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甲午战争前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前途与经济效益

来源:《西北师院学报》(社科版)198603

 

刘熊祥

  官督商办企业在甲午战争以前曾是盛极一时的,也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它在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是前进了一步。然而其发展前途及其经济效益究竟怎样?这是本文所要考察的问题。

    一

  首先,我们从十九世纪下半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考察官督商办企业产生的条件及其发展前途。

  早在十八世纪下半期由于工场手工业在某些生产部门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因素已有所增长。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页620《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但是,由于封建主义的剥削和压迫,中国社会经济还没有准备好过渡到机器工业的条件时,外国资本主义就侵入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受到影响。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及其对华政治、经济侵略的加深,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逐渐控制了中国的海关和对外贸易,并操纵着中国的金融市场,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逐步占居支配地位,压迫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八十年代起资本主义列强就扩大了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由1880年的一亿五千七百万关两增加到1894年的二亿九千万关两以上。(注: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页1594表一《进出口贸易总值》。)在对外贸易中又主要是由于列强对华商品倾销的增长,造成入超的逐年增大。1884年入超五百六十万关两,到1894年入超就增加到三千三百七十万关两以上了。这样就使得整个国内市场为外商所控制。外国资本主义除扩大对华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外,还扩充了在华的企业投资,不仅七十年代外国资本在华非法经营的船舶修造业、丝茶加工业到八十年代有了较大的扩张,而且在其他工业方面也进行了扩充。到1894年为止外国资本在中国非法经营的近代工业投资总额达二千八百万元。(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页247。)同时外国在华银行事业也开始扩展起来,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压迫着民族工商业的发展。1883年在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潮,就是由于外国银行的操纵,提取拆款,而使银根紧迫,危机加深的,结果官督商办企业的股票,在上海市场上大为跌价,使原有企业陷入破产,新招商股无法筹集。英国汇丰银行势力更大,除经营存款、放款和企业借款外,还借款给清政府,甲午战争前仅军事借款即达库平银2433万两,不仅年息达8.5—10%,而且要求以各关洋税担保。(注:徐义生《中国近代外债史统计资料》页6—8,《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所借外债表》。)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当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华侵略,中国自然经济开始初步瓦解时,封建剥削制度在洋务派政权的支持下,并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着显然的优势,也在阻碍着民族工业的发展。

  中国自然经济自1840年外国资本主义侵入后,在东南沿海一带已开始初步瓦解。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由于外国对华商品倾销的加剧与洋纱、洋布的大量进口,首先是城乡手工棉积业,开始破产。其他几种小手工业如制铁业、榨油业也因洋钉、洋油输入增加,而陷于破产。其次是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对华原料掠夺的加剧,农产品如生丝、大豆、棉花在国外市场的需要扩大了,因而就刺激了这些农作物生产的商品化。农民也就在这些地区改种经济作物,而从他处购买商品粮食。米在国内市场上销售日多,商品化的程度也提高了。因此,到八十年代前后,自然经济的基础不仅在东南沿海一带受到严重打击,而且直到长江流域和西南地区也在初步瓦解之中。

