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熙

　　　　一、一个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人物

　　“噫！世变无常，富强有道，惟准今酌古，勿狃于陈言；因时制宜，勿拘于成例。力行既久，成效自征。”（注：《易言》（三十六篇本）一八八○年中华印务总局刊印，上卷，第二——三页。（以下除另有注明者外，均引自此本））多富有生命力的语言！它强调“世变”，谴责“陈言”，贬损“成例”，对变革的未来充满着希望。这几句不寻常的话是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危难的中国正处于乌云密布，内外交迫，存亡绝续之际，一位不寻常的人说的。他的名字叫做郑官应。

　　郑官应（一八四二——一九二三）又名观应，字正翔，号陶斋，另号杞忧生、慕雍山人、罗浮□鹤山人。郑官应虽籍隶广东香山县，但又“世居澳门”（注：《救时揭要》，同治癸酉（一八七三年）仲春镌版（共一册，二十四篇，五十六页。末篇《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共八页，原书未计页数），第三页。以下简称《揭要》。）；父亲是一个“设帐授徒”（注：《盛世危言后编》民国九年（一九二○年）铅印本（共十五卷），第五卷，第四八——四九页。以下简称《后编》。）的清贫的教书匠，而他“庭训夙承，不敢自弃”（注：《揭要》第二页。），因此中学还有些根底。青年时期到上海又从傅兰雅学英语，并“日与异国人相接”（注：《易言》（二十篇本）自序作于光绪元年中秋日，上海淞隐阁刊印本。），而且对时势很留意，所以对西学和西方情况也很熟悉。他当过上海大洋行的买办头子，后被李鸿章和盛宣怀所赏识，成为洋务派的一些重要新式企业的筹办者和开拓者。

　　郑官应是一个勤奋的作家。热爱祖国的深厚感情，发展资本主义的热切愿望，再加上他个人向往飞黄腾达而屡遭挫折的坎坷境遇，促使他常把“内患外忧萦绻绻，天时人事感茫茫”（注：《罗浮□鹤山人诗草》宣统己酉仲夏上海著易堂本，卷一，第二二页。以下简称《诗草》。）的忧时愤世的感慨和针对时弊的建议寄情于诗歌或写为文章。他既 熟悉西学，又有长期从事洋务活动的实践经验，而且同当时中国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经济有广泛深厚的联系。他遗留下来的诗文，我们今天读起来还能感触到强烈的时代气息。他这些著作的历史影响也很深远。《救时揭要》、《易言》出版后，很快就流传到日本和朝鲜等地，风行一时。朝鲜政府多次派人来购书（注：《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乙未（一八九五年）刊印本（十四卷本），凡例。以下简称《增订新编》。《后编》第二卷，第三五页。《诗草》卷一，第一五页。），至于国内的影响那就更大了。甲午战败后，孙家鼐（礼部尚书），邓华熙（江苏布政使）把《盛世危言》推荐给光绪帝，光绪命总署印刷二千部分发给大臣们阅看。从此，这部书“天子嘉叹，海内传诵，当世贤豪士大夫莫不知陶斋其人矣”（注：《诗草》卷一，序，第一页。），而“都中各处求索者络绎不绝”（注：《盛宣怀档案资料》，以下简称《盛档》（藏上海图书馆），《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三十日（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四日）。）。甚至“场中考试常出该书所序时务为题目”（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三月十四日（一八九七年四月三十日），附件：“译上海洋新闻报（一八九七年三月二日）”。），据郑官应自己估计，辗转翻刻的《盛世危言》达十余万部（注：“闻各省书坊辗转翻刻已售至十余万部之多”（“后编”第三卷，第三八页），“危言十万播遐荒”（《诗草》卷一，第二二页）。），这在当时确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从影响的延续性来看，郑官应的著作也是很突出的。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在他从事“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的早期活动中，有着明显的郑官应思想痕迹；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同志在他的年轻时代，常常漏夜阅读《盛世危言》（注：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一九七八年三联书店出版，第一○九页；肖三：《毛泽东同志的青年时代》一九四九年北京版，第一三页。）。

　　郑官应的一生多次起伏升沉，这虽是他个人的际遇，但与当时的政治变化有密切的关系。他生于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的那一年，以后亲身体验到中国面临的几次瓜分危机，目睹清王朝由衰微而至于灭亡，听到武昌起义的枪声，亲历北洋军阀的混战，在垂暮之年又看到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五四运动。他的一生是与中国近代史相始终的，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

　　　　二、思想格局

　　郑官应继承了鸦片战争以来有识之士的“变局”思想，认为要把中华民族从危亡中拯救出来，就必需承认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面临着一个三千年来未有的大变局，因此中国也需要变。他认定要与资本主义列强抗衡，就“不得不亟思控制，因变达权”（注：《易言》上卷，第二页。）。

　　关于“变局”的想法，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其实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思想，早期如黄钧宰、黄恩彤，后来如冯桂芬、丁日昌、郭嵩焘、薛福成都曾经说过，甚至李鸿章也承认西洋各国侵入中国是“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十九卷。）。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郑官应的思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郑官应那个时代，任何一个思考“变”的人都不能回避一个“体”与“用”的问题（或“本”与“标”、“道”与“器”、“本”与“末”的问题）。在呈给光绪帝的十四卷本《盛世危言》的自序中，郑官应赞同并引用了张树声的话：“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务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此其体也。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中国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在这里，表面看起来，他并没有触及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问题，实际上是对“中学为体”的否定。所谓“中学为体”的基本内容无非是两条：第一，从思想上来说，是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第二，从政治体制上来说，是封建的君主专制。但是，郑官应却说：“体”首先是“育才于学堂”。值得注意的是，郑官应历来都主张把设“学堂”与废“科举”、授“西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说：“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所以，“育才于学堂”就是用西学培养人才，否定了以孔孟之道为基石的科举制。其次，他认为“体”是“论政于议院”。应该指出的是，郑官应不但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最早提出议会政治的，而且是第一个主张赋予议会以治国之“权”的。他认为议会应“揽庶政之纲领”，“百僚升降，权归议院；期会之令，出自君主；选举之政，操自民间”；因此，议院“每有举错，询谋佥同，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民以为不可者，不得强。”（注：《增订新编》自序，第一——二页。《庚子八卷本》，自序，第一——二页。体用之说，郑官应是转述张树声的话，但郑显然是同意这一表述的。参阅《盛世危言》甲午五卷本，第一卷，第二七、二八、三六页。）所以“论政于议院”就是移君权于议会，否定了封建的君主专制。既然从思想和政治体制这两个根本方面，否定了“中学”，“中学为体”也就大打折扣，或虚有其名了。郑官应的这种体、用观，不但使他在思想上区别于洋务派，而且超过了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水平，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郑官应在思想上的另一个突破是对西学的估价和对它含义的理解。首先他认为，把西方的技术仅仅看成是浮浅的“长技”是一种皮毛之见。他指出，那些西洋人恃以雄峙海外的科学技术是“积数百年研究之功始得，一旦贯通其学，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偶然矣”（注：《增订新编》自序，第一——二页。《庚子八卷本》，自序，第一——二页。体用之说，郑官应是转述张树声的话，但郑显然是同意这一表述的。参阅《盛世危言》甲午五卷本，第一卷，第二七、二八、三六页。）。由此而提出了组织力量译述西学，设学堂培养人才的建议。其次，他把西学分为天学、地学、人学三部分。所谓“人学”，既包括语言、文字，也包括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贾、工技诸艺（注：《增订新编》第一卷，第二八页。）。这样，他就打破了当时对西学的狭隘理解。由此得出的逻辑的结论，就是学习西学不仅是学习“长技”，而且要学习西方几乎所有的人文科学，包括资产阶级上层建筑的政法制度。他极力主张把这些列入考试科目，代替科举的八股取士。

