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尔庄

　　在漫长的、基本上处于封闭状态的封建社会中，中国人民按照自己历史发展的特点，创造和发展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古代文化。中国的文化发展是与外来文化的影响分不开的。但是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长期以来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因此那些外来的文化便不可避免地被纳入中国古代文化的巨大的框架之中，并逐渐为中国传统文化所吸收，最后成为中华民族文化遗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份。这样，在中国人民特别是在封建士大夫中便逐渐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用夏变夷”。

　　但是到了近代，欧美各主要国家先后进入到了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各国人民创造了一整套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显然已高出于中国的旧文化之上。如果在这个时候，我们仍然囿于历史的偏见，继续高唱“用夏变夷”，要求把这些外来的资本主义新文化融化到中国的旧文化之中，那不但是不可能的，同时也是荒谬可笑的。毫无疑问，面对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大变局，中国人民的任务，首先必须在观念形态上来一个根本的变革。而封建顽固派却死死抱住“祖宗成法不可变”的封建教条，拒绝任何新的社会变革，妄图把中国拉回到文武周公的理想王国，从而使自己走向了历史发展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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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建顽固派是封建阶级中一股最保守的封建势力，他们站在正统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在中国实现任何新的变革。他们极端害怕这种新的变革会动摇其封建传统的思想体系，进而破坏其封建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因此，在中国近代史上，封建顽固派与各种变革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常常是不可避免的。

　　第二次鸦片战战后，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曾于1860年冬奏请在中央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并提出在北京创办同文馆，教习八旗子弟之“天资聪慧”者作为外交翻译人才。1866年12月，他又以“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车，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奏请在同文馆中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满汉举人及恩、拔、岁、副、优贡以及前项出身之五品以下的京外各官入馆学习。奕提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大力开展洋务运动，尽管其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但在客观上无疑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潮流的，也为当时中国所需要，因此这种提倡应当得到充分的肯定。而封建顽固派却以为“天文算学本属技艺之末”，“衰世所为”，不足效法。特别是在奕的奏折中所提出的以仕途出身的京外各官到同文馆“奉夷为师”，学习被顽固派目为“奇技淫巧”的西方科学技术，这无异是对中国传统中学提出严重的挑战，不能不引起封建顽固派的猛烈攻击。

　　1874年发生了日本侵略台湾事件，随后在清政府中掀起了一场筹办海防、抵抗外来侵略的议论。铁路的修建，首先是与海防建设分不开的，但同时它又与当时中国国内的经济发展有关。如1876年，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在上给李鸿章《勘察开平煤铁矿务节略》一摺中，曾提出：“欲使开平之煤大行，以夺洋煤之利，及体恤职局轮船，多得回头载脚十余万两，苟非由铁路运煤，诚恐难于振作。”1888年津沽铁路修竣后，海军事务衙门奏请接通天津至通州的铁路，其目的也在于用天津至通州的铁路以“求富”，来补给天津至山海关的铁路以“求强”。但是铁路的修筑在中国毕竟是一种新事物，特别是津通铁路直接修到京师附近，更引起了顽固派的极度不安。于是围绕着津通铁路的问题，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之间，又展开了场新的论战。

　　在论战中，封建顽固派“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到处空喊“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好象只要有了“忠信礼义”，中国就可以战胜一切的外来侵略。“夫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注：《洋务运动》丛刊本（二）第31页。）。因此，对于学习天文算学，进而在中国架设电线、修筑铁路、开办厂矿等洋务设施，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不足以富国强兵，抵御外侮，唯一可行之法，就是保持“中国数千年礼义廉耻之维”（注：《洋务运动》丛刊本（一）第121、134页。），取得民心，才能“制敌之命”。“中国隆古以来，政教修明，府库充溢，无所谓铁路也。我朝自祖宗以来，深仁厚泽，远至迩安，亦无所谓铁路也”（注：《洋务运动》丛刊本（六）第206页。）。他们不懂得，世界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人民必须面对现实，变法自强，迎接挑战。相反，他们“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机器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注：《洋务运动》丛刊本（二）第33页。），一遇事变发生，不是“袖手旁观”，就是“纷纷逃避”。1889年，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奕譞在一封奏折中，对这些封建顽固派进行了毫不掩饰的斥责：“戎马倥偬之际，不曰设法抵御，即曰相机因应，空言盈廷，杳无实策，及军事甫定…局内创一事则群相阻挠，制一械则群讥糜费。但阻本国以新法备敌，而不能遇敌以新法图我；但拂乱臣等之所为，转不计敌谋之所蓄。”（注：《洋务运动》丛刊本（六）第232页。）