  自然经济的初步瓦解虽然扩大了国内的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但是由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仅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侵占了国内市场,掠夺去大量国民财富,而且封建剥削也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在阻碍民族工业的发展。从八十年代江南农村中土地兼并的情况来看,首先是湘、淮军阀和洋务派官僚在农村大肆兼并土地。如湘系官僚曾国荃即占有田地六千亩。曾国藩的女婿聂尔康所有田业可收租谷七千担。(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78—180。)淮系军阀官僚兼并土地更多,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业每年可收租五万石,田地面积当在五万亩以上,李翰章、李庚余(鸿章兄弟)收入租额尤多。(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82。)其次是商人高利贷者对土地的兼并。如直隶(今河北省)滦县开平镇利合堂刘姓地主兼营商业,自1880年起至1895年止购买土地即达1758亩,再如直隶武清、山东莱州占地万亩的达总户数的10%以上。(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191—193。)官僚地主不仅在农村兼并土地,而且和商业高利贷结合起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除额外勒索不计外,实物地租最低也占产量的百分之五十;而江、浙一带竟达到百分六十至七十左右。如1883年浙江地租占产量的70%,1884年江苏地租占产量的65—75%。(注: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页267。)太平天国的失败与洋务派政权的建立使封建剥削与商业高利贷资本结合起来,加重对农民的剥削,阻碍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在自然经济初步瓦解的过程中,虽然一方面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国内的商品市场和廉价劳动力,有使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移的可能;但是另一方面在生产者与生产资料分离的过程中不仅大部分国民财富为外国侵略者所掠夺而去,使得资本的原始积累极端不足,而且国内市场又立即为进口洋货所侵占,阻碍着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移。再加上原有工场手工业的发展水平很低,自然力和科学技术的应用又很落后,中国社会经济还远没有发展到机器工业的前期阶段。因此,资本主义工业企业是很难在这个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的。洋务派在六十年代创办的一些军用工业还不是一种纯粹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七十年代虽然已有少数商人和工场手工业主采用机器,创办了一、二十个企业,但规模都是很小的,不能和外国在华经营的企业相比。到八十年代后,由于受着外国对华商品倾销及其在华企业投资的刺激,商业资本向产业方向的转移,才逐渐有所增多。从1880年到1894年的十五年间,资本在一万两以上的厂矿办了一百多个。但是,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和清朝封建主义的统治,民族工业如果得不到洋务派官僚的维护和买办商人的投资,也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初的官督商办企业就是在这样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兴起的。

  官督商办企业兴起的第一个条件是由于买办商业资本向生产资本的转移。1840年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扩大,买办商业资本也就进一步扩充起来。它们是伴随着列强在华的商品倾销和原料掠夺,从对中国人民的商业利润和直接掠夺中积累起来的。虽然买办的佣金,据1864923上海洋商总会的规定,丝、茶、鸦片等几项商品为3%,其他几项商品为5%,(注:《华北捷报》18641010,第58—59页。)但实际得到的不过2—3%。因此,买办资本除来源于佣金外,主要是通过对外贸易和企业投资,从对中国人民的直接掠夺中积累起来的。如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开办时,在所有资本一百万两中,中国买办商人投资的即达六七十万两,(注: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19616月号第2卷第2期。)买办商人由于对欧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剥削方式接触较多,受益较早,就成为追逐剩余价值剥削的企业创始人了。七十年代后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买办资本即在与外贸关系密切的钱庄、栈号一类行业中扩张起来。如英商怡和洋行大买办唐廷枢、宝顺洋行大买办徐润对华资企业投资的范围就很广。为了替洋行收购茶叶、生丝,唐廷枢起初就在上海开设修华号棉花行,后又与林钦等伙开谦慎安茶栈,并在产茶区开设茶庄七所。同时,还开设了泰和、泰生、清益三家钱庄。为了推销洋货和收购原料,能使货畅其流,他曾分别于1867年至1868年参加了长江航运的公正轮船公司与沿海航线的北清轮船公司。其中北清资本额的三分之一以上的华商股本是由唐一手招来的,而他也就成为其中的一个大股东。(注: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清华学报》第2卷第2期第141—143页。)徐润在华商企业中的投资,较之唐廷枢又有过之而无不及。1859年他充任宝顺洋行帮账时,即与买办曾继圃合开绍祥字号,经营丝、茶;并设有敦茂钱庄一家。1860年除在温州开设润立生茶号外,还在河口、甯州等处合股开设福德泉、永茂、合祥记等号,大规模经营茶叶贸易。1881年徐润升任宝顺洋行买办后,进一步扩大投资,开设宝源丝茶土号及立顺兴川汉各货号,经营烟叶、皮油、白腊、桐油等土产出口贸易。1884年又合资开设协记钱庄。统计在宝顺洋行歇业前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他投资于华商商号的不下十三、四家。徐润于1868年离开宝顺洋行后,自开宝源祥茶栈,继续经营茶叶出口贸易,从事买办商业活动。(注:见《洋务运动》(八)徐润《徐愚斋自叙年谱》。)此外,与唐廷枢、徐润一时齐名的郑观应,原也是宝顺洋行买办。他们在倚附外商经营对外贸易的商业活动中,既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货币资金,又从外国资产阶级那里学到了一些生产技术知识,因而对近代企业投资的兴趣也就较其他中小商人、地主、官僚为大。当一般中小商人、地主、官僚还不敢贸然向近代企业投资时,他们即被选派,并成为投资官督商办企业的创办人了。他们和外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界的关系较为密切,在创办近代企业过程中,虽有挽回利权、抵制洋货与之相竞争的一面。但因在经济上和技术上必须倚赖外人,又有与之相妥协的一面。这就是官督商办企业所以具有半殖民地性质的根源之一。

