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东元

　　近代中国战争频繁，种种大大小小的战争从未间断过。因此，军事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当时不少政治家、思想家所关心和研究的重大课题。以先进思想家、实业家著称的郑观应，就是其中的佼佼者之一。在他的军事思想里，虽也有对付所谓“宵小伏莽”的一面，但主要着眼点是放在对付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抵御之上的。

　　　　一、军力强大以发展工商业为前提

　　“原夫经世之道，保民莫先于富国，保富莫要于强兵。而兵不自强，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器非易利，有治法尤贵有治人。”（注：郑观应《易言·论火器》（以下凡引用郑观应的话一概免去其姓名），《郑观应集》上册。（以下简称“《郑集》上”），第132页。）这是郑观应在1880年刊行的《易言》中所讲关于富国与强兵的关系的一段话。在这里他只说明强兵与保富以及强兵“必先利其器”的关系，未说明“器”怎样才能“利”的问题。尽管从《易言》全书看，也讲到发展工商业以致富的问题，但没有把强兵有赖于工商业的发展说清楚。郑观应经过四十年的观察、实践和理解，他清楚了，于1909年明确指出。

　　“国非富不足以致强，亦非强不足以保富，富与强固互相维系者也。……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注：《盛世危言后编·自序》，《郑集》下册，第10页。）

　　简短的几句话，除重新强调富与强的密切关系外，把致富与“振工商”的关系，以及富强同培养与之相适应的新人才乃至政治上实行民主制度等关系，言之尽矣！

　　郑观应的上述两段话，说明了强兵必须有富作基础的同时，又十分强调了先进的锐利武器装备的重要性。而“富”与“利器”均植根于近代工商业的发展。郑观应一生著述和企业经营活动，总是强调学习西学，强调引进西方先进科技发展近代工商业；他在政治上大声疾呼设议院、行立宪，变专制为民主，其目的也在于此。因为他认为，近代工商业发展了，水平高了，既解决了富的问题，也解决了先进武器来源问题。郑氏对此有进一步的论述。他说：

　　“我国亟宜筹款，广开艺院，教育人才，以格致为基，以制造为用。庶制造日精，器物日备。以之通商，则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也；以之用兵，则三军之器械取诸宫中也。此国富民强之左券也。”（注：《技艺》，《郑集》上，第728页注。）

　　这就是说，科学技术水平高了，工业生产水平也就随之提高，制造的产品就能达到既精良又价廉，就能与外国资本主义竞胜于市场，做到“四海之利权运之掌上”，达到“分洋商之利”的目的，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军事技术水平的提高，取决于科学技术水平和工业制造水平的提高与精良程度；不注重格致基础理论和制造技艺，而单纯追求军事技术，不仅饷源不能富裕，兵器也必然是落后的。所以郑观应又说：“以商战为本，以兵战为末。若舍本而求末，入不敷出，徒知聚敛，不复开源，转令民不聊生，盛亦难侍。如花树无根，虽暂华而旋槁也必矣！”（注：《后编·自序》，《郑集》下，第13页。）这是从发展工商业以致富而强兵的关系说的。

　　对于武器的锐利来说，也必须靠工业制造技艺的提高。郑观应说：“当今战务，虽有敢死之士，亦■枪炮足以胜人。枪炮既精，其胜如操左券。”（注：《危言·火器》，《郑集》上，第916页。）他建议在工业发展的基础上，独立自主地自己制造先进的军火武器。否则，于平时不一定能够买到先进的最新式的武器；于战时，又有买不到的危险，即使买到了，运输到手亦甚困难。

　　自己设厂制造，一定要解决赶超先进的问题。郑氏认为，中国的制造局所造机械和火器，由于老是模仿不能创造，所以总是落在人后。对此，他早在七十年代就警告说：“兵凶战危，不可不慎。无如中国人材虽众，格致未精，每制一器造一船。我方诩为新奇，彼已嗤为陈腐，邯郸学步，何能精妙入神。”（注：《易言·论火器》，《郑集》上，第134页。）西方先进国家人才水平高，加上政府倡导和不惜重金支持，故能不断创新：“枪极其灵，炮极其猛。”他们“自顾微有不逮者，则不惜重资极力讲求”，（注：《易言·论火器》，《郑集》上，第907页。）以期达到最先进最锐利的程度。西方能做到的事，他认为，中国也能做到。他以日本为例说，日本原来也很落后，现在“能自出心裁，制作奇器”了，故兵日强而逐渐称雄于诸邦。日本能办到，中国岂有做不到之理！

