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照

　　关于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关系问题，学术界以往认为，前者是从后者分化出来的，两者思想是完全对立的，不能相提并论。近年来有一种新看法，即认为所谓早期维新派就是洋务派，早期维新思想就是洋务思想，两者没有实质性区别。笔者以为这两种意见都不免有偏颇之处。本文谨就洋务思潮问题谈些意见，试图历史地说明这两派思想的关系。

　　　　一、洋务思潮的发生

　　（一）为“洋务思潮”立名

　　“洋务”论是由“夷务”论演绎而来。以往人们谈“夷务”，主要是禁烟与防海。林则徐在被罢革前夕写的《密陈夷务不能歇手片》中提出，为了“防夷”、“防海”，“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注：《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85页。）魏源在《海国图志·筹海篇》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在他看来，“夷务”的突出问题，也还是“筹海”、“防海”的问题。继魏源之后，又出现了许多关于“筹海”的著作。如严如煜的《洋防辑要》，李光建的《海防新编》，桂文灿的《海防要览》，徐金镜的《海防事宜》等。可以说，鸦片战争时期的“夷务”论实际上是一种“防海”论。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论逐渐代替了“夷务”论，而且含义更加广泛，已非原先“防海”所能尽，于是人们“合交涉、制造、教案、通商诸务，而一概之以一名词焉，曰‘洋务’。”“洋务”成了“一时舆论之所趋向”，“一时之世风”。（注：《近四十年世风之变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下册。）洋务派首领人物，都认为“洋务乃圣之时”，他们不仅是洋务的行者，也是洋务的言者。

　　另外，从冯桂芬、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到陈炽等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分子，他们在提出各自的“变法自强”的主张时，也都打着“洋务”的旗号。冯桂芬首倡“采西学”、“制洋器”的主张。王韬极力鼓吹“洋务”是最大的“时务”、“急务”。至于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更是洋务的言者兼行者。薛福成的《筹洋刍议》，就是关于洋务的建言，内容比《筹海篇》广泛得多。从魏源的《筹海篇》到薛福成的《筹洋刍议》，表现出由以“防海”为中心的“夷务”论到以“洋务自强”为中心的“洋务”论的这种历史的演变和发展。《盛世危言》是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思想的集大成的著作。但郑观应在1892年写的自序里声称，全书五十五篇所论都是“洋务”。陈炽不是洋务官员，但在甲午战争前夕强调：“今日之时务，洋务而已矣”。（注：《商部》，《庸书》外篇，卷下。）以上事实可以使我们认为，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初，“洋务”确是中国社会新思潮的一面共同的旗帜。

　　社会思潮，是指某一历史时期内社会上带有普遍性的思想倾向。既然在十九世纪六十至九十年代初，“洋务”论是当时社会普遍的思想倾向，为什么不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之为洋务思潮呢？事实上，“洋务”论历经三十多年，在近代中国八十年历史上，是历时最长的社会思潮。我们完全应该为它在近代中国社会思潮发展史上立名。

　　（二）两个历史动因促成一变

　　洋务思潮产生的历史动因是什么？以往许多论者认为，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想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产物，是封建主义势力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相勾结的产物。客观地分析“洋务”论产生的具体情况，可以说这种看法是“言出有因，论据不足”。

　　洋务思潮的发生和存在，有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影响和刺激下，中国出现了发生资本主义的客观条件和历史趋势。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洋务”论兴起并突出地含有引进和发展近代生产和科学技术内容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其政治原因而言，洋务思潮的发生与两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有密切关系。

　　太平天国运动严重威胁清政府的统治。敌对双方都曾使用“洋枪”“洋炮”，这就刺激了对“师夷长技”的追求。同时，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造就了以曾、左、李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这些人成为洋务的强有力的倡导者。这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潮的发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我们不应因此得出洋务思潮是镇压太平天国的产物这样简单的结论。因为有这样一个无可讳言的事实：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于一八五一年，一八五三至一八五六年到达全盛时期，但当时“洋务”论并未抬头，而洋务思潮的发生和发展，却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特别是太平天国失败以后的事。应该说，促使洋务思潮发生的最主要的历史动因是第二次鸦片战争。

