场上和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竞争，而竞争的胜败就取决于商品成本价格的低廉，又取决于减少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的费用。为了追求廉价的商品以便在市场竞争中取胜，郑观应从流通过程到生产过程进行了一系列考察，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商品的低廉价格。看来，他对价值规律的作用已有了一定的认识。郑氏对流通领域内起重要作用的轮船火车电报等，都予以重视。他说火车轮船出现后，“以利往来而捷转运，风驰电掣迅速无伦，诚亘古未有之奇制也。”（注：《郑观应集》（上）第651页）他认为“轮舶往还费省而效捷”，火车作用在于“各处矿产均可开采，运费省而销路速，……商贾便于贩运。”（注：《郑观应集》（上）第653页）电报作用在于“商贾贸易藉电报以通达市价，则无者常绌，而有者常赢。”（注：《郑观应集》（上）第32页）在生产领域，郑氏认为必须使用机器生产，提高劳动效率，以取得价廉的商品，因此他对机器生产极为关注，提出“以工翼商”的观点，认为在没有机器制造业的情况下同外国竞争，纵令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只是弃己利以资彼用，他把发展工业提高到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关键的位置上。郑氏可以说是早期改良派中最早提出全面使用机器论者，在他的《易言》三十六篇本中，就已经提出将机器用于开矿、纺织、农事、治河、造船等事业，并充分认识到机器生产“功程较速，工价必半”，（注：《郑观应集》（上）第89页）“一夫可抵百夫之力”（注：《郑观应集》（上）第74页）的作用。因此他提出要用购买和自造的方法，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郑氏在对流通和生产领域予以关注的同时，也重视铸币和银行等金融事业，从他对铸银币的四利和设银行的十利论述中，他已认识到其对商品贸易和加速资本周转的作用。另外，在《盛世危言》五卷本中，可以看出郑氏在篇名安排的序列上，也体现了从流通领域到生产领域的过程。在商战总目标下，从商务出发，先后“考察了铁路、轮船、电报、邮政等流通领域，银行，铸银等金融事业，开矿、纺织、技艺、农功、垦荒等生产领域。并且他还多次强调商务对其它经济部门的依赖。如他说：“所谓通商者，岂商贾懋迁舟车通达而已乎。”（注：《郑观应集》（上）第725页）要“先讲种植制造，次讲贩运、销售。”（注：《郑观应集》（上）第616页）“以农为经，以商为纬”。（注：《郑观应集》（上）第738页）“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注：《郑观应集》（上）第679页）等等。从以上分析看出，郑氏的“商战”学说从对外贸易、流通领域开始，考察了生产领域乃至社会经济各个部门。应当承认，在他之前，还没有任何人进行过如此广泛的考察。虽然和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研究相比，这种考察显得肤浅，但这终究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具有科学性。可惜的是，郑氏已经接触到了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如价值），但仅仅停留在浅表，作了一些直观的分析，而不能作抽象的研究，但和前人相比，郑观应毕竟是多走出了一步，这是应当肯定的。因此，无论把“商战”学说仅仅视为具体的感性认识，还是把“商战”学说拔高为理论体系，都是笔者不敢苟同的。

　　三、商战学说的作用

　　“商战”学说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什么作用呢？“商战”学说尽管不同于西欧的“重商主义”。但他们由贸易利益促成的反侵略，也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正是在“仿造洋货，敌其销路”思想的指导下，洋务运动时期才建立一些民用工业。试以上海机器织布局和湖北织布局为例。

　　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后，“每日夜能出布六百王，销路颇畅”。（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七十七卷。）湖北织布局开工生产后，“各机开齐，一昼夜可出布二千匹。”（注：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见陈忠倚辑旋《皇朝经世文三编》第三十一卷，第九页。）导致“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匹。”（注：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216页。）无怪上海格致书院课艺中出现了对上述工厂的赞许。其中说：“惟各项杂布，当光绪八年最盛，计值二十八万八百八十五两，及十七年，减至十万一千二百零四两，此其故何哉？盖因上海汉口两局织成斜纹等布，日见其多，是以杂布进口，日形其少也。”（注：《格致书院癸已课艺》。）因此从推动工业发展，抵制外国经济入侵，捍卫民族经济利益方面来说，“商战”学说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而它全面建立和发展资本主义民族经济的主张，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未能实现。但它又为稍后戊戌时期，维新派提出的经济纲领提供了基础，并且也影响了一代爱国者和革命者，这也是我们不应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