　　由上可见，郑观应所说的“强兵”，是同政治、教育特别是同工商业的发展等因素联系起来考虑的。他认为只有这样，兵才能真正强；兵真强了，就有可能“不战而息战”：

　　“国家当无事之日，明其刑政，兴其教化，善其城郭，浚其池隍，将帅得人，士卒用命，饷糈充裕，器械精明，则敌人狎侮之心默焉自息，何至听其玩于股掌，肆厥凭陵”。（注：《危言·兵》，《郑集》上，第925页。）

　　因此，郑氏不是孤立的武器决定论者。他把“人”与“器”的关系，摆得还是比较确当的。

　　　　二、人与武器的关系

　　郑观应非常注重武器精良。他在《火器》中对英、法、德各国不断改进武器的历史作了考究：后膛枪炮之替换前膛，德国栗色六角炮药之替换黑色饼药，无烟火药之替换烟药，以及新创造的“水底自行船、毒药开花炮、空气黄药大炮、机器炮车”等等，一一列举论述，他认为，拥有利器者即能胜人，且往往转败为胜，他说，“若中西交绥，彼有我无，彼优我劣，胜负之数即此已分”；“枪炮既精，其胜如操左券”。在这里他把武器优劣决定胜负强调得如此绝对，其用心是要促进中国迅速赶上。所以他又进一步指出，西人对于军火精益求精，其“心思之灵敏，制作之精微，尚复日出不穷”。面对如此严峻的挑战，他大声疾呼地说：我中国“可不悬重赏以鼓励工匠，令其悉心讲究乎哉！”（注：《危言·火器》，《郑集》上，第909—917页。）

　　郑观应这种以期不断前进和求新的武器观，是救国救民的迫切心情的表露。他举甲午战争为例说，这次中国战败的因素很多，武器窳陋是决定性的原因。在这次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中国自造者，“多造自东各省铁铺，枪身内外粗而且笨”，购自外洋者如何呢？他引用洋人的话说：“近由外国运来之前膛、后膛枪，多系十年至三十年前旧式，所购灭雷艇，……亦泰西各国现在所不用者。”之所以如此，“岂急于购用不暇选择乎？抑取其价廉而购之乎？”非也，“经手舞弊”之故耳！“有贿者曰良，无贿者曰楛耳！”在这里，郑观应把武器窳陋归结到政治腐败上完全是正确的。

　　郑观应在强调武器在战斗中起决定作用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人的因素及其主导的地位。他说

　　“从来讲边备者，必先利器，而既有利器，则必有用此器之人。器者末也，人者本也。”（注：《危言·海防下》，《郑集》上，第763页。）

　　“有利器而无敢死之兵，则利器亦适资敌耳！”（注：《危言·火器》，《郑集》上，第917页。）

　　制造锐利武器是人，使用武器也是人，“器末人本”，正确地表达了人与器的关系。这就把提高人的素质放到首要地位。于是郑观应系统地提出了练兵、练将的见解。

　　首先谈他的练兵观。

　　“安内攘外莫先于兵，整旅行师莫重于练。”使用新式武器必须相应地学习西方新的练兵法。他说：“陆兵之强首推俄、德，水师之精群让英、法。”它们的海陆军，由于训练有素，其兵“莫不有勇知方，为国效力。”这是从政治素质上说的；在军事素质上，“凡阵法之变化，号令之疾徐，船械之良楛，枪炮之利钝，无不日夕讲求，确有程度”。以故临战常操胜券。郑观应反观中国情况以与西方作比较说：“文则拘牵而不识权谋，武则粗鄙而未谙韬略，……古法既昧源流，西法又耻追步，何怪乎积弱之难振也。”（注：《危言·练兵上》，《郑集》上，第853、855页。）中国今后应该“一律仿西法操选”，不论是海军还是陆军，均需既懂韬略，又能准确运用枪炮器械；既练技艺，又须训练良好的心理。也即是政治素质与技术素质并重。郑观应很赞同这样的话：“练兵之法，先练其心，次练其身，再练其气。练心者何？教之以尊君亲上、忠国为民是也。练身者何？……教之以步伐、进退，手足、耳目一切技艺之类是也。心一矣，身便利矣，而无胆气以将之，则一作仍衰，一衰斯走耳。”（注：《危言·练兵上》附言，《郑集》上，第862页。）并把“心”与“身”、“人”与“器”的关系提到哲理的高度。他说：

