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贤兵

一、首倡“商本”思想，重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

    商本思想，即提倡将工商业作为立国之本。其首次提出者为王韬，他曾明确指出：“且夫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1]他看到“中国地大物博，于地球四大洲中最为富强”，人勤劳俭朴，导致民贫国弱的现实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重农而轻商，贵谷而贱金，农为本富而富为未富。”[2]“迂拘之士动谓朝廷宜闭言利之门，而不尚理财之说。”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统治者的虚伪：口口声声“不轻言利”，实际上以“剥农为能事”。“徒知丈田征赋，催科取租，纵悍吏以殃民，为农之虎狼而己。”[3]他沉痛地指出有名无实、大言不惭是当时士子的通病。

    王韬引用孔孟之道“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来解说自己的治国之道，强调富强才是治国的根本，他说：“故舍富强而治民，是不知为政者也。”[4]他通过对西方社会的观察与切身体验，深刻地认识到西方各国重视商业活动的社会经济状况。他强调指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5]王韬虽然使用“通商”一词，但在谈到中国以商富国的问题上，并非仅仅限于贸易一个含义，而是以商业为中心，囊括了一切近代机器工业生产等事业，他说：“西人工于贸易，素称殷富。五口输纳之货税，每岁所入不下数百万，江南军饷传输，借以接济。此海禁大开，国内以裕，一利也。西人船坚炮利，制度精良，所造火轮舟车，便于行远，织器田具，事半功倍。说者谓苟能仿此而行，则富强可致，而情既悉，秘钥可探，亦一利也。”[6]可见，他既重视商业贸易，又重视工业生产，认为二者皆为“利”，“工”与“商”的结合，是双赢。他主张大力发展工商业。

    王韬的这一主张既不同于明清之际地主阶级启蒙思想家对“工商皆本”的粗象认识，也有别于清代洋务派官员因求强而提出的“官督商办”，即由政府控制和垄断近代工矿业机器生产的思想。王韬认为富国首先在于富民，因为“商富即国富”。[7]工商业不应再是政府管辖下社会经济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应是成为经济生活的主流，只有在工商者富裕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支持和带动起全社会走向富裕，他的主张表达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商品经济的强烈愿望。

    王韬权衡时势，指出重商将给中国带来无穷益处。兹举要者如下：第一，能工巧匠可以凭借技术养家糊口或兴办实业；第二，游手好闲之徒可以从事工商服务业，增加就业人口，促进社会稳定；第三，商民富即国家富，可以增加税收，藏富于民；第四，商可强兵，“商力富则兵力裕”，一旦国家有事，可以输捐纳饷，为国家分忧；第五，商可挽回利权，抵制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正如他所说：“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收西商之利，……而中国日见其富矣”；[8]第六，“通商以御侮”，在外交方面可起“悉为牢笼羁縻之，卒至互相牵制，受我范围”的特殊作用。[9]

    “商”既然有这么多的好处，王韬提倡商为国本就在情理之中了。他主张中国全面开放通商，对内对外皆一样。他认为在通商问题上。“深闭固拒”，于国无益，中国的着眼点应该放在争取治外法权和获得关税自主权，同时积极发展工商业，增加商业竞争力和出口能力。只有这样，中国外交才能走出困境，立于不败之地。王韬所提出的“通商无害”和利权当“争其所当争”[10]的思想透视着智慧之士深思熟虑的理性之光。十九世纪中后期，是中国面临西方进一步侵略的生死存亡之秋，王韬高张”商为国本”的旗帜，对“商”予以不遗余力地称颂，宣称可以富国强兵，保国御侮，这反映他独具慧眼，拥有过人的胆识，同时也体现了他经济思想的深刻性。

    在王韬之前，也曾出现一些有识之士重视商业的呼喊声音，如清初思想家王源曾说“本宜重，末亦不可轻”；鸦片战争时期魏源也曾把“末富”看作是轻易摆脱封建束缚的有效途径。[11]但是，这种思想最终都没有摆脱农本商末的窠臼。王韬的重商思想则不同，它彻底突破传统本末规范的极限，把“商”推崇至“国本”的高度。当然，这绝不意味着他轻视农业，他的商本是以农本为前提的。从本质上讲，王韬的重商主张已经不是农业社会开明思想家欲语还羞的吟哦小唱，而是资本主义时代新型思想家对工商业的热情洋溢的礼赞。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韬超越了前人，也开启了中国资产阶级重商思想的先河。[12]

二、兴利是王韬经济思想的中心议题

    王韬看到了近代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干涉的背后，有一双无形的大手——经济在支配着。西方诸国因贸易而繁荣富强，中国因轻商而积贫积弱。他指责统治者“不能自握其利权，自浚其利薮，”认为当务之急在于“兴利”。[13]

