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启重

　　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历史，城下之盟的惨痛，刺激了先进的中国人睁开眼睛看世界。战后，出现了一批专门研讨“夷情”的新书，著名的如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輶纪行》、包世臣的《安吴四种》、夏燮的《中西纪事》等。这些著作向人们介绍了陌生而广阔的外部世界，引进了五大洲、四大洋等科学的地理知识，使人们第一次懂得了“天下”的真正含意。

　　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廷创巨痛深，使人们不得不认真研究“夷患”问题。曾国藩的重要幕僚赵烈文分析：太平天国和捻军都不足以颠覆清朝，唯“西夷政修国治，……其志不在小，国家之患无有甚于是者。”（注：陈乃乾：《阳湖赵惠甫先生年谱》第28—29页。）曾国藩指出：“目下中外之患自以洋务为巨，其次则甘肃新疆之回，其次则中原之捻。”（注：曾国藩：《复李次青》，《曾文正公全集》第13卷。）李鸿章说：“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注：李鸿章：《复徐寿蘅侍郎》，《朋僚函稿》卷4。）奕等人也慨叹：“夷患之烈极矣”！（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71。）

　　研究“夷患”的结论，使这些后来成为洋务派的人一致认为，中国面临着“千古变局”，应变之策在“借法自强”。

　　70年代，李鸿章提出了“内须变法，外须和戎”的洋务纲领。李鸿章的“变法”与后来维新派的“变法”含义不同，他指的是学习西方坚船利炮，声光化电，机器生产。“和戎”即遵守不平等条约，争取与列强和平相处。“变法”是为了“自强”，“和戎”则是创造“变法”的环境。“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些构成了洋务思想的基本内容。

　　洋务派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从中央到地方的洋务官僚，如奕、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他们是洋务派的核心与“新政”的领导者。他们是洋务派的右翼。另有一批关心时局的爱国知识分子，他们当中有的是不安于现状、要求变革的思想家，如冯桂芬、王韬等；有的是洋务派官僚培养的“新秀”，如马建忠、郑观应等；有的是当过官的文化人，如薛福成、郭嵩焘等；有的是直接受过西学熏陶的知识分子，如何启、胡礼垣等。他们一般不是当权派，是“新政”的执行者或参谋，由于社会地位不太高，他们对民间疾苦有较多了解，对清王朝多有不满。他们当中很多人对外国资本主义有直接体验，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某些影响，对封建主义产生了一定的离心力。他们是洋务派的左翼。此外，还有一批具体办洋务的企业家，如组织过轮船招商局的朱其昂、创办漠河金矿的李金镛、主持开平煤矿的唐廷枢等，他们虽然没有太多的思想可言，但他们在洋务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及解决问题的方法，无疑为前两种人的思想提供了资料。

　　洋务思想，就整体而言，是地主阶级中的开明派——洋务派在资本主义入侵与农民革命的双重威胁下，立足于封建主义，借取西方物质文明，以谋求清王朝“自强”的思潮。他们主张向西方学习，但西方有哪些东西应该学习？他们的认识千差万别。同是立足于封建主义，其右翼始终以维护、巩固封建主义之“体”为根本目的；其左翼思想则较活跃，他们的洋务思想逐渐走向离经叛道，演变为早期维新思想。因此，在“借法自强”的共同旗帜下，洋务思想呈现千姿百态。（注：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

　　60年代，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把中外差距概括为：“人无弃才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四不如夷”比赵烈文认为“西夷政修国治”的认识更具体，同时给思想界出了一个好题目，按此思路，人们必然进一步探讨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无缺欠？应当怎样去弥补这些缺欠？尽管当时冯桂芬提出的办法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但却大大激发了人们从多方面去研究“诸国富强之术”。思路变得开阔起来。

　　同时期的李鸿章认定：“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独火器万不能及”。（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第4—10页。）所以“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注：李鸿章：《上曾相》，《朋僚函稿》卷3。）曾国藩也认为西方之长技不过船坚炮利，根本无政教可言。

　　冯桂芬、赵烈文与李鸿章、曾国藩对西方的不同认识，可以代表洋务思想中左、右两翼的最早分歧。60年代，这种分歧并不明显，“借法自强”无非是练兵制器，购买或仿造洋枪洋炮，改变清军的旧式装备。7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新政的扩展和对西方认识的深入，洋务思想的分歧日益增多、扩大。

