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哲永

    “桃李满杜门，同心结恒社”。这是恒社弟子对乃师杜月笙的两句誉词，也是恒社缘起的一个原因。在上海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杜月笙住宅第一进大厅上，悬挂着黎元洪总统的秘书长饶汉祥撰赠的一副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三千客”谓谁?达官显要、社会名流、文人学士、青帮徒众等各色人品也。有了“三千客”，便有了恒社；恒社正是在“三千客”的基础上产生的。恒社是帮会的变种；它源于青帮，而又高于青帮，是青帮的超级组织。

    　　一

    恒社是以杜月笙为核心的封建家长制组织。成立于1932年11月19日；1933年2月25日举行正式开幕典礼。恒社从成立伊始，一切决策和活动，都以杜月笙的意志为转移，唯杜之命是从，凭杜决断是遵。

    恒社的社名，是国民党要人陈群代起的，“恒社”两字，由“月笙”两字化解而来。《礼记》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隐约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以他立身处世为准则的意思。还制定了一个社徽，中间是一座大钟，钟上悬挂一轮明月，四周有十九颗星星围绕。十九颗星星代表恒社十九名发起人，那座大钟，即“镛”字(杜月笙发迹后，改名杜镛)的象征。据《尔雅·释乐》云：“大钟谓之镛”。钟上所挂明月，也是“如月之恒”的意思。“众星拱月”，月盖众星，恒社者，杜月笙一人主宰之社团也。陈群巧取“恒社”之名，足见其用心良苦了。

    杜月笙之重之尊，经他门生的发挥更加淋漓尽致。恒社成员、当时全国邮务工会委员赵树声在恒社成立三周年纪念特刊上，发表了题为《如何求其恒》一文说：“本社之组织，……其最重要之组织因素，厥为赞助人杜先生之中心作用，……本社之创设与进步，乃完全托命如此中心作用，亦谁曰不可。”（注：《恒社月刊》第11期合刊。）恒社重要骨干陆京士说得更露骨，他为这期纪念特刊写的文章中，反复强调杜月笙的“中心”和“领袖”作用，号召同人时刻为杜“效犬马之劳。”（注：《恒社月刊》第12期合刊。）

    十九颗星星绕月，暗示恒社发起人是十九位。其中包括陆京士、朱学范(两人均为邮电工会负责人)、唐承宗(国民党吴淞保卫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徐懋棠(汇丰银行买办)、唐世昌(《申报》编辑)、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三人是上海社会局官员)、东云龙(逸园跑狗场总经理)、鄂森(名律师)、周孝伯(学运头头，后任律师)、孙祥簋、傅瑞铨(两人是富商)、洪雁宾(招商局船务科长)、张颂椒(四明银行经理)、黄振东(华新进出口公司经理)、蔡福棠(长丰地产公司经理)、江肇铭(杜开山门弟子、大世界总经理)等。他们都是杜月笙的学生和心腹，工、商、学、政、军都有，并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活动能量。1932年11月19日，在八仙桥青年会办事处宣布恒社成立。十九名发起人均被选为第一届理事，这都是杜月笙事先圈定的。洪雁宾、陆京士、周孝伯、徐懋棠、蔡福棠、黄振东、江肇铭、孙祥簋等九人为常务理事，唐世昌、唐承宗为候补常务理事。杜月笙为名誉理事长。1933年2月，恒社经国民党社会部正式批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开幕这一天，法租界当局派员列会祝贺，报刊上也发表了特大消息。

    恒社社址最先设在法租界的爱多亚路(今延安东路)，后迁马浪路(今马当路)，抗战胜利后，用60条黄金向汉奸陶雪生购买了一幢房子，地点在建国西路，作为恒社的“永久社址”。但真正的办公地点则在杜的家里，遇有重大事宜，由杜邀请陆京士、洪雁宾等少数几人，或在床前，或在案头，或在餐桌，借箸代筹，边议边决。一切由杜月笙点了头，其他人奉命执行。有人说：“恒社子弟以杜月笙的趋向为趋向，立场为立场，荣辱为荣辱，依归为依归，步伐一致，义无反顾。同时，他们也以师门的兴趣为兴趣，嗜好为嗜好，亦步亦趋，敏行纳言，俱嗣芳躅。”（注：章君 ：《杜月笙传》第4卷。）这虽是奉承谀词，但杜月笙对恒社有绝对权威，恒社弟子以老头子的志向、意趣、爱好为准绳，是毫无疑问的。

    恒社成立初期，社员人数不到100人，至1936年增至520人，对外号称“八百弟子”；抗战胜利后，发展到1500人。在战前“八百弟子”中，经常出入杜公馆的，只有100人左右。杜月笙对这“八百桃李”并非个个熟悉，主要是通过万墨林（注：万墨林为杜氏表亲兼管家，然非恒社成员。）和陆京士去“联络感情”的。他得意地说：“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便是。”（注：《杜月笙传》第2卷。）