　　“盖利器为形，利用为心，有利器而不能利用，则人如木偶，安得不以制人者而制于人？故治法必须有治人。”（注：《危言·商战下》，《郑集》上，第596页。）

　　如果说郑观应在人与器的关系上讲得正确的话，在“人”的政治素质与技术的关系上表述得尤为精辟。这里除“尊君”二字时代给予的局限性之外，强调“忠国为民”还是很对的。他认为有“忠国为民”的素养才能有胆气。人没有技术固然武器再好等于无器，但无高度的政治素养，胆气不足，仍不免临阵脱逃，“一衰斯走”，欲“以制人者而制于人”！

　　兵怎能练好并做到效命于战场？决定性的一着是在于将帅之得人与否。故郑观应在强调练兵的同时，非常强调练将。他认为，军官必须武备学堂出身。这种学堂，不仅操练武器，而且学习数学、物理、天文、地理等知识。因为只有具备这些知识和技艺，才能指挥使用新式武器的军队作战。但是，仅有新知识还不能成为一个好的指挥员，还必须有作战的经验，因此军官的晋级应该是在实践中逐步提升。他说：西方先进国家“营官无幸进，军器尽精良，屹如山岳不动，中国无如是之坚整也。虽中国亦仿西法练兵，计已十余年，而仍不能强者，因将帅非武备学堂出身，未谙韬略，又无胆识，惟延西人教习口号，步伐整齐、枪炮命中而已。不知此特兵法之绪余也。”（注：《危言·练兵下》，《郑集》上，第870页。）郑观应综合的看法是，在使用近代武器的条件下的军官，既要有科学知识，又要有谋略与胆识，还必须逐步丰富和总结战争经验，这样的军官，在“临敌之时，何处安营，何处进剿，何处设伏，何处可断其粮道，何处可截其援师，地势敌情，了如指掌，绘图遍示，使一军谙悉情形，有恃无恐，以故战胜攻取，如响应声。岂今日有勇无谋，不知天时地利之将，只知驱士卒，仅扎死寨打硬仗、野战、浪战者所能胜任乎！”（注：《危言·练将》，《郑集》上，第842页。）郑观应这种运用新武器，必须有相应的新知识、新经验的将官来指挥的观点是针对时弊提出来的。因此他大声疾呼：

　　“呜呼！全军之性命系于将帅，将帅之存亡关于国家，可不慎欤！故吾谓练兵必先自练将始。”（注：《危言·练将》，《郑集》上，第842页。）

　　可见，人与武器的关系，内容极为丰富。所谓“人”，既包括练兵，也包括练将，更有兵与将的关系，等等。人的素质高了，人际关系好了，才能更好解决人与器的关系，缺少某一环节是难以操胜券的。

　　近代海军的技术更高些，故对海军人才的要求应更高和更严些。郑观应对于海军特别强调专业训练的重要性。他指出，过去中国海军往往不能取胜甚至遭到惨败，重要原因之一是由于军官非水师学堂出身。他说：

　　“今中国海军提督，无事则归疆臣节制，有事则听督帅指挥。疆臣与督帅均非水师学堂、武备院出身，不知水战之法，素为各管驾所轻视。所以昔年有马江之败，今有威海、旅顺之失。”（注：《危言·海防上》，《郑集》上，第755页。）

　　郑观应这里所说的没有专门训练“不知水战之法”的海军将领，主要是指行伍出身淮军将领丁汝昌，这种不是海军学堂出身，“不谙管驾，亦不知水战诸法”的外行，在中日战争中“旷功溺职也”（注：《危言·海防下》，《郑集》上，第764页。）必矣！当然，马江、威海、旅顺之失，主要是清政府的政治腐败，郑氏虽强调了水师指挥员缺乏专业训练，其中也包括政治腐败。

　　　　三、发展的战略观

　　郑观应军事思想总方向是如何有效地对付外国侵略，外国侵略不外乎海上和陆地两个方面，因此郑氏的战略观点集中表现于边防和海防，而边防、海防的关系又因时而异，随形势变化而侧重点有所不同。这就形成了郑观应的发展战略观。