　　在论战中，顽固派最常用的手法，就是以忠于皇室的面目出现，以保护宗庙社稷免受外来侵凌为借口，对清廷大加恫吓；同时又摆出一副为民清命，救民于水火的样子，以此来博取人民的同情，他们把洋务派在国内所施行的各种洋务措施与中国历史上的各种变革主张作比较，借此对清廷施加影响：“昔商鞅开阡陌而秦以亡，王安石行青苗而宋不振，与民争利，祸也随之。”（注：《洋务运动》丛刊本（六）第152页。）按照他们的意见，如果在中国实行变革，清室必然走上秦亡、宋衰的命运。对于津通铁路的修建，首先，他们以庚申之变咸丰北走承德为训，声称铁路“由津至京，不崇朝而达门庭，历堂■长驱直入，毫无阻碍”。然后，又以“天津至京计程二百四十里，陆行者车几三千辆，水行者舟几数万只，刍秣仰给于旅店，■粥并资于市■。若铁路一开，全归火车，则执鞭者辍业，操舵者停工，以数十百万之生灵尽束手而绝其生计，不辗转于沟壑，必啸聚于山林”（注：《洋务运动》丛刊本（六）第205页。）。由于在修铁路、开矿山的过程中，各地官员确有侵圈土地，对人民多方抑勒的事件发生，顽固派遂借此大做文章，指责洋务派对人民“庐舍、坟墓一概迫令迁徙”，以致“生者无家，死者暴骨”。但是，应当着重指出，顽固派的这些责难，主要是从反动的立场出发，力图以此来达到其反对变革的目的。因此，这种指责即使实有其事，也不足以证明其观点的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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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成封建顽固派的主要成员，大多是那些出身于封建贵族或从小饱读经书，通过科举出身的封建官员。这些人代表现政权中的实际受益者，他们害怕任何新的社会变革会触动封建社会赖以生存的思想基础，动摇其已经取得的既得利益。因此，他们对一切变革采取敌视的态度。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封建官员在朝廷中或地方上都不是实际的掌权者，他们往往利用其“在野”的地位，发动清议，指摘时政。十九世纪末叶在清廷中所出现的清流派，尽管他们在抨击贪污、指斥投降派的活动等方面，也曾经起过一些积极作用，但是他们的出发点主要还是在于反对变革，因此，前期的清流派实质上仍然是封建顽固派，或者说，是封建顽固派的一个变种。

　　应当看到，在中国近代史上，封建顽固派作为一个政治派别，始终如一地站在正统的封建主义的立场上来与变革派相区别，这是不可改变的。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又不能不在实践中逐渐觉悟，逐步修正立场，向变革派方面靠拢，奕原来就是一个封建顽固派，只是在他取得了中央政府中的实权地位并与洋人的频繁接触之后，才转到洋务派的立场上来。奕譞，当他还是一个不掌握政治实权的亲王时，也曾极力反对过社会变革，而在他担任了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之后，便一变过去那种顽固立场，在其职位上积极推行各项洋务设施。1887年3月16日，他在一份反驳顽固派关于铁路问题的奏折中，即公开表示，他自己“向也习闻陈言，尝持偏论，自经前岁战事（指中法战争），复历北洋海口，始悉局外空谈，与局中实际，判然两途”（注：《洋务运动》丛刊本（六）第186页。）。

