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勤

　　近代，西学东渐，中国人开始逐步学习西方，于是便有了梁漱溟先生在1921年就概括出的器物——制度——文化这条所谓“西方化”的运行轨迹（注：《从“西化”到现代化》，第50—5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如果我们再进一步观察，很明显就可以发现，在“器物”这个区段里，学习西方所形成的洋务浪潮重点是朝着两个方向辐射，即经济上的西化和教育上的西化。清流派其主体由具有进士科举功名的一些言官构成，他们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正代表了封建知识分子在社会大变革中更新观念的一种类型。

　　　　一

　　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大地上兴起了洋务运动。进入70年代以后，洋务派在原有创办的军事工业的基础上，着手经营以“求富”为目的民用企业。他们对这些近代企业主要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从官商关系来说，官督商办属于官商结合的一种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使“官商合力”。当时，诸如“最要者莫如官商相为表里”（注：《弢园文录外编》，第302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必官督商办”（注：《郑应观集》上册，第170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联官商为一气”（注：《适可斋纪言》，卷1页9。）等呼声很高。

　　清流派崛起并活跃在洋务运动兴盛时期，代表人物有张佩纶、张之洞、宝廷、陈宝琛等，在洋务思潮中，这个群体的成员对于民用企业的经营方式，从经济角度，同样提出了官商合力主张。这一主张，是以张佩纶的“招商集股，购置洋机，与官本相辅而行”（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7册第18——19页。）建议为代表的。张佩纶的建议来自于他对开采云南金属矿问题。

　　云南素产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特别是“滇铜”最为著名。早在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云南铜矿即由官方开始经营了（注：《清史稿·食货五·矿政》，第13册第3666页，中华书局1976年版。）。但近代以来，云南铜矿厂大多久已废弃，勉强经营的也很不景气，连年亏损。在洋务运动进入创办民用企业阶段，恢复云南铜矿的生产，自然就成为引人注目的一件大事。云南产铜各厂全部地处深山，一方面由于开采过程中积水潜蓄问题难以解决，一方面由于所生成铜壁的形质较大，用人工的锤凿旧法已难作业，并且有人明确指出了“若不参用西法，虽属美矿，直同废铜”（注：《光绪朝东华录》，总1493页。）这样直接参与办理云南铜矿的官员中有人便建议“向外洋购买抽水、锯铜两种机器”（注：《光绪朝东华录》，总1493页。）。然而，云南各铜矿厂未能一律开办的重要原因，还在于“工本匮乏”。对此就铜矿的经营方式问题，云南某些官员如岑毓等提出了官商合力的建议，他们又指出云南省存在有缺少“殷实绅商”的不利因素，主张“仿照直隶开平厂务，设立公司，凑集股份，来滇开办”，认为招集商股迅速至云南承办各铜矿，“众擎易举，可期速收实效”，“实于矿务大有裨益”（注：《光绪朝东华录》，1533页。）。正是在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对采矿业都主张官商合力的影响下，张佩纶提出了对云南铜矿采用西法开采即“购置洋机”、采用官商合力经营方式即“招商集股”“与官本相辅而行”的主张。

　　需要指出的是，张佩纶的这一洋务经济思想成分，并不是代表着他个人的思想，而是和当时清流派的清议活动有着直接关系。这一经济思想成分，可以说，代表了清流派内部具有洋务思想倾向的成员所反映出来的共同思想倾向。清流派经济思想的若干内容如税务、财政、农业生产、节俭等等，仍然属于封建主义经济思想的范畴，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济思想基本一致，但是，明确对新式企业的经营方式提出具体建议，这显示出已对原来的思想观念作了某种程度上的更新。张佩纶对民用企业经营方式提出官商合力的主张是在1883年。1883年以前，社会上出现过投资民用新式企业的热潮，“每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注：《申报》，1882年8月12日。）。但是在1883年因为外国在华银行收回钱庄的短期信用贷款，为争取现银回笼，各钱庄、商号尽量向市场抛售股票，于是股票市场价格大跌，有的形同废纸，股票丧失了社会信誉。经1883年金融危机的冲击，投资热潮消失了，官商合力论随之招来了讥讽是可想而知的，特别是采矿业募集股份后亏折停闭的最多，处在这种状况下，一贯充当社会舆论中坚力量的清流派成员并没有随波逐流，他们对官商合力论没有表示反对，实际上赞同这一经济主张。正如我们不应以采用官商合力经营方式所创办的民用企业的最终结局去斥责洋务派提出并倡言官商合力论一样，对于清流派能赞同官商合力论这一思想，我们必须予以重视。