　　自古以来，中国的统治者均注重边防，这是由于来自边疆、特别是北方边患所造成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自海上入侵成为主要外患，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东瀛小邦”日本发动侵略台湾的战争，朝野掀起了海防、塞防孰重的争议。向来习惯于塞防为重的清王朝，在新形势面前提出了海防重要的问题，这是适时的必要的。郑观应是站在海防为重的一边的。他认为军事设施也应随之变更。他说：

　　“后先异致，今昔不同。外患日深，强邻日逼。若复胶守旧制，罔变新章，恐以之制陆地则有余，以之御海防则不足也。何则？方今口岸通商，防阕尽溃，凡所谓天生险阻，足以固吾圉而控远人者，皆有洋船驻泊，出没无常。而关河之要害，海道之情形，较之内地兵民，尤为熟悉，直不啻寝我卧榻，据我户庭。在中国几无可守之区，更无藉守之具矣！”（注：《易言·论水师》，《郑集》上，第127页。）

　　根据上述严峻的形势，不仅海防非常重要，且不能“但言海防”，而是应该“言海战”了。于是提出“攻敌”和“守险”两方面的意见。如何“攻敌”？他说“考攻敌之具有四：曰铁冲船，曰铁甲船，曰转轮炮船，日蚊子船”。如何“守险”？他说：“守险之具亦有四：曰炮台，曰水雷，曰水中冲具，曰浮铁炮台。”（注：《易言·论水师》，《郑集》上，第128页。）然而，中国海岸线甚长，仅仅孤立地有“攻敌”“守险”之法，还远不足以御强敌。必须有更为有效的措施，并便于集中优势兵力的战略，始足以御强寇。他说：“中国海疆辽阔，防不胜防，更宜握要以图”。建议分为奉直东、江浙长江、福建台湾、广东等四镇，“各设水师，处常则声势相联，缉私捕盗；遇变则指臂相助，扼险环攻。”（注：《易言·论水师》，《郑集》上，第128—129页。）经过中法战争，民族危机更形严重，郑观应将他原来设想的四镇，改为北、中、南三洋。防御的战略思想虽没有什么变化，但其间有一个较大发展，那就是随着形势的变化，防御的对象而有所不同。郑观应认为，在七十年代，英法等国为西洋远邦，海防的防御对象主要是日本。八、九十年代则不同，“泰西各强敌，越国鄙远而来，今南洋各岛悉为占据，则边鄙已同接壤，郊垧无异户庭也。”这些所谓远邦，随时可以“突入”我国境，于此而欲节节设防，期如磐石之固，则备多而兵分。“是故备北则南寡，备南则北寡，备中则南北俱寡，备此省则彼省又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注：《危言·海防上》，《郑集》上，第754页。）处处设防不可能的局面如何解决呢？郑观应指出，应之之法，敌南来，南洋水师迎击于海中，并调中洋乃至北洋舰队以应之；敌北来，则调中、南洋水师以应之；“敌人如由太平洋直抵中洋，则南北皆应之。”（注：《易言·论水师》，《郑集》上，第756页。）这就是“重点设防，机动应敌”之法。对此，他作了总结性的表述：“兵法云，善用兵者势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首击则尾应，尾击则首应，击其腰则首尾皆应。此今日海防大势所最宜取法者也。”（注：《易言·论水师》，《郑集》上，第756页。）但要能这样做好，必须事权统一，令到即行。而这，主要不是军事方面的问题，而在于靠强有力的政治。郑观应对此举例说：“考马江、鸭绿江、威海之失，因事权不一，且统帅、管驾均未得人”。以至如日本人所料：“华舰有南、北、闽、广之殊，陆军有湘、淮、旗、绿之别，明知两军相见，彼此必不相救应”的怪现象；以至如西人之观战者所见到的：“南舰优游，置北难于不顾”的见死不救的实情。（注：《危言·海防下》，《郑集》上，第763页。）显然，这是封建政治腐败的表现。因此，要做到军事号令如响斯应，就非在政治上大加改革不可，也即变封建专制为君民共主的立宪制。

　　郑观应在七十年代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适时地注重海防，但后来却又非常强调边防的重要。这是因为八、九十年代原来的友好邻邦已被英法等列强所控制，而成为新的边患。他说：“似今日边防易于措置，而不料为边患者，乃更有海外诸邦也。”（注：《危言·边防一》，《郑集》上，第733页。）今天的边防，已不同于历史上边防，因此，“今之防边尤重于防海”。这也可从郑观应著作中的安排得到反应。

