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天智

政治认同危机（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ｒｉｓｉｓ）是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上一个长期而显著的现象。知识精英是时代的神经，感受时代疾痛，传输危机信号，引领政治发展方向，是其最重要的使命。近代中国的政治认同危机首先发生于知识精英群体。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的深化及其为调适认同危机心理对中国政治出路的探求，对近代政治发展有不可忽视的影响。本文拟以晚清为中心，对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的发生、深化、调适及其与近代政治发展的关系作一些初步的探讨（晚清以后部分另文探讨）。

一、“千年变局”与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的发生

政治认同，是“指人们在社会政治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人们在一定社会中生活，总要在一定的社会联系中确定自己的身份，如把自己看作是某一政党的党员、某一阶级的成员、某一政治过程的参与者或某一政治信念的追求者等等，并自觉地以组织及过程的要求来规范自己的政治行为。”１如果一国国民共同的归属感和自我规范意识出现了淡化、动摇乃至崩溃的现象，这就是政治认同危机。政治认同危机发生的社会根源大致可以归为两类：激烈的冲突或斗争，急剧的社会变革或发展。当然，这种区分主要是为了理论探讨的方便，现实中政治认同危机的发生更多的是两类原因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结果。政治认同危机的产生和发展一般都会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根据认同危机的对象不同，大致表现为对政策的认同危机，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危机，对政府权威认同危机和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危机的序列。而根据人的认识发展过程，可以表现为：认知层面、情感层面和价值评价层面的认同危机。

近代以前，中国知识精英中发生频率较高的政治认同危机主要有两种：对暴政的认同危机和对异族统治的认同危机。二者都是处于认知和情感层面，主要针对政策的认同危机。对于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近代以前的知识精英有高度的政治认同。从政治制度层面来看，从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以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虽然有无数的皇帝和王朝被推翻、颠覆，但君主专制制度始终是稳固的，且专制程度有不断加强之势，造成了民众对民主的“无意识”，形成了顺从和依附型的政治人格，对君主专制有高度的认同甚至依赖。从政治价值层面来看，虽然儒学屡经嬗变，但自秦汉以来，这种具有强烈自我意识和入世精神的思想体系一直是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长期受其熏陶的民众对儒家思想及儒学政治价值体系深信不疑。在这样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环境中，民众对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形成的是一种近乎本能的自我认同。尽管中国古代也不乏“非君”和“非儒”的言论，如明朝的李贽反对“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２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提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３ 但这些“非君”言论的目的并不是要“废君”，而是企望出现圣君、明君；其价值趋向不是否定君主制，而是追求完善的君主制。

然而，鸦片战争之后，知识精英不惟对政策，而且对政府权威、政治制度和传统政治价值体系的认同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危机。这种政治认同危机的发生，其原因与其说主要来自内部，不如说更多地是西方冲击的结果。时人把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局面称之为“数千年未有之奇变”，尽管不无夸大之嫌，但就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冲击和影响而言，鸦片战争确实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次冲击。首先，就发展程度而言，以往的征服者大都处在前工业社会，发展程度低于中原。尽管小农经济在战争中可能会受到一些破坏，但无论哪一次冲击，都并不威胁小农经济作为经济基础的地位。而来自西方的列强所代表的是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中国的现代工业，资本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全世界，把一切落后民族卷入到资本主义的体系中。鸦片战争之后，作为经济基础的小农经济开始解体。与此相适应，在生活方式上，分散的、封闭的农村开始被聚居的、开放的城市所取代，尽管这个过程在中国十分缓慢。而现实的这种变化必然要求人们观念的更新，以往高度同质的、停滞的政治观念必然发生分化和动摇。

其次，就政治发展水平而言，历史上入侵的少数民族大都处于游牧或由游牧向农耕过渡阶段，其政治的制度化水平和政治思想的成熟程度大都远不及中原。相反，西方列强所代表的是正在兴起的世界第一波民主化潮流。这种高位民主的价值合理性通过战争中的高效和强大充分体现出来，迫使中国人在救亡和图存的过程中逐步地去了解、借鉴乃至于去学习、移植西方的政治学说和政治制度，并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传统政治。