    为了加强家长制控制，社员入社前，要填写一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用红纸正楷书写，表上立下“谨遵训诲”的誓言。此外，还要缴纳一份与本人身分、财产相称的“入社费”，作为孝敬老头子的“贽礼”。这个手续先通过万墨林这一关，待“履历表”和“贽礼”送进去，经杜点头同意，再举行一次“拜师典礼”，才算正式社员。这张祖宗三代的“履历表”，不仅是了解门徒的“档案袋”，也是杜月笙卫冕的“护身符”。有朝一日某人“变了心”，“欺师灭祖”，便可翻出这份“履历表”拜师帖，上门算帐。可见，“家长”不仅管理“家人”，还有制服“家人”的法宝。

    从杜月笙用人标准看，也可窥见家长制统治的端倪。杜有独特的用人标准，他有四句名言：“有本领而无脾气者居上，有本领有脾气者居中，无本领亦无脾气者三等，无本领而有脾气者为下。”所谓“无脾气者”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能无条件地服从杜的旨意，唯唯诺诺，亦步亦趋，不发脾气，这是他理想的人才。那些个性独立，不会盲从，强之所为，必发“脾气”者，本领最好，学问最高，在杜月笙看来，也只能算作中等人才。这是“一言堂”家长制作风的体现。

    显而易见，杜月笙是恒社的主宰，恒社是杜月笙的工具；杜月笙组建了恒社，恒社烘托了杜月笙。可以说，恒社是帮中之帮，一家之帮，为杜月笙建立“帮天下”奠定基础。随着恒社发展壮大，遍及全国，这个“上海杜月笙”便成为“中国杜月笙”了。

    　　二

    恒社是杜月笙发迹后的产物。

    杜月笙原名月生生，又写作月生，因生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阴历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而得名。“飞黄腾达”后，有人根据《周礼·大司乐疏》：“东方之乐谓笙，笙者生也；西方之乐谓镛，镛者功也”之义（注：杨威：《杜月笙外传》第133页。），给他改名“镛”，号月笙。他是上海浦东高桥人，其父杜文庆曾在杨树浦开爿小小米店，一家人借此度日。四岁那年，母亲病亡；到了六岁，父亲也去世了，依靠外祖母抚养，在浑浑噩噩中度过童年。十五岁时(1902年)，他“一肩行礼，两手空空”（注：《杜月笙传》第2卷。），出外流浪，在浦东八字桥头与外祖母洒泪告别，表示要“一身光鲜”后再归故里。

    行行重行行，杜流浪到十里洋场。投靠在十六铺张恒大水果行当账房的伯父杜阿庆，由阿庆介绍，进入“宝大”水果行当伙计，因赌钱误工不长进，被老板停掉生意。失业流离，人海茫茫，杜就在十六铺一带流浪，成为码头瘪三。“宝大”水果行的账房黄文祥见他可怜，背着老板把较次的水果当烂水果批发给他，同时，他又和一些“同病相怜”的朋友如号称杭州白相人阿发等一起，溜到江边水果船上去“挖篓包”，偷些新水果掺在一起，沿街叫卖，故称“水果月笙”。他生活凄苦，又爱赌博，冬天穿不上棉袄，夏天常常赤膊，又得了“蜡光月笙”的浑名。

    潦倒期间，他结识了一些青帮人物，便拜青帮“通”字辈的陈世昌为老头子，排行“悟”字辈。后经黄振世等人介绍，到黄金荣家当差。据说黄老板身边有八个生：徐福生、马祥生、顾掌生、吴榕生……，由于杜月笙为人机灵，办事认真，“一笙独先，后来居上”，很快得到黄金荣夫妇特别是黄妻林桂生的赏识，经历了厨房(跑腿)、闺房(服侍桂生姐)、厅房三个历程，杜月笙很快变为黄公馆的臂膀、心腹，成了黄金荣烟(鸦片烟)、赌(赌台)两大事业的得力干将。他沿着烟、赌两条台阶步步高升，很快成为海上闻人。

    杜月笙贩运鸦片经历了三部曲：一曰偷和抢，二曰控制烟土行，三曰垄断经营。

    1923年的《时报》曾报道：

    “有土贩由汉口夹带川土一万余两，分装两个大皮箱，及其他行礼一件，附搭日清公司(日商经营)岳阳丸轮船来沪，停泊浦东张家浜码头。当由该处湖北人雷鸿见担任保价运送，不料事被当地土匪帮杜某等得悉，向雷争夺保险未遂，突于是夜二时许，纠集党徒十余人，各执斧棍，乘坐划船，在浦江守侯。雷等未及预防，冒然登轮提土，再经运上划船，即被杜某等拦住，所有私土悉遭劫夺无遗。雷以势力不敌，又无力赔偿，不得已于昨日向警厅告发，当经侦缉队长派队士吴荣福等渡浦，按名拘拿，若辈已杳然无踪迹，仅获划船夫一名带厅押候审讯。”