　　本来，在1880年出版的《易言》中，防海防边置于《论边防》一目之中，将英、法、美、俄、日等国，均作为边防的对象。《盛世危言》（五卷本）突出地单列《海防》上下篇，而将“边防”改写为《防边》上、中、下三篇，甲午战后边患形势更为严峻，在其增订的《危言》十四卷本和八卷本中，又从三篇增到九篇。这是为什么？郑氏表述说：“今日之中国防务，防海犹可从缓，防边实为要图。”这是因为“海属外，陆属内。大海旷邈无垠，陆则有物产，有城池，得寸则己之寸，得尺则己之尺，故陆路为天下所必争，即边防为兵家所极重。”（注：《危言·边防一》，《郑集》上，第733页。）为此，他描绘边防的重要性说：

　　“中国四边，东至库页岛，南至台、琼，西至噶什喀尔，北至外兴安岭，无一不界强邻。一有边衅，逐处可以进攻，随时可以内犯。将来设有不幸，弃玉帛而动干戈，其必由内陆不由海也无疑义矣。”（注：《危言·边防一》，《郑集》上，第773页。）

　　又说：

　　“边地广矣！在南则与法之越南、英之缅甸交界，在西则与印度毗邻，在东北西北由东三省、内外蒙古迤逦而至新疆，又在在与俄接壤，皆强邻也。”（注：《危言·边防一》，《郑集》上，第774页。）

　　上两段话的意思是说，中国一面临海，三面陆地均为强邻，临海固然危险，陆上进犯更易，所以防边最为重要，而防边又以“防俄宜先”。郑氏指出：从历史上看，俄国与我边界线最长，而它的领土野心最大，掠夺我国的土地最广，且是“薄人之危，幸人之祸”之最者。从目前形势看，俄国从欧洲造铁路东延经西伯利亚直达海参崴，这是异乎寻常之举，因为一般国家造铁路于繁庶之区，俄独不惜巨款造于不毛之地，“非有狡谋更何为乎？故曰防俄宜先也。”（注：《危言·边防一》，《郑集》上，第774页。）

　　由重点防海转变为重点防边，防边又以防俄为先，郑观应的战略防御观是正确的。而防俄在那么长的边界线上又以那一地段为重点呢？原先防俄一般均注重于西北，郑观应也不例外。这是由于向来俄国“与中国有隙，必先扰动新疆”的缘故。九十年代情况发生了变化，他指出，西伯利亚铁路造成，“则彼国京都达我边界，调兵运械不过瞬息之间”。而且，其东路反便于西路，而中国“首善之区”正处于东北。“故中国及今筹备边防，当于东北之奉天、吉林、黑龙江一带，俟有余力再兼顾新疆。”他说：“此亦先难而后易，先急而后缓之道也。”（注：《危言·边防一》，《郑集》上，第775页。）

　　郑观应防俄观由重点防西北转到防东北，是他战略观的可贵之处。当然，郑观应在九十年代中后期，也曾出现过由防俄到联俄的变化，那是由于（1）甲午战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他认为这是“独俄人仗义执言……复为贷银作保”的结果，加上俄对英擅筑吴淞铁路代鸣不平，和为左宗棠的收复新疆接济军食等乃一度将“结英拒俄”，改变为“联俄以制英”，这仅是一个策略，不是他真正要亲俄，故而说出了“亲俄正所以弭俄”（注：上引文见《危言·边防六》，《郑集》上，第796—800页。）的心里话。他之所以防俄的战略不变，是因为“俄则跨欧亚二洲，毗连一片，气局之闳，如高屋建瓴，大有手擎六合，口吞八荒之概。”所以中国必须加速自强，团结邻邦，决不能让“俄人出而执亚洲之牛耳”。（注：《危言·边防七》，《郑集》上第809、811页。）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和义和团运动期间，俄人继借据旅大之后，“更图占东三省”，郑观应“益觉俄之可畏”，他认为过去的“结英拒俄”已经不够了，而应“宜设法亟联大援抵御之矣”！（注：《危言·边防九》，《郑集》上，第827页。）