  官督商办企业兴起的另一个条件,是洋务派军用工业向民用工业的转变。洋务派自六十年代创办军用工业,七十年代筹办海防后,即迫切感到有建立燃料工业、采掘工业与交通运输业,来满足其燃料与原材料的需要;并从而开辟财政来源,以供应其军需费用。因此筹集商款经营煤铁矿业,供应海防需要,就成为当时洋务派借求富,以求强的主要决策了。1874年(同治十三年)云南候补知府徐承勋呈请开采云南铜矿财,即从筹措军饷着眼,认为云南近日情形,莫急于开办铜矿,藉助军饷,似于军需、钱法两有裨益。(注:《洋务运动》(七)页5。)1878年(光绪四年)御史曹秉哲奏请仿用西法开采煤矿以利器用一折,在当时洋务派官僚中影响是较大的,他向清廷提出三条建议:

  一、筹措海防经费,最好是开采煤铁。他说:方今之务,以海防为最要,欲办海防,莫先于筹款项,欲筹款项,莫大于采煤铁,欲采煤铁莫便于用机器

  二、开采煤铁,供各省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的需要,既可收回利权,又可不至受制于人。他说:各局每年需用煤、铁约银二百万两,大半取办于外洋。此一时权宜则可,若为长久之计,殊非善策若中国亦用机器开采、转运、鼓铸、制造,其价比来自外洋更贱。各局每年所省经费固属不少,而此二百万两之资不致为外洋所得。

  三、准许招商开办。凡地方有煤有铁之处,准其招殷商,仿用西法开采,一切鼓铸之机器,转运之火车,倘民间乐办,悉听其便。(注:《洋务运动》(七)页359—360。)

  清朝将此折寄交南北洋大臣体察情形奏明办理。从此一个官督商办燃料工业高潮在沿海沿江地区开始掀起。官督商办就成为燃料工业和采掘工业的主要经营方式了。1878年由唐廷枢创办的开平煤矿,1879年盛宣怀创办的湖北荆门煤矿,1882年盛宣怀创办的奉天金州骆马山煤矿与1883年徐润创办的安徽贵池煤矿,在当时官督商办的九个煤矿中就占了四个。同时也出现了招集商股开发金属矿产的热潮。1881年(光绪七年)由朱其诏招股试办的热河平泉铜矿,就是为供应天津机器各局制造子弹药帽等项所需铜料以兴地利而济军需的。(注:《洋务运动》(七)页364,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虽然系为满足军用工业和筹办海防的需要而兴起的,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来看,在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上是前进了一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由于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的压迫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因而合理的经济结构不能建立起来。

  首先是社会生产两大部类的比例协调关系遭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影响了民族工业的发展前途。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初,当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兴起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侵略,中国已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外国大量机制消费品的进口,换取我国廉价农产品的出口,遂使国内市场全为外国侵略者所控制。这就不能不影响社会再生产正常进行的两大部类协调发展的实现条件。中国当时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重工业的生产如矿业、冶金业基本上是生产资料的生产,轻工业的生产基本上是消费资料的生产。轻重工业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消费资料的生产和生产资料的生产这两大部类之间的关系。农业在当时生产很不发达的情况下,也基本上可归于第二部类之中。我们从七十年代前后农、轻、重几方面社会生产的相互关系来看,虽然缫丝、碾米、磨麦等轻工业部门已出现了一些规模小资金少的民族资本近代企业,但主要消费资料的生产是操纵在外国资产阶级手里。在农业方面虽然有人注意到采用机器生产,但根本没有建立起资本主义的农场。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也不是从消费资料的生产开始的。他们虽早注意到洋纱、洋布的大量进口,破坏了中国的手工棉织业和家庭纺织业,想开办机器纺织业,以挽回利源,但上海机器纺织局直到九十年代初才建成。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主要还是从开办煤铁矿,满足军用工业燃料和原料的需要开始的。甲午战争前筹建的新式煤矿十六座,除官办的六座外,其余十座包括开平煤矿在内,都是官督商办的。至于近代金属矿产,自1881年至1894年开采的总计二十四家,其中铜矿八家,金矿六家,银矿、铅矿各四家,铁矿两家,除大冶铁矿全系官办、青溪铁矿主要系官款筹办的外,其余都是采用官督商办体制经营的。(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页218一,221,《中国近代金属各矿简况表》。)这些煤矿与金属矿的开采虽然主要是属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的生产,但其开采目的并不是为了发展资本主义,为开办机器工业创造条件,而是从供应军用工业的燃料和原料需要,开辟财政来源,挽救封建经济的危机着眼的。洋务派创办的民用工业在生产资料的生产方面既没有机器工业;在消费资料的生产方面,上海机器织布局迟至1890年始投入生产;且因其企业垄断权阻碍了整个棉织业的发展,这就根本谈不到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生产的比例协调关系。