    同年，《时报》还刊载，杜的徒弟又到大通路李姓家中，抢去价值24000元的烟土数箱，装上汽车逃走。可见，这时杜月笙虽有了一定势力，但还未成为一等大亨，他还得亲自参加烟土抢劫勾当。报刊也无顾忌地指名揭露他。

    抢土生意“兴隆”后，杜月笙与林桂生一起策划，在法租界维祥里开了一爿“三鑫公司”，由黄金荣(开始不出面，坐地分赃)、金廷荪(后由张啸林取代)、杜月笙三人合伙兴办，社会上称“黑老鸦”公司，专事鸦片走私贩卖，每年收益高达5600万元。公司实权掌握在杜月笙手里。当时法租界有十家大土行，统统由杜月笙操纵，其他四十多家大小烟馆，则由这十家商行分别掌握。杜月笙还与两湖、四川、闽粤甚至东北军阀勾结，贩运大批烟土来沪，从中牟取暴利。杜月笙每月单是“孝敬”法租界工部局的“特别费”就有18万元，他自己分到的利润高达几百万元。他甚至还和“党国要人”宋子文等勾结运销烟土：“1930年，宋子文亲自同杜月笙作出一项安排，在国民党军方保护下，把700箱波斯鸦片运到上海，参预运输的各方面，包括宋子文在内，都得到了佣金。”（注：西格雷夫：《宋家王朝》第316页。）

    除了在“鸦片王国”中发财外，杜月笙还在“赌博乐园”中聚敛。十里洋场，赌博五花八门，高级的有跑马、跑狗、回力球比赛，其次是赌场。当时鸡鸭弄、满庭芳、吉祥里、福康里以及南市十六铺等地，赌场林立，赌客如蚁。其中大赌场有四处，尤以法租界福煦路181号赌场为最大。房子占地数十亩，内中有花园、亭台、草坪。三层大洋房中，底楼中厅放着八张三十六门轮盘赌台，大厅的四周，还有数不清的小赌台、摇摊、梭哈、押宝、麻将、牌九、彀子，色色俱全。杜月笙、张啸林等雇有大批“抱台脚”，充当保镖，每天赌博抽头高达十万、几十万。随着烟、赌生意隆盛，杜月笙财运亨通，昔日的穷瘪三，一跃而成为大财神了。

    在经营赌台和运销鸦片中，形成了一支庞大队伍。

    当年上海滩抢土闹得最凶的是十六位“头角”人物，他们以八人为一组，各人手下都拥有众多的徒子徒孙，称之谓“大八股党”。“大八股党”的头面人物是沈杏山、季云青、杨再田、饱海筹、郭海珊、余炳文、谢葆生、戴步祥。他们的据点设在英租界，并与上海两大辑私机构永警营、缉私营以及英租界巡捕房相勾结，八股党头脑还曾担任过这两个营的营长。他们从中收取巨额保险费。杜月笙为了对抗“大八股党”，拉拢顾嘉棠、叶焯山、高鑫宝、芮庆荣、杨启棠、黄家丰、姚志生、侯泉根等八人，组成“小八股党”，他自己充当幕后指挥。这八股，“每股人数自二、三千至万把人不等。”（注：《杜月笙传》第2卷。）加上烟赌两行的伙计、帮手、保镖、杂役、喽口罗等，人数十几万。队伍扩大了，杜月笙自己大开“香堂”，广收“门徒”；他的徒弟又收弟子，雪球不断翻滚，造就了一大批徒子徒孙。他的触角，不仅渗透到上海各个角落，还延伸到全国各地，“近则嘉杭太湖一带，远则直溯长江上游；北自燕赵，南连潮汕，条条大路通罗马，到处都有自己的人。”（注：杨威：《杜月笙外传》第142页。）这支队伍，便是杜月笙成立恒社的基础。

    除了这支基层队伍外，杜月笙还广结“有识之士”、“有用之才”，形成一个阵营蔚观的智囊团。其中有：被称为“江东才子”的吴佩孚秘书长杨云史，“平生愿为帝王师”的袁世凯“筹安会”六君子之首的杨度，“文章翘楚，书法班头”的黎元洪秘书长饶汉祥，“一身傲骨，目空四海”的章士钊，段祺瑞“善后会议”副议长的汤漪，淞沪警备司令杨虎、司令部秘书长陈群，名诗人杨千里，名律师秦联奎，洪帮大哥高士奎，淞沪警察厅秘书长王幼棠，上海市所得税局局长邱方伯，留洋博士翁左青……等等，这些都是他的秘书、名誉秘书、谋臣、密友或座上客。此外还结交了国民党军政要人如吴开先、钱新之、潘公展、许世英、范绍增等。杜与戴笠、孔祥熙、宋子文的交情也很深，特别是戴笠和孔祥熙，“是鼓舞、勉励着他”的“两股巨大的力量。”（注：章君 ：《杜月笙传》第4卷。）