　　掌握政治实权，意味着这些封建官员从台下走到台前，他们不能不每天面临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之间许多纷繁复杂的斗争实际，亲身体会到光凭“忠信礼义”的空谈，是无助于问题的解决的，而为了挽救这只行将沉没的封建破船，他们必须在这些斗争实际的面前做出自己的选择——当时除了办洋务之外，他们不可能找到别的出路，因此只好沿着洋务路线一步一步地走下去。而这就是为什么一切封建顽固派在他们掌握了政治实权之后，必然向洋务派转化的秘密（当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他们也有可能坚持顽固立场）。当时，地方大员江苏巡抚黄彭年对此似有较深的体会：“臣昔官京师，亦疑机器、轮船、电线、铁路非当务之急，及服官各省，澄观事变，则知今日之趋势，实不得不然。”（注：《洋务运动》丛刊本（六）第233页。）张之洞也是一个从顽固派转到洋务派的典型。张出身封建官僚家庭，少时满腹经纶，十六岁中举，二十七岁进士。青年时代在京师任翰林院编修，积极参与以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首的清流派的活动，与黄体芳、宝廷、张佩纶同称“翰林四谏”。在朝中，他们每遇“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注：《清史稿》徐致祥传卷444。）。1882年，张之洞出任山西巡抚，在掌握了地方实权之后，其政治态度随之即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按照洋务派的路线，他在山西练兵讲武、兴学育才、筹办矿务、勘修驿路，使自己在洋务活动中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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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在发展变化着的。作为地主阶级救亡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洋务派，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已不能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继续前进。至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洋务派逐渐成为一股阻碍社会进步的政治势力，这就使顽固派在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斗争中，能够找到自己不可缺少的同盟军。

　　十九世纪末叶，站在中国历史发展前头的是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维新派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上层，虽然它与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着较多的联系，但又与之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由于本身力量的薄弱，他们不敢也没有能力提出比较激进的革命主张，只是积极要求变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以便能在中央政权中占有自己的一席，即实行君主立宪。

　　政治体制的变革，不但触动了封建顽固派的根本利益，同时也不符合洋务派“中体西用”的主张。尽管洋务派可以赞同在经济体制上作一些必要的变动，但却不允许新兴资产阶级来分享其既得的政治权益。这样，在政权问题上，封建顽固派与洋务派便找到了一种共同的语言，使他们有可能携起手来，共同反对资产阶级维新派。

　　在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斗争中，封建顽固派继续以“祖宗成法不可变”作为斗争的武器，宣称：“中国一切皆非制度之不良，而但为人心之败坏”（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1页。），声言“大经大法自有祖宗遗制，岂容轻改”（注：《戊戌变法》从刊本（一）第168页。）。但是由于光绪皇帝在变法运动中逐渐向资产阶级维新派方面倾斜，迫使封建顽固派不能不去极力拉拢洋务派，特别是争取手中握有政治实权的慈禧太后的支持。1898年6月，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之后，两派的斗争日趋白热化，在封建顽固派的包围下，西太后加紧策划政变。9月21日，那拉氏终于举起屠刀，腰斩维新变法运动。

　　变法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义和团运动又在中国的土地上广泛兴起。这个运动是中国人民由于不堪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欺凌而引发出来的一次人民群众自发反帝爱国斗争，其斗争方向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接受了几千年来封建统治思想的影响，中国人民在反帝爱国斗争中，思想上不能不夹杂着十分浓厚的地主阶级忠君爱国等思想杂质。由于这时人民群众还不可能对君主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作出明确的判断，他们往往把两者混为一体，从而容易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用。封建顽固派对帝国主义一贯深恶痛绝，由于外来侵略破坏了其一统天下的封建局面，对此他们一直耿耿于怀总是处心积虑地寻找机会，不惜通过各种手段，力图把这些外来番邦赶出中土，以解除其长期以来的心中积怨。但是在如何对待帝国主义的问题上，他们与洋务派是有区别的。在义和团运动中，他们的主张事实上并未能得到洋务派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封建顽固派完全懂得“官畏夷，民不畏夷。夷人敢于与官斗，不敢于民抗”（注：《洋务运动》丛刊本（一）第121、134页。）这个简单的道理。“敌所畏者中国之民心，我所恃者亦在此民心”（注：《洋务运动》丛刊本（一）第121、134页。）。因此，他们决计利用中国人民反帝爱国斗争的力量来摆脱自己孤立无援的困境，让人民群众在反帝斗争中为其火中取栗。而这就是封建顽固派一贯高唱“民心可用”的罪恶用心。