再次，从地域和民族关系来看，历史上来自北方的少数民族与中原在地理上山水相连，在相貌特征上也比较相似，少数民族的统治在心理上也更容易接受。而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来自海上的大规模入侵，更没经历过来自西方的相貌迥然不同的“夷人”的大规模入侵。从而养成了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万国中心”、“天朝上国”观念。因此，鸦片战争后的局面给中国人造成认同困难和心理落差也就更大。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打破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而使之被迫面向世界，结束了中国停滞的历史而使之被迫迈向近代。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政治既是矛盾丛生、冲突频仍的，又是急剧变革的，中国社会从经济结构、政治架构到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迅速的、不可逆转的变化。矛盾与变革纠合在一起，使中国人既舍不得抛弃传统，又不得不面对现实；既要正视西方，又要重新审视自己。现实中的矛盾和变革必然反映为人们思想认识的歧异和深化。鸦片战争之后，中国知识精英从批评清政府的政策到要求改革政治体制，进而对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和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价值体系的合理性都提出了质疑，他们对传统政治的认同危机随着现实危机的加深不断深化。

二、政策——政体——政制：近代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的深化

从鸦片战争到清帝退位的半个多世纪中，伴随危机的加深和变革的加剧，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认同危机的深化过程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最早开眼看世界的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为代表。第二阶段从《北京条约》签订到甲午中日战争，代表人物是冯桂芬、王韬、郭嵩焘、郑观应等人。第三阶段从甲午战争到清帝退位，以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严复等人为代表。

士大夫批评朝政，指陈现实政治的积弊，虽然在历朝历代都有，但鸦片战争爆发前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主题，则赋予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人的思想言论以认同危机的形态。鸦片战争不仅暴露了社会矛盾，而且加剧了统治危机。这批思想开放的知识精英从改良社会、挽救危机的立场出发，对清政府的政策提出诸多批评和建议。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批评苛政、吏治，抨击“衰世”。龚自珍敏锐地体察到当时“四海变秋气”，“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时代特征。他批评官吏：“知车马、服饰、言辞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４抨击当时的时局是“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５其次，批评关系国计民生的“漕运”、“河务”、“盐政”的效率低下和贪污、浪费惊人。“漕运”、“河务”和“盐政”一直是清朝的“要政”，也是这一时期知识精英批评的最主要目标。作为学者的魏源在这一时期写下了《筹漕篇》上中下、《畿辅渠议》、《上陆制府论下河水利书》、《湖广水利论》、《湖北堤议》、《江南水利全书叙》、《东南七郡水利略叙》等名作。而作为官员的林则徐在这一时期不仅有诸多批评“河务”、“盐政”和“漕运”的奏折，而且曾亲任东河河道总督，对“河务”政策进行了诸多改革尝试。再次，批评政府对“夷人”和“夷务”的懵懂无知，提出加强边疆历史地理研究和“师夷”以“制夷”的思想。这批知识精英敏锐地预感到西方入侵对中国的严重威胁，并从避免和挽救危机的角度做了很多探索。魏源在这一时期不仅写了《圣武记》，以记述清朝先祖武功的方式激励当时的朝廷励精图治，而且在《道光洋艘征抚记》和《海国图志》中对清政府的“夷务”政策提出诸多批评。林则徐在这一时期不仅编译了《四洲志》、《各国律例》和《华事夷言》用来了解世界，而且因实践中“开眼看世界”的举措和不同于清政府妥协政策的抵抗行为而获罪。