　　纵观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历史，由于封建主义历史惰性的作用，这种学习往往是很被动的，往往是与挨打相联系的。魏源刊行《海国图志》后，曾请御史朱琦为之“代陈”。但是，整个统治集团已十分腐朽，“和议之后，都门仍复恬嬉，大有雨过忘雷之意。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注：《软尘私议》，《鸦片战争》（五），第529页。）“所惜身卑微，无由达天关”，“天聪傥易达，无俟予小臣”，（注：朱琦：《寄赠魏默深刺使》，《怡志堂诗初编》卷四。）地位不高的朱琦只能作这番感叹，不了了之。在中下层官员和士大夫中，虽有不少人推崇魏源的《海国图志》，但是，人们只是把它看作是一部“洞悉夷情”的域外地理书，几乎无人幽发其中“师夷制夷”的精微，连著名的爱国思想家姚莹也未例外。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打击更加沉重，因而教训更加深刻。有心人重读《海国图志》，温故而知新。1858年《天津条约》订立后，清廷开始了筹划“御夷之法”的讨论，侍郎王茂荫向皇帝推荐《海国图志》，要求从中探明“抵制之术”。接着，冯桂芬在《校□庐抗议·制洋器议》里，赞扬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一语为得之”。后来，王韬在《扶桑游记》里也说，魏源的“‘师长’一说，实倡先声”。左宗棠在《海国图志》重刻本序言中，进一步褒扬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上事实表明，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教训，人们才从《海国图志》中发幽显微，使“师夷长技”从少数人的思想火花发展成为一股普遍性的社会思潮。

　　洋务思潮开始发生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两大事件重叠、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错的年代，在所谓“内忧”和“外患”交□的情况下，不仅洋务派官僚，就是地主阶级中的一些爱国分子都主张所谓“剿贼”和“和戎”。这就给洋务思潮蒙上一层敌视起义农民和某种对外妥协的色彩，从而给“洋务”论增添了不同于近代中国其他新思潮的复杂的性质。这是无需回避的事实。但如果据此得出洋务思潮完全是对外妥协的产物的结论，那就是以偏盖全了。事实上，“洋务”论即使在它兴起时，其“御夷”的锋芒也是晰然可见的。不仅冯桂芬、王韬等人主张“师夷制夷”，就是一般洋务派官僚也不乏“御夷”“制夷”的言论。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奕□在奏折中说：“现在江、浙尚在用兵，托名学制以剿贼，亦可不露痕迹”，“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注：《洋务运动》（二），第221页。）至于李鸿章，更一再强调：“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注：《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五），第120页。）所谓“师能夺恃”，不正是“师夷制夷”的另一种表述吗？由此可见，洋务派官僚关于兴办洋务的议论，起初是以“托名剿贼”的外衣包裹其“自强”“御侮”的动机的。

　　总之，笔者认为，洋务思潮主要是中外民族矛盾和中外显示严重差距下的产物。太平天国运动是促使洋务思潮发生的历史催化剂，是一种暂时性的历史动因。而两次鸦片战争、特别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及其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加深的严重事实，才是洋务思潮发生和存在的一种经常性和根本性的历史动因。以上两种历史动因的合力促成一变，使洋务思潮和洋务运动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

　　（三）两个源头汇为一流

　　1860年前后兴起的洋务思潮有两个源头：一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倡言于庙堂和官场，纵论于上；一是不当权的爱国分子，通过条陈、著述和报刊文字，横议于下。

　　洋务派官僚中，有些人是从封建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如奕□以及后来的奕□等人；大部分则是由地主阶级“经世派”转化而来，如曾、左、李和沈葆桢等人。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地主阶级各阶层广泛投入了反农民革命的活动。曾、左、李等人在此活动中施展了“经世之才”，实现了“用世之志”，成了名震一时的赏爵封疆的军政要员，与在枢廷掌握权力的奕□等人声气相通，构成了新兴的洋务官僚集团。这派人是在长期从事镇压起义农民的活动中升迁的，自视为“强者”，在很大程度上消退了原先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民本思想。他们高唱“自强”、“求富”，认定只要借助“洋力”练兵、制器，并进行由他们所控制的“求富”活动，就可以强兵富国。另外，这派人物已成为清朝统治的一大支柱，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性和鸦片战争以来在清廷中时占上风的“抚夷论”的思想不能不为他们所承袭。事实上，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耆英死后，他的软弱妥协的对外方针较大程度上为奕□、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所继承。这样，曾、左、李等人已不是原先意义的地主阶级改革派，而已转化为新兴的洋务派。有的论者因见曾、左、李等成为洋务派首领，乃否认他们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渊源关系，从而在鸦片战争前后的“经世致用”思潮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洋务思潮之间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有的论者因见曾、左、李等人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有渊源关系，乃无视他们由于长期反农民革命经历和地位升迁已发生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有异的变化，仍把他们视为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合法继承人。笔者认为这两种意见都欠全面。历史表明，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影响下，在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后复杂的历史环境中，中国地主阶级开始发生了新的政治分化。在封建顽固派中一部分人开始讲求“经世致用”，转化为洋务派。在地主阶级改革派中一部分人转化为洋务派；另一部分人则沿着林、魏等人的爱国重民思想的轨迹继续前进，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条件下，发展成为早期维新派。没有全面的发展观点，不把握住这种历史性的分化和转化，很难透析洋务思潮的源头及其以后所呈现出的多层次的复杂的性质。

