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永森/陈万钧

　　刘铭传（公元1836——1896年），字省三，安徽肥西县刘老圩人。1884年，清廷任他为钦差大臣，督办台湾军务，使法国侵略军占领台湾的企图遭到失败。他从1885年至1891年担任台湾巡抚期间，制定和推行“台湾产业近代开发计划”，促使台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这在近代台湾史上是一件意义重大的事情，可以说，他是台湾资本主义开发的先驱者。

　　　　一

　　刘铭传对台湾的开发，是在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劳动力变为商品、货币变为资本等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条件已经具备的前提下进行的。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随着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定，1858年至1863年，台湾先后开放了安平、淡水、打狗和基隆四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台湾。英、美、法、德等国纷纷在台设立洋行，它们凭借不平等条约，迅速掌握进出口贸易，使台湾原有的商业组织，“遭到破灭的厄运”（注：东嘉生（日）《台湾经济史概说》，《台湾经济史二集》第21页。）。洋行运进台湾的主要商品有鸦片、棉织物、面粉、铅块等，其中鸦片输入量每年保持在三、四十万斤左右，掠夺的白银达到一百二十万两到一百六十万两（注：根据《中国海关年报》台湾部分统计。）。它们还把触角伸入台湾农村，利用买办制度，用预先付款和垄断产品价格的方法控制了台湾的糖、茶、樟脑等农产品的生产，并加紧控制航运业，使台湾“崩溃时期的封建经济社会，受到了最后的打击”（注：东嘉生（日）《台湾经济史概说》，《台湾经济史二集》第21页。），大批贫苦农民及依靠帆船航运为生的水手破产和失业，变成了劳动力的出卖者。据《淡水厅志》载，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大批破产农民涌进基隆附近的手工煤窖作工（注：见同治十年《淡水厅志》卷四，第215页。）。同时，随着中国南部贸易中心广州向上海的转移以及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南南部大陆侵略的深入，亦迫使许多破产农民和手工业工人（主要是闽粤籍）为谋生计而大量地涌入台湾。到刘铭传抚台时，台湾的人口已由原来的二百余万人增至三百二十万人（注：参看何炳棣《中国的人口研究》，1368—1953年，第164页。），庞大的产业后备军在台湾已经形成。另一方面，随着封建经济的崩溃和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台湾社会财富逐渐为少数人所控制。据最低估计，自1861年至1885年这二十五年中，官僚地主（在台湾通常称为大租户）依靠地租剥削的货币达七千四百余万元，小租户则更多，数额近六亿余元（注：根据东嘉生（日）：《清代台湾之地租关系》和程家颖：《台湾土地制度考查报告书》推算，台湾自公元一八四三年起，就实行银纳制。）。台湾开港以后，买办资本参与一切进出口贸易活动，买办的经济收入以贸易额之百分之二、三计算，自1865年至1884年这二十年中台湾进出口贸易额达一亿海关两，那么就有二百万到三百万海关两的货币为台湾买办阶层所攫取（注：根据《中国香港贸易年表》推算，其中公元1865—1871年数额系根据《中国香港贸易十年表》推算。）。在这里还未将他们从非法鸦片走私中以及直接从事茶、糖或兑换活动中所攒积的资金算在内。显然，买办阶层在当时可算是地主阶级之外的一个最富有的阶层了。还有商业资本，台湾盛产樟脑、茶、糖，垄断这些贸易的商人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已集中大量的货币财富，以后又有一定程度的发展。仅以台湾商人陈福谦为例，自1865年至1885年这二十年中，他就以经营糖业“拥资百数十万”（注：连横：《台湾通史·列转七》。）。此外，在台湾的华侨商人，有的也以经营各种产业而拥有大量的货币财富。

　　刘铭传抚台之际，正是中法战争刚刚结束之时，此时各国列强在政治上觊觎台湾主权的野心不死，经济上又企图凭借商业资本并进行资本输出来控制台湾的经济命脉；祖国大陆上的洋务运动已进入“求富”的高潮阶段；台湾又奉诏建省，而财政却十分匮乏。面对这种情况，刘铭传开始实施他的“台湾近代产业开发计划”，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清丈、抚垦、脑磺专卖；设电报、筑铁路、购轮船、通邮传、辟商场、制军器、振工艺、设学堂，“凡百新政，次第举行”（注：连横：《台湾通义·度支志》。）。