　　作为地主阶级改革派代表人物的魏源，他虽然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并在这种认识下提出了移植西方军事工业的要求，但他对于在仿效西方而创办起的工矿企业中具体应当采用何种经营方式，还没有明确的主张，因而他的经济思想仍未摆脱封建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的限制。清流派经济思想对官商合力论的赞同，表明他们对于“师夷”办洋务而出现的工矿企业，在经营方式上有了新层次的认识。诚然，无论是洋务派还是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的经济思想都尚未摆脱封建主义经济思想体系的限制，清流派自然也不会有突破性的表现。就这个意义上来说，张佩纶提出官商合力主张，实为清流派经济思想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将张佩纶的官商合力主张，与他的“采西法以敌西人”（注：《涧于集》，“奏议”卷2。）以及宝廷的“以洋务为重”（注：《长白先生奏议》，卷上页20。）、张之洞的“泰西智巧……可供我策遣”（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2页16。）等观点结合在一起，就反映出清流派的经济思想不仅能够对魏源“师夷”的经济思想有所继承，而且还追随着洋务派，发展了魏源的经济思想。可以说，在经济范畴内，清流派成员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一定程度地参与了洋务运动。特别是由清流派转化为洋务派的张之洞，他外任封疆大吏后所创办的洋务企业当中，有些能采取官商合力的经营方式，决非偶然。

　　　　二

　　在近代国内修筑铁路这一问题上，清流派的思想表现也反映出该群体的经济思想中包含有倾向于洋务经济的成分。

　　近代国内修筑铁路是学西方的新事物，自然就出现了围绕着洋务派倡言建铁路所引起的洋务派与守旧派激烈争论的风波，如果从这个方面作些考查，当能进一步证明清流派的经济思想中存在着追随社会发展脚步的成分。

　　80年代初的修筑铁路的争端，反映出洋务派促进社会进步、守旧派仇视社会进步的不同态度。早在1872年，李鸿章就主张兴修铁路，目的在于加强边防。1874年，李鸿章又面请首席军机大臣、恭亲王奕出面主持铁路事宜。奕当时虽赞同建筑铁路，但迫于形势，不得不一再推脱“无人敢主持”，甚至强调“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可见当时守旧派的势力强大。1880年，淮系将领刘铭传向清政府正式提出了修筑铁路的建议。李鸿章对此由衷的欣喜：“此乃鄙意所欲言而久未敢言，幸于吾党发其端。”（注：《李文忠公全书·明僚函稿》，卷19页39。）然而，正是刘铭传的建议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以李鸿章等部分洋务派为一方，全力支持此议；以多数守旧派为一方，竭力反对建铁路。特别是周德润、刘锡鸿等守旧派，气焰最为嚣张。他们认为铁路“行之外夷则可，行之中国则不可”，“昔商鞅开阡陌而秦以亡，王安石行青苗而宋不振，与民争利，祸亦随之”（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第152页。），“群视为不祥，山川之神不安，即旱潦之灾易召”（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第156页。）。一时守旧派所制造的舆论瘴气弥漫朝廷慈禧则找出种种借口，终以所谓廷臣众论“铁路断不宜开”拍案终止了建铁路的计划（注：《清德宗景皇帝实录》，第2册第815页，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

　　在这场争论中，具有洋务思想倾向的清流派成员并没有人公开表示赞成建铁路。但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有两点：其一，刘铭传首先公开建议修筑铁路的奏折《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是由陈宝琛代为拟定的。陈宝琛本人虽然并未单独上过赞成建铁路计划的奏折，但他完全赞同修筑铁路。奏折有言：“自强之道，练兵造器固宜次第举行，然其机括则在于急造铁路。铁路之利于漕务、赈务、商务、矿务、厘捐、行旅者不可殚述，而于用兵一道尤为急不可缓之图”，即已强调修筑铁路不仅对加强国防，抵制侵略方面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发展生产、改进交通方面也将起巨大作用。奏折认为，修路经费如采用商股集资则招募不易，不如借用“洋债”，指出借外债“以之开利源”，“洋商乐于称贷，国家有所取偿”（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6册第138页。）。其二，张佩纶和张之洞虽然对有关铁路问题无一份奏章，但当时已有人指出，二人已经认识到铁路对社会的经济效益，内心完全赞成建铁路，只是“未敢倡言于众”（注：《庸庵文续编》，卷上页20。）。1885年中法战争后，修筑铁之议再度兴起，李鸿章又成了“议开铁路”的主要代表人物。1889年有奏折就曾公开指出，李鸿章之所以坚持陈述开铁路论，实际上有张佩纶在“暗为主持”（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第443页。）。联系起来分析，张佩纶当是始终如一赞同修筑铁路的。陈宝琛、张佩纶、张之洞皆为清流派主要成员，可以说他们的思想观点在当时清流派中是颇有代表性的，因此他们不失为该群体中具有洋务经济思想倾向的典型代表。