　　在不当权的要求变革的力量中，主体部分是地主阶级改革派分子，如冯桂芬、王韬、薛福成等人。他们也不同程度地参加了反农民起义的活动（这一点连林、魏也未例外）。但他们地位不高，与社会下层仍有较多联系，与洋务派官僚相比，他们的封建腐朽性要少些。他们不仅继承了林、魏等人的“经世致用”和“师夷制夷”思想，而且由于历史进程的发展和他们个人经历的关系，还使这种思想有所丰富和发展，符合新的历史节奏。另外，当时的变革思潮也焕发了其他阶层中的爱国分子的改革热忱。留美学生容闳、商人出身的郑观应等人也先后加入了地主阶级改革派的呐喊活动。他们的不同经历和感受从不同侧面丰富了不当权分子的改革思想。这些地主阶级改革派和华侨、商人中的爱国分子，为实现自己的爱国抱负和“用世之志”，不能不寄希望于比较时髦开通的洋务派官僚。而新兴的洋务派官僚虽已发生了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有异的变化，但毕竟与封建顽固派不一样，仍然留有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的遗风。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上述来自上下的两个源头汇为一流，开始出现了所谓“朝野交哄，皆以通达洋务为能事”的局面。

　　　　二、“洋务”论者的共同认识

　　洋务思潮是当权的洋务派官僚和不当权的地主阶级改革派共同参加、朝野呼应的学习西方、谋求富国强兵的社会思潮。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这两种主张“变”的力量还处于组合阶段，共同的任务是为刚刚开办的洋务事业奔走呼号，以开拓这股潮流的前进之路。到七十年代，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日益深入，洋务运动发生了由创办“官办”军用工业到创办“官督商办”民用企业、由“制内”为主到以“御外”为主这些适时的转变，洋务事业受到广泛的欢迎，洋务思潮得以更大的声势向前发展。与此同时，随着洋务事业的广泛举办，洋务事业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显露，特别是随着民间资本主义的发生和人们对西学认识的深化，洋务思潮中的潜在歧异有了明显的发展。一些不当权的爱国分子，热忱地为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说话，开始对洋务事业提出种种批评和修正意见，他们的思想演化成为早期资产阶级维新思想。这就使洋务思潮的多层次特征逐渐明朗化。比较激进的早期维新派和比较稳键的洋务派构成了洋务思潮的左右两翼。他们之间的依违关系决定着洋务思潮的历史面貌和历史命运。

　　一般说来，洋务论者对下列问题的认识大体上是一致的。

　　“古今之变局”论：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外关系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近代中国面临一场“古今之变局”的提法，最早见于黄钧宰、徐继畲四十年代后期的著述。但对这种认识加以阐发，形成一种系统的时局观，则是在洋务运动中。

　　一八六四年春，王韬在《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首先提出了“变局”论。一八六五年，李鸿章指出，“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中国将何以自立耶？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乘钧执政亦不知，岂甘视其沉胥耶？”（注：《复朱久香学使》，《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五。）同年，薛福成也说：“方今中外之势，古今之变局也。”（注：《上曾侯相·筹海防》，《庸庵文外编》卷三。）此后，他们一再阐明这种观点，作为倡办洋务事业的根据。到七、八十年代，沈葆桢、曾纪泽、奕□、郑观应、陈炽、陈虬、汤震等人，也都强调这种“变局”观。

　　综观洋务思潮中的“古今之变局”论有以下要点：其一、中国历史自开辟以来，经历了由“鸿荒之天下，一变为文明之天下”，再由“封建之天下，一变为郡县之天下”，时至今日，又由“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为中外联属之天下”，这是几千年来一大变局。（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其二、聚数十西国于一中国，“盖天运使然。中国不能闭门而不纳，束手而不向”；（注：曾纪泽：《日记》卷一，光绪四年十月初五日。）“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徙戎攘夷，真迂儒不通事变者也。”（注：王韬：《□园尺牍·答包荇洲明经》。）其三、“夷人”“船坚炮利”，“争奇斗巧”，“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历代备边多于西北，近来边防移在海疆，群夷糜我腹心”，“创钜痛深，诚不可一息而忘自强。”（注：《周盛传覆陈总署筹办海防条议》，《洋务运动》（一），第371页。）其四、西人东渐中国，有害有利，“而去害就利，一切皆在我之自为。”“故善为用者，可以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注：王韬：《□园文录外编·答强弱论》。）　　