　　与此相应他的军事战略观点也起了变化。即由重视海军建设变为强调陆军的重要性。郑观应从七十年代以来一贯重视海军，即使到甲午以后有人主张不必花钱重建海军时，他还是强调重建海军：“闭关自守患在内扰，海禁宏开患在外侮。内忧之起，陆军足以御之，外侮之来，非海军不足以御之”。（注：《危言海防下》，《郑集》上，第762页。）1900年郑氏重写《边防八》时，却变了调子，说：“论防边于今日，不必言水军，止宜专力讲求陆军。”（注：《危言·边防八》（1900年重写），《郑集》上，第824页。）陆军在郑观应心目中曾经认为主要是御“内忧”的，这里却把它作为防边的主力军。这是由于他所描述的下述形势决定的：

　　“北而蒙、回渐去，已与俄卡毗连；西而伊犁、天山、青海、前后藏诸部，亦将指顾折入于俄；蜀边、西南又与英属印度接壤，中间八百里野人山，英几全占有之，靡险可恃，形势大与昔异；南而滇、粤皆与法属比邻，浸浸乎有日蹙百里之势。惟东面、东南、东北则界南洋、太平洋，故犹能借波臣以为限制，可无界线之误，卡伦之移也。”（注：《危言·边防八》（1900年重写），《郑集》上，第824页。）

　　在这种形势面前，在财力很不足的情况下，集中力量建设陆军还是有道理的，尽管“止宜专力讲求陆军”讲得绝对了一些。

　　这些新建的陆军必须做到：在技术上是，“兵不可散，惟其整；器不得窳，惟其精；壁垒不可多，惟其严固；将帅不可纷更，惟其专任。”在政治上是，“心膂齐，臂指灵”。然而，不管政治、技术怎么好，“沿边万里，鞭之长不及马腹，控制殊艰，奈若何？”郑观应认为，解决这个矛盾，应充分利用新式交通工具和电讯设备。那就是“于各行省沿边造一行军铁路，沿铁路附设电线”，做到“消息灵通，朝发夕至”。（注：上引文均见《危言·边防八》（1900年重写），《郑集》上，第825页。）则不患鞭长莫及矣！

　　郑观应堪称随着客观形势变化而变化的军事战略家。

　　　　四、全民皆兵与军地两用

　　不管是强调海防还是强调边防，也不管因时而异地将海军或是陆军置于首要地位，目的都是一个，那就是为了更好地战胜敌人保卫自己。如何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郑观应思想精髓之处，除上节所述建立一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外，其根本一着，就是“全民皆兵”。他列举俄、德、法等国为例，说这些国家除老弱残疾等原因外，举国之民梭规定年龄均需接受军事训练，以及从现役到退伍的一整套制度；不仅如此，这些国家“官兵而外有民兵。……每处千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绅士领之，给以火器”，定时操演，以备征调。郑氏认为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在于：“……寓兵于民，兵制不过分为常备、预备，平时额兵有限，糜费无多，一旦有警，则人尽为兵，顷刻可集数十万。费不糜而兵自足，民相信而国以安。”（注：《危言·民团上》，《郑集》上，第899页。）普国以是而胜法。欧美各邦则而效之，中国亦应该“是则是效”才好。

　　郑观应认为，中国地广人众，更应仿效西法训练民兵。凡年届十六岁至四十岁者，不拘贫富贵贱，皆须报名接受一年军训。“务使人尽知兵，可备征调”（注：《危言·民团下》，《郑集》上，第902—903页。）。在全国范围内，做到“处处团防，村村联络，声气相应，休戚相关，国无筹饷之艰，兵无远调之苦。将见士皆劲旅，民尽知方，转弱为强，在此一举。……推行于各省，遍及于诸边。”（注：《危言·民团上》，《郑集》上，第900页。）何忧于外侮哉！

　　郑观应还进一步指出，“防外侮更重于防内患，练民兵庶足以助官军”。民兵不仅可以作正规军的后补来源，而且在战时也是配合作战的重要力量，对外进行民族抵抗战争尤其是如此。他的这一思想，在中法战争中已经有所实践，他上书粤防大臣彭玉麟说：“非增兵以振武，则外患难弭；徒增兵以耗财，则内忧仍亟”。这就是说，大敌当前不增加正规军是难以抵御外寇，单靠增兵会增加人民的负担，必然会出现内部危机，因此，“为今之计，力行乡团，实为当务之急。”（注：《后编·上督办粤防大臣彭宫保请通饬各县力行乡团要略》，《郑集》下，第460页。）因为这样做，“可助兵勇防守之不逮”（注：《后编·致雷琼道王爵棠观察论枪炮快慢并饬各乡团练书》，《郑集》下，第475页。）。