　　应该指出，刘铭传是一个思想较为开明并且具有爱国主义倾向的高级官吏，他经常阅读外国办的报纸，对世界大势较为清楚（注：参见《光绪十五年二月二十八日福建台湾巡抚刘铭传奏》，《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49页。）；他不辞劳怨，刚毅果断，具有“办极大极难之事，必须有愈久愈坚之心”（注：《遵筹整顿海防讲求武备折》，《刘北肃公奏议》卷二。）的坚强信念。这些可谓是“台湾近代产业开发计划”能够实施的主观条件。

　　　　二

　　刘铭传开发台湾的第一步就是“清赋”，其目的有二：一是为兴办新式军民用工业企业筹办经费，“整理财政，则以清赋为始，……而后可以经营新政也”（注：连横：《台湾通义·度支志》。）；第二，刘铭传曾说，“南洋侨商素闻台湾土地肥沃，出产繁盛，官府又竭力鼓励，多欲来台经营”（注：连横：《台湾通史·邮传志》。），显然又与吸引台湾内外资本家投资台岛土地有关系。

　　在清赋前，台湾土地有两大弊病：其一是赋额不一，隐田太多。全台田园入册数仅七万余甲，地赋不过四十余万元：其二是存在大租与小租，在同一块土地上有两种租额，大租权和小租权均可抵让出卖，土地权利关系混乱。刘铭传于1886年在台南、台北两府设置清赋局，由布政使直辖，两知府处理局务，各厅县设置分局。清赋分为编查保甲、清丈土地、改正赋率、发给丈单四步（注：程家颖：《台湾土地制度报告书》。）。根据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五月刘铭传的奏章和同年六月八日的土地清文告示，刘铭传初意是一刀两断，禁止大租、确定以现有土地实权的小租户为业主，并使之负担正供（注：参见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日）：《台湾私法附录参考书》第一编第一章第二节，第七、第八。）。由于大租户的反对，特别是林维源等有力者的群起哭诉，迫使刘铭传作了一点妥协，于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五月规定保留大租户六成大租，减去四成归小租户所有；小租户拥有土地权利，由他们完纳国家正供，是为“减四留六”之法。自此全台田赋始定。

　　与此同时，刘铭传还修筑了一条从彰化到水尾长约九十公里的横断公路，不仅使近五百个番社、近十万名土著居民“归化”，而且将他们的土地开垦种植（注：《刘铭传抚台前后档案》，第265—267页。）；在台北设立樟脑硫磺总局，将樟脑之利从外商手中收回官办，实行专卖；经过多次交涉，使台湾“海关事务，照浙江之例，亦归巡抚就近监督。”（注：连横：《台湾通义·度支志》。）

　　清赋的成效是十分显著的。首先，清赋后，政府的实际征额达到九十七万零四百余元，脑磺约得四十万元，海关税收九十余万元，不仅台湾“分省稍可自主”（注：薛福成：《出使英法义比四国日记》卷四，叶十一下。），而且兴办新式军民用工业企业的经济来源也有了保证。据统计，刘铭传曾从国库中拿出不下三百余万两白银作为各种新式民用工业企业的垫支资本。其中民用工业企业比例占绝对优势。虽然这些资金是直接或间接地掠夺广大农民（包括土著居民）及其他小生产者剩余生产物乃至必要生产物为其主要来源的，但毕竟实现了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从而为台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其次，农业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亦开始形成和发展。清赋和抚垦后，土地的权利关系按明文法的固定规则确定下来，农业商品化程度日益加强，出现了许多农业（如茶叶、甘蔗、樟脑）专业区，资本主义经营形式也在农业上出现。如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阿罩雾人林朝栋、林文钦合设公司，曰‘林合’，给垦台湾沿山数千甲，并营脑业”（注：连横：《台湾通史·军备志》。）：黄南球“请垦南坪大湖狮濞等处，纵横数十里，启田树艺，至者千家。已复伐木熬脑”（注：连横：《台湾通史·列传七》。），专门以伐木和熬脑为经营项目，其木料卖给铁路局作枕木用或销之海外，“凡松一片为价三角五尖，樟四角三尖”（注：连横：《台湾通史·邮传志》。），脑“收价每担八两”（注：连横：《台湾通史·榷卖志》。）。再次，废止了大租户的土地业主权，亦促使他们将土地资本转向工商业，有利于土地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台湾著名大租户林维源投资蚕桑局，并自任总办，便是一例（注：连横：《台湾通史·农业志》，谢源水：《台湾之蚕业》。）。

