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全有

    陈璧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历任顺天府尹、度支部右侍郎、邮传部尚书[1] (P66—70)等要职，属于趋新式人物[2] (P224)，与袁世凯关系密切[3]。目前学界对之研究很不够，这是笔者从经济视角审视其思想脉络演变以求解清末大变革时期社会转型的主要原因。

    一、体恤商艰

    陈璧生于福建，早有护商认识，如在1895年他曾上奏主张保护回华商民。其时，“闽粤商民出洋谋生，若积有厚资，言归乡井，于汕头、厦门等埠，舍轮登陆之时，该处地棍居为奇货，辄串通海关厘卡书役妄指偷漏，任意拘留，及议罚放行所，费已不赀矣。而到籍后，复有蠹吏劣绅，朋比讹诈，既捏为匿税契，又捏为抗钱粮，鱼肉百端，必磬其余囊而后已，以致贸易海外者，视家邦为畏途，而藏富于外洋，大为失策”。有鉴于此，陈璧奏请清廷饬令闽、浙、两广地方官员“责成属员，遇有回华行李，例不应税应厘者，永禁需索，地方官于此等华商平日为之加意抚绥，如有再沿恶习，一经发觉，即将该委员州县分别从重参办，如是则华民挟资归里，不至裹足不前，为国家裕利源，为商民安生业，莫急于此”[4] (P56)。

    陈璧体恤商艰，主要体现在义和团运动后其所提出的利商主张上。

    清末从事典当业的商行，“开张之始，皆承领各衙门帑银，藉充资本，各衙门亦按季提取薄息，以为办公经费，官商及民，莫不称便”。1900年京师发生义和团运动，随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兵燹后京城内外及大宛地面税当二百零二座，多被抢夺，其未被抢及被抢未尽者，只余十座”，“损失不下数百万金”，“由是奸商乘机渔利，遍设小押局、暂押局，息重期促，攫取民财，而帑息虚悬，各衙门办公无资，亦难久待”[4] (P237—238)。

    面对这种情形，陈璧提出了自己的恤商主张：第一，豁除陋规，旧当免赔。“查从前新开税当请领由单花费及各衙门陋规，为数不赀，现已悬为厉禁，一律豁除。所有新开税当请由单，随到随发，领单后无论新东旧东，仍就旧时基址，或用原号，或换新号，均听其便。至旧当架脏被抢，实因上年变出非常，非往时被火、被窃、被劫例应赔偿者比，自应请免认赔”。“以杜纷扰，而示体恤”。至于那些“未经被抢及被抢未尽各家，不在此例”[4] (P237—239)。

    第二，所欠官帑一律免除。“至官帑一项，除被抢未尽及全未被抢者，照旧计算本息，无庸变通外，查各商旧欠各衙门官帑数十万两……今若全行责令当商措缴，商力诚恐不及，拟令新由单之各当商，每铺每年报效银一百六十两，以一半作为各衙门息银，以资办公；一半作为归还内帑五十万两之用”[4] (P237—228)。

    陈璧在提出体恤当商主张的同时，且制订了“整顿当商章程”十七条，除了落实上述主张，还在利息、纳税等方面优待当商，其“意在官帑稍有著落，民间亦能称便”，“该商人等自当踊跃遵办，庶官商小民各得其平，各守其业，地方亦赖以久安”[4] (P237—244)。

    当商中亏欠官款最巨者是四恒银号，对此陈璧认为，“四恒所欠一百万两中，有转借与各当铺商五十万两，且各当商原有欠缴各衙门帑银数十万两，一时均未能照缴，兵燹之后，民困商艰，不能不稍示体恤”。因此，主张“四恒钱商认缴库平足银五十万两，匀作六期缴清，应请饬下内务府查收。至四恒钱商责成当商按季呈缴项下，一并饬下内务府、户部遵照办理，庶于慎重帑款之中，仍寓恤商安民之意”[4] (P251—253)。