　　将郑观应许多论述综合起来，民兵与官兵的关系是：民兵对官兵起补充和配合的作用，官兵服役到一定时期是要退而为民的。这就提出了官兵退役后如何更好地做一个“民”的问题。这个未来的“民”是能工作，能生产，能自食其力者，这就必须在军队中对士兵进行技术培训和文化知识学习等。对这个问题，郑观应有一段颇为精辟的论述，他说：

　　“养兵之费甚大，民人供养之任太苦，故须求一法，将陆军变为学堂，不独制造军中技艺，并可造凡百货物，以开利源而补经费。此法今已试行于德国。为总兵者须兼通教学师之能，为新兵者须供应工匠之劳，一面学行战阵，一面读书，一面习工艺。夫为兵者，其手中炮械或可不用，而学识工艺则能毕生有用。学成事业不仅为兵，且可为店伴，可凿并，可开山，可耕田，有机会时可作各种事业，各因其才性而用之。但此等工人仍与兵营相关切。”（注：《危言·练兵下》附言，《郑集》上，第872页。）

　　这段话，把军队办为一个学校，学知识，学技艺，搞生产，既补充军队自身给养，以减轻财政负担，又学到生产本领，终生受用，所谓“手中炮械可不用，学识工艺则毕生有用”，于己于社会于国家，都是有利的。照此而行散兵游勇为害乡里的现象可以绝迹了！郑观应在这方面的见解，是高人一筹的。

　　　　五、间谍的重要作用

　　武器精良，将领得人，士兵用命，战略战术高明得法，是不是一定能取胜？不一定。因为还有关键的前提必须解决，即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也。郑观应对此非常重视，他说：“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之所以必须知己知彼才能取胜，“诚以兵行诡道，必审机而达权，非行险以侥幸也。”所以，“古来善用兵者，凡敌境之夷险，敌将之性情，敌兵之多寡，敌谋之设施，敌意之趋避，敌党之离合，如秦宫照镜，……了然于目。”在这种对敌方情况了如指掌的前提下，一经开仗，胜敌的可能就很大，而决不为敌所胜。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着呢？郑观应毫不含糊地说：“亦惟在间谍之得人而已矣！”（注：上引文均见《危言·间谍》，《郑集》上，第918页。）从中国历史上看，如春秋、楚汉之时，“凡用军之得间谍者，则着着争先，能制人而不为人所制，故可操必胜之权；失间谍者，则事事落后，欲攻敌反为敌所乘，故动有偾事之患。”于是他强调说：“所谓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者，非善用间谍不为功。”（注：上引文均见《危言·间谍》，《郑集》上，第918页。）

　　间谍对军事的作用既如此之大，敌我双方对此必然都极重视，对间谍的条件要求也就更高。郑观应经过研究观察，他认为间谍必须“沈密勇敢，胆大心小，察言辨色，喜怒不形，矫捷善走者始克胜任。”具有这些条件的人颇不易得，他认为除平时物色培养以备不时之需外，那就是到敌人营垒中去寻觅，他说，“若能钩致敌人为我所用，予以重赏，结以厚恩，与敌气类相投，侦探更易，机密重情，不难诇察。”（注：上引文均见《危言·间谍》，《郑集》上，第918页。）

　　间谍，不单是在战争期间加强使用，在承平时期就应留意于此。郑观应说：

　　“具备金资，广遣精测天文、善识地理及通兵学、绘舆图者，潜往各国，记其政事之利弊，兵制之法度，关塞之险要，道里之远近，山川之形势，民庶之风俗。若海道则量其水道之深浅，度其口门之宽隘，察其沙礁之有无，莫不绘图立说，探本寻原，持以归国，呈诸政府。”（注：上引文均见《危言·间谍》，《郑集》上，第919—920页。）

　　政府获得上述资料信息，即以之普告将士，以便于一旦起衅之时，可以驾轻就熟地长驱直入，不用向导，即能俨如昔游之地，使敌方惊为“将军从天上飞来，雷霆从地中奋起”。可见，平时注重间谍工作是非常重要的。