　　　　三

　　刘铭传开发台湾的关键一着是兴办新式军民用工业企业，而核心则是民用工业企业。他兴办的军用企业有军械机器局、军装局、火药局、硝药局等，经营形式全为官办；民用工业企业有伐木局、电报总局、招商局（设在新加坡）、台湾通商总局、煤务局、煤油局、铁路总局、蚕桑局等；民用公共事业有官医局、官药局、清道局以及邮政总局等。经营形式有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注：参见连横《台湾通史·城池志》及吴幅员：《台湾经济年表》，《台湾经济史四集》。）。在他的鼓励下，江浙商人集资五万两，在台北城内创办了一个完全商办的“兴市公司”，即旅馆客栈业，“以栖商贾”（注：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商办的“永和兴”茶叶公司亦在1887年创办（注：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第56页。）。台湾商办制糖工厂，刘铭传也“乐于资助”（注：Luding Riess（德）：《Gesehichte der Insel Fomosa》（《台湾岛史》）；《台湾经济史三集》第34页。）。

　　刘铭传曾经说过：“台湾既为我国海防之要，当此建省之时，宜速振兴殖产，招徕工商，以为富强之计”（注：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第69页。），而“欲致自强，必致富”（注：《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49页。），欲致富又必须“通商惠工”。由此可见，“求富”是刘铭传致力于台湾开发的根本目的。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把它的产品当作商品来生产”；“第二点，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作为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注：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033—1034页，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不待说，官办、官商合办、官督商办的民用工业企业具备着上述的两个特征。即使是官办的军用工业，在刘铭传“求富”指导思想支配下也日益显示出这两个标志特征。例如刘铭传规定军器局除制造枪炮子弹外，还兼办“以机器切锯林木”事，不仅“配售上海，并为铁路枕木之用”（注：连横：《台湾通史·城池志》。）；同时还承担建造和修理铁路车辆事宜（注：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第71页。）。军用工业的作用明显地转到为民用服务方面，其资本主义的性质也就非常鲜明了。

　　刘铭传的这些以“求富”为目的的经济活动，正是发生在外国列强对华经济侵略急剧加强的时候。从1886年到1894年，这期间祖国的边疆危机略有缓和，而贸易危机又接踵而至。1885年到1894年这十年间，对外贸易的总数达二十三亿两，入超达两亿六千万两，约为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的四倍左右（注：戴逸：《洋务历史试论》，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中国近代史论文集》上册，第503页。）。洋货似决堤的狂潮一样，冲击着中国的经济市场和经济结构。这必然与刘铭传为“求富”而进行的开发活动相冲突。他曾说：“不能不与敌争利。”（注：《洋务运动》第六册，第249页。）