  其次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不能实现。十九世纪七十至九十年代初正当中国近代工业处在由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过程,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是十分必要的。洋务派官僚虽然不懂得资本主义发展的这个经济规律,不深识轻工业和农业由于缺乏先进的技术装备和交通工具不能发展起来的经济关系;但是他们在创办军用工业的实践过程中,已逐渐感觉到,如果不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煤铁矿业和交通运输业,他们所向往的军用工业也会陷于停顿。官督商办的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与上海电报局都是属于重工业方面的;只有上海机器织布局,是属于轻工业。从表面看来,洋务派官督商办企业的重点是放在重工业方面,基本上是符合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的。但是,由于他们是代表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创办近代企业的目的主要的并不是从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着想,而是为军用工业解决原料和燃料供应紧张的问题。轮船招商局与天津电报局的创办虽也为其他企业产品流通和资金周转创造了有利条件,但主要也是为了便利军用工业燃料的运送和军事情报的传达着想的。因此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在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初步发展过程中根本不可能得到利用,从而起到应有的积极作用。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既违背了两大部类生产相互协调的关系,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又不能实现,影响所至,遂使民族工业的发展前途受到极大的限制。

    二

  其次我们再从经营管理体制的内部关系,来考察官督商办企业的经济效益及其成败所在。

  洋务派的官督商办企业,采用西方股份公司的组织形式,招集私人资本,为创造剩余价值,而进行商品生产。这和一般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关系一样,是适应机器工业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的。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前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清朝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官督商办企业能够较快地建立起来,并形成一个近代企业兴起的高潮。主要是由于得到洋务派官僚的维护。这种经营管理体制在民族工业的初创时期,是起过一定促进作用的。从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与上海机器织布局四大官督商办企业来看,没有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的支持,以及唐廷枢、徐润、盛宣怀、郑观应等的督办,股金是很难筹集,企业也是很难建立起来的。开平矿务局减税免厘的优待、轮船招商局运载漕粮的专利、电报局国内架线的独占权与织布局的十年专利权都是无法取得的。其他官督商办企业的情况也大都如此。所以郑观应当时说:商务之战应借助官力为护持,而工艺之兴又必借官权为振作。(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卷十二。)但是,官督商办企业建立起来后,即为洋务派官僚所控制,具有封建性和买办性的落后的一面,又是与工业生产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如果不能及时进行改革,改变其封建性和买办性的落后的一面,就必然会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成为限制企业本身发展前途的桎梏了。

  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首要问题,就是招商集股的困难,资金短缺,要靠借款来维持。剩余价值所得,除为股息和利息所分割外,没有积累来扩大再生产。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资本论》第四卷,第十七章)中说过:生产逐年扩大是由两个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产的资本不断增长;第二由于资本使用的效率不断提高。(注:《马恩全集》第26卷,第2册第598页。)在官督商办企业中不仅资本使用的效率低,而且由于利息和股息的分配大,积累少,资本很难增长起来,从事扩大再生产。轮船招商局的情况即是如此。