　　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引入修筑铁路这一新事物，随之而来就出现了外建失路权、自建缺资金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早是在1863年，上海27个英、美商行的代表就曾联名向当时江苏巡抚李鸿章请求兴筑上海至苏州间的86公里铁路，遭到拒绝。李鸿章针对外国资本主义企图在中国建筑铁路明确指出：“铁路为富强要图”。“况洋人常以代中国兴利为词，今我先自兴其利且将要路占造，庶足关其口而夺之气，使之废然而返”（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39页23。）。显然，洋务派主张自建铁路实际上含有自保铁路利权的用意。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清流派成员在铁路利权问题上突破了洋务派仅仅暗示出要自保铁路利权的水平，提出了“自造铁路，权在我”这一争利权的经济主权观念。时代任南洋全办的陈宝琛在反对法国强租基隆并企图修建铁路的同时，指出：“中国自造铁路，权在我，故利；听外国造，权在人，则害。”（注：《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卷46页31。）陈宝琛的这段话，既可以说是清流派成员赞同修筑铁路的首次公开表态，又成为他们的经济思想进一步提高的重要标志。外国资本主义是把铁路当成剥削和侵略中国的战略手段的。从阻止外敌控制铁路攫取巨大经济利益这个意义上说，清流派主张自建铁路，在当时除含有吸纳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外，更具有维护国家铁路利权的积极意义。

　　“国弱民穷”是晚清社会经济的真实写照。修筑铁路需要筹集巨额资金，当时中国修筑铁路，官办则公款“拮据已甚”，民办则“风气未辟，集股维艰”，为创开铁路而举借外债同样是十种“创举”。陈宝琛代拟的筹造铁路奏折中提出过借用“洋债”主张，这说明清流派成员私下里是力倡以借外债方式筹集出建铁路的资金的。这里清流派主张借外债的目的是为了在中国创办铁路，这在当时客观历史条件下具有积极意义。清流派建议“借洋债”而不言“招洋股”，说明其经济思想中的洋务倾向也包含着很在见地之处。

　　有一点我们也必须承认，清流派对借外债问题仅看到了它有利于中国创办铁路迅速筹集资金的一个方面，却没有认识到借外债的结果会给中国铁路乃至中国经济带来祸根的另一方面。当时有人已预感到了这个问题：“一借洋债，每年输息数十万，是中国之铁道反为洋人之利薮。”（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中册，第48页。）就是说，外债既借，中国铁路路权随之便被外国资本主义又控制了。数据资料最能说明问题。到1911年清王朝覆灭，中国土地上有铁路9600多公里，其中外国势力控制下的占93％，只有7％即600多公里的铁路是中国自主的。而20世纪初收回铁路修筑权的运动，便是在一些与修筑铁路有直接关系的省份自发开始的。比如江苏省和浙江省的绅商分别集股成立了商办铁路公司，准备各自开工兴筑在江苏境内从上海到嘉兴和浙江境内从嘉兴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绅商们强烈要求自办铁路，他们“旬日间集股二百余万”，并且“正在续招”，民众踊跃投资坚持集股自办铁路，反对清政府假借外债之名将主权出卖给洋人的行动，形成了江浙争路风潮。从20世纪初的争路风潮表明，人们已经逐步认识到外债与路权之间的深刻关系，中国修筑铁路此时采取民办之法，因风气已辟，集股则一倡百和。集内资抵制借外债，要在争路权，经济主权观念是争路权的重要内涵。因此，清流派的思想毕竟带有历史局限的痕迹。

　　　　三

　　清流派成员对办洋务有明确的观点：“通商以来，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即周孔复生亦不至鄙责洋务置而不讲。”（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222页。）这无疑已经与早期维新派薛福成、王韬等对办洋务的认识“取西人■■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吾知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复■■始不有事乎此”（注：《筹洋刍议》，第47页，光绪甲申版。）趋向一致。清流派承认“中国万不能闭关独治”，已指明了近代中国必■“闭关”为开放，变“独治”为讲洋务学习西方。倾向于变“器”治世，表明清流派的文观实际上具有倾向于“洋务”的特色。