　　从排外的立场出发，封建顽固派推崇鸦片战争时三元里人民的反对外来侵略的斗争。他们竭力怂恿和利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来对付他们所痛恨的洋人，“设法鼓励乡绅，激励民众，贤者示以皇恩，愚者动以财货”，“焚其教堂，掳其洋货，杀其洋商，沉其货船。……亦可明告百姓，凡抢劫洋货，任其自分，官不过问”（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64第13页。）。他们猛烈攻击曾国藩等洋务派在处理天津教案时的软弱无能，赞扬天津人民“知畏官而不知畏夷；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其罪戾”，高唱“此正夷务一大转机也”。他们主张这时“纵不能乘此机会，尽毁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也必将激战之法国，先以绝和，略示薄惩”（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73第17页。）。而这个毁夷馆、戮夷酋的机会终于在1900年到来了。他们手舞足蹈，宣称“义民可恃，其术甚神”。在北京的封建顽固派纷纷加入义和团的组织。6月21日，西太后发布宣战上谕，接着命顽固派大臣载勋、刚毅等统率北京等地义和团民，加紧围攻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和东交民巷使馆区。

　　本来，在反帝的问题上，义和团完全可以利用顽固派的反帝要求，与之结成民族统一战线。问题是在这个统一战线中应该由谁来领导呢？诚然，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资产阶级已经出现并开始登上了政治舞台。但是众所周知，由于中国历史发展的特点，这个阶级并没有也不可能肩负起历史所赋予的神圣使命。义和团运动实际上仍然是一次中世纪式的单纯的农民运动。既然农民阶级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因此在十九世纪末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主要由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等下层群众所组成的义和团民，不但不能利用封建顽固派的反帝要求，反而容易为封建顽固派所利用。西太后所发布的宣战上谕，实质上只不过是封建顽固派利用和出卖义和团的一个重要步骤。宣战后，义和团的反帝爱国斗争，不但未能摆脱其原来那种分散落后的斗争状况、封建愚昧的迷信观念、盲目自大的排外情绪，反而在顽固派的煽惑下，把这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反帝斗争进一步引入歧途，最后不能不在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镇压下惨遭失败。因此，那种认为清政府的对外宣战在客观上符合中国人民爱国愿望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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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我们还需要分析一下慈禧太后在中国近代史上所扮演的角色。

　　慈禧是在1860年的北京政变中被推到历史的前台的，而这个政变又是在殖民主义者的支持下发动起来的，其目的在于铲除以肃顺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以便让奕等洋务派首领执掌政权。这从慈禧太后所发布的宣布顾命八大臣的罪状的上谕中可以窥见。在这个上谕中，她矢口否认咸丰帝有“命其赞襄一切政务之谕”，并特别提到他们对外国侵略者“不能尽心和议，徒以诱获英国使臣（指巴夏礼等）以塞责，以致失信于各国”（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第9页。），力图以此来表明自己有别于封建顽固派，博取殖民主义者的支持。