　　为“求富”而“与敌争利”的第一步就是“商战”。台湾开港以后，外国商轮接踵而至，其中英国的邓特公司的猛浪号（159吨）、怡和洋行的文达斯克号（159吨）常往来于淡水、香港、上海之间；其后英商开办德忌利斯（Dougles）航运公司，还辟定期航路，往来于安平、淡水、厦门、汕头，香港间，不久接受怡和、嘉士、德记等洋行的投资，成为集资百万的股份有限公司，于是“台湾航运遂为所揽矣”（注：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刘铭传抚台后，即于1885年以飞捷、威利、万年青三汽轮航行台湾与祖国大陆香港间与之抗衡。翌年六月，又募商股四十万元，另加官资十万元，在台北大稻埕设立商务局，内设轮船公司，以新购来的驾时、斯美两艘载货重、质量好、速度快的新汽轮经营台湾航运，“远至新加坡、西贡、吕宋”等地（注：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同时函招上海招商局汽轮到台经营，鼓励江浙闽粤籍商人的帆船参加航运，以“杀外船之利”。他又考虑到台湾对外贸易以茶叶为大宗，而台湾地处东南一隅，难以迅速掌握世界市场信息。为此又设立电报总局，架设海底电线两条，一自台北沪尾海口直达福州川石山，长二百一十七公里，一自台湾安平海口至澎湖岛的妈宫港长九十八公里；陆路电线三条，一自台北至基隆，一自台北至沪尾，一自台北至台南，全长四百七十五公里。从此台湾水陆电线衔接，不仅“省内省外瞬息相通”（注：刘大年等《台湾历史概述》，第50页。），而且“和世界的电报体系直接地发生联系”（注：Luding Riess（德）：《Gesehichte der Insel Fomosa》（《台湾岛史》）；《台湾经济史三集》第34页。），对贸易促进尤大。刘铭传曾颇为得意地说：“台地安设电报，于茶商最为得益。”（注：《洋务运动》第六册，第379页。）据《中国各港贸易年表统计》，自1886年至1890年，台湾的对外贸易一直居出超地位，与1885年相比，其出超额每年平均以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增长，到1890年达到三百六十三万三千四百九十七两，这在台湾近代史上是罕见的，同祖国大陆其它地方相比更是罕见。台湾史专家连横曾说：自刘铭传抚台以来，台湾贸易“出入足以相抵，且有溢过。故能百事俱举，民户殷庶，使长此以往，台湾之富未可量也。”（注：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

　　为求富而“与敌争利”的第二步，就是在台湾逐步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体系，诸如原材料工业部门的建立，机器设备工业和交通运输工业及电力工业的创办等，这标志刘铭传在台湾的开发活动向着纵深方向发展。

　　在刘铭传抚台前，外国资本在台湾就设立了一些近代工业，如美旗昌洋行曾在台北设立“旗昌机器焙茶厂”（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408页。），德商曾与台湾买办合设机器榨糖厂，台南还设立了纽西兰海上保险代理店等（注：连横：《台湾通史·列转七》。），这些工业都是适合输出台湾商品和榨取原料而设置的，从属于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侵略方式。随着各大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外国列强日益梦想台湾成为它们的资本输出基地。在台投资兴筑铁路便是这种企图的较早尝试。1886年，美国旗昌洋行派士蔑德前往台湾，趁刘铭传开发经费匮乏之际，打着帮助开发的旗号，“谒刘省帅，拟接办铁路”（注：张荫桓：《三洲日记》卷二，叶三十三上。），被刘铭传一口回绝而“无成”。但此事却触发了刘铭传迅速筹款、自行筑路的动机，在台湾官办“经费无出”的情况下，他派遣已革职道员张鸿禄、候补知府李彤恩到新加坡设立招商局，招徕南洋各岛华侨商人来台经营。新加坡、西贡等岛闽商陈新泰、王广余等复信，均愿来台投资铁路。“两月之间即招股七十万，收到现银三十余万。复经各商议购汽船两只，价银三十六万两，以补铁路之不足”（注：《台路改归官办折》，《刘北肃公奏议》卷五。），又从国库中借支银二十一万两，于是台湾铁路得以在1887年四月兴筑。铁路分南北两路：北路台北基隆段于1891年竣工；南路基隆新竹段于1893年底完工，全长约一百公里。通车后经营权归台湾铁路商务总局。刘铭传开创了中国铁路由本国招集商股、自行建筑、自己控制权利的先例（注：参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第172—174，第184—185页。）。

　　为了在“与敌争利”的过程中求富，刘铭传还开办了伐木局、煤务局、煤油局等原材料生产企业，命令军器局转向，为民用企业生产部分机器设备（如为铁路局生产机动车辆），并破天荒地进行电力开发，创设了龟山水力发电所，以“利用淡水河支流南势溪之落差”发电，“预计发电量可达750□”（由于仓促离职未成）。