  轮船招商局自1873年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唐廷枢为总办,徐润、朱其昂、盛宣怀为会办,招集股本四十七万余两,实行官督商办后,到1883年,资本虽由100万两增加到200万两,但借款仍经常在二、三百万两之间。在股本中除徐润自认股本48万两,由他招亲友入股的五六十万两,共占全部股本的一半外,(注:《洋务运动》(八),页178《徐愚斋自叙年谱》。)他如唐廷枢、盛宣怀所占股本亦复不少。唐廷枢、徐润、盛宣怀既是招商局的督办人,又是其中主要投资人。他们无论在股本中或借款中都是居于支配地位的。招商局利润率虽低于当时旗昌公司的两三倍,但在新企业中还是较为优厚的,经常达到10%左右。(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页168169,轮船招商局资本和利润表。)他们为了满足其私利,不顾企业的发展前途,发放高额股息和利息。以致招商局在创办初期,所有利润几乎全被股息和利息所分占。就1874—1884十年间的净分配情况来看,股息148万两,占净利47%,利息52万两,占净利16%。到1894年前后二十年间,所有股息和利息共计500万两,能用来扩大航运业的积累不过96万余两,平均每年不过5万两而已。(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页174,利润分配表。)

  唐廷枢、徐润、盛宣怀在招商局中不仅股息获得比一般投资人为多,利息获得的情况也是如此。在18761886年的借款二三百万两中,除官款占50—60%以外,(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页171,轮船招商局借款构成表。)则以唐廷枢、徐润为主组成的仁济和保险公司的股本为最多了:从1876年的25万两,1878年的50万两,扩充到1886年的100万两,全部存在招商局放息,每年收取百分之十五的高利。招商局的盈利既不能积累起来,用于扩大再生产;而固定资产的折旧提成自1878年以后,虽然占到净收入的30—60%(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页178,净收入分配表。);但又没有很好使用,其结果必然是轮船的补偿赶不上它的消耗,在招商局的全部财产中虽然地产由1876—1877年度的113万两增长到1893210万两,但船值却由303万两,削减到170万两。(注:张国辉《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页180,统计表。)经济力量大为削弱,航运业务无法扩大。

  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第二大问题,是由于招商集股的困难,除借款外,官款接济就成了企业资金的主要来源。结果,官督商办企业就向官商合办演变,股息既高,报效复多,积累更成问题,发展前途受到更大的限制。电报招商局的情况就是如此的。

  电报招商局1880年由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奏请在天津成立,以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为襄办后,即开始筹办由天津至上海的电线,需银17.8万两,经李鸿章批准,先由北洋军饷筹垫,然后招商集股偿还。津沪线全长三千余里,遂于1880年底建成使用。

  继而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商请招商集股,架设以苏州为起点,连接津沪线,南下广州的电线,电报局于18832月筹款40万两,开始架设,全长五千六百余里,次年夏初完成。

  同时南洋通商大臣两江总督左宗棠于1883年奏请架设东起江宁,沿长江以达汉口电线,全长一千六百余里。由于沿途商业发达,所有经费招商筹办,于1884年完工。至是电报局即由天津迁往上海,以盛宣怀为督办,郑观应、谢家福、经元善任会办。

  电报招商局虽因官督商办,得到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刘坤一、左宗棠等的支持,拨给官款,以为接济,能在开始招商集股时,即架设三条干线,但由于经营管理之权操在盛宣怀之手,一般中小商人视投资为畏途。加之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影响,以致89万元的集资计划,到1884年才招足50.6万元(其余30万元,直至1888年继续招股时始凑足)。时值列强加紧侵略我国边疆,清廷为加强塞防和海防亟须架线联络。招商集股既感困难,资金短缺,无法解决,上海电报局从1885年起,遂采用官商合办方式,架设西南、东北和西北地区的电线了。

  电报招商局全国仅此一家,既取得专利权,原是有发展前途的。只因经营管理之权操在几个督办人之手,一般商人不愿投资。到八十年代后期,由于边防吃紧,军讯紧急,不得不采用官商合办方式;来发展业务。但以股息太高,积累毫无,电报局的发展前途仍受到很大限制。根据招商章程规定,股东在享受百分之十的官利以外,还可以参与股息的分配。官利之外,再加股息,电报局股东所得,就比其他官督商办企业的股息都高。虽然在1884年招集股本50.6万元后的十年间,股息分配每年都在百分之七左右,(注:《华北捷报》1893818274—278页。)但有的年份如1894年分配股息28.5万余元,1895年分配27.4万余元,(注:经元善《居易初集》卷1143页。)股息却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在当时新式企业中算是最高的了。