就认同危机的层次而言，该时期主要是对政策的认同危机，并没对政治体制和政治制度的完美性产生怀疑，更没有动摇对传统政治价值体系的信仰。就认同危机的影响而言，该时期主要是知识精英个人的行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也极为有限。正如左宗棠所说：“书成魏子殁，廿余载事局如故。”６但鸦片战争后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的发生，其意义不在于其所达到的深度，也不在于其在当时所引起的人们的警醒程度。而在于：首先，思想坚冰上终于出现了一个缺口。由于清政府的思想压制，造成了鸦片战争前后思想界“万马齐喑”的“可哀”局面，知识分子的政治疏离感、政治冷漠情绪浓重。鸦片战争后龚、魏、林等人指陈时弊、议论政治，重倡经世致用的学风，激起知识精英关心国事、参与政治的热情和勇气，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作用。其次，龚、魏、林等人最先预见列强对中国侵略的严重性，超越“封关”与“抚夷”的争论，提出“师夷”以“制夷”的应对思路。这种思路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也代表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起了“创榛辟莽，前驱开路”的作用。

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起到甲午中日战争，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的范围、深度和影响都有所发展。他们在继续批评清政府的政策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对政策背后的政治体制的合理性产生了认同危机。首先，他们开始看到中国传统政治体制的种种积弊。王韬用颇为尖刻的语言批评中国的政治体制说：“今观中国之所长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７其次，他们看到中国之所以败于西方，不仅仅是因为“器”不如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政”不如人，冯桂芬在其著名的《校邠庐抗议》中指出，由于政治体制的原因导致中国至少在四个方面不如夷：“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８再次，该时期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已经开始触及政治体制的核心内容，即君主集权的权力体制。王韬认为君民相隔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他说：“我中国人民为四大洲之最，乃独欺藐于强邻悍敌，则由上下之交不通，君民之分不亲。一人秉权于上，而百姓不得参议于下也。”９郑观应也认为 “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君主“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为所欲为”，１０乃是中国政治的大病。

正如梁启超所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１１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中国带来了空前辱国的《马关条约》，但深重的灾难又是精神上的强击，痛苦的深化往往与认识的升华同步，甲午战争促成了知识界认同危机急遽深化。甲午战后，知识精英政治认同危机开始触及传统政治制度和政治价值体系。首先，开始突破“天不变，道亦不变”观念的硬膜。“天道观”是传统政权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之一，它赋予君主专制以超验的、不容置疑的权威。甲午战后，知识精英反思巨变的伤痛，开始用进化论的眼光来审视传统“天道”观念指出在当时的情形是“变亦变，不变亦变”，并且“能变则强，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１２其次，传统政治的价值支柱，即儒学伦理及其政治价值观遭到全面批判。儒学伦理及其价值观是传统政治的另一合法性源泉，它为君主政治提供经验的、伦理的论证。甲午战后，几乎所有的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的批评都涉及儒学。谭嗣同更是把儒学归入“网罗”，并发出冲决“网罗”的呐喊。最后，知识精英对君主专制的根本政治制度产生了认同危机。康有为等虽然还打着孔子的旗号，并始终效忠于光绪皇帝，但其真正的政治理想是以君主立宪取代君主专制。而孙中山则是明确打出革命的旗帜，公开提出要以“民国”取代君主专制。

三、介绍——仿行——移植：近代知识精英的心理调适和政治探索

随着政治危机逐步加深以至几乎达到“亡国”、“灭种”的程度，知识精英的认同危机也逐步发展到触及根本制度和政治价值体系的深度。探求化解危机的办法，寻找中国政治的出路，是知识精英调适失衡的心理，重新找回重心感和方向感，重建政治认同的必然要求，更是关乎民族存亡的大事。而在探寻中国政治出路的过程中知识精英一致发现，传统的思想武库中已很难找到有效应对危机的武器。于是，知识精英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泰西”。他们对西方民主政治由羡慕地介绍，到要求在体制内仿行，最后到全盘移植。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认同危机深化的过程，就是对西方民主政治认识清晰化和追求强烈化的过程。