　　以这样的体、用观为基石，郑官应提出了他的政治和经济纲领，那就是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的民富与国强。这三者又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他认为要抵御外国的侵略就必须民富，而民富又必须国强来保护；要民富、国强则必须改革政治，削减君权，实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君主立宪。郑官应所谓的民富就是要象欧美各国那样任民间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他明确地说：“欲强国先富国，欲富国先富民，而富民之道则不外以实业为总枢，欧美各国历史昭昭可考。”（注：《后编》第六卷，第一○页。郑官应在他的晚年仍坚持这一看法，说“夫强始于富，富始于振兴工商”（《后编》第七卷，第三二——三三页）。）郑官应认为要达到欧美资本主义列强那样“士马之强壮，船炮之坚利，器用之新奇，用以雄视宇内”（注：《增订新编》第五卷，议院上，第一页。），依靠当时清政府的君主专制政体是不行的，对于专制政体，他失望、悲愤、谴责，要求改革。他认为这个专制政体对外已丧失御侮的力量，对内也不具有保护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能力。这种“专制政体利于官，利于外人耳。利于官者，借压力以□削百姓；利于外人者，借官力以压迫百姓”（注：《后编》第三卷，第一九页。）。他失望地说，“外夷挟天子，执柯以伐柯”（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密函》附件：《舟中客谈东三省事书忿录呈诲正》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这样的“天子”已成为外国侵略中国的工具了，还谈得上什么御侮自强呢？他认为若不进行政治改革，那些数不尽的“破家知县，灭门督抚”（注：《后编》第三卷，第四页。）总会象走马灯一样轮流地骑在老百姓的脖子上，振兴商务永无希望。他说，若不实行君主立宪，“恐毁商之刽子手彼去此来，亟盼从根底上做起，提纲挈领，开国会”（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一九○九年（无月日）。）。郑官应是一个立宪迷，他认为只有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才能实现资本主义的民富国强。这就是郑官应以西学为基石的政治与经济纲领。他的卷帙浩繁的论文、诗篇、函札、日记（除学仙谈道者外）差不多都是以这一思想格局为中心推衍开来或抒发出来的。

　　　　三、君主立宪派的右翼

　　郑官应是中国近代最早提出立宪与议院政治的思想家。九十年代汤震在《危言》（一八九○）中议论到议院问题，但郑官应在七十年代就把变法与议院联系起来了，而且坚持不渝，一直到辛亥革命前夕，他还在积极参与立宪活动，对广东的宪友会“慨助巨资”（注：《盛档·广东宪友会李家驹致郑官应函》宣统三年七月三日（一九一一年二月六日）。应该指出的是，“慨助巨资”一般都是客套话，根据郑官应当时的经济情况，捐助恐无法太“巨”。）。和所有的立宪派一样，他既反对专制，也仇视共和，对君主则忠诚不贰，但又坚决主张削减君权。他说：“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并重，实为立宪国家神圣不可侵犯之高贵机关。”（注：《后编》第三卷，第二八页。）他浩叹“宪法不行专制严，官吏权重民太贱”（注：《诗草》卷一，第二四页。）。

　　同康有为、梁启超相比，郑官应的立宪活动，似乎更多地是停留在宣传和笔墨上，他除了在一八九八年一度应康广仁之邀，在上海参加过《自强报》的编辑（注：《后编》第十五卷，第五——六页。）以外，与康、梁的关系是冷淡的，甚至有点敌意。郑官应自称与康、梁“交谊泛泛”（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六日（一八九八年七月四日）。在这封信里郑官应对康、梁编《经世文编》没有收进《盛世危言》甚为不满。），后来听说言官奏参女子学堂事牵涉到他，便密函盛宣怀探听参折中是否也涉及到康、梁，并忧心忡忡地说：“康、梁办事毫无道理，不知度德量力，将来必有风波”，声称自己不是康、梁的同党（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四年九月十五日（一八九八年十月二十四日）。）。随后又密报：“梁卓如扮日装到沪”⑦。据经元善说，郑官应曾诋毁康、梁为叛逆（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密函》光绪二十七年正月（一九○一年二月至三月）。）。后来，当康有为逋逃国外以后，郑官应虽然“念其救国之心，□此重祸”（注：《后编》第十五卷，第六——七页。）主动汇了一百元给康的亲属，表示同情和关照，但这并不能掩盖他在戊戌变法前后所表现的政治上的冷漠和软弱的态度。素以立宪相号召的人，一旦进入行动阶段时，却回避了、后退了，这是真正的“叶公好龙”。据郑官应自己说，　他同康、梁的主要分歧是因为康、梁操之过急，“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注：郑官应在给经元善的信上说：“康南海召见时，有问弟政治能即变否？弟云事速则不达，恐于大局有损无益”（《后编》第十五卷，第六页）。）。其实他的这些政治态度同他个人的境况当然是有联系的，在一八九八年中国政治上的大动荡时，正是他在澳门蛰居多年后，重进招商局任会办并先后协助盛宣怀整顿汉阳铁厂，合办宣城煤矿；在此以前，山西巡抚胡聘之又奏调他到山西开矿。自从织布局事件（下面还要谈到）倒霉一阵后，看来又有出头的日子了。他当时的政治经济地位和珍惜自己东山再起的局面，都理所当然地促使他在政治上采取谨小慎微的态度。不过，若认为郑官应对戊戌政变完全无动于衷，那也不是的。庚子、辛丑以后，他读了《波兰兴亡史》，很有感慨，曾赋诗寄托他对光绪帝的期望，诗曰：“傥更独秉乾健纲，讵逊明治大彼德”（注：《诗草》卷二，第一一页。）。“己亥建储”时，经元善因为一封要求归政光绪的电报，搞得家破人亡，□逃澳门。这些事郑官应都是清楚的，他居然还敢要光绪帝“独秉乾健纲”，并以明治相期许，倒也还有点象立宪派的味道。