　　很显然，这种“古今之变局”论表现了一种与封建顽固派所遵奉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相对立的变易进化历史观。它增大了先前地主阶级改革派开眼看世界的幅度，朦胧地看出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国、包括中国的发展趋势，主张或被迫主张采用一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西人东渐的认识也包含某些辩证的因素，洋溢着一种反而求诸己的奋发精神，与顽固派因循守旧、不图振作相比，有明显区别。有的论者以为这种“变局”观的实质是“变器不变道”，从而认定它未超出传统的“变易”观点范围。这种看法似可商榷。事实上，这种“变局”论已开始从世界大势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所发生的变化，已增加了不少资本主义思想成分，包含了若干进化论史观的因素，因而已不完全是中国传统的“变易”观点。另外，也不象某些论者所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这种“变局”观“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思想”。事实是，鸦片战争后半个世纪，封建守旧势力仍不能正视中国发生的变化，以致康有为从1888到1898年的历次上书中，为了力陈变法维新的必要，至少有七次以上强调中国面临“古今之变局”的问题，而且他的表述与洋务论者的表述如同一辙。这表明“古今之变局”论先后成为洋务派和维新派反对封建顽固派的“不变”论的思想武器。这种已具有某些进化论史观因素的“变局”观，是鸦片战争时期的“变易”史观到戊戌时期的进化论史观的“中介”，是对中国传统历史观的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突破。

　　“借法自强”论：洋务论者从“古今之变局”观出发，主张“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提出了“借法自强”、“变法自强”等口号。王韬是“变法自强”口号的首倡者。他呼吁朝野上下把洋务的举办作为中国“振兴自励之机”，“奋发为雄”。并指出：“盖洋务之要，首在借法自强。”（注：《□园文录外编·变法中》。）李鸿章也强调：“办洋务制洋兵若不变法，而徒骛空文，绝无实际。”（注：《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第42页。）此外，不仅薛福成、郑观应、陈炽、陈虬、何启、胡礼垣等早期维新派呼吁“变法”，就是郭嵩焘、曾国荃、丁日昌、刘铭传以及奕□等洋务派官僚也主张“力师西法”，以求自强。

　　洋务论者的主张遭到顽固派的反对和掣肘。两者关于“借法自强”的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争论的焦点在于要不要“师夷之长技”，要不要变通“祖宗之成法”。虽然，鸦片战争前夕，地主阶级改革派曾发出“更法”的呼吁。但由于历史的局限，不仅其办法是“药方只贩古时丹”，而且其视野停留在漕运、盐政、河工、币制等传统的“经济”问题范围内。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掀起了“筹制夷之策”的热潮。这股热潮呈现出“洞悉夷情”和“师夷长技”两个相互衔接的层次。但当时除林、魏达到“师夷”的高度外，大多数人还只盘桓在要求“知夷”的层次上。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论者把“师长、夺恃”主张和“变法”主张结合起来，在神圣的“祖宗之法”上开了一刀。这是对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一大进步。

　　“工商立国”论：近代中国的“商本”思想大体在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形成，中法战争后得到发展。七十年代，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观点。（注：《□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薛福成也指出，西人谋富强“以工商为先”，中国应“自理商务”，“富而后诸务可次第修举”。（注：《筹洋刍议·商政》。）郑观应总结和阐发了洋务运动以来的“商本”、“商战”思想，呼吁“以商为战”，以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