  电报局在招商章程中,还规定,未成之先,官为垫款创始,既成之后,官为筹款经理商民应感恩而报效凡奉军机处大臣、总理衙门大臣、各省将军督抚各国出使大臣所寄洋务、军务、公务电信本局信资如数全捐。(注:《洋务运动》(六)页490。)官报往来既多,又不付报费,企业的收入,自然受到影响。电报局就是在这样高股息和官报报效的压榨下,积累缺乏,而不能有发展前途的。

  官督商办企业存在的第三个大问题是经营管理水平的落后,不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企业在扩建和兴建过程中,既不重视技术进步,讲求固定资产的更新,又不注意经济效益,加速资本的周转。结果不仅官利、折旧无从提取,积累毫无;而且成本亦遭受损失,大大损害了一般投资商人的利益。轮船招商局即因不重视技术进步,讲求经济效益,徒着眼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以致在收购旗昌轮船的交易中,损失巨大。

  美国旗昌轮船公局原系美国旗昌洋行于1862年利用中国买办商人资本组成的。在所招资本100万两中,中国买办商人资本即占有六、七千万两。徐润就是其中大股东之一。旗昌公司由于垄断长江航运业,获利甚巨,到1872年初资产已达225万两。(注:刘广京《唐廷枢之买办时代》,载《清华学报》第2卷第219616月号。)迄因英商怡和与太古轮船公司成立与之竞争,旗昌利润大减,加上美商提取股本回国,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市场股票大跌,百两仅卖五、六十两,旗昌公司为了挽救这一破产局面,急欲以资产原价225万两,出卖全部财产。

  轮船招商局既无资本积累,本无力收购旗昌公司轮船。据传旗昌股累大跌时,唐廷枢、徐润、盛宣怀等先则假公济私,挪用招商局公款50万两,收购旗昌股票。(注:《洋务运动》(六)第38页王先谦奏折。)继又为了谋取暴利,不顾中小商人的投资利益和企业经营的经济效益,以减少外轮竞争,扩充航运业为理由,劝说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沈葆桢,借官款100万两,于1877年以价银220万两,收购旗昌旧船十六艘及其全部码头、栈房。结果不仅官款不足,还须借债;而且固定资产无法更新,经济效益很低,造成企业资金的极大浪费和损失。外商传说,在这一次收购旗昌公司225万两交易中,最少损失了50万两。(注:《英国领事报》1877—1878年上海第80页。)

  上海机器织布局在兴建过程中,亦因经济管理水平落后,不讲求经济效益,加速资金周转,损失巨大。

  织布局自1880年招股以来,历时四年迄未开工,不仅所购机器等项成本银二十一万两还处在生产资料的储备阶段,不能创造剩余价值;而且其余股本二十九万两几乎全系股票抵押,未曾周转,已先亏折。自1884年(光绪十年)郑观应调离总办后,李鸿章又进行过三次改组,于1891年(光绪十七年),改派在天津商界声望素著的杨宗濂、杨宗瀚兄弟前往上海主持其事。李鸿章除拨款十万两以为接济外,(注:汪敬虞《从上海机器织布局看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发展关系问题》,载《新建设》1963年第9期。)并担保从汇丰银行借银一百万两,使图扩充,(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页1061,引自《华北捷报》1891522。根据下引盛宣怀《规复机器织布局禀稿》并批所截清单,此项借款消息似不可靠。)织布局始得正式投入生产。上海机器织布局自杨宗濂兄弟接办后,虽每日用五百两,获利约五百两,每月可得一万二千利。(注:翁同和《翁文恭公日记》光绪十九年三月二十五日第32册第21页。又见《洋务运动》(八)页247。)但因经营管理的腐败,既不重视保险,又不加意防火,织布局开工不到三年,即于189310月被火焚毁。(注: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下册页1069—1072,(一)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被焚。)数百万资财,付之一炬。