　　假使说郑官应在戊戌政变时的表现，证明他是立宪派的右翼的话，那么他对辛亥革命前夕的保路运动的表现就更差了。四川保路运动原来是立宪派搞起来的，但它能迅速在四川成为燎原之火，原因固然很多，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资本主义的规律在起作用——股份公司通过股票把股东吸引在自己的周围，并为保护自己的投资而斗争。川汉路所招收的股银（或所摊派的）一千三百万两，通过民股、租股、商股等方式遍撒在全川，上至地主、土豪，下至商民、走卒，几乎都成为“股东”，资本把人民的利益同川路的前途紧密地连接在一起。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股东保卫自己的投资利益，成为调动川民反抗铁路国有的一个强大的动力之一。保路运动高潮时，郑官应正在上海赴重庆视察招商局局务的旅途中，闻讯有感而赋诗。诗中，他坚定地站在邮传大臣盛宣怀的一边，主张铁路国有，并替盛宣怀以川路押借外债辩解，说“势须借洋债，为国而蒙垢”，警告保路运动“暴动必遭殃，毋为狂妄诱”，劝说实行立宪可以“和衷无掣肘，君民共一心”。这样，他就不但站在保路运动的对立面，而且站在他自己一贯的主张的对立面了（如保护投资、保护股本、保护利权，等等）。他已经失去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冲锋陷阵的光彩，而远远地落在时代的后面了。

　　辛亥革命终于席卷中国大地，郑官应无可奈何地接受了这一事实。但是好些事他都看不顺眼，一直到民国六年（一九一七）他还在对北洋政府的所谓“民主立宪”颇多评论，说当时的参议员是“无窍匏，绣花枕，没字碑，大腹贾”（注：《后编》第三卷，第二七页。），颇为鄙视。看来立宪老人在晚年的时候还在怀念他的君主立宪呢！

　　　　四、强调抵御外侮的爱国主义者

　　处理对外关系（在当时主要是抵御外侮）是郑官应的“立宪、民富、国强”思想格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思想家中，郑官应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瓜分危机的估计，对清廷投降政策的揭露以及对抵抗外侮的政策建议，是比较有远见、有胆识和中肯的。他在这一方面的著述和活动启迪过很多人。

　　鸦片战争前后，清政府的孤陋寡闻，妄自尊大，使我国在处理对外关系中受到过很多愚弄，吃了很多亏。自道光年间传下来的“夷务只可粗枝大叶去画，不必细针密缕去缝”（注：黄恩彤：《道光抚夷纪略》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抄本（藏上海图书馆）。）的怪论，居然也作为办外交的箴言传了下来。于是同外国办交涉叫做“抚夷”，丧失了权利叫“怀柔”，投降让步叫“羁縻”，反正是天朝至上，夷夏有别，粗枝大叶，显得大国风度。奇怪的是，当时只有很少的人敢于倡言泯灭夷夏之别，其中一个就是郑官应。他批评了妄自尊大“定于一尊”的对外政策，指出：“夫地球圆体，既无东西，何有中边？同居覆载之中，何必强分夷夏？”他认为中国应该加入国际社会，以免“孤立无援，独受其苦”（注：《易言》上卷，第三——四页。）。

　　取消了夏夷之别是不是天下太平了呢？不是的。郑官应认为，这些既非夷人的西方列强，远比历史上的匈奴、突厥厉害多了。他们有西学，又搞兵战和商战，还要进一步裂土瓜分，因此应该认真对付。他极力主张清政府应该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这个外侮。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国策，即：防外患重于防内乱。他指出：“今日门户洞开，防外寇更甚于防土匪”（注：《增订新编》第十卷，第三八页。在《庚子八卷本》中，将“更甚于防土匪”改为“更重于防土匪”（第七卷，第三五页）。），批评清政府“上下日相蒙，只知防内乱”（注：《□鹤山房诗集》己酉（一九○九年）孟冬，铅印本，第一卷，第三○页。以下简称《诗集》。）的错误政策。

　　为什么要把抵御外侮提到很重要的地位呢？因为郑官应已经体察到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险的国际态势，瓜分亡国之祸已迫在眉睫。远在他早期的著作《救时揭要》中，郑官应就提出了“砧上肉、釜中鱼”的警句（注：《揭要》第二七页。）。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特别强调抵御沙俄侵略的重要性，不断揭露沙俄要率先瓜分中国的凶残面貌。“防俄为先”是郑官应抵御外侮的中心思想之一。在甲午战后，他就正确地估计到“所虑群雄居要区，恃强蚕食逞所欲，俄人窥伺尤叵测”（注：《诗草》卷二，第五页。）；义和团运动时期，他指出“俄德兵最凶，杀人如犬豕，淫奸复枪毙，妇孺全惨死”（注：《诗草》卷二，第二五页。），庚子条约以后他大声疾呼，“痛哉列国议瓜分，虎视眈眈伺我隙，俄人阴谋最恣肆，直欲包举如卷席”（注：《诗草》卷二，第一三页。）。在面临被瓜分的危机面前，郑官应对清政府的投降政策作了最尖锐的揭露。他说：“虽日受外国人欺侮，仍然泄泄沓沓苟且偷安，甚至割地求和，恬不为耻”（注：《后编》第七卷，第二八页。）。他一字一泪地抨击那些身居高位的人面对亡国灭种的危险，却还在搞那种欺骗老百姓的“羁縻术”，愤激地说：“怪哉据要津，犹自耽安逸，无复计变通，只用羁縻术，……虎视兼狼吞，海疆终决裂，奋笔作此诗，字字含泪血”（注：《诗草》卷一，第二七页。）。爱国愤激的火焰一直烧到皇帝身上，他说：“外国动辄挟天子令诸侯、制百姓，故有‘外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外人’之谚也。”（注：《后编》第三卷。）这是一个大胆的揭露。专制无望，郑官应在政治上把御侮的希望寄托在立宪上面：“若不立宪政难变，危险犹如寝漏舟，干戈四起强邻迫，豆剖瓜分遂所谋。”（注：《诗草》卷一，第五五页。）他希望在君主立宪的体制下，实行民富、国强，并废条约，练新兵，搞商战，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

　　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郑官应同当时的大多数人一样，由于国家的虚弱，把希望寄托在“以夷制夷”上面。郑官应力求同日本联盟的设想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十九世纪末叶，关心国际形势的人（包括梁启超），都把当时的国际对峙局面同春秋战国时相比拟，把沙俄视为“强秦”，搞的是连衡，因此，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就要搞“合纵”，寻求与国。郑官应瞩目的是日本，对日本寄以很大的幻想。他献给伊藤博文的诗说：“须念黄种共支流，深期赤手援饥溺”（注：《诗草》卷二，第一三页。）。甲午一战，虽使他略为清醒（乙未未刊诗稿有“倭奴恨失训”等诗——《盛档》），但由于沙俄的咄咄逼人，他仍把希望寄托在与日本的联盟上面，主张对日本“勿念宿嫌”，实行英、日、美、中联盟来对付沙俄，特别是抵制沙俄对我国北方领土的蚕食与鲸吞（注：《诗草》卷二，第三三——三四页。）。日俄战争前，日本极力想拉拢中国，孤立沙俄。一八九七年日本驻沪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曾通过郑官应向盛宣怀（督办铁路总公司事务大臣）试探，“甚愿合中联英以顾大局，唯不悉中国政府如何耳”；郑官应也认为“如果英、日联盟助我，其水师足以拒俄、法、德三国”（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到一八九八年，郑官应同小田切打得火热，合办“亚细亚协会”（打的招牌是“自强立宪”），拉进了一些有影响的人士，鼓吹“除却联盟无他术，英美亟宜合日中，同心拒俄毋分别”（注：《诗草》卷一，第三四页。），还说“春秋安攘有大义，从来休戚思同舟”（注：《诗草》卷一，第四一页。）。日俄一战后，日本暴露了对东北的囊括鲸吞的凶恶面貌。辛亥革命前夕，日本迫使中国订立安奉铁路国境通车协约，进一步侵略东北，郑官应有感而发地说：“唇亡齿必寒，小弟欺阿哥”（注：《盛档·舟中客谈东三省事书忿录呈诲正》宣统三年九月十四日（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四日）。）。他的中日联盟的幻想连同君主立宪的愿望一起破灭了。