　　许多洋务派官僚，特别是后期的洋务派官僚，也是“商本”论者。以往学术界据《盛世危言》中的《商战》篇，认定近代中国的“商战”口号是郑观应提出的。这是一种错觉。实际上最先提出“商战”主张的是洋务派官僚。早在一八六二年，曾国藩就作出“商鞅以耕战，泰西以商战”和“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的概括。七十年代，湖广道御史李□从曾国藩的概括中得到了启示，他总结了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国家通过“通商”侵略中国的特点，明确主张“以商敌商”、“以商制商”。（注：《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李□奏》，《洋务运动》（一），第166页。）中法战争后，张之洞主张“以工商立国”，强调“以商务为体，以兵战为用”。（注：张之洞：《札司局设局讲习洋务》，《洋务运动》（一），第324页。）一八八七年，盛宣怀明确地指出：“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注：《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王佐才课艺评语。）一八八九年，刘铭传更吁请朝廷“讲求商政”，“招集殷商富户”，“分头认办”各种近代农、工、商业，他说：“内地办理得法，推而至于边省；中土行销既畅，推而至于外洋……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此所谓商战从容坐镇屈人者也。”（注：《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刘铭传奏》，《洋务运动》（六），第249页。）　　　　　洋务论者的“商本”、“商战”思想遭到顽固派的抵制。顽固派高唱“重农抑商”，“则国势可久”的论调，（注：盛昱：《书铁路述略后》，《洋务运动》（六），第318页。）反对发展近代工商业。洋务论者、特别是它的左翼，批驳了顽固派的“重本抑末”思想。王韬驳斥了“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如行泰西之法，是舍本而务末”的谬论，揭露了他们侈谈重视“农事”的虚伪性及其“为农之虎狼”的封建剥削本质。（注：《□园文录外编·兴利》。）薛福成指出：“西人恃商为创国开物成务之命脉”，“此其理为从前九州之内所未知，六经之内所未讲。西洋创此规模，实有可操之券，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以难之。”（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海外文编》卷三。）郑观应则指出：“古之时，小民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各国并兼，各图利己，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注：《盛世危言·商务》。）一些有爱国思想的青年士人更尖锐地指出：“英重商，而商之富可埒王侯；中重农，而农之贫几难糊口”。“若犹是重农轻商不知变计，将来精疲力尽……惟有拱手受约”，象“印度、爪哇、越南、缅甸”那样沦为殖民地（注：《格致书院课艺》丙戌秋季王佐才课艺。）。

　　众所周知，“重本抑末”思想是植根于封建农业经济的一种政治观念，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主导思想和传统国策。洋务论者提出“以工商立国”的主张和“商战”的口号，批驳了顽固派反对发展近代工商业的言论，开始动摇了“重本抑末”及与之相联系的一系列的封建价值观念，在中国封建主义思想的封闭体系上戳开一个窟窿，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起了不可磨灭的启蒙作用。

　　“中体西用”论：1861年，冯桂芬在《校□庐抗议·采西学议》中指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哉？”这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发端。“中体西用”是一种“道、学、治”结合的准则，既是“兴西学”的文化规范，又是“借法自强”的政治纲领。尽管洋务论者对它的表述因人、因时而异，但在洋务运动时期大体上都是维护这一大旨的。作为洋务思潮总纲的“中体西用”论具有兴西学和保中学的双重性质。它本质上是矛盾的，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中两者又是可以共容的。洋务思潮发生时，主要问题是中国士大夫“昧于章句之学”，极力反对采西学。洋务论者甘冒“离经叛道”之大不韪，跨出了兴西学的第一步，兴办同文馆和各种洋务学堂，较大规模地派遣留学生和翻译西学书籍，充分表现了“西学为用”的革新意义。他们提出“中学为体”，主要是用以对付顽固派对所谓“用夷变夏”的攻击，以保障“采西学”的顺利进行。事实正是如此。“中学”作为古代东方文化的核心，有几千年积累起来的优越感，在伴随侵略者的炮舰和商船而来的西方文化面前，具有一种顽强的排他性。因此，近代中国中学和西学的撞击、融汇是一个被动、痛苦而曲折的过程。洋务思潮作为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始初阶段，更反映了这种状况。历史唯物主义要求我们对历史事件进行具体分析，我们不能因为“中体西用”论经历过一个从积极、进步走向消极、反动的过程而否定它最初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和革新作用。

　　还有一点需要辨析。“中体西用”论虽是洋务思潮的共同纲领，但左右两翼对它的遵奉程度并不尽同。洋务派官僚是封建制度的忠实维护者。他们遵奉“中体西用”原则是真实的、坚定的，绝不越“中体”的雷池一步。而早期维新派虽申言恪守这个原则，但他们批评洋务运动的弊端时，往往又偏离了这个原则。如他们一再表示拥护“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又抨击这个原则指导下的洋务运动是“遗其体而求其用”。他们申言“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但又批评洋务派采西学、办洋务是“舍本逐末”，“徒袭皮毛”。他们一方面说“器由道出”，“变器不变道”，但另一方面又说：“道亦将由异而同”，“道不能即通，则先假器以通之。”（注：王韬：《□园文录外编·原道》。）早期维新派对“中体西用”原则的矛盾态度，表现了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然趋向，即他们是要学习西法的“体”和“本”的，在“通”“器”之后，终将要进一步“通”“道”的。这种情况成为洋务思潮以后分解的思想伏因。

　　　　三、洋务思潮的歧异和分解

　　（一）洋务思潮的基本分歧

　　洋务思潮的左右两翼在兴办洋务、借法自强方面，与封建顽固思想进行斗争，但他们之间的洋务观，具体的歧异仍很多，最大的不同在于：是重民还是重官，是以政治改革为本还是以练兵制器为本。