　　分歧之一，是在兴办新式企业时，重官还是重商。

　　洋务派对西方“工商立国”的认识是共同的。早在1862年，曾国藩就指出“泰西以‘商战’二字立国”。李鸿章创办招商局，就是把曾国藩的思想付诸实践。郑观应认为古代农业经济占主导，当今西方各国勃然兴起，他们依靠商业使国家富强，又以商务开拓疆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中国已进入了“重商”的国际社会，不能再“谓商务为末务。”（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后来郑观应把这种思想归纳为“商战”，认为“商战”比“兵战”更重要。薛福成则进一步分析：“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恃工为体，恃商为用，则工实尚居商之先；士研其理，工致其功，则工又必兼士之事。”（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他把工、商、学联系起来考察，指出西方商业繁荣乃是以工业为基础，工业发展又依靠科技的进步。曾、李、薛、郑同是重工商，但侧重面有所不同。郑、薛等人强调商业、商人的社会地位，他们的立场，更多地站在新兴的“商民”，即民族资产阶级一边。洋务官僚则首先着眼于封建国家的军国大事。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注：《李文忠公（鸿章）全集·奏稿》卷29。）他创办的民用企业，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饷，开办招商局、漠河金矿，都是为了“抽助军饷”。开煤采铁，则是为了给军事工业提供燃料、原料，而兴修铁路也首先是为了调运兵将、军火。

　　分歧之二，“借法”究竟要借什么法？在1874——1875年关于国防的大辩论中，郭嵩焘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洋之基，所谓其本未遑而始务其末者。”（注：《洋务运动》（一）第142页。）显然，郭嵩焘认为，西方富强之“本”在“政教”，商务是“末”。中国学习西方，可以先从“末”做起，由末至本，循序渐进。李鸿章则主张继续兴办军事工业，开拓民用企业，变通科举等。

　　郭、李的分歧在于，郭认为学习制造武器、机器生产、重视工商，这些都是“末”，只有学习西方的政治体制才是“本”。李则认为，学习西方就是学练兵、制器，机器生产等。

　　郭嵩焘的意见代表了洋务派左翼的认识，他们的思想比较激进。随着学习西方的运动不断发展，他们自然得出改革中国政治格局的结论。

　　1875年郑观应在《易言》中首先介绍了西方的议会制：“凡有国事，先令下院议定，详达之上院，上院议定，奏闻国主。”（注：郑观应：《论议政》，《易言》上卷45页。）他认为这样能使下情上达，政治清明。稍后，王韬也提出同样见解。后来，出国人员根据亲眼所见，更多地谈论到议会民主。马建忠介绍西方“或为君主，或为民主，或为君民共主之国。其定法、执法、审法之权分而任之，不责于一身，权不相侵，故其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注：《洋务运动》（一）第426页。）他由此认识到，西方的富强不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而在重商的经济制度和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郭嵩焘出使之后，把西方的“本”归纳为先进的科学技术，君民共主的政治制度，开拓、进取、求实的“风俗人心”等三个方面，他认为议会民主比儒家理想三代之治更高一筹。

　　李鸿章的意见代表洋务派的右翼。他们多是朝廷重臣，一切言行以清廷意志为转移，不敢越雷池一步。1877年郭嵩焘致书李鸿章，言学习西方不应“专意考求兵法”，更有“大者、远者”，望李鸿章留意。李答书曰，对西方“政教规模”考察20余年，“亦略闻梗概”，但自己“职在主兵”，故仍以练兵制器为要务。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极力宣传中国由弱至强，但“至于国内政事”，则云“余暂不言”。对政治问题，他们显然是有意回避了。1884年张树声把要求清廷立宪的意见写在遗折里，说明他生前曾反复思考过，但未敢言及，临终才一吐为快。至于其他洋务官僚，认识水平去李、曾、张更远。

　　早期维新思想与洋务思想的分离，乃是历史的必然。80年代，洋务运动的弊端逐渐暴露，矛盾日趋尖锐。这些矛盾集中表现在“官督商办”企业中，“官”与“商”日成水火。

　　中国历来重农抑商，商被视为四民之末。因地位迥异，官和商之间有着明显的界线。近代西方势力入侵，逐渐改变了这种传统的官、商关系，其表现是“官督商办”企业的出现。

　　“官督商办”是历史的产物。郑观应认为，新式企业“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股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第4卷。）按照他的看法，企业完全由官办或完全交商办都有困难，只有“官督商办”最为稳妥。王韬则建议开煤铁等矿“悉由国家发出帑全”，由商人“自行开掘，责以成效。但使总办得人，纲举目张，所出必有可观”。（注：王韬：《弢园尺牍续钞》第3卷。）郑强调“商办”和王强调“自行开掘”，都表明他们对“官”的不信任，希望“官”不要过多介入企业管理。他们的认识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既不得不依赖官府、又惧怕封建主义的惶恐心理，他们对于“官督商办”既抱着很大的希望，又不无担心。