    杜月笙到处网罗人才，对那些有用之才，名人逸士，不惜“一掷千金”，竭诚笼络。即使官场失意，穷途末路者，也多方接济，尊为上宾。如国民党要员陈群撤职下台后，走投无路，杜月笙不避嫌疑，殷勤相邀。陈群感激涕零说：“我愿殚智竭虑，尽心尽力，帮助你发展事业。”（注：《杜月笙传》第2卷。）从此，陈群就成了杜门的智囊之一。杜的门徒称他交结范围是“博涉多优，只要其人有一技、有一能，无不兼收并蓄”；“在他手下，既有大角色，也有小伙计。”因而“深悉官场内幕，对社会情况，也能兼听洞明”，“肆应各方，头头是道”。他还命四妾姚玉兰进孔祥熙办的基督教会，并拜宋蔼龄为“过房娘”（注：参见《大流氓杜月笙》第45～46页。）。每天进出杜公馆的各色人等，不下几百人，车水马龙，门庭若市，食客之多，真有点“春申君”的样子了。

    杜月笙成为一等大亨后，金钱、名利、地位跟着滚滚而来。数不清的公司、企业、工厂、商场、银行、游乐场都向他招手，数不清的董事长、理事长、厂长、会长、经理、常委……头衔，像潮水般涌来。据不完全统计，杜担任的各色头衔多达230多个。此外还有响当当的官阶：段祺瑞执政时期，财政总长李恩浩聘他为财政部咨议；孙传芳自任五省联帅时，曾发给他一张高等顾问的委任状；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杜因参加“清党”有功，官拜少将参议……，数不清的钱财，戴不完的桂冠，享不尽的荣誉，杜月笙“能者多劳”，被人称为“八臂哪咤”或“千手观音”了。

    杜月笙威势显赫，投帖拜师的人也越来越多。杜月笙为巩固地位，发展势力，决心在青帮基础上另起炉灶，重整队伍，使帮会从“下九流”向“上九流”转化，用“实业家”、“实干家”代替流氓白相人，以适应他的事业“如日之升”、“如月之恒”的需要，恒社终于应运而生了。

    　　三

    帮会组织沙龙化，是恒社的另一特点。

    恒社平时是以社交团体面目出现的。恒社的英文名称是：Constant Club，即“永久俱乐部”。原来的《社章》宗旨是：“联络感情，互相扶助”（注：《恒社社章》第1章。）。后来改为：“进德修业，崇道尚义，互信互助，服务社会，效忠国家。”这二十字的宗旨有两层意义：一是指内部成员间的关系；二是指恒社与社会的关系。这些都是冠冕堂皇之词。其实，抗战前恒社的主要活动，都是通过吃吃喝喝来“联络感情”、“进德修业”的，它很像西方国家的沙龙团体。

    先从组织机构看。恒社最高组织机构是杜月笙控制下的理事会；理事会之下设“三科十二组”。到1934年举行秋季大会改选第二届理事会后，增加到十八组。计有：总务、组织、秘书、会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体育、卫生、摄影、出版、职业介绍。除了总务、组织、会计、秘书等组是处理日常事务外，其他各组都是为吃喝玩乐、“联络感情”服务的。

    再从具体活动看。从恒社成立伊始，每天晚上，都固定开一桌饭菜，人多的时候，临时再添席。每逢星期假日，更是大张华筵，觥筹交错。以抗战前1936年为例，从1月至10月，大规模的聚餐会就有22次，酒醉饭饱后，聚集在大厅，有的谈天，有的下棋，有的赌博，有的跳舞，有的唱京戏，有的抽鸦片，有的甚至携带娼妓来消遣。恒社理事、美国联邦保险公司华方经理张颂椒在恒社联欢会《特刊》上写道：“恒社之为团体，骤视之，不过供同人公余之暇消闲之地而已。其实不然，世间政治上、事业上之大计划、大作为，盖莫不多成于茶余酒后，从容谈笑之际……不得之倥偬者，乃往往得之于暇日。”（注：参见《大流氓杜月笙》第60页。）借恒社这个俱乐部寻欢作乐，又在“茶余酒后”谈论“世间政治上、事业上之大计划、大作为”，帮会组织完全沙龙化了。

    恒社的这种活动形式，与原来青帮相比，大相径庭。早先的青帮组织纪律较严格，联络方式很秘密，平时活动也是暗中进行。在江湖上，从这个码头来到那个码头，为了寻求同党相助，用一种特定的方式，如走进茶馆喝茶时，要将碗盖朝里，戤于左侧；如到酒店，则将筷子横放酒杯之上，称为“挂招牌”。招牌挂出后，自有同党前来盘问，问答时，也用特定暗语进行。这种暗语称“海底”，双方问答都不得乱套，否则将受到严惩。后来，青帮在黑道上越陷越深，到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屠杀，青红帮充当了马前卒和刽子手，在社会上声名狼藉，为路人侧目。上海人讥之为“青皮”，视之如“虎狼”(在“四·一二”事件中，杨虎、陈群利用青红帮队伍屠杀革命志士，被称为虎狼成群)。杜月笙为适应大亨身分，树立社会声望，便改头换面，乔装打扮。用“公开活动”代替“地下活动”，挂出民众团体的招牌，采取俱乐部的形式，既掩盖青帮的恶名丑形，又集中个人的势力权限，以便在十里洋场颐指气使，故改帮立社。简而论之，恒社既是杜月笙发迹后的产物，也是他继续发迹的跳板。