　　“封疆大臣与国同休戚”。（注：《郭嵩焘奏稿》，第348页。）一般说来，洋务派官僚倡导“洋务新政”活动都是从维护大清统治这个根本立场出发，也就是从“重官”的立场出发的。因此，他们大多是“强兵治国”论者，始终把练兵、制器作为洋务事业的重心和出发点。他们虽要求变通“祖宗之成法”，但范围极其狭窄，局限于“变易兵制”和“于考试功令稍加变通”，没有也不敢要求改革封建政治制度。1887年，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说：“治国必先使外侮既绝方可内修国政，犹之治家必先使壁宇完固方可条理家规”，并吹嘘中国的舰船已很得力，只要进一步练兵制械，中国足可以自强。可以说，只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而不学习西方的“文物制度”，只着力于对外“强兵”而不注意“内修国政”，是洋务派官僚的通病。

　　早期维新思想家继承和发展了林、魏等人的民本思想，并把它从“重本抑末”的农本思想的窠臼中解脱出来，置于“以工商立国”的商本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具有新的社会内容和政治内容的重民思想。七十年代中期，王韬在《循环日报》上首倡“变法自强”口号的同时，连续发表三篇以“重民”为题的社论，提出了“与民共治”和“与民共利”的思想。（注：《□园文录外编·重民上、重民中、重民下》。）其他早期维新派也都“重民”，甚至提出了近乎西方“主权在民”的新认识。早期维新派的重民思想是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和西方资产阶级民主观念的结合，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初步发端。早期维新派正是用这种“亦中亦西”的新观念作为洋务思潮左翼的一面旗帜，强调以政治改革为本，以内治为本，并以此作为批判洋务事业治末不治本弊病的有力武器。

　　（二）分歧的焦点之一

　　早期维新派重民思想的一个基本内容是“与民共治”。从七十年代起，早期维新派在比较中西政治得失以后，普遍认为中国封建政治之病根在于“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把学习西方的“君民共主”，“上下一心”，作为比一般洋务派“更有进焉者”的主张。七十年代中、后期，王韬、郑观应先后发出实行“君民共主”的呼吁，要求仿行泰西各国“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之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的“良法”。（注：见王韬《□园文录外编·重民下》和郑观应《易言·论议政》。）这是近代中国君主立宪思想的发萌。到1880、1881年间，游历欧洲归来的钟天纬，更明确认为，欧洲各国日臻富强的本原在于“通民情、参民政”。他说：“盖泰西通例，国之律法最尊，而君次之，君亦受辖于律法之下。但能奉法而行，不能威权自恣”。“乃中国事事与之相反……国势安得不弱？”“而欲矫其弊，振其衰，固非大有更张不可”。他还赞赏西国“小民皆有自主之权”，说：“君者，民之所拥戴，而非天之所授权……是以亿兆议定律法授君遵办，所以限制君权使之受辖于律法也。如有非法自恣者，兆民拒之，不得谓之叛逆。”（注：钟天纬：《刖足集·综论时势、与程禧芝书》。）　

　　中法战争后，主张设议院的声浪日高。1886年，格致书院肄业的王佐才主张用“改内阁为公议院”等办法作为“将来仿照西国议院”的过渡，并参照西方“律法”改良中国政治，逐渐实现代议制。（注：《格致书院课艺》丙戌夏季王佐才课艺。）八十年代的最后几年，日本接连实行内阁制、颁布宪法、召开国会，对中国形成一种政治冲击波。到九十年代初，早期维新派主要人物都明确认定“变法自强”要以“设议院”为本。宋育仁、陈炽、陈虬、汤震等人，都纷纷提出了在中国设议院的主张。王韬说：“泰西议院之设，亦与中国皇古之道暗相吻合，故中国设此足立富强之本。”（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冬季课艺王韬评语。）薛福成也明确表态：“西洋各邦立国规模，以议院为最良。”“君民共主……最为斟酌得中。”（注：《出使四国日记》卷三、续刻卷四。）郑观应更大声疾呼：“君民共主之国，普天之下十居其六”，“今日本行之，亦勃然兴起……而犹谓议院不可行哉？而犹谓中国尚可不亟行哉？噫，□矣！”（注：《盛世危言·议院上》。）更值得注意的是，王韬、郑观应这两位“君民共主”主张的首倡者，还引导格致书院学生讨论设议院问题。这些年轻士子的意见更激进。他们从新的重民思想出发，对秦汉以来封建政权“率蹈秦辙”进行了批判，主张行“泰西诸国大臣皆由议员公举”之法，从大学士、部院大臣到各省督抚，“皆咨于议院而后简放”，并强调“议员之举，皆选于民”，“重才能不重资格”，中国设议院“有利无害”（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冬季许象枢课艺。）。