    王韬对于如何“兴利”，即如何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商业，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主张，择其大者录如下：第一，大力兴办采矿业。王韬说：“利之最先者日开矿，而其大者有三：一日掘铁之利……一日掘煤之利……一日五金之利……。”[14]他指出“中国产铁之处不可胜计，”而当时设立的船厂炮局机器所，都需大量的铁“以资熔铸”。他认为中国大量开采铁矿有四大好处：“一可省各处厂局无穷使费，二可铸造枪炮，建制铁甲战舰轮兵舶，三可创造各种机器，四可兴筑轮车铁路，而亦可以售之于西人，以夺其利。”[15]中国煤的蕴藏量极大，如能大量开采，“于中西皆有裨益。”[16]既可供工业发展之需，又可贩运出口，与西方争利。英人“以煤铁之利雄于欧洲，其煤铁多贩运于各国，中国既有煤铁，则彼贸易亦有稍减，且我有煤铁，而出口之价稍昂，彼亦无如我何，而我得以独收其利矣。”[17]银、铜、铝、锡等五金为工业、民用所需，如能广为开掘，以裕国课，“而广铸金银铜三品之钱以便民用，俾易于流通，又何必全恃西国之银元欤？”[18]可见，五金之利作用重大。

    第二，大力发展纺织业。王韬看到机器纺织，“事半而功倍，功捷异常，而其利无穷”[19]应当根据各地物产而设立相应的机房，以求就近获取原材料，降低生产成本。“如织绒则设于天津、直隶，以取口外之羊毛，织布则设于上海、苏州，以就其地之木棉，织绸则设于湖郡、杭州，以购其地之蚕丝。”[20]他还观察到西人来我国贸易，不过以布匹为大宗，一旦我国也能纺织，“则物贱而工省”，[21]由于无需轮船转运，价格成本更低，西人必不能独专其利了。

    第三，大力发展轮船、铁路等近代交通运输业。王韬看到了造轮船、修铁路等交通运输对社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近代交通工具方便“转输货物，装载人客”，实现“远近相通，可以互为联络”。轮船可以进行远洋贸易，广进财源；铁路还以速度见长，“凡文移之往来，机事之传递，不捷而速，化弛若神，遏乱民，御外侮，无不恃此焉。”[22]可见，发展近代交通运输业，“不独利商，而且利国”。[23]

    王韬在极力主张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近代交通运输的同时，坚决驳斥了那种认为“机器行则夺百工之利，轮船行则夺舟人之利，轮车行则夺北方车人之利”的片面观点，指出“不知此三者，皆需人以为料理，仍可择而用之。”从长远看，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就业机会会逐渐增加而不会减少，人们可以选择新的方式再就业，如“开矿需人甚众，人民皆可藉以糊口”。[24]

    王韬的“兴利”思想具有十分广泛的内容。他所关注的兴利活动，几乎涵盖了有关近代工商业的一切领域。除了前述的采矿、纺织、交通等等，还有制造、银行、电讯、保险、加工、兵器、商贸等等方面。王韬不仅在他的论著里提出了许多传统经济中未曾出现过的行业，而且提出一个与传统中国经济思想不同的视角。一事当前，王韬最为着重的是经济活动本身的“利”，而非经济活动以外的“人”。他曾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环境里，有条件亲眼目睹西方的社会经济生活。可以说，这段经历与他经济思想中“利”的视角的形成有很大关系。总之，在王韬看来，必须大兴资本主义的“利”。他深刻地认识到“事当创始，行之维艰”，只有“不惑于人言，始能毅然而为之耳”。他坚信“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25]

三、富商互为表里，官佐商办达到兴利目的

    王韬渴望中国工商业者也像西方一样受到政府的保护，认为“最要者莫如官商互为表里，虽名归商办，其实则官为之维持保护”，[26]幻想通过这种形式起到“衙署差役自不敢妄行婪索，地方官吏亦无陋规名目，私馈苞苴，而委员与商人自能和衷共济，不至少有挟制”的作用。很显然，这和洋务派强调的“官控”、“官办”不同，王韬坚决反对官办工商业，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官办企业费用浩繁，工役众伙，顾避忌讳甚多，衙门作风严重，工商企业无法发挥其特长。[27]新兴行业应该以商办私营为主，“凡事皆商操其权”，商为主办者，官为辅佐者，并提出工商业创办之初，“当先善其章程”，如他曾提出开采矿产宜谨慎，“商办则以殷实干练之人估价承充，初开之时，由商禀请委员督理矿务，设兵防卫，费由官助。试办一二年，然后按其多寡加征矿税，以其初未必遽能获利也。”[28]他还建议工矿企业根据经济周转情况合理役力，“试办之时，当用人力，既获利益，则购机器。”[29]并要求国家给予扶持，“其始必由国家给币助之”。