    体恤当商之外，陈璧又提出整顿京师地区的金融业，从钱业具结入手，打击不法钱商，努力营造良好的金融秩序。

    清末，京都内外城开设钱铺，向在大、宛两县呈报，取具五家联名保结，始准挂幌出帖。义和团运动前，京师内外城官准钱铺五百一十一家，但兵燹后仅剩二十余家，其余全系私开，擅出钱帖，银价涨落由其自便，及其亏空，则闭门逃走，无从究诘，实于国计民生大有妨碍。“当此大局底定，欲求便民利国，则钱商亏空倒闭等弊，必当设法严防”。在陈璧看来，钱铺私开、亏空倒闭的原由主要在于具结不实，而具结不实又与官方勒费的陋规直接相关。“查旧例钱铺如有倒闭，勒限一年追赔，如三年不完，勒令联名互保之四家均匀给限代发，定例本极周密，乃行之日久，地方官、胥吏向新开钱铺勒索重费，既遂其欲，则任便觅保，而作保之铺商，俱系虚具保结，不相过问，以致虚出票张，多逾成本之数，一经倒闭，或以一二成实钱折扣开发，或者竟成废纸，保家因有三年期限，遂至逍遥事外，总未照数摊赔，坑害良民，莫此为甚”[4] (P245—246)。

    有鉴于此等弊端，陈璧主张：“拟将钱商一切事宜，改归顺天府善后局经理，遴委妥员会同大、宛两县在局专司其事，严禁书役索费抑勒等弊，凡新开各钱铺，但令寻觅的确殷实铺户及钱商共三家，出具切实保结，声明遇有关闭，自愿摊赔，具呈到局，即由局派公正员绅严密访查，如果保人均系殷实商家，即准挂幌开张，倘系小本营生，希图蒙混，即行驳饬不准，如此认真办理，庶不至关闭逃亡，贻为民害。”[4] (P246)

    在这里，陈璧着意于加强对官方的廉政监督、管理，努力促使钱业的规范化经营，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陈璧还制订了“整顿钱商章程”[4] (P247—249)七条，其中不乏一些具体的恤商措施，如具保由五家改为三家，三家中一家为殷实同行，“其余二家如金店、官准炉房、票号、洋货行、布店、粮行、油酒行、茶行、官盐公柜、大干果店、绸缎店及著名殷实各行栈”，均无不可。

    一方面是体恤商艰，与之相应的是扶持商人组织。光绪三十一年(1905)，京师绅商申请设立水会总分各局，陈璧认为“五城先后奏设水会局十九处，无论何处遇有火患，无不竭力捍御，曾经部定章程，每届三年期满，准其酌核保奖，以示鼓励，今该绅等募设水会总局各局，已届三年，不无微劳，足录合无仰恳天恩，饬部援照五城水会章程准予立案，以昭公允”[4] (P405—406)。

    总上可知，陈璧经济思想中确实有恤商倾向，这与当时社会重商思潮不无关系。

    二、重工、重农

    陈璧重工思想最先集中体现在光绪二十二年六月所上《海防善后亟宜变通闽厂章程添设各项机器以开利源而备御侮折》，面对甲午战后的危急情形，他提出发展福建船政的四大主张：一是开煤铁矿，二是铸洋钱，三是开招商局，四是广制造[4] (P65—72)。上述看法中，多有与发展工业相关联者。其中开矿一项，陈璧还提出了具体的举措——慎选富商严禁规费：“开矿固自然之利，理财以节费为先，闻各省商民，每当勘实矿苗，集资禀办，而大小衙门，百端需索，殷富商贾，遂至裹足不前，不过一二劣员以纳贿来，以攫财去，始则集股，继而侵吞，终归偾事，有名无实，流弊殊深，而议者归咎于矿不可开，何异因噎废食乎？应请饬下各直省大吏将来准开矿务，必须慎选富商严禁规费，官为保护，以期成功，则商民接踵，矿务必大起色矣。”[4] (P73)于此可知，陈璧是主张官助商办的工业发展模式。

    陈璧重工，首先体现在工艺局的设立上。

    在陈璧看来，发展工艺局有两大理由：一是利权回收。“政有九经，劝工居一，工政不修，则利源外溢，是工艺局一事，所急宜切实举行者也”。“查各国工艺学堂办法，以能习他国制造、收回利权者为上，等其次则他埠货物为本土所无者，学制以省转运；其次则就本土旧式制造时出新意，精益求精，如是则工有所劝，民有所归，所谓日省月试，既禀称事，身亲而目验之，非徒托空言也”。二是养民。“内外城游民徒手而无一长，以教工为收养，实为两得之计”。“开局宗旨，全在养民，不同谋利，常有公家给款，以济成本之不敷，代为销售，以助民力所不逮，与粥厂、棲流所、赈恤局意不相背。现江南仿行工艺学堂已得大侣，该前学士所定章程亦非墨守积习者比，惟是小民效一手一足之劳，总其成者，不参私见，事方可行，局中试造景泰瑯、栽绒、织布、刻字、木器、铜活，皆本土小民所能为”。至于具体的发展举措，他主张循序渐进，特别强调了绅的参与及其与官之结合的重要。“就京城地面而论，一时即未能推广，而城内城外各设一区，亦必不可少，创办伊始，一切章程均应斟酌妥善，臣愚以为绅办而官督之，则流弊不滋；绅办而官助之，则鼓励益力”[4] (P225—227)。总之，“工艺之事，宜官助商办”[4] (P293)。