　　清流派强调必须以培养经世致用的人才作为教育目的，认为应当整顿教育内容。如张之洞在他于1875年著成的《轩语》一书中，指出要培养的人才的典型模式是具备博古通今的知识与学问；对教育课程提出了“读书期于明理，明理归于致用”即读书——明理——致用实为一体的论点。既然主张“读书宜读有用书”，那么清流派在教育内容方面实际上就包含有借西学以期务实的思想倾向。张之洞1875年在四川尊经书院出版了《书目答问》一书。该书采录了上海制造局新译西洋兵书五种和新译《几何原本》、《代数术》、《数学启蒙》以及《新译地理备考》、《新译海道图说》等。这些书籍大部分是从上海制造局那里得来的。当时张之洞正任四川学政，尊经书院就是他所创建的。这就说明，他已在尝试用有限的西学知识培养科举文士。作为代表中央管理地方教育的官员，他给世风闭塞的四川的传统的书院教育，注入了新教育思想的微微春风。四川士人宋育仁、杨锐等入其门下，以后均成为著名的维新志士，有所建树。可见张之洞通过视学外省，一方面给教育内容多少容纳了些洋务教育的因素，一方面又发现并培养了一批较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在这里，西学——务实又被合为一体。又如宝廷在乡试中“以火器、轮船、海防发问”（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203页。），张佩纶主张“武科改试洋枪”（注：《涧于集》，“奏议”卷3。），张之洞提出“中外交涉事宜……以通晓各国语文文字为入门”（注：《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3页6。）等等，很明显，考生若能通过考试内容当中包括的“火器、轮船、海防、洋枪”等涉及近代科技知识的这一关，或者外交人员若能在中外交涉时“通晓各国语言文字”，那么整个教育内容之中就必须增加西学部分，学生也必须学习和掌握一定的西学知识，否则将无以应试或参与中外交涉事宜。“以火器、轮船、海防发问”是针对着文科考试，“改试洋枪”是针对着武科考试，因此就整顿科举制度这一方面而言，清流派成员学习西方的思想意识，提出了科举考试要进行一些改革。

　　在乡试时提问火器、轮船、海防这些问题，都是与近代科技知识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清流派把它们引进科举考试内容，无疑是历史的进步。王韬在1864年所写的《代上苏抚李宫保书》中已提出过改革文科取士内容的建议，其中就有“问机器制作以尽其能”，“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注：《弢园尺牍》，第83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李鸿章在1874年所上的《筹议海防折》中也对改革文科取士内容建议：“考试功令稍加变通，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1册第53页。）清流派中虽然仅仅是宝廷这样的个别成员将以西学改革文科取士的建议切实转化成为现实，但其可贵就在于，这无疑是清流派成员议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一个明显的例证。而且这一实践活动确实使科举考试纳入了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内容，从而就为改变八股士人谫陋空疏、学用脱节的积弊以励实学而拔真才提供了一定的条件。宝廷的这一似乎并不引人注目的改革举动，却恰恰预示着当西学和中学同考之时，八股取士的藩篱必将被冲破出一个缺口。

　　张佩纶的《拟请武科改试洋枪折》指出，要强国御侮就必须“变法”，而“变法之效，至久而至速者，则莫如武科改试洋枪”（注：《涧于集》，“奏议”卷3。）。张佩纶首先把科举改革与巩固国防联系在一起，反映出清流派对教育与军事人才关系的新的认识；其以近代军事技术去“开新”武科考试内容，这同早期维新派以及洋务派显然已达到了共识。如早期维新派中的郑观应，在其1884年所写的《考试》一文里面就改革科举问题，主张文试要“废时文”、武试要“废弓矢，”以去掉“所学非学用，所用非所学”的弊端，他指出“文试不废时文武试不废弓矢……以此而言富强，是欲南辕而北辙。”又如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是在1898年所上的《请停弓刀石武试改设兵校折》中，比张佩纶、郑观应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停止传统无用的“武试”，代之以“广设武备学校”培养“兵学”人才的主张。此外，洋务派首脑李鸿章则是在70年代末即已指出，西方“兵船将弁，必由水师学堂，陆营将弁，必由武备书院造就而出，故韬略皆所素裕，性习使然”，而中国“居今日而言武备，当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53页42。）。他基于培养新式军官的需要，奏准创建了天津水师学堂和武备学堂，并在呼吁“除学堂、练船外，实无可造就将才之处”（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569页。）的同时，为学堂学生力争“与正途并重”（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第2册第569页。）或“由科甲进身”（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60页19。）。显然，李鸿章是以军事学堂从侧面而非正面、无形中地取代着武科，可以说，这与明确地提出废武科而代之以设武备学堂培养军事人才的主张具有同一性质。无论是废弓矢改试洋枪，还是创建军事学堂架空武科，或是根本废除武科，尽管措施不同，程度有别，但是要改革科举的目的却是完全相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