  1894年(光绪二十年),自盛宣怀奉命规复织布局,改名华盛纺织总局,重新招集商股一百万两,实行官督商办后,遂报请李鸿章批准,原有商股银五十万五千两,又存款十万两,除按照所剩地产物料价值若干,分摊二成外,所欠官款银二十六万五千两悉归以后商办各纱厂,按每出纱一包提捐银一两归还。(注:《洋务运动》(七)页454,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奏。)结果不仅大为损害私人投资的利益,而且在洋务派官僚盛宣怀的操纵下,官督商办企业向着官僚资本的道路演变了。

    三

  最后,我们再来扼要地回顾一下甲午战争前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民族工业的影响。

  第一,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后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及其对华经济侵略的加剧,官督商办企业是很难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的。中国当时既己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原始积累极不充足,官督商办体制又为洋务派官僚所操纵,一般中小商人不愿投资,以致资金筹集困难,新办企业很难扩建起来。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时上海出现的金融风潮又给官督商办企业以致命的打击。一批新建的金属厂矿由于招股的困难先后停办。招商局、电报局与织布局也因受其影响,资金周转更加困难,处于严重危机之中。结果招商局不得不进行改组,电报局不得不采用官商合办,织布局不得不一度停顿。官督商办企业既感资金短缺,周转困难,又得不到中小商人的支援,势必在洋务派官僚的操纵下滑向官僚买办资本发展的道路。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就是这样投靠洋商,借用外债来维持的。1895年中日战争失败,马关条约允许外人有在华开办工矿企业权后,官督商办企业就更无力抵制外资的侵袭,保持其在国内的独占地位了。洋务派原想借此走上以富求强的道路。实践证明,此路不通,陷于失败。

  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国内市场既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所控制,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生产两大部类比例协调的关系和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遭到了限制和破坏,不能通过市场反映出来,对民族工业的内部关系进行调节。洋务派官僚的创办、民用工业又着眼于满足军用工业和筹办海防的需要,不是从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着想的,其经营管理水平既低,对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又缺乏研究,因此官督商办企业虽然盛极一时,却不能为民族工业的发展,建立合理的经济结构,奠定基础。重工业办了几十个厂矿,机器工业却一个厂子也没有。在燃料工业和矿冶工业企业中经营效果较好,没有半途夭折的,为数办复不多。重工业不振,而轻工业和小型煤矿也只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空隙中发展起来。这种畸形的半殖民地民族工业发展特点就是在官督商办企业失败的过程中逐渐产生的。

  第三,在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发生后,官督商办企业又开始演变。中小商人投资的既少,官僚买办资本就有所增长。1883年以前,商办的性质比较明显,洋务派的协助作用较大。1883年后,由于增加了官款和官僚的投资,督办的权力较大,商办的作用就减少。招商局在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的影响下,因徐润亏欠局款,进行改组。盛宣怀接任督办后,商股更无权过问局事,纷纷要求退出,招商局遂为盛氏一人所操纵。电报局亦因1883年上海金融风潮影响,股本招集困难,从1885年起,架设西南、东北和西北电线时,即系官商合办。盛宣怀不仅控制了招商局和电报局,而且自1894年华盛纺织总局建成后,他又控制了纺织总局,并以此为基地,逐渐扩充成为早期的官僚资本。其他官督商办企业没有在金融风潮中被迫停办的,即转而投靠洋务派官僚,或借用外债来维持了。民族资本发展的前途受到阻碍,官督商办企业即向官僚资本的道路演变了。

  第四,在官督商办企业创办过程中,由于洋务派官僚的把持与经营管理水平的落后,不仅资金周转速度慢,在生产和建设上经济效益很差;而且剩余价值全被股息和利息所分配,不能积累起来,扩大再生产。加之督办人员损公肥私,营私舞弊,更加损害了中小商人的投资利益,限制了企业的发展前途。八十年代后兴起的官督商办企业除少数走上官僚资本发展的道路外,大多数陷于停办和破产。徐润、杨宗濂、谢家福、经元等从官督商办企业中分化出来成为最早的民族资本家。郑观应、马建忠等则转变为代表新兴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的改良人物,中法战争后,他们即有所觉醒,除反对官督商办企业的独占权利,要求收回关税协定权,振兴工商业外,并进而主张采用西方议会制度,改良政治,走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甲午战争后,随着洋务运动的破产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失败,政治改良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先后兴起,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也开始呈现出初步发展的前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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