    陈璧的主张得到了清廷的允准[4] (P230—231)。后陈璧保举翰林院侍读学士黄思永“讲求工艺”，以“开通风气”[4] (P235—236)。并在京师外城下斜街、城内铁狮子胡同各建工艺局一所，仿造西洋工艺，内另设劝工场陈列货物，设工艺学堂教育艺徒[4] (P293—295)。工艺局的产品主要有洋毛巾、斗纹布、画漆、雕漆、洋式木器、籘器、织物、胰皂、玻璃、硝硷、灰煤等，经费来自直隶总督袁世凯所解顺直善后赈捐款五万两，后因不敷使用，陈璧又另奏请续拨[4] (P371—372)。此外，陈璧还“援照五城长年粥厂并长年赈恤所之例”，奏请清廷每月拨六十石粟米，“以资教养之需”[4] (P379—380)。

    纺织业是我国近代工业最先起步的领域，陈璧对此主张“教导女工倡办纺织”。他认为，纺织成本低廉，行销又广，发展纺织可以改变京师妇女的“游惰”之性，“足以厚民生而挽颓俗”。其具体措施是，木机“拟由工艺局仿式广制，给民领回纺织，俟风气一开，则减价销售以补成本”，工艺局“另立一厂”。其他各善堂、女号房所收养的妇女，“亦拟准行”，“唯须设法保护，用符官助商办新章”[4] (P299—300)。不过，陈璧反对在京师创办织布局，他的理由是“北省棉质粗脆，既不合机器之用，价值亦较南省为昂，则纺织无从措手，若购自南省，糜费更甚，亏累尤多，且一厂之费、机器等项，动须百万金，或数十万金，现在款项支绌，虽不敢以筹画维艰遂畏难而自阻，亦不敢冒昧从事致劳费而无功，此织布局碍难创办之实在情形也。惟有劝兴农学，广求棉种，改变棉质，为将来试办之根本耳”[4] (P301—303)。

    工业之外，陈璧亦非常注重农业的发展，且将之置于与工业同等重要地位。“农务大利，列为本富，禹贡辨土，冀州为上”[4] (P295)。“伏维游民众多，正坐农工各务概未讲求之故，西人研究农工，不遗余力，新理日辟，获利极丰，中国视为故常，有志之士，不屑措意业农，仅者遵故老指授而已，广肥料、选嘉种诸法未闻也；业工者守高曾矩矱而已，制机器、精格致诸学未闻也。以此窳败之农工，奈之何不贫且困乎？是以小民终岁勤动，往往事畜不完，无籍之民习睹其法，遂安于游手偷闲，不事生产”[4] (P292)。

    陈璧发展农业的具体举措是在工艺局里附设农务学堂，培养人才，“更饬各属试设劝农局，即以农务学堂卒业学生驻局，以善法传授农民”。其发展的类别主要有蚕桑、棉、果、畜牧及水利等[4] (P295—296)。此外，陈璧还在南苑招农垦荒，“助以官本，考究种植收养之法”，荒地因此“陆续招垦”。“其注意尤在购农具、选种籽，近水之处先开稻田，教以种法，余种葡萄、桑麻，备他日酿酒、缫丝、打索各公司之用”[4] (P372)。

    陈璧在清末致力于农工发展，这类同于袁世凯之类的新派官员，他们都是清末新政的推动者，发展农工自为应有之义[5] (P211—216)。

    三、整顿铜币

    清末币政纷乱异常，如铜币为各地方制造，受利益驱动盲目扩充，以至于市价大跌，金融、市场因之动荡。陈璧对此混乱情形十分关注，早在1905年就上奏“禁用私钱”[4] (P403)，次年又奏请钦差大臣前往各省归并铜币局厂，并酌拟办法十四条，因此谕旨著派其前往考察办理。陈璧受命后，又续拟办法四条：一、酌留局厂原有之总会办等，经此次考察会同督抚加札委用；二、裁并局厂，拟派司员一人前往接收；三、结算余利应以一年为一届，每三个月综结一次；四、购买铜铅由大清之上海、天津两分行随时考查市价，代为办理各省需用[4] (P445—448)。从其主张看，陈璧的意图主要在于加强中央对地方币政的控制权，这符合满清朝廷强化中央集权的企图。