　　最难能可贵的是，郑官应虽由李鸿章一手提拔起来，但是中法战争期间，他坚定地站在抗法的一边；中日战争期间，他曾经建议“直捣倭两京，用雪敷天同恨”，他反对屈辱求和，认为苟且求和，虽然能使“文官保全禄位，武官保全身家”，但“如此委曲求和，苟且急就，书之国史，实为中国万世之羞……痛哉！哀哉！夫复何言！”（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甲午十二月十八日（一八九五年一月十三日）附件：《条陈时事》。）当他在垂暮之年，眼看北洋军阀的混战给帝国主义列强提供了一个侵略瓜分中国的好机会时，在八十岁的诗集中，感叹地说：“只愁罗掘中原尽，难御交侵外侮狂”。抗御外侮，拯救祖国，是他终生耿耿于怀的一件大事。

　　　　五、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家与实践家

　　郑官应的“国强”是以“民富”为出发点，而“民富”又是以发展资本主义为出发点，因此可以说，发展资本主义是他的“民富”与“国强”的灵魂，而“立宪”则是为了从上层建筑来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富强由来在商务，商出农工须保护”（注：《诗草》卷二，第二九页。），是这一思想最简明的概括。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在破土而出的时代。它的成长受到两方面的压制，一是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二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阻碍。郑官应的最大功绩是向这两方面进行猛烈的批判与揭露，并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呐喊开路。

　　郑官应在他早期的著作《救时揭要》中就提出“寓兵于商”（注：《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无页数）。）的思想，后来较完整地发展为“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其力于商务者，在所必争”，“兵之吞并，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注：《盛世危言》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年）图书集成局三编合编本，初编，第三卷，第九、一一页，以下简称《三编合编本》。）。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与“兵战”相并列的“商战”，甚至说，为了对付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注：《三编合编本》，初编，第三卷，第一一页。）。为了打赢这场商战，他提出要培养“通格致、精制造”的人才，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内河及路矿权利，制订商律，裁撤把持中国行政大权的洋人（如赫德之流），保护民族工商业以加强其与外国资本的竞争能力等建议。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节节进逼的千古变局，有的（如顽固派）仍在挥舞着“祖宗成法”的布幡在胡言乱语；有的（如冯桂芬）在认识上已发展到新思想的契机，但欲言又止，逡巡在新旧界线上。在这个时候，郑官应提出“以商立国”（注：《三编合编本》初编第三卷，第九页。）的口号，真心诚意的把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问题直接联系起来，把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作为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提出来，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

　　为了商战的需要，郑官应要求清政府从各方面鼓励、保护资本主义的发展，但不要对私人资本加以干预。正是在这个关键所在，他遇到了那一个时代最棘手的问题一一官商关系问题。他个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踣踬不幸的遭遇和数十年同官场打交道的实践，使他的论文和诗篇成为揭发封建主义压迫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控诉。

　　在郑官应的时代，商人完全处于无权的地位。正如他所说的，官方对民间工商业“视如熟肉、随意□割”（注：《后编》第七卷，第三二——三三页。）。郑官应以买办出身而跻身于官督商办企业，虽有一个候补道的衔头，但毕竟是买来的。马建忠就很看不起他，曾说：“唐〔廷枢〕、徐〔润〕、郑〔官应〕诸人皆该商（按指怡和洋行等）素所蔑视之买办，一旦与之抗衡，犹挟主奴之见，所以售地、租埠以及引用总船主犹有主奴之见存也。”（注：《盛档·马建忠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五月七日（一八八四年五月三十一日）。）郑官应也感到自己是商人出身，遇事掣肘，很难施展。一八九七年他要求调离汉阳钢铁厂，原因之一就是有这种不得已的苦衷，他对盛宣怀说：“铁厂诸董多属本地候补人员，将为朝廷伟器，自愧商务出身，才疏德薄，焉能为群贤所推重，貌从心违，恐不能收臂助之功，反致贻误公事。”（注：《盛挡·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一八九七年一月三日）。）封建习惯势力看不起买卖人，商人不为人所推重，要振兴商务是困难的。郑官应认为应该改变商人所处的社会地位，“予以体面”。他明确地说，做生意赚钱要比做官刮老百姓光彩得多。他建议中央设商务部，各省通商大埠设商务局（由素有声望的绅商为商董），府、县设商务公所。有关商务方面的事，“凡有所求力为保护”（注：《增订新编》第三卷，第一○——一二页。）。郑官应的这些建议，实际上是从上到下建立一套保护资产阶级的组织，便于资产阶级为自己的阶级利益同封建官僚的“病商”苛政相抗衡。这是对封建体制的一个挑战，当然不会被清政府轻易接受。于是郑官应只好单枪匹马地同“官”作斗争。斗争的结果，自然是一败涂地。电报局收归国有时，郑官应作为创办人之一，早经商董决议应发薪俸七千二百元，官方一个不给。在几经争取无效后，郑愤慨地说：“窃思专制之严，功臣如猎狗，不为人烹已属幸甚，何敢再辩！” （注：《后编》第十二卷，第二六页。）商务出身的郑官应显然斗不过庞大的“官”势。