    　　四

    政帮结合，帮会势力与特务势力结合，是恒社又一大特点。

    有人说：“党、政、军、帮，路路皆通。”这话不无道理。杜月笙组织恒社，改造帮会，就是为牟取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恒社的宗旨是“服务社会，效忠国家”，就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他力求使帮会势力和政治势力结合起来，“路路打通”与党、政、军的关系。

    自1932年恒社成立开始，杜月笙就很重视吸收国民党官员入社。当时上海市党、政、军、警、特人员，在恒社中占相当比重。据1934年印刷的《恒社社员录》看，共有社员324人，其中国民党党政人员45人，警特人员54人，军官10人，合计109人，占恒社成员总数的33.6%，此外还有报馆记者、律师、工商在职人员，内中也有国民党官员兼任的，如把这些人计算在内，比例就更大了。

    后来，国民党官员参加恒社的越来越多。这些人为了在上海立住脚，扩充地盘，就得拉拢杜月笙这样的大亨，不惜投师杜门，参加恒社。因此杜月笙更是“桃李满门”、“向日走红”。（注：杨威：《杜月笙外传》第120页。）这些恒社中的“崭新人物，针芥相投，形成一股新生力量。”（注：杨威：《杜月笙外传》第120页。）

    杜月笙对这股“新生力量”特别重视，特别优待。在入社时，除了免掉“鞠躬叩头”等礼仪，不收“贽礼”外，甚至把“门生帖子”退还本人，还说声“不敢当”，以示刮目相看。这批“新生力量”如过江之鲫，纷纷流入杜门。到抗战胜利时，参加恒社者有国民党的中央部长、司长、处长，省党部常委、厅局长，县、区长，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警察局长、保安处长、情报股长、军区司令、高级参谋，国大代表、立法委员……一时冠盖如云，“红角充栋”。这些人属于不同派系，其中有军统、中统、孔祥熙派、宋子文派、黄仁霖派、太子派、少壮派、青年党、元老党、落水汉奸、和平军军官等等，恒社成为他们角逐的场所和时髦玩意。

    除了国民党官员“走进来”自愿入社外，也有恒社弟子“跳出去”升入仕途的。抗战期间，杜月笙在香港负责“赈济委员会”、“中国红十字会”，在重庆开办“贸易信托公司”，因“用人之际”，一批恒社分子进入官场，成为党国要员。抗战胜利后，杜月笙及其恒社因立过功劳，又有一批恒社的“白衣秀士”荣任显官。例如，1945年8月，日寇投降不久，蒋介石筹备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杜月笙的故知洪兰友被委为“国民代表大会”筹备组秘书长，他就在恒社中挑选了一批“文书、事务人才”，“从此不少恒社弟子转入政界。”（注：章君 ：《杜月笙传》第4卷。）又如，1945年11月间，国民党政府大搞所谓“地方自治运动”，“民主选举”地方“贤达”。当时上海市市长钱大钧命市政府民政处长张晓崧负责具体事宜。张在1945年12月间把上海划分为31个行政区，成立31个区公所，结果“31个区的区长当选人揭晓，杜系恒社人物不但位居要津，而且还在全部当选者中占大多数。”（注：章君 ：《杜月笙传》第4卷。）这种“走进来”、“跳出去”，使恒社日益政党化、官场化，有些人甚至分不清“当官更合算”，还是“入社更有利”。他们在官场公廨中表示“忠于党国”，在恒社同人中发誓“忠于师门”。像陆京士这批心腹干将，“对杜月笙远远超过对蒋介石的忠诚。”（注：杨威：《杜月笙外传》第130页。）

    抗战期间，军统特务参加恒社，恒社弟子参加军统，更是错综复杂，举不胜举，彼此成了“混合双打”。这些人既是戴老板的“军门”，也是杜大亨的“恒门”，互相渗透，互相利用。这个时期，杜月笙成了不是军统的军统顾问，戴笠则成为不是恒社的恒社指挥。

    为了便于国民党官员和军统特务“隐蔽身分”，恒社除了发展公开社员外，还吸收了一批“秘密社员”。一些国民党军、政、特的“三元素”，都以“秘密社员”的身分加入恒社。如立法委员简贯三，空军司令毛邦初，第十八师师长何元良，都是恒社的秘密社员。孔祥熙的财政部属下，戴笠的军统骨干，秘密入社的就更多。这批秘密社员只有杜月笙或少数几个人知道，通常不参加活动，只同杜月笙本人或其亲信发生联系。为了便于暗中联络，恒社还制作了特殊戒指，上有“笙和月”的图案，喻指“月笙”两字。社员持此戒指，可以到各地与同党接洽。