    他曾将西方国家“助商”与中国的“病商”作了一番对比，指出“西国于商民，皆‘官为之调剂翼助’，故其利溥而用无不足；而中国‘皆听商民之自为’，且遏抑剥损之，故上下交失其利。”[30]王韬对清王朝盘剥工商的厘税制度尤为痛恨，认为关卡林立，征榷烦苛，导致商民不堪重负。他呼吁清朝统治者应通过廉洁奉公来减轻国家财政的压力，而不应把敲诈工商业者当作生财之道。[31]他还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量出以为入”的财政制度为理想的理财模式，要求中国统治阶段做到征税有度，税收取之于民而用之于民。[32]

    国家如何采取强有力的保护措施来促进工商业的发展呢？王韬认为，国家首先应该积极向民众宣传发展工商业的重要性，勇开言利之门，进而可以在资金方面率先投入，鼓励有钱者创办实办，积极为民间“谋生聚之道”，“辟生财之源”。不仅如此，国家还应设立一个总的机构——商务局，以便从宏观上协调管理全国的工商业。他说：“今日中国欲制西人而自强，亦莫如由商务始；欲商力之旺，莫如设立商务局始。”[33]王韬要求设立商务局的建议，为甲午战争以后郑观应等人要求设立商部和戊戌变法时期成立工商局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他提出的时间比清廷1903年设立商局整整早了10年。第四，王韬主张军队的职责应包括为工商业提供保卫，他看到西方“以商为本，以兵为辅，商之所往，兵亦至焉。”[34]他希望中国如西方一样兵力、商力二者并用，方可保通商平安。[35]他在谈到采矿业时也说：“初开之时……设兵防卫，费由官助。”[36]第五，其他国家机构也应把辅助，保护工商业的发展作为责无旁贷的“公务”，如中国驻外公使和领事，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保护中国的对外贸易活动。把国家军队和对外使节的职能延伸到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与对外贸易，王韬堪为中国近代第一人，他的经济思想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第六，他宣扬近代银行，保险和专利事业在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催促清政府大力兴办，确是切中时弊。

四、强调“利权归我”，反对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外国侵略者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在中国攫取的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王韬对此愤懑不已，主张回收利权。他说：“此我国官民在所必争……而额外权利则必屡争而不一争，此所谓争其所当争也，公也，直也。”[37]，他反对“片面协定税率”，要求对外商输入的烟酒等货物，加征重税，“盖加税一款，乃我国家自有之权，或加或减，在我而已。英使固不得强与我争也。”[38]他的论述表达了强烈的主权观念。他提出“以兵力佐商力”，“以商业浚利源”。[39]以此来保护中国工商业的健康发展。

    王韬主张效法西方，大力开展对外贸易，“今之为商必越乎境外”，“今诚能通商于泰西各国，自握其利权，……而中国日见其富。”[40]不过，他主张的是轻工业品交易为主，用丝茶易布匹，目标是从经济上富国，他看到时人已“渐知以商力浚利源，与西商并驾齐驱而潜夺其权，如轮船招商局之设是也。”[41]他设想通过商贸竞争的方式逐渐夺回被侵略者侵夺的权利。如果通过这种经济领域的竞争使呆在中国的西方人日渐无利可图，到时他们或许会离开。据柯文的研究，王韬在19世纪60年代最先运用了这种推理模式。[42]

    当时，王韬已意识到西方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严重性和进一步军事侵略的可能性，他强烈要求大力发展对外贸易提出兵力、商力二者并用，主张军队的职责应包括为工商业提供保护，这就是针锋相对地抵制西方经济及军事侵略的有效措施。

    王韬是近中代中国第一个明确批判传统的重本抑末观念及“重农轻商”政策的思想家，也是第一个明确提出具有浓厚的资本主义色彩的“商为国本”新本末观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具有极强的创生性。自从王韬揭开了批判传统封建经济思想的序幕以后，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纷纷著书立说，杂陈时务，中国资产阶级反省传统经济观念、大讲近代工商经济的潮流迅速形成。但是，由于受阶级和时代的限制，王韬并没有系统接触过西方资产阶级的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后来曾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较，他的经济思想又存在许多肤浅和散乱之处。他的经济学理论功底的不足，不能不说是他经济思想的一大缺憾。从他的经济思想的深刻内涵中，我们可感觉到他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和富国强民的务实精神，可领悟到他过人的胆略与超群的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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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86.

    [12]　张海林.王韬评传[M].南京大学出版社，1993.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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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王韬.除弊.弢园文录外编（卷2）[M].

    [32]　王韬.纪英国政治.弢园文录外编（卷4）[M].

    [33]　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弢园著述总目[M].

    [35]　王韬.英重通商.弢园文录外编（卷4）[M].

    [39][41]　王韬.治中.弢园文录外编（卷1）[M].

    [42]　［美］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M].（雷颐，罗检秋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