　　郑官应的另一个不成功的奋斗是力主商办、反对官办和官督商办。斗争的焦点是承不承认商人私有财产的权利，以及基于这种权利而产生的对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和管理权。中国十九世纪末叶举办的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差不多都在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商办”等几个泥坑里来回折腾过，但是翻来复去就是翻不出一个真正的商办来。洋务派早期创办的军事工业，由于管理腐败，实在撑不下去了，产生民用企业的官督商办形式（注：官督商办的历史背景及利弊等，不赘述，请参阅拙文《论晚清的官督商办》，载《历史学》一九七九年第一期。）。虽是“官督”，毕竟出现了“商办”二字，按理说是向可喜的方向跨前了一步。它也确实对富有资财的商人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其实当时官商之间都各有打算，李鸿章想借助于这种形式招纳他当时最需要的二种东西：资金和具有管理技术的人才。商人也对“官督”存有幻想，企图以它作为护身符，抵御封建压制，在发财致富的道路上来一个突破。郑官应就是最初对“官督”具有很大幻想的人。在《救时揭要》中他已经设想：“诚能尽祛其畏官之隐衷而予谋生大道，则凡闽省之盐商，上海、宁波之号商皆可罗而致也。”（注：《揭要》，《论中国轮船进止大略》（无页数）。）“官督商办”实际上已经呼之欲出了。他在《盛世危言》中又多次说，官督商办以后，可以收商人集资经营之利，又可借“官威”阻止土棍捣乱，抵制吏役的需索，这样“上下相维，二弊俱去”（注：《增订新编》第四卷，第一九页。），实在是再理想不过的了。但实践的结果，使郑官应的幻想破灭。“官督”最厉害的两点是“官”尽管没有股份与投资，却把持了企业理财、用人之权。这些被官札委的督、总、会办和委员等并不是企业家，也不懂得如何经营近代企业，一切以官派行之，把企业变成了衙门。用郑官应的话说，他们“只知假公济私，通同作弊，昔本穷汉，今成富翁，起居拟于王侯，锱铁等于泥沙……股东势弱，敢怒而不敢言”（注：《后编》第六卷，第一○——一一页。）。有的利用理财权，既不与股东商量，对企业资金就滥施调用，扩充自己的经济势力（如李鸿章、盛宣怀等），结果戕害了企业发展的生机；有的甚至利用官督的权力擅自将厂矿盗卖给外国资本家（如张翼盗卖开平给英国资本集团）。郑官应在他的庚子八卷本的《盛世危言》中对乙未十四卷本的“商务（二）”进行了大量的修改（由一百九十余字增至二百五十余字），几乎完全重写，修改的重点就是申诉商股无权，揭发官方札委的官老爷“位高而权重，得以专擅其事，假公济私，〔商股〕位卑而权轻，相率听命，不敢多言”（注：《增订新编》第三卷，第八页。《庚子八卷本》第五卷，第八页。）。这种封建把持的局面当然会损害投资人的利益。郑官应自己买的冕宁和建平金矿股票，“十年本利无着”，他说“究其故，非矿不佳，乃官督商办用人不善所致也”（注：《后编》第十一卷，第三一页。）。“官督”的封建戕害与腐蚀作用，把“官督商办”弄得声誉扫地，商人视为畏途，结果“华人相信洋商，不相信官督商办”（注：《后编》第十二卷，第五页。）。看来官督商办企业当初吸收商人资金的魅力已经没有了。

　　有的同志对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一些近代企业给予很高的评价（包括对支持创办这些企业的李鸿章的评价）。诚然，在那个年代，出现了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差不多都是官督商办），是历史的一个进步，不应轻易否定。但也应该看到，当时“官”与“商”的矛盾，即封建主义控制资本主义的矛盾，不但存在于企业外部，而且通过官督商办的形式引进了企业的内部，这就使得这些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虽然出现了，却是很畸形的。带有根深蒂固的内在缺陷并由此产生了一些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因素，其影响所及，甚至对企业内外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遏制作用。

　　郑官应晚年慨然浩叹“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华人因此不如人，为丛驱爵成怨府”（注：《诗草》卷二，第二九页。）。这是大家所常引用的公认是郑官应晚年对官督商办的总结。他还说：“官应虽不敏，然经营商务垂数十年，颇知其故。查中国之所谓大公司者，唯电报局、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表面观之，畴不谓成效大著，差强人意。设纯粹商办而非官督商办，则其收效果宁有涯矣。盖官督商办者，既有委员监督，而用人之权操自督办，股东不能过问。……呜呼！以办有成效之三公司犹以官督商办之故，不能与泰西竞争于世界舞台，此中国之所以日居退败也。”（注：《后编》第八卷，第四三页。）郑官应在这些官督商办企业中历任总办、会办、帮办，关系很深，同官督商办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的看，法，应该是可信的。还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从何启一直到梁启超，没有一个不对官督商办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郑官应曾说：“何沃生《新政真诠》论官督商办公司不善，列陈一切利害如数家珍，可谓纤悉靡遗。”（注：《后编》第八卷，第四九页。）一直到民国元年，人们还在说：“数十年以来，商办之公司其内容之腐败，弊窦之丛集，如满清之衙门。然若何故耶？曰：无他，商办而官督之弊也。”（注：《民强报》民国元年九月九日，第一页。）

　　通过实践，逐渐认识到“官督商办”的弊害以后，郑官应倾注他的感情到“商办”上面，而且越来越坚定。乙未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只说“开矿之事似宜商办”，在庚子八卷本则改为“开矿之事宜商办”，删掉了“似”字。作者的字斟句酌，说明了思想发展倾向（注：《增订新编》第八卷，第一九页。《庚子八卷本》第六卷，第五二页。）。但清政府在它覆灭的前夕，仍然死死抓住官督商办不放。在一九○九年邮传部硬要把招商局的“商办”两字去掉，成为一个更纯粹的“官督”企业，说什么：招商局的“完全商股与完全商办不同……尤未便以完全商股混入完全商办”（注：《商办轮船招商公局股东签注部批隶部章程》第三页。以下简称《隶部章程》。）。推行这种混帐逻辑的目的，无非是想去掉“商办”，把招商局这块肥肉通过“官督”的渠道直接纳入邮传部的荷包，这自然是倒退，在商股中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郑官应在《隶部章程》上签注说，邮传部这种做法是“削股东之权，寒股东之心。权与利相因而至，未有事权失而利益大也”（注：《隶部章程》第四二页。）。他以七十岁的高龄仆仆往来于京沪道上，又是登报，又是开报告会，又是向北京请愿，要求承认招商局是“完全商办”的官督商办。他的努力起了一些作用，但由于他自己和时代条件的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动摇根深蒂固的中国封建势力。到八十岁时他还在哀叹：“南北东西独远行，历挽商权原鹿梦”（注：《唱和集》第一页。）。

　　总的来说，郑官应在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理论中，没有拿出更有力的武器，他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还是比较突出地强调商业的地位，把商业的让渡利润当作财富的主要来源，基本上没有超过重商主义的水平（注：郑官应也很崇拜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亚当·斯密，说他“才优识广，见理极明”（《增订新编》第六卷，第八——九页）。但郑是否真正弄懂了亚当·斯密的理论则很难说。）。同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一样，在郑官应的经济政策中，农业是一个薄弱环节，只提垦荒、水利、使用机器和化肥，这些冯桂芬早就讲过了。他对农业中的核心问题——土地问题基本上采取了回避的态度。此外，由于他同洋务派的关系密切，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设想与方案中，在思想上难免受到洋务派的影响，在行动上也受到他们的限制。这就使他的理论和实践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但是在六、七十年代起他就响亮地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口号，而且终身不渝地为这一理想而奋斗，这是难能可贵的。

　　　　六、封疆大吏的　“□□大才”

　　一九○六年岑春煊奏留郑官应总理商办粤汉铁路公司时，说郑官应“迭经曾国荃、左宗棠、李鸿章、彭玉麟、刘坤一、王文韶、张之洞、盛宣怀诸臣奏调委用，各省疆吏争相倚任，交章荐保，曾奉旨嘉奖”（注：《后编》第九卷，第五○页。），其实，在这一名单后还可以加一长串王公贵族和封疆大吏的名字，如醇亲王、胡聘之、邓华熙、王之春、林肇元等等。难怪盛宣怀要称誉郑官应为“□□大才，中西兼贯”（注：《盛档·盛宣怀致郑官应函》光绪三十三年二月二日（一九○七年三月十五日）。）了。