    抗战时期，为了配合戴笠工作，恒社也由上海一地发展成全国性组织。杜月笙规定，凡恒社成员在30名以上者，均可成立分社。他寓居香港时，为遮人耳目，不挂分社招牌，只是在他负责的“赈济委员会”和“中国红十字会”中安插恒社分子，并发展组织。在港的恒社成员，都以九龙柯士甸道113号杜月笙的住处为联络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杜由香港流亡重庆，一批恒社骨干也“追随先生”来渝，如陆京士、唐缵之、沈楚宝(从武汉来)，边定远、杨克天(从南京来)，骆清华、邵子英、郭兰馨(从香港来)。有这批心腹作基础，杜月笙在重庆临江路19号挂出“恒社重庆分社”的招牌。为适应戴笠划分“六大工作区”的形势（注：抗战期间，军统头子戴笠、徐亮把沦陷区划分为上海、津浦、平汉、两湖、陇海、粤港等六大“工作区”。），恒社除在成都、宝鸡、西安、洛阳、桂林、兰州等地设立分社外，还准备在北平、天津、武汉等沦陷区设置分社，后因准备工作未完成而日寇业已投降作罢。自1936年至1945年这十年间，恒社成员遍布全国及海外，据《恒社社员通讯录》和杜月笙六十寿辰时各地发来的电报看，分布地点如下：

    南京、杭州、北平、天津、武汉、重庆、沈阳、青岛、西安、兰州、宝鸡、成都、昆明、桂林、南宁、福州、南昌、苏州、无锡、南通、屯溪、金华、绍兴、台湾、香港以及缅甸、菲律宾等地。《杜月笙六十年大事记》说：“八千弟子，患难相从；声应气求，遍于寰内。”（注：章君 ：《杜月笙传》第4卷。）

    至于恒社成员参加军统，更是不胜枚举。上海沦陷后，杜身居香港，继则重庆，协助戴笠进行“敌后工作”。戴笠布置“潜伏人员”，收集敌伪情报，了解上海动态，大都通过杜月笙留沪管家万墨林和恒社骨干徐采丞、朱文德、张克昌等联络的。当时万墨林是联络上海香港重庆的总交通，国民党派驻上海地下工作的三大员：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务委员吴开先、三青团负责人吴绍澍，也得到万墨林的掩护。特务活动经费，也是戴笠通过杜月笙之手拨给万，再由万发给有关人员。当戴笠在上海建立工作站时，任周道三为站长，杜又亲自推荐恒社成员陈默担任“上海站行动小组”负责人，配合周道三执行任务。

    1937年10月，戴笠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了“江浙行动委员会淞沪别动总队”(后改为忠义救国军)。这支“别动总队”，也是借助杜月笙的恒社力量。总队下设五个支队，每支队分辖三个大队，大队下辖三个中队，中队下设三个区队。所有支队和大队的骨干，均为军统或恒社分子。杜为“行动总队”主任委员，戴为常委兼书记长，杜的学生杨仲华任总参谋长。杜还指派恒社成员冯一先和他的私人秘书邱方伯分别担任“行动委员会”和总指挥部的秘书。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和戴笠又一次借重杜月笙的恒社。1944年4月中旬，蒋介石召见杜月笙面授机宜，要杜“下东南”发动帮会势力，“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6月底，杜月笙偕同徐子为、陆京士、朱品三、张晓岩、邵飘飘等十八人，号称“十八罗汉下东南”。恒社骨干陆京士被委任为“少将工运特派员”，负责京沪线上联络工作，并主持安徽屯溪训练班，轮流训练军统和恒社成员，为“配合国军反攻”作准备。另一名恒社要员曹沛滋协助陆京士工作。当时杜月笙、戴笠、梅乐斯(中美合作所副所长)相继来到浙江淳安“视察工作”，调兵遣将。杜的主要任务是发动帮会势力和上海金融工商界力量“接应盟军登陆”。后因日本投降比预计来得早，致使杜月笙的“反攻”重任“画龙未点睛”。上海光复后，他又配合戴笠进行“惩奸”工作，戴笠的办事处也设在杜月笙的公馆里，一大批恒社分子也随时听从戴笠“调遣”。

    以上充分说明，军统和恒社互为表里，配合得十分默契。恒社是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国民党政府是恒社的靠山。恒社已远远超出了一般帮会的职责和性质范围了；抗战前后这段时期，恒社已是披着帮会外衣的“军统别动队”了。