　　由上可见，洋务思潮左翼都把改革中国政治制度，设议院，实行“君民共主”，作为“变法自强”的根本。这与洋务派官僚把练兵制器作为“借法自强”的根本有明显的区别。虽然也有如张树声这样少数洋务官员，在临终前认识到“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是“西人立国”“驯致富强”的根本，中国是“袭其皮毛”，“遗其体而效其用”。（注：见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另如郭嵩焘等人，也发表过西方富强“自有本末”的看法，对西方政治制度表示某种赞赏。说明他们有接近洋务思潮左翼这个层次的思想倾向。但他们没有、也很难再向前跨越一步。王韬在批评洋务新政的弊病时指出：“所谓末者，徒袭其皮毛；所谓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而“由本以治末，洋务之纲领也，欲明洋务，必自此始。”（注：《□园文录外编·洋务下》。）与早期维新派相比，洋务派官僚关于洋务的本末观是颠倒的。

　　（三）分歧的焦点之二

　　早期维新派重民思想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与民共利”。早期维新派所说的“民”，已不是中国旧时的“民”，而主要是指从事新式工商业的“商民”，即由地主、官僚、旧式商人和买办转化而来的早期民族工商业资本家。早期维新派是这些“商民”的代言人。他们曾对“官督商办”企业的举办寄予希望，但当洋务企业的弊端日渐显露，特别是洋务企业中的“官权”与商人“求利”要求不断发生冲突时，便发出了“与民共利”的呼吁。七十年代中期，王韬发出“官办不如商办”的呼声，要求洋务派和清政府“开掘煤铁五金诸矿，皆许民间自立公司……而不使官吏得掣其肘。又如制造机器、兴筑铁路、建置大小轮船，其利皆公之于民，要令富民出其赀，贫民殚其力。”（注：《□园文录外编·重民上》。）薛福成除认为“矿务”采取“官办”、“商办”并举外，要求“招集商股自成公司”，从事“贩运”、“制造”之利，并呼吁“兴我贸易，藏富于商民”。（注：《筹洋刍议·商政、矿政、船政》。）马建忠主张“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注：《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适可斋记言》卷二。）郑观应强调：“守我利权，富我商民”。（注：《易言·税则》。）他们都非常重视“商民”的利益和发挥“商民”的作用。

　　到八、九十年代，随着民间工商业者独立投资的能力和愿望的增强，批评洋务派和清政府遏抑民间工商业发展的言论增多。被李鸿章自诩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最得手文字”的轮船招商局以及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成为人们抨击的主要目标。而王韬主持下的格致书院是发动这场批判的主要阵地。钟天纬说：“官督商办事权偏重，一切唯总办之言是听，近年来各种公司皆办不得法者，即坐此弊也。”（注：《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钟天纬课艺。）王佐才愤懑地指出：“外洋国政，虽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地方公司，闾阎生计，一切听民自主。惟中国虽系民间之公司，亦以君主之权行其间……全以官派行之，权重位尊，颐指气使。试问外洋总办，有此利权乎？”他要求在洋务企业里，“选其股份多者为总办，删除一切官派，全以商贾之道行之，亦全以民主之权行之……不得藉君主之势专擅武断。”（注：《格致书院课艺》丁亥夏季王佐才课艺。）吴佐清批评机器织布局官侵商权，疾呼：“此官督商办万万不可也”。（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冬季吴佐清、殷之辂和储桂山课艺。）殷之辂和储桂山也要求“略官场之体统，扩商务之宏规”，破除织布局的“十年专利”，“广设分局”。（注：《格致书院课艺》癸巳冬季吴佐清、殷之辂和储桂山课艺。）许渠新和李鼎元还要求仿行西法，“设商部”、“订商律”，保护商民的利权（注：《格致书院课艺》甲午冬季许渠新和李鼎元课艺。）。

　　这个以年轻士人为主力的批判“官督商办”的浪潮，推动了早期维新派重商富民思想的发展。九十年代初，马建忠发表主张“以商人纠股设立公司为根本”的《富民说》。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的命题。（注：《英吉利用商务辟荒地说》，《海外文编》卷三。）何启、胡礼垣发出“今之国若有十万之豪商，则胜于百万之劲卒”的警语。（注：《新政论议》，《新政真诠》二编。）郑观应此前没有对“官督商办”作过批评，但在《盛世危言》光绪乙未年刊本中，也揭露了“官督商办”的弊端，提出：“凡通商口岸、内省腹地，其应兴铁路、轮舟、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外，一体准民间开设，无所禁止，或集股，或自办，悉听其便，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注：《盛世危言·商务二》。）这些主张与1887年王佐才等人的言论极为相似。