　　那末这些封疆大吏看中了他哪一点呢？

　　李鸿章说他：“才识兼优，条理精密，久为中外商民所信服”；彭玉麟看中他：“明干有为，熟谙洋务”；邓华熙奏保他：“深谙洋务，志虑忠诚”；胡聘之赞赏他“志趣广远，才识优长及通达时务”；盛宣怀评价他“一清如水，刚健不阿，于洋务、商务均能悉心研究”（注：《后编》第七卷，第五、六页；第四卷，第二○——二一页。《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十二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六日）；《盛档·盛宣怀致郑官应函》宣统三年（一九一一年），附件。）。归纳起来看，最主要的恐怕是因为郑官应是一个“深谙洋务”和“通达时务”的人才。在当时，象这种坐能言、起能行的洋务人才还不太多，于是他就作为“洋务技术人员”被各方争相罗致了。

　　郑官应是一个过渡性的人物，尽管他是一个著名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是我们后人送给他的称号），他毕竟生活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时代，由于他自身的封建思想和习惯势力的影响，也由于在官场和商场中周旋取得较有利的身份，他曾三次捐官（一八六九、一八七○、一八七五），由员外郎而郎中，最后弄到一个候补道，再由三品衔晋为二品顶戴。在八十岁的诗集里，一开始用几句话勾画了他一生的事业说：“初服贾于船业，旋从戎于粤防，侦敌西贡，备兵江左”（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九年十月二十七日（一八八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鹤山人唱和集》辛酉（一九二一年）沪北公学同人校刊本，第一页。以下简称《唱和集》。），对从政生涯似乎颇沾沾自喜。

　　说到郑官应的后台，不能不提到盛宣怀这个中国近代史中的一个很复杂的人物。盛宣怀曾经说过，他自己“从事轮、电、路矿垂四十年，与陶斋共事最久，相知亦深”（注：《诗草》参言，第一页。）。郑官应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由于办理赈务就认识了盛宣怀，从此两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一直持续到一九一六年盛宣怀逝世，可以说友谊交往将近四十年，历久不衰。他们俩的关系，总的说起来是封建性的利害关系，分开讲是僚属关系、派系关系、相互依赖关系。从郑、盛关系中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郑官应的面貌，有助于我们对他的理解。

　　首先是僚属关系。郑官应一八八二年进招商局（以后又几次进出），在此前后进入电报局、纺织局、汉冶萍、铁路总公司等，都是盛宣怀的僚属。这种僚属关系，随着盛宣怀的官运日隆和郑官应的景况日蹙，变得更加定型了。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往来信函中，郑官应对盛宣怀基本上是平辈称呼（“杏荪仁兄大人”，“弟郑官应顿首”等等）。大体上从九十年代末开始，称呼已经明显地有尊卑之分了（“毗陵宫保我师钧鉴”，自称“门下士”，“职道”，等等）（注：辛亥革命后，一度改称盛宣怀为“止斋先生”、“止叟先生”，自己署为“□鹤谨上”或“□鹤山人”等。）。郑官应为人较耿直，事业心较强，敢于在企业中“锄奸，剔弊”（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一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不怕得罪人，也较为清廉（除在织布局出过毛病以外，尚未发现其他重大贪污弊端），而且懂行。盛宣怀遇到棘手的问题总是找他。张之洞把汉阳铁厂移交给盛宣怀时是一个烂摊子，是郑官应理出一个头绪来的。招商局是一个官督商办积弊很深的老大难，盛宣怀曾经说过：“招商局非陶斋入局整顿不可。”（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二年三月十七日（一九一○年四月二十六日）。）而郑官应对盛宣怀也很钦佩，把自己推广商务的理想寄托在盛宣怀身上。一八九六年盛宣怀当上了铁路督办以后，郑官应写信说，“窃我公欲立非常之功，有关国运，不知天意如何？唯不避艰险，苦心弧诣，实令人钦佩无已。”（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九日（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电报局、招商局、汉冶萍等企业先后都能有所发展，同两人始终融洽的僚属关系是分不开的。

　　其次，派系关系也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很强的纽带。盛宣怀同袁世凯虽都是李鸿章一手培植起来的，但两人关系势同水火。一九○二年袁世凯授北洋大臣以后，对招商局和电报局来了一个“一锅端”，一下子就把盛宣怀挤出来了（这是“官督”的威力，大官可以“督”小官）。袁世凯派系的人向来把郑官应看成是“盛党”或“武进党”（盛为江苏武进人），而郑官应自己也确是以“武进党”自居，在一封“阅后付丙”的信里，甚至说在梦中还觉得自己是“武进党”人（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一日（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在袁世凯以北洋大臣掌握招商局和电报局以后，对郑官应当然也不客气，多方排挤，甚至连车马费都扣留不发了，郑官应被迫离开招商局（注：《后编》第四卷，第三二页。）。为了表示对盛宣怀的忠诚，郑官应在蛰居澳门时给盛宣怀的密禀中表示，决不依附袁世凯。他说：“袁宫保署北洋以来，党同伐异，职道固穷守节，安命待时，不献一策，不发一言”（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七年十月二十九日（一九○一年十二月九日）。）。在招商局股东中向来分为以盛宣怀为首的“两江派”（江苏、浙江籍股东）和以徐润为首的“港粤派”。郑官应是广东人，但却是坚定的“两江派”，在争夺招商局的权力斗争中，他是站在盛宣怀一边对抗徐润的（徐润一度攀附袁世凯排挤盛宣怀及“盛党”诸人）。郑官应作为一个企业家，却深深地卷入政治派系的斗争中去了，这也许是封建社会的特点。

　　最后，郑、盛关系最根本的一条是两人的利害一致，相互依托对两人都有好处。郑官应在织布局案受到牵累和袁世凯掌握北洋后，曾两度蛰居澳门，想从此隐退，又因“家贫亲老”，欲罢不能，公私交迫，很是狼狈。这两次都是盛宣怀拉了他一把，使他能度过难关，东山再起。所以郑官应后来对盛宣怀说：“感激之私，沦肌浃髓”（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后来山西巡抚胡聘之奏调郑官应到山西开矿，郑想留在江南有所作为，很想不去，又由盛宣怀呈北洋会衔奏留。郑感激之余说：“从此益当懋勉从公，夙夜匪懈，以副明公倚畀至意”（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丁酉十月晦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盛宣怀则是利用郑官应的忠诚来巩固自己在企业中的地盘。郑官应熟悉商情、洋务，所以企业中有关洋务的差事，盛宣怀对他是备加倚畀的，如电报局与大北、大东订合同，中法、甲午战争局船的换旗，与太古、怡和订立齐价合同等同洋人打交道的事也只有郑官应才能胜任。他们两人总是不失时机地利用职权做一些私人经营，如一八九七年在“彼此均不声张”的约定下，购进汉口铁路车站附近的地皮。甲午战后，外人可以在华设厂，一八九八年吴淞自行开辟为商埠后，他们预见上海地价会猛涨，私托招商局专管地产部的洋人密尔顿在吴淞、杨树浦、虹口一带抢购了一批土地（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密函》丁酉五月二十一日（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一日）；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七日（一八九八年五月七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一日（一八九八年五月二十日）。）。盛宣怀后来在《苏报》上公开声称“杏荪与郑毫无私谊，乃道义交”（注：《不平则鸣公启》，《苏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一八九七年三月十六日）。），恐怕用的是障眼法。