　　北京政变以后不久，洋务派开始在中国掀起了一场办洋务的热潮。不能设想，这场颇具规模的洋务运动，如果得不到慈禧的支持，有可能这洋长时间地继续下去。

　　在戊戌维新变法运动中，如果认为慈禧太后一开始就站到封建顽固派一边，那也是不符合事实的。实际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她对光绪帝所推行的维新运动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她曾向光绪表示：“苟可致富强者，儿自为之，吾不内制也。”（注：《戊戌变法》从刊本（一）第464页。）1898年春，当庆亲王奕劻向慈禧转达光绪帝要求“事权”时，她悻悻地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注：《戊戌变法》从刊本（一）第331页。）是什么模样呢？显然，她所希望的模样，就是维新变法不要超出洋务派所允许的范围。1898年4月，张之洞以《劝学篇》呈进，文中提出“旧学为体，西学为用”，攻击资产阶级维新派“开议院、兴民权”的主张。光绪帝认为该篇“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下令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注：《清德宗实录》卷421，第6页。）。因此，在这段间间内，西太后对于光绪的变法维新虽不放心，但却未曾决然持反对态度。随着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特别是在光绪帝发布明定国是诏之后所推行的各项人事和行政机构的变动，终于引起了西太后的高度警惕。慈禧可以容忍光绪帝颁布某些新政上谕，却不能容忍在政治体制上作出任何新的改动，而维新派的一些做法，事实上已超出了洋务派所允许的范围，这样就使顽固派有可能在“中体”的问题上与洋务派取得了共同的认识，乘机乞请西太后垂帘听政，把变法运动扼杀在摇篮之中。由此可见，西太后对维新变法运动的镇压，与其说是出于顽固派的要求，毋宁说是出于洋务派的需要。

　　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西太后的政治活动当然不同于一般的洋务大员，为了巩固其最高的统治地位，她必须充分运用各种统治权术，在洋务派与顽固派之间保持某种必要的平衡。在义和团运动的问题上，她不可能象刘坤一、张之洞那样，公开与帝国主义者妥协。但是如果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来进行分析，我们还是可以发现，她的态度与洋务派地方大员的主张实质上并无两样。首先，她为什么不顾洋务派的反对，决定“招抚”义和团并与各国宣战呢？这从她给各省督抚及驻外使臣的上谕中可以窥见一斑：“此次义和团民之起，数日之间，京城蔓延已遍，其众不下十数万，自兵民以至王公府第，处处皆是，同声与洋教为仇，势不两立，剿之则即祸起肘腋，生灵涂炭。”（注：《清德宗实录》卷461第15页。）接着，她又向驻各国使臣表明：“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激成大祸，亦恐直东两省同时举事……所以不能不踌躇审顾者以此。”（注：《清德宗实录》卷465第3页。）7月21日，刘坤一等在上海与各国订立章程，并就实行东南互保一事向朝廷奏报，慈禧在答复他们的上谕中即表示同意：“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致书各国，并电谕各疆臣，及历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其在我之实，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注：《义和团档案史料》（上）第489页。）

　　可见，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的态度与那些封建顽固派还是有所区别的。战后，在帝国主义者的要求下，许多封建顽固大臣都遭到了严厉的惩罚，而作为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慈禧太后，不但没有遭到惩处，而且还保住了自己的权位，这除了其他的一些原因之外，与其一贯坚持洋务派立场不无关系。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不难看出，清代末叶，中国已面临世界列强的严重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派的政治力量必然要逐一走上政治舞台相互角逐，而中国的社会发展，无疑正是在这些政治势力的互相角逐中不断向前推进。尽管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封建顽固派遭到了严重的打击，但是由于中国有着数千年封建统治的历史，封建社会的整套传统伦理道德观念已经深入人心，以致他们有可能利用其在各阶层人民中的影响，步步为营，负隅顽抗。他们既可以利用地主阶级洋务派来与资产阶级维新派相对抗，又可以利用人民群众的忠君爱国思想来与帝国主义侵略相对抗。

　　封建顽固派之所以能够拥有如此巨大的能量。究其原因，除了我们在上面所提到者外，从根本上说，乃是因为长期以来，中国最高封建统治者出于他们的阶级本能，充分利用了中国这样一个地大、物博、人众的封建大国的特点，运用其手中所能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长期而有效地在全国推行重本抑末、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商品经济的顺利发展。而我们知道，没有发达的商品经济，中国的封建自然经济就不可能遭到应有的冲击，封建主义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就不可能得到必要的破坏，封建思想的污垢也就不可能得到有效的清除。这样，必然在中国社会中，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和边远地区造成了一种封闭、割裂的小生产状态，严重阻碍了人们在观念形态上的不断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