在最早开眼看世界的龚、魏、林等人眼中，西方政治的映像虽然还很朦胧、遥远，但在其著作中对“泰西”政治已多有介绍，而且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称颂之意。最早触及“西政”的魏源，在其著名的《海国图志》中对英国议会制和美国式的民主都有介绍，而尤以对美国的政治制度介绍为详细。他说美国：“（总统）匪惟不世及，且不四载而受代，一变古今官家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为公乎！”而且：“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独舍洵同。即在下预议之人（国会议员），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１３“公”和“周”的评价表明了魏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赞许态度。

在此期间，对西方民主政治介绍和评述最详尽的是徐继畲的《嬴环志略》。他不仅详述了西方政治的组织机构、制度设置、运行程序，而且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政治的历史沿革。他介绍英国两院制说：“一曰爵房（贵族院）、一曰乡绅房（平民院）……国有大事，王谕相，相告爵房，聚众公议，参以条例，决其可否，复转告乡绅房，必乡绅大众允诺而后行，否则寝其事勿论。”经过如此严格的程序，就可免除中国式的武断。同时，这种制度还有利于民情、民隐的上达。“民间有利病欲兴除者，先陈说于乡绅房，乡绅酌核，上之爵房，爵房酌议，可行则上之相而闻于王，否则报罢。”１４他赞许美国政治制度说：“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１５

在１９世纪６０年代以前，西方在中国知识精英视野中仍是遥远而朦胧的，他们对西方政治的了解和介绍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存在一些臆想的成分，而且“西政”并不在其“师夷”的范围之内。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介绍是近代对中国民众最早的政治启蒙，尤其对受君主专制几千年笼罩、从未享受过民主阳光的中国民众来说，无异于希望的曙光。

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９０年代，一方面，知识精英对传统政治的认同危机逐步深化；另一方面，随着与西方交往的日渐深入，尤其是洋务运动中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知识精英的视野逐步开阔。他们对中国出路的探求也开始由羡慕地介绍“西政”发展到主张仿行“西政”，尤其是在君主制的制度框架内仿行议会制。在他们看来，西方强盛的根源在于其民主政体。出使英国的郭嵩焘说：议院为英国的“立国之本”。陈炽也认为议院为“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１６而当时主张在中国仿行议院最力的是郑观应，他在《盛世危言·议院篇》中不但阐述了中国行议院之益，甚至对中国议院的设置及运作做了设计：“本中国乡举里选之制，参泰西投匦公举之法，以遴议员之才望。复于各省多设报馆，以昭议院之是非，则天下奇才之士，才智之民，皆得竭其忠诚，伸其抱负。君不至独任其劳，民不至偏居于逸，君民相洽，情谊相孚。”而且，郑观应把设议院看成救中国政治之弊的根本途径，他说：“欲行公法，莫要于张国势；欲张国势，莫要于得民心；欲得民心，莫要于通下请；欲通下请，莫要于设议院。”１７与此同时，王韬的《弢园文录外编·重民》、陈炽的《庸书外编·议院》、汤震的《危言·议院》、何启与胡礼垣的《新政真诠·新政议论》等都提出了在中国仿行议院的要求，并对中国的议会和议会制度作了初步的设计。

１９世纪６０－９０年代，知识精英的议会制主张限于制度内的模仿，没有超出君主专制的制度框架，在思维方式上还没摆脱“西政源于中土”的定势。但就其要求的内容来看，已开始触及君主专制的核心：君主集权。从中国政治发展的角度看，这一时期知识精英的主张对后来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有重要影响，而且从这一时期开始，议院作为中国人眼中“西政”的主要标志而成为政治上追求的核心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时期思想家的主张，起到了为后来的政治发展营造舆论的作用。