　　郑官应虽与封疆大吏的关系很深，但从未被封建朝廷重用过。正象他的知交何卓勋说的：“先生抱救时之略，怀济世之才，虽曾为当道诸巨公所赏识，而不能大行其所学”（注：《诗集》第八页。）。使用而不倚重，这就是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在中国这样的封建社会的必然遭遇吧。

　　　　七、坎坷的岁月，潦倒的晚年

　　一八八五年郑官应在蛰居澳门时，曾经说。“□鹤年逾不惑，备极□轲，静而思之，惟有自悼”（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一年四月十日（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一个正当壮年的人，说出这样的话，显得有些消沉。但事实确是如此。从他一生看，他的事业的高峰是在一八八○年——一八八三年。一八八○年李鸿章认为他“公正廉明，稳练精细，众望尤服”（注：《后编》第七卷，第五页。），起用他为织布局总办，次年又札委为上海电报局总办，再次年札委为轮船招商局帮办。一八八三年因劝捐山东赈款得力，光绪帝传旨嘉奖；同年，醇亲王委派驻沪采购枪械。真是身价百倍，红极一时。但是从一八八四年起，他就开始走下坡路了。以后，虽迭有起伏，但从未得意过。到六十岁时，自己总结为“茫茫尘海一任升沉，碌碌浮生毫无建树”（注：《□鹤山人六秩寿诗唱和集》上卷，第一页，小序。）。自此以后，晚景更为凄凉。郑官应坎坷的一生有他自己应负责的原因，但总的来说，封建社会的压抑是主要原因。具体的说，他有以下一些不幸的遭遇。

　　首先是织布局案与太古追赔。郑官应总办（商务）织布局期间，曾将收到的股金押放生息（借款人有不少是织布局的股东，抵押品就是他们自己的织布局股票）；后因支付机器、地价等开支，郑官应又用织布局股票（并没有被认购的空头股票，实际上有点类似由织布局签发的公司债）向其他行庄押借现金（十四万两票面额的股票，押借七万两）。中法战争期间，上海市面大坏，银根紧，股票跌，于是织布的放款收不回，借款还不出，形成亏损倒挂的局面（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八四年二月十五日）。）。一八八四年初，郑官应奉彭玉麟奏调到广东参加军务后，李鸿章就叫盛宣怀来收拾残局，后又札委经元善，邵友濂、马建忠来清理，清理中发现另一位总办（官务）龚寿图挪用局款八千两，经元善就一个报告打到李鸿章那里，要求龚寿图及时归垫。这位候选道龚寿图也不甘示弱，禀报李鸿章，将织布局内幕和盘托出，并将责任全部推到郑官应身上。于是李鸿章雷厉风行，移咨彭玉麟要郑官应立即回沪清理，被彭玉麟顶回去了。据郑官应向盛宣怀说，这件事是龚寿图“只知诿过罗织，徒欲置弟于死地”（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四日）。）。此案后来由郑官应赔出二万两结案（注：《不平则鸣公启》，《苏报》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四日（一八九七年三月十六日）。）。郑官应在《盛世危言》中承认自己“失察”（注：《庚子八卷本》第八卷，第一六页。按：关于织布局案的叙述，在一八九五年的《增订新编》中是没有谈到的，到《庚子八卷本》才补进去。）。但是在他写给盛宣怀的信中屡次说“一端不谨，万事瓦裂”，“惭恨悔惧，百端交集”（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八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光绪十一年四月十日（一八八五年五月二十三日）。），联系到别人指责他利用股金拆放牟利，恐怕不是没有根据的。祸不单行的是，由郑官应等三人作保的一个太古洋行的买办杨桂轩，亏空十万两，太古洋行向郑官应追赔（因其他两个保人无力赔偿），并趁郑官应在香港代彭玉麟租船、购械时，向香港英国法院控告，经法院判定，无力赔款即判刑一年。看来郑官应是被拘留了一段时间的，他向李金镛的求救信中说：“弟在网中，鱼雁难传”（注：《盛档·谢家福致李金镛函》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九日），附件：《郑官应致李金镛函》。）。郑官应本来想宣告破产了事。后经朋友从中斡旋并保证分期赔款，又因身体有病，才交保出来，脱身回澳门。一波未平又起一波，由郑官应合伙开设的仁泰昌号被债务人泰吉庄控告亏欠不还（据说约十万两），郑官应是头面人物，而且表示过愿出面了结。于是泰吉号由广东巡抚关提控告到两广督辕，郑官应只得认赔了事（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四日）。）。这些倒霉的事，在一个短时间内（一八八四年下半年到一八八五年上半年）接一连二地找上来，使郑官应在经济上受到很大的打击，窘态毕露。比经济上的损失更重大的是名誉上的损失。他悲叹地说：“惟今身败名裂，不足取信于人，虽到处乞怜，终难应手”（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十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一八八五年一月十四日）。）。可以说，看尽了世间的白眼。平心而论，郑官应在织布局案所应负的责任肯定比“失察”要严重得多。但是这一问题闹得这么大，追得这么凶，还有更复杂的原因。错综复杂的官商矛盾（官务总办龚寿图与商务总办郑官应的矛盾）及湘淮矛盾（彭玉麟与李鸿章的矛盾），都使得织布局案更加复杂化。郑官应则成为这些矛盾相互倾轧的一个主要的受害者。