　　洋务思潮左翼关于重商富民的言论，是对洋务派“求富”思想的一种修正。尽管李鸿章等人也强调“富强相因”，也说过：“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注：李鸿章：《论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三。）但他们要发展的“商”，主要是“官商”，他们所求的“富”，主要是谋求官利和借官权以自肥。李鸿章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注：李鸿章：《论试办织布局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四三。）“官督商办，由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事虽商办，官仍督察，并非漫无钤制。”（注：李鸿章：《论试办轮船招商》，《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一。）这种“官督”和“饷源”至上，正表现出维护清朝统治是他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虽然在洋务官员中，如郭嵩焘、刘铭传等人，也有一些主张“民办”近代工商业的言论，但他们只是正面议论，没有或绝少对“官督商办”作尖锐批评。可见在洋务论者的“以工商立国”的言论中，也贯穿着“重官”和“重民”的歧异。

　　（四）洋务思潮的分解

　　“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的。（注：恩格斯：《论住宅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洋务思潮的构成及其左右两翼间的依违关系，是同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状况及其历史特点相联系的。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不是中国封建社会内长期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自然生长的结果，而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深入的刺激和催生下早产的。它发生的条件是很不充分的，所以不能不在最初发生时期对封建国家产生一种特别的依赖。这就决定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有“官办”和“商办”以及两者的混合——“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等形式，有“官本”、“官股”和“商本”、“商股”这两种资本主义成分。前者是一种有很强封建性的国家资本，后者是完全民族主义性质的民间资本。虽然这两种资本主义的性质有异、前途不同，但历史的命运注定它们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母体内共生，并在“官督商办”等形式内共处。而由两个源头汇为一流并呈现左右两翼的洋务思潮，正是这种历史状况的反映。民间资本主义发生时力量弱小、经验缺乏，独立发展很困难，虽担心和不满“官”的把持和侵蚀，但又不能不指望“官为扶持”。早期维新派薛、马、郑等人，都是洋务事业的积极参与者。即使象王韬这样没有洋务官员身分的人，也一直引洋务派为同调，他在遁迹香港期间，视丁日昌为“生平第一知己”，返居上海后，还得盛宣怀之助获取一分江南制造局的“干修”。早期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的关系如此密切，自然会影响他们言论的激烈程度。再之，当时西学的传播还处于蒙始阶段，人们对西学的了解还具有零散、直观而缺乏理论高度的特征。以上众多原因决定了洋务思潮左右两翼之间，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一种求同存异的关系。早期维新派在阐述与洋务派官僚有实质性分歧的主张时，一般采取比较温和的建言的形式，很少采取论战的姿态。但是，通过中法战争对洋务新政的检验，早期维新思想前进了一大步。一些与洋务派官僚关系较疏的人，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表现。1887年，何启、胡礼垣发表《曾论书后》一文，公开点名抨击曾纪泽的“以后为先，以本为末”的错误言论。1888年，康有为呈递了第一份《上皇帝书》，开始用维新思想之砖叩击朝廷政治大门。与此同时，被誉为洋务思潮中“三个输入西洋学术机关”之一的上海格致书院，开近代中国课堂政论之先声，一时“设议院”、“重律法”、“官督商办之万万不可”的呼声争涛逐浪。这表明，洋务思潮漩涡频仍，维新与洋务即将分流的征兆出现了。

　　甲午中日战争起了推陈出新的助产婆的作用。经过这次异常强烈的历史震动，民间资本主义得以稍稍挣脱身上的羁绊，开始获得比洋务企业更加迅速的发展，维新思想也开始升华，从洋务思潮中脱颖而出。具有进化论思想因素的“古今之变局”的时局观演变为进化论历史观，要求“与民共利”和“与民共治”的重民思想演变为资产阶级民权说，要求“以本治末”的各项“变法自强”主张集中为“大变”“全变”的维新政治纲领。同时，“道”“假器以通之”的观点，也从“变器不变道”的唯心主义胡同里走出来，演变为“器既变，道安得独不变”（注：《谭嗣同全集·报贝元征》。）的“道不离器”的具有唯物主义倾向的“道器观”。同样，对洋务新政“遗其体而求其用”的愤懑，也从直觉的异议，上升为一种富有理性的关于“体”“用”的新认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暮鼓击响了。“维新”代替“洋务”成为最大的“时务”，以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八卷本的自序里，把先前自称该书所论都是“洋务”的字样，悄悄地改易为“时务”两个字。总之，甲午战后，虽然洋务派还在台上，洋务活动仍在进行，但“洋务”再也不是“圣之时”的东西，时代潮流的旗杆上已升起一面“变法维新”的新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