    　　五

    恒社源于青帮，高于青帮，是青帮的超级组织。

    恒社源于青帮，它的组织活动与青帮有某些相似之处。青帮又名清帮，是清朝雍正年间形成的。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为保证漕运安全，挂榜招贤，时有翁德正、钱德惠、潘得林三人前往揭榜，得到清政府首肯，便组织护粮船，后以粮帮为基础，形成一大团体。他们因护粮有功，受到清廷赏识，允许他们自立门户，招徒立帮，时称“安清帮”或“扶清帮”。后因组织扩大，便在各码头建立据点，设立“码头官”。码头官是衣钵传人，由大弟子中威望高者承袭。为避免帮外人员混杂，又逐渐形成一套江湖暗语和特定的联络方式，订立十大帮规，排定了“清静道德，文成佛法，仁伦智慧，本来自信，元明兴礼，大通悟学”等二十四字辈。此外，还有十禁、十戒、十要等，如犯帮规者，轻则责打，重则处死。有一诗云：“祖传帮规十大条，越理反教法不饶。今天当堂遭警戒，若再犯法上铁锚。”（注：《清门考源》第179页。）到了近代，这些帮规基本相沿。凡入帮者，仍然排列辈份。如杜月笙的老头子陈世昌(号套签子福生)为“通”字辈，杜月笙则排行“悟”字，杜的学生便是“学”字辈了。

    青帮收徒也有一套繁琐的手续和礼仪。未入帮者称“空子”；“空子”入帮时要请人介绍，填写入帮志愿书，上写三代履历及本人姓名、籍贯、职业，经引见师审核批准后，再具正式帖子，转呈老头子(本命师)认可。待举行正式拜师仪式(开香堂)后，才算帮内成员。

    青帮开香堂的仪式十分隆重。上海青帮早期开香堂时，选择偏僻的寺庙，如老西门关帝庙、西仓桥广福寺，或城外斜桥附近的瞿真人庙、火神庙等处。届时大殿正中供奉上至达摩始祖、历代佛祖，下至翁、钱、潘等列祖列宗灵位。仪式开始时，由赞礼师照单唱名，“空子”跟着引见师入内，向列祖列宗下跪三磕头，向老头子及老头子前辈、同辈下跪三磕头。接着回至廊下烧“包头香”和喝“净口水”，表示日后忠于师门，守口如瓶。

    恒社开香堂仪式，既沿袭了青帮的规矩，又作了许多改革，便于上层分子进山门。入恒社者，“须经本社社员二人以上介绍，填写志愿书，经理事会审查通过。”（注：《恒社社章》第2章。）志愿书上也填三代履历及本人姓名、籍贯等，写上“愿拜门下，听从训诲”八个字。这份“红帖子”通常由万墨林代转杜月笙，开香堂的仪式也与青帮相似。所不同者，供奉的灵位已不是达摩、翁、钱、潘等人，而是刘、关、张三神像，象征进恒社犹如桃园结义。进香堂的新社员，开始时也向杜月笙跪下磕头，后来取消跪拜仪式，改用三鞠躬、拍照留念等方式。这些礼仪，都在青帮基础上形成的。

    恒社不仅源于青帮，而且高于青帮，是青帮的超级组织。

    (一)恒社规定了较高的“入社条件”，提出了“重质不重量”的要求。入社条件是：“一、文职须科长级以上；二、武职须少校职位；三、工商界须主任职以上；四、文艺界须名演员、名票友；五、年龄须三十岁以上。”凡不合以上条件者，只能参加杜月笙大弟子们另立的次等组织，如边定远的“靖社”、朱学范的“毅社”等。杜月笙主张“宁少毋滥”、“重质不重量”，力求提高恒社的声望，改变过去青帮队伍中“盗、匪、拐、骗、偷齐全，二流子小瘪三成群”的现象，为杜氏继续发迹铺平道路。

    (二)为保证上述五项“入社条件”兑现，杜月笙还提出另一附加条件，要求恒社社员“各在一业，各有一行。”（注：《杜月笙传》第3卷。）即每个恒社成员都有正当的职业，便于在社会上站住脚。对新入社者要求如此，即使那些过去跟随自己多年的小兄弟、穷朋友，也为他们创造条件，使之各就各位，向“各行各业”靠拢。如顾嘉棠成了静安寺一带房地产的大业主，芮庆荣当了虹口月宫饭店(旅馆兼舞厅)的老板，高鑫宝开设了丽都花园舞厅，马祥生是金门大戏院的老板，谢葆生荣任新闸旅馆、仙乐舞厅的经理，范恒德身居大舞台的经理。……他们在大亨的栽培下，也平步青云，成了二亨、三亨了。