　　第二个使郑官应日益消沉的原因，是他的经济情况每况愈下。封建社会也是商品社会，特别是晚清年代，连道员都可以用钱买，官衔实际也商品化了。李鸿章之所以极力把唐廷枢、徐润、郑官应等人拉进洋务企业，一个很主要的原因是看中了他们的钱袋。所以经济情况的好坏，常常是当时一个商人、买办攀附权贵向上爬的一个重要条件。国外有些学者认为郑官应在买办期间就积累了巨额财富，变成了“暴发户”（注：郝延平：《郑官应：买办改良家》（The Comprador as Reformer），载《亚洲研究季刊》（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第二十九卷，第一期（一九六九年十一月），第一六页。），并且根据一九○六年《香港华字日报》的记载，说郑官应是当时粤汉铁路两个最大的股东之一（注：郝延平：《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东西方的桥梁》（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 CenturyChina：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1970年哈佛大学版，第一三二页。以下简称《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我觉得这些评述似还值得商榷。郑官应在招商局肯定是有股份的（注：郑官应进招商局时曾对唐廷枢说：“弟承不弃，且占股份，敢不勉竭驽骀。”《后编》第七卷，第一页。），但从现在已发现的材料来看，他的投资并不大，约二百七十五股（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三年四月八日（一九○九年五月二十六日）。这是在一九○九年招商局董事会选举前检验股票的数字，当较可靠。）这在四万股中是很小的比重。电报局设资约二百股（九千两）（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八年三月十九日（一八八二年五月六日）。在这封信里，郑官应附汇票九千两，讲明是认购电股二百股。）。估计他在织布局的投资是不会多的。因为织布局资本虽号称一百万两，却是分两期收款，第一期五十万两，又只收半数（二十五万两）；后来暴露，这二十五万两也并未收足，只实收了十一万两。有人说郑官应投资织布局十万两，看来不大可能。在汉冶萍的投资一百股（约五千两），还是由盛宣怀垫款代购的（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二年三月七日（一九一○年四月十六日）。）。郑官应在杨树浦曾购地三十亩（连涨滩约五十亩），估计值五万两，这块地在郑官应离沪赴粤期间由龚寿图擅自划归织布局了（可能郑在购地时挪用或部分挪用过局款），郑只得“将原契检出持赠织布局”（注：《庚子八卷本》第八卷，第一六页。）。郑官应在招商局的薪水收入连补贴花红约六千至九千两（注：《盛档·唐廷枢、徐润致郑官应函》光绪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五日）；《盛档·经元善致×××函》光绪二十三年十月八日（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日）。），他自称：在上海商界要混得体面一些，每年至少四千两左右（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宣统二年三月七日（一九一○年四月十六日），内有“官应携妾驻沪，如顾体面，岁非二三千不敷”等语，后实践证明岁须四千金。）。因此，薪水所得，剩余无几。织布局、太古、仁泰昌的赔款好几万两，对郑官应的经济是一个很大的压力，在赔款中有一部分是朋友（谢家福等）替他请会凑款，帮助解决，等于是救济性质（注：《盛档·谢家福致李金镰函》光绪十一年二月十三日（一八八五年二月二十九日）。）。综上所述，似乎可以这样讲，郑官应从一开始就不是象徐润那样的资产雄厚的“暴发户”；以后，特别是一八八四年以后，他一直在“清贫”中过日子，不可能成为粤汉铁路的两个最大的股东之一。他的每况愈下的经济情况，在那一个“唯财是问”的势利世界，只有成了“时流所讥笑”的对象，再也不能振发有为了。粤汉铁路总办下台以后，郑官应一直想要“遁迹潜修，务探真谛”（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三十三年一月十九日（一八○七年三月三日）。），这种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三个使他日益消沉的原因，是他的理想与抱负从未实现。郑官应从年轻时代起就有匡时济世的雄心，特别是看到国家面临瓜分的危机，更是愤世忧时，但始终没有一展抱负的机会。《盛世危言》问世，虽也曾热闹过一阵子，但也只是交口称誉而已（当然诋毁的人也所在多有），既没有起用他，也没有认真贯彻他的主张和方案。甲午后，他悲愤地说：“鬓斑心益壮，血热语嫌频，……何日逢知己，乘时荐国宾”（注：《盛档·郑官应未刊信稿》残页，第三八页（铅印）。）。一八九八年安徽巡抚邓华熙是推荐了他，但也从未被朝廷作为“国宾”引见过。他曾多次上书，都象泥牛入海无消息。

　　随着他自己的景况不佳，胆子也越来越小。一九○○年容闳、严复请他参加创办“中国议会”团体，他恐怕又招毁谤，拒不参加（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五日（一九○○年七月三十日）。）；一九一○年写了《论共和》一书，专讲开国民大会，又恐犯忌，不敢问世。他自己声称，已成“惊弓之鸟”，要做到“三缄其口学金人”（注：《后编》第三卷，第二八页。《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三年九月十九日（一八九七年十月十四日）。）。同他早年《救时揭要》中所说的“天之降灾，人不得而禁之；人之弭灾，天亦不得而特之”（注：《揭要》第二三页。）的人定胜天的豪气相比较，真是有天壤之别了。他终生为之奋斗的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办理想，到了晚年，清政府却反其道而行之，一个一个地要收归官办。这个“倒车”他在感情上是受不了的。但他人微言轻，除了不问世事，遁迹深山外，似乎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民国以后，虽然改朝换代，但根深蒂固的封建势力却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仍受阻碍。这时，民国时代的郑官应仍坚持“强始于富，富始于振兴工商”，并且讽劝北洋政府“宜对资本工商鼓励提倡，而不当肆为摧挫”（注：《后编》第七卷，第三二——三三页。）。在九十年代，郑官应曾满怀信心地说，以中国幅员之广，人材之众，“何难驾出西人之上哉”（注：《盛世危言》光绪乙未（一八九五年）夏月上海古香阁版（五卷本）第一卷，以下简称《乙未五卷本》。）。历经清、民两代，他不得不说：“现工商业之一大阻力即在官场矣！中国人企业心不亚欧美人，苟非官场作梗，则工商发达岂可限量！”（注：《后编》第七卷，第三三页。）经过几十年的演变，归根到底，还是一个官商矛盾，即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这就是他的总结。

　　郑官应生活在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这就造成了他这个人物的复杂性。我们不能说他是一个双重人格的人，但他的内心世界和言行之间，的确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冲突

　　郑官应是矛盾的时代的产物。他自称“涉足孔孟之道，究心欧美西学”（注：《后编》第四卷，第一五页。），这一“涉足”不能不在他思想上产生影响。几千年来名教学说的浸渍，所谓“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的观念在郑官应思想深处看来是根深蒂固的，他终生不敢越出“君主立宪”一步，恐怕与此有关。还应该看到，当时中国的封建势力虽已是强弩之末，但有时却是难于逾越的。在一次御前会议上，荣禄、王文韶奏对时说：“富强之道不过开矿、通商、练兵、制械，其他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注：费行简：《慈禧传信录》。），这种“大经大法”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其影响很大。使郑官应左右摇摆以及内外（前后）矛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软弱的地位。作为一个商人，他之所以为人倚重，主要 是靠他那么一点“熟悉洋务”的本钱。对上他不敢多所拂逆，只能基本上顺着上面的意志干。他虽是招商局的股东，以候补道的衔头当上招商局的总会办等，其实地位是很脆弱的。假使他自不量力，敢于较量，李鸿章一个喷嚏就可以叫他“摇落”于不测之地。一八九七年郑官应坚决要离开汉阳铁厂，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他曾经“直言汉厂之失”触犯了张之洞。郑官应忧心忡忡地说：“恐将来或加以不测之祸，用泄其忿”（注：《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十二月一日（一八九七年一月三日）。）。他为了保护自己，有时就沉默，有时就转弯抹角提意见，有时也说一些违心的话奉承敷衍。在同时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中，郑官应还是敢于直言和勇于揭露的，但是他同冯桂芬一样，惧祸的心理也很严重。郑官应的软弱还表现在他拿不出更有力的思想武器，在那时要真正同封建主义斗，他手里那点“西学”是不够用的，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哲学、伦理学、政治经济学，他也许有所接触，但没有认真学过。一直等到严复系统地介绍“西学名著”，中国资产阶级才掌握了更犀利的思想武器。因此，郑官应的理论常常显得不大成熟，软弱无力，自相矛盾，这是时代的限制。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情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第二八三页。）这本来是恩格斯就空想社会主义而言的，但用来分析中国近代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也很中肯。

　　郑官应虽是买办出身，但比起两眼只看见铜钱的徐润要高明多了。而且郑官应的言行证明他已从买办的队伍中转化出来，并且已与买办的立场决裂，成为买办的对立物了。因此，我不太同意有些国外学者把郑官应的一段买办经历同他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混同起来。这样的混同会导致出“买办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这样一个不恰当的名称（注：《十九世纪中国的买办》，第二○六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