　　随着铁路和原材料生产等企业部门的建立，各种近代的公共事业也兴办起来。如仿照欧洲样式的邮政总局于1888年建立，自行发行邮票，除传递公文、收寄私人信件外，从与敌争利的意义上来说，它使外商自行或委托开办的书信馆“营业大受影响，颇为不振”（注：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第67页。）；从全国方面来看，“其时大陆邮政，方由海关试办，尚未正式获准成立，而台湾邮政已能自成独立体系”（注：刘承汉：《台湾之邮政前言》，《台湾之交通史》。），台湾则占居领先地位。同年，台北地区又设立电气灯公司，归商务局管理，其灯“燃煤为之，凡巡抚布政各署机器局及大街均点之”（注：连横：《台湾通史·商务志》。），时人有“火车路远风轮疾，银电光分夜市开”之赞（注：李振唐：《宜秋馆诗词·上刘省三爵帅》，《台湾先贤集》第八册，第5172页，台湾中华书局。）。

　　所有这些，都表明刘铭传企图在台湾建立独立自主的近代工业体系，从而有效地“与敌争利”，并在争利的过程中达到“求富”的目的。在他抚台的七年中，这个目的可说是初步奏效。据统计，在刘铭传离职前，台湾财政年均收入共三百九十六万二千三百二十五两，其中脑磺盐课项收入五十三万两，约占13．4％；海关税收、船钞项收入九十九万六千零六十九两，约占25．1％：厘金项收入六十七万零六百四十两，约占17％；田赋及各种地租项收入七十六万零六百三十二两，约占19％；而商务、铁路、电报、煤务、伐木等新式民用企业项收入却有一百万零四千九百八十四两，约占总数的25．4％。显然它与其他项目相比，居于领先地位（注：参见连横：《台湾通史·度支志》附录《建省以后岁入总表》。）。这表明，在台湾的国民经济中，资本主义的成分已占居重要比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较大的发展。

　　　　四

　　随着台湾的开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台湾开始发生和发展，社会关系随之也产生各种变化。

　　由于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的新式民用企业的举办，一部分地主官僚（如林维源、林文钦、林朝栋）、买办（如李春生）、商人（如林福谦）向这些企业投资：同时祖国大陆的地主官僚、买办、民族工商业和南洋各地的华侨商人也把台湾作为投资的场所。这样一方面开始瓦解旧的封建生产方式，另一方面促使地主阶级向资产阶级转化。如两江总督曾国荃和航政大臣裴荫森就曾向台湾基隆煤矿各投资二万两白银（注：《洋务运动》第七册，第79页。）。由于台湾的开发受到互相勾结起来的外国列强和清王朝的阻挠和压制，刘铭传也因将基隆煤矿交给商人承办，受到清廷革职留任处分。与之相对立的则是近代产业工人在台湾开始出现。台湾近代产业工人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台湾本地的贫苦农民、破产的手工业工人及士兵，例如基隆煤矿的绝大多数工人就是居住在附近的贫苦农民，军器局的绝大多数工人由士兵充当，邮政局工人则由汛兵改行担任（注：连横：《台湾通史·军备志》。）；其二是从闽粤等省乃至出洋华工中招来的。鉴于台湾地广人稀、兴办新政工人缺乏的困难，刘铭传曾以资助旅费等方法广泛招徕移民到台湾当近代企业工人。如兴筑铁路，“路工亦多闽粤人，有至新旧金山者。”（注：连横：《台湾通史·榷卖志》。）

　　随着台湾开发的需要，刘铭传对人才的开发也很重视，他大力招揽人才，重金“聘延教习，就地育才”和“借才异国”，使当时台湾“教育为之一新”（注：连横：《台湾通史·教育志》。），学习西学的风气日开。仅以台湾西学堂开办为例，“一时闻风兴起，胶庠俊秀，接踵而来。”（注：《中设西学堂招选生徒延聘西师立案折》，《刘北肃公奏议》卷六。）学西学除了近代的科技文化知识以外，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及共和国等思想也影响着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如在刘铭传离职后的四年，台湾被清廷割让给日本时，在形势剧变的情况下，刘氏任内培育出的以邱逢甲为首的爱国知识分子，在台湾设立议会，成立台湾民主共和国，改元永清元年，“恭逢正朔，遥作屏藩。”（注：《台湾民主共和国宣言》，转引自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第11页。）这可以看作是台湾经过刘铭传资本主义开发后的政治思想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