　　实践使他们的希望化为泡影，担心的事一一成为现实。郑观应亲身参与“官督商办”企业后感叹：“官商积不相能、积不相信久矣”。“官”借保护之名，多方要求，使商股股东们极为不满。他说，西方商民集股设立公司，总办由商人公举，官府“特为之保护”。中国的“官督商办”企业，总办由大吏委派，“公司得有盈余，地方官莫不思荐人，越俎代谋，试问外洋公司有此办法乎？”（注：郑观应：《盛世危言》第2卷。）郭嵩焘出使回国后，对“官督商办”完全失去信心，说是“一切行之官法，有所费则国家承之，得利则归中饱。”（注：转引自曾永玲：《郭嵩焘大传》第358页。）何启总结“官督商办”的结局是：“不问何事，一闻官督，则商民必不敢办。”（注：何启、胡礼垣：《新政始基》，《新政真诠》第3编。）他们指出“官办不如商办”，“商之必可以办，官之必不可以督”。他们要求兴铁路、开矿、纺织、制造等近代企业一律准民间开设，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所谓商贾之道，”就是企业按价值规律严格管理，所谓“官场体统”，就是衙门化的腐败作风。“官”与“商”的矛盾，实质上是新兴资产阶级与封建主义的矛盾。“官”代表封建政权，它只知凭借权力榨取商股资财，不懂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要求的积累资本、扩大再生产、科学管理、技术更新等等为何物。“商”已不是旧式商人，他们是近代企业家。他们希望采用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扩大再生产，参与国际竞争。“官”与“商”的思路南辕北辙，封建体制严重阻碍着近代企业的发展，“商”要求冲破“官”的罗网，自由发展。于是，政治变革的问题提上了日程。

　　中法战争的失败，使人们对“洋务新政”产生怀疑。经过认真的反思，洋务派中的左翼人士一致认为，洋务运动学习西方只是表面文章。陈炽说是“弃其精英而取其糟粕，遗其大体而袭其皮毛。”（注：陈炽：《庸书内外篇自序》。）郭嵩焘认为，洋务运动“大本全失，西法从何举行？勉强行之，亦徒劳耳。”（注：《郭嵩焘日记》光绪四年二月初九日。）郑观应批评洋务官僚“言洋务，言海防”，是“逐末而忘本”。（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初刊自序〉。）他们指出，欧洲各国土地不如中国大，人民不如中国多，却能雄视天下，原因就在“上下一心，君民共治”。中国所以受欺于列强，“则由于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注：王韬：《弢回尺牍》第170页。）他们都感到，不根本改变这种状况，不调动人民关心国的积极性，有了坚船利炮，也无济于事。

　　以西方的政治格局为参照系，封建专制的弊端更加突出。王韬等人认为，官吏贪暴，民怨沸腾，皇帝不知下情，“君民隔阂”，乃是国家贫弱的根本原因。他抨击官吏。“唯知耗民财，殚民力，敲骨吸髋，无所不至。”（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重民》。）何启说：“豺狼之噬人也，犹有饱时，而官府之私橐，无时可饱。”（注：何启、胡礼垣：《曾论书后》，《新政真诠》初编。）他们揭露封建政治的罪恶，但不敢直接非议君主专制。他们以为，要改变中国的腐败政治，只有疏通不正常的君民关系，变“君民隔阂”为“君民共主”。而学习西方，从民间选举议员，通过议院，使下情上达，乃是最有效的方法。

　　中法战后，为了救亡图存，要求开议院的呼声高涨起来。郑观应说：“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情；欲通下情，莫要于设议院。”（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只要有了议院制，中国政治便会焕然一新，“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责，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议院》。）

　　他们所追求的议会制，并不是道地的西方议会民主。这些刚刚开始从封建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知识分子，思想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的模式。他们所设想的议会，并不是独立的立法机构，只是把民意上达给皇帝的渠道，是谘询机构，目的是使皇帝更好地行使自己的权力。陈炽特别强调：“君为臣纲，古有明训。”象西方那样“倡自主之说，置君如奕棋”的做法决不可取。（注：陈炽：《审机》，见《庸书》外篇下卷。）他认为议会政治不仅可使“民气日舒”，同时“君威亦日振”。不少主张议会制的人，与陈炽意见相同。在他们看来，议会制不仅不与君权对立，反倒是君主专制的补充与完善。就这个意义上讲，他们的议会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新的表现形式。

　　但事情的本质并非完全如此，中国议会制的构想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和的产物，并非远古“三代之治”的复活，思想家们的真实思想也并不和他们的文字完全一致。他们的议会，蓝本乃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议员由选举产生，有一定任期，这种方法是封建政治中所没有的。皇帝要广泛听取议员的意见，无论如何是对君权的限制与削弱。开设议院，中心是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尽管郑观应等人仍然打着“中体西用”的旗帜，但他们的实际要求，正在不断冲击“中体”的防线。

　　强烈要求新式企业从“官督”中解放出来，强烈要求“君民共主”的议会政治，代表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这些超越了洋务思想的框架，人们称之为早期维新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