    (三)党、政、军、帮合伙，名流、闻人同门，恒社吸收了一批“超级社员”。据《恒社通讯录》分析，恒社成员大致有四类：一是杜的心腹。如陆京士、朱学范、王先青、江肇铭等，这些人追随杜的左右，唯杜之命是从，可称“心腹社员”。二是国民党政府的官员。有中央部长、次长、司长，各省市厅局长、各县县长、区长、公安局长、侦察队长，军区司令、立法委员、国大代表等，这批人有权有势，通天彻地，可称“高级社员”。三是各企业、公司、工厂、银行、交易所、交通运输、民众团体的总经理、经理、襄理、理事、厂长、行长、买办、会长等，这批人掌握着庞大的事业，像星星绕月那样，构成了杜门的卫星体系，可称“卫星社员”。四是文艺界的名演员、名票友。因杜酷爱平剧(京剧)，不但爱听、爱看，而且爱演。他曾与张啸林同台合演《天霸拜山》、《落马湖》等剧，他的妻妾姚玉兰、孟小冬是京剧皇后，他的八儿三女个个爱听爱唱。杜月笙在成立恒社时，吸收了一大批名演员如谭富英、马连良、叶盛章、赵培鑫、孙兰亭、汪其俊、赵荣琛、高庆奎、王震欧、裘剑飞、杨畹农、姚君喻、郭　、萧北翘、蒋勃公、章耀泉等入社，真是生旦净丑，角色齐全。一时间，有“天下之歌，尽入斯社”之誉（注：《杜月笙传》第3卷。）。他们在恒社中起点缀作用，我们不妨称之为“点缀社员”。但这批名伶在社会上有广泛的影响，是一种巨大而醒目的广告，对提高杜月笙和恒社的声望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这四种人职位高、等级高、声望高、实力足，是“上九流人品”、“高等华人”，上可通天，下可彻地，论势有势，要钱有钱，说名有名，纵横交叉，盘根错节，“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与昔日青帮队伍相比，确实高出几筹，不可同日而语了。

    (四)杜月笙本人也以“实业家”、“慈善家”面目出现。前文论及，杜原是靠经营鸦片和赌台发迹的，被称为“烟土大王”和“上海的考平”（注：考平原是美国芝加哥最著名的黑社会头领。）。那时他“日进斗金”，钱如水流。曾任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常委兼书记长，后任上海社会局局长的吴开先说过：“那时候杜先生的钱，无可否认的是取之于土(烟土)，用之如土(粪土)”，而到后来，“是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注：章君 ：《杜月笙传》第4卷。）自1932年成立恒社后，杜的“实业”大进，除了开办银行外，还跻身交易所、棉纱行业、轮船公司、上海面粉业甚至渔市场，并在上海市“五大团体”上海市商会、地方协会、银行公会、钱业公会、航业公会中崭露头角，或自任会长，或幕后指挥，俨然成为上海最大的“实业家”、“工商业领袖”。他还热心“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又荣任上海慈善团体的理事长、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成了上海第一号“大善士”了。杜月笙从“烟土大王”到“实业大家”的转化，自然也提高了恒社的地位。

    (五)杜月笙还从外表、作风上革心洗面。过去青帮队伍流氓多，瘪三多，不务正业者多，因而流气泛滥。论衣着，短裤、拖鞋、黑拷绸衣、短装卷袖，犹如一群黑老鸦。论言行，歪着脑袋，翘起拇指，走路摇摆，出口骂娘。论交接，粗声粗气，横眉瞪眼，蛮不讲理，胸无点墨。为了扭转这个局面，攫取更大政治资本，杜月笙一面吸收“超级社员”，一面改变流气，树立“儒风”。他以自己为表率，摘下鸭舌帽，退掉金戒指，穿上长衫马褂，三伏夏天，即使在家中，一席长衫不离身，外示斯文之相，内蓄儒士之风。有人劝他不必如此拘泥，他认真回答：“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我手下这些亻庸人，多是红眉毛绿眼睛的。如果我仅穿件汗衫，他们就更加彻底，浑身只胜下一条短裤了。”他从自己开始，然后推己及彼，吩咐弟子们在大庭广众之中，即使炎夏也不许穿短衣、打赤膊。

    在待人接物上，杜月笙努力以“儒士”自励。出言吐语，温文尔雅，以礼待人，很少在公开场合发脾气。杜公馆里还有一副对联：“友天下士，读古人书。”他从小只读过几个月的小学，识字极少。为了弥补这一不足，他请来各种说书先生，替他评说《三国演义》、《水浒传》、《岳传》、《东周列国志》等，他因此深受桃园结义、梁山聚义、春申君仗义等侠义影响，并用江湖义气笼络四方人才。他还请书法高手在家教他写字，每天按时练习。杜月笙这样做，用心非常良苦，他不仅为了“感化”同门，主要还在于巩固自己的地位。他曾对一位知心朋友说：

    “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像条鲤鱼跳过了龙门，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得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五百年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浜里的一条泥鳅，先要修一千年才能化身为鲤鱼，再修五百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体，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譬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的鲤鱼之身，我呢!我却要变回一条泥鳅口罗!”（注：《杜月笙传》第3卷。）

    杜月笙这条高桥乡下的“泥鳅”，跳过龙门，成了大亨，确实很不容易。他要保住“龙位”，不让蛟龙失势，蜕变回鲤鱼甚至“泥鳅”，就得再接再励，继续跳跃。而恒社正是他继续跳跃的垫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