甲午战后，外患大大加深，亡国的危机迫在眉睫。“四万万人齐泪下，天涯何处是神州。”救亡图存成为当时知识精英最强烈的心理诉求。要救亡必须变革政治，而变革的范围，已不能仅限于制度框架内对西方政治的模仿。他们所追求的已不再仅仅是“参政权”，而是要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取代君主专制制度。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虽然仍仰赖光绪皇帝来推行他们的变法主张，但就其变法主张的内容看，已经超出了君主专制的制度框架。他们的政治设计，是希望通过以日本为榜样的变法道路，移植西方的议会制和三权分立制，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而以孙中山、黄兴等为代表的革命派的政治理想，是要“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建立“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合众政府”。正如孙中山所说：“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独见而创获者。” １８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政治蓝图，更多的是以欧洲之学说事迹，即以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为蓝本，结合中国历史和国情的发展。至此，虽然在知识精英中还存在改良与革命和立宪与共和的分歧，但通过移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路径来推动中国政治发展，已成为知识精英的共识。

四、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与中国近代政治发展

作为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对中国近代政治发展有着复杂的影响。作为传统社会中君主政治重要支撑力量的知识精英在鸦片战争之后对君主政治的认同危机逐步加深，对君主政治的支持日渐减少，使清政府的权威和合法性不断丧失，政治动员和政治整合能力逐步下降，导致它无法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和资源，难以有效推行其改革政策。尤其是到清末新政时期，虽然清政府的政治改革迈出了较大步伐，但“改革成了革命的催化剂”。１９改革措施既不能满足立宪派的要求，也不能得到革命派的认同，相反，改革加深了知识精英对清政府的不满，最后宪政改革实际上成了革命的导火线，清政府寻求政治革新的努力归于失败。因此，知识精英的认同危机一方面使清政府在体制内寻求政治革新的努力和实践的效率大打折扣进一步降低了其本来就乏力的应对现代化挑战措施的效能。但另一方面，知识精英的认同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加速了专制政治退出中国历史舞台的步伐，间接地推进了中国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同时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及其为应对危机对中国政治出路的探求，又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直接的重要的推动力量。首先，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起到了唤起民族觉醒的作用。救亡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前提和重要内容。而要挽救近代以来中国的危机，必须唤起民众对危机的认识。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表现出普遍的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他们述说世界大势，指陈中国政治弊病，警示民族危机，高呼救亡图存。鸦片战争之后知识精英的大声疾呼，营造了“危机”和“救亡”的舆论氛围，逐步唤醒了民众的民族危机意识。而民族的觉醒正是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最重要动力。

其次，近代知识精英在政治认同危机策动下的政治行动对近代政治发展起到了直接推动作用。近代知识精英不是仅仅坐而论道，而是起而躬行。这既表现为体制内的批评时政，向当局施加压力，或者上书言事，向朝廷提供建议，甚至直接参与朝廷的政治改革；更表现在体制之外发动、组织和领导革命运动上。

再次，近代知识精英的政治认同危机还对政治发展起到了引导作用。近代知识精英以强烈的责任意识，对中国政治的出路做了不懈的探求，设计出多条政治发展的道路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模式。尽管这些道路和理想未必完美，但向西方学习和实行民主化是所有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正是在这些不同方案的相互论辩和竞争中，中国政治发展逐步明确了它的方向和目标：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应当指出，尽管由于时代的限制，近代知识精英对民主宪政的追求带有浓厚的工具理性的色彩，对民主和宪政多有误读和错解，对后来中国的宪政也有一些负面影响，但其在中国近代政治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应该被忽视或低估的。

注释：

１《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５０１页。

２李贽：《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３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４龚自珍：《明良论二》。

５《西域置行省议》，《龚自珍全集》上册，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１０６页。

６左宗棠：《重刻海国图志叙》，《左文襄公全集·文集》卷一。

７王韬：《变法中》，《弢园文录外编》。

８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下卷。

９王韬：《重民下》，《弢园文录外编》。

１０１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３３１页。

１１梁启超：《戊戌政变记》，附录一《改革起原》，中华书局１９５４年版第１３３页。

１２康有为：《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

１３魏源：《外大西洋墨加利洲总叙》，《海国图志》（百卷本），卷五十九。

１４１５徐继畬：《嬴环志略》卷七，卷九。

１６陈炽：《庸书·议院》。

１８《孙中山全集》（七），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第６０页。

１９参见塞缪尔·Ｐ·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华夏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９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