　　间谍的作用既如此之大，就应把用间谍和反间谍的工作放到很重要的地位。对于自己的间谍要尽力加以保护是不用多讲了。对于敌方的间谍应尽力防范侦知，一旦发觉即当处以重刑。他将反间谍工作主要分为两种：一是如何对付派进采的间谍，二是本国人为敌人的间谍者。他说：“他国遣来之间谍，若牧师传教，武员游历，或托商贾，或习方言等类”。对这种披着合法外衣的间谍固然要侦查严惩，对于本国人为敌人的间谍，“私以国中机密阴告敌人”者，处罚应更重：立即诛戮或永远监禁。另外，如有为外来间谍先容或窝藏者，亦同样重罚，他说：“必先除内应之奸宄，使之无所凭藉，难以窝藏”。（注：《后编·致招商局盛督办书》，《郑集》下，第810页。）总之一个原则，对于间谍问题，务使敌方的间谍无所作为或把他们的作为缩小到最小限度，而使自己的间谍，尽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清政府在战争中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中，对于间谍是违反这一原则的。因此，他首先要求清政府对日本间谍提高警惕性。他对时任天津道盛宣怀说：“日本奸细甚多，沿海要地无处不有。混迹市廛或作小生意，或充理发匠，或改华装作衙门当差、公馆家人。”（注：《后编·致招商局盛督办书》，《郑集》下，第810页。）1894年8月1日中日宣战后几天，他又向盛说：在大沽装载中国兵的时候，日本奸细往来不绝，“凡我船开行，彼即细为查探，非但常在码头梭巡，竟有下船在旁手持铅笔洋簿将所载货物逐一记数。竟无委员巡丁驱逐。”（注：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书》，光绪二十年七月初七日。）中国地方当局，不但听任日本奸细自由活动，甚至有将拿获的日本间谍“送交该国领事罚洋一元五角释放了事，华人通同者亦释放销案。如此办法，奸细愈多胆愈大矣！”他建议清政府“通饬各处认真稽查，如有拿获日本细作，不必送交领事官，由中国衙门监禁，候战事毕日，酌断送还。”（注：《后编·致招商局盛督办书》，《郑集》下，第810—811页。）

　　综上所述，郑观应将“间谍”置于军事中重要地位是很对的。

　　　　六、战与和、用兵与弭兵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是阶级间、国家间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产物。郑观应对于这个道理不一定知道。他在谈到发生战争的原因时，一则说“秦汉以来竞以武力取天下，而战争之祸遂无已时”；再则说“各国之失和开衅，大抵外托信义，阴肆并吞，名辟商途，实窥土地”；三则说“强者固明恣狼贪，弱者亦阴图蚕食，兵连祸结，扰攘不休”。（注：《危言·弭兵》，《郑集》上，第923—924页。）三者概括起来就是失和诉诸武力，是弱肉强食的争城争天下。虽未看到战争的本质，却在表象上看对了。不仅如此，郑观应在战与和、用兵与弭兵这个问题上看得也比较正确。即战争是短时间的，和平应是较长期的。故“弭兵”是人们的理想。因此，体现郑观应思想精髓的代表作《盛世危言》的终篇是《弭兵》。那就是，如果能不用兵解决矛盾那是最理想的，万不得已而用兵，其终局还是和平、还是弭兵。所以他说：“先王耀德不观兵，诚以兵凶战危，不得已而用之也。……善筹国者，皆讲求攻守之具，欲战胜于无形，初不欲轻启衅端，见诸实事也。”（注：《危言·弭兵》，《郑集》上，第923—924页。）这就是说，最好不用兵的“战胜于无形”。万一用兵，尽可能减少损失，迅速恢复和平，这是人心所向，所以他说：“夫剥而必复者，天心也；危而思安者，人事也。”（注：《危言·弭兵》，《郑集》上，第923—924页。）怎样就能达到从“战”转变为“和”呢？他对此也有过论述：

　　“和议何难之有？古云：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未有不能战不能守而遽能和也。善夫！公法有云：势均力敌，而后和议可久。”（注：盛档：《郑观应致盛宣怀书》，光绪十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这段话虽然是为了轮船招商局与怡和、太古轮船公司谈判而讲的，但对干军事上的战争与和平的原理也是适用的。那就是说议和必须以强力为后盾，否则，和是一定要吃亏的；即使和了也不能持久。郑观应这个观点是对的。然而他把永久和平的希望放在“圣人”出上面，却是有空想的倾向，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