    关于裁并局厂，陈璧拟“酌留局厂九处，裁停局厂八处”，以控制铜币的市场投放量。但是，由于“江南因办赈需钱变通暂广铸数，豫、鄂、粤、闽各省铸数亦未能悉遵奏明定额，急须先往考查”，因此，陈璧“预拟行程，先由京汉铁路赴河南，再至湖北乘江轮至江宁，便道赴清江，查收局厂机器，毕至上海，航海至粤、闽，旋由上海赴四川，回至天津、奉天，次第考查办理，唯四川居长江上游，闻该厂铸数行销不似沿江沿海之繁杂，拟先派司员前往调查统计”[4] (P449—450)。至于此次调查的一切川资费用，由中央政府拨给，无需地方供应[4] (P453)。

    光绪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璧出都开始南下，十二月二日抵汴[4] (P455)；初十日自河南起程，十三日抵达湖北[4] (P457)；二十六日自湖北起程，二十九日抵达江宁[4] (P459—460)，陈请押追浮冒巨款的已革江宁造币厂总办记名道潘学祖[4] (P461—462)；光绪三十三年正月十二日由江宁出发，次日抵达清江浦[4] (P463)；十六日起程赴沪，二月一日由沪航海抵广东[4] (P465)；二月二十二日抵福建，请旨饬下闽浙总督松焘迅赴闽任，“以资督率”，促进铜币生产[4] (P467，471)，又奏请将“私挪官项、诓骗商款”的闽关铜币局总办候选道马景融革职押追[4] (P469)，“朋比贪劣、物议沸腾”之该局提调直隶候补知府马庆麒、总监工候选县丞张启正一并革职归案办理[4] (P473—474)。后陈璧请假十五日回乡省墓[4] (P475)，四月十二日起程赴皖，二十四日抵达省城，次日起程至汉，搭火车前往天津[4] (P479)；在天津考察直隶分厂时，陈璧适逢东三省总督徐世昌，晤及奉省造币事，于是二人合奏暂缓前往奉省调查，五月一日奉旨著徐世昌等一并考核奏明办理，陈璧著即回京，亦毋庸派员前往[4] (P481—482)。此前四川造币分厂的调查，则由属员代为前往[4] (P477)。

    陈璧此次出都查验各地币局，历时七个月，“所至各厂，相其房屋之宜否，试其机器之良窳，验其物料之省费，察其员司之贤不肖，核其余利之多寡，及出入款项之虚实”[4] (P495)。至于各厂的具体情形，相比较而言，“综而论之，机器铸数余利之多，以湖北为最；广东厂房极为合用，办事规则细密，为诸省冠，只以近年销路未畅，余利甚微；直隶厂机安置得宜，办理精核；江宁旧厂乱杂无序，新厂仿照广东，尚属完好，机器铸数几埒湖北，惟从前经理未善，余利短绌；河南机厂无多，亦以章制未备，款目动辄舛误；福建南局开办较早，稍有赢余，东西两局开办未久即停，徒以巨款易此厂机，尤为可惜；四川余利优于粤、闽，惟僻处西隅，转运不易，即厂机亦未完备，尚待扩充，已拟定整顿办法，行令各该厂遵照办理”[4] (P495—496)。关于铜币余利应解练兵经费一项，陈璧另有专章奏报[4] (P597—599)。

    陈璧此次整顿铜币，主旨是解决各省“多铸争销之弊”，其所采取的措施中，关键的一项是“酌量归并”：“除总厂外，山东归并直隶为一厂，湖南归并湖北为一厂，江西、安徽、江苏、清江归并江宁为一厂，浙江归并福建为一厂，广西归并广东为一厂，合奉天、河南、四川、云南四厂共九处。”各厂内所存物料、机器进行登记报部，且对主要员司进行考核[4] (P491—492)。此外则是确定铸造铜币的数目：“若不将各省供求相需之数确定而平准之，即此九厂所铸亦必积渐日多，则泉货壅滞，价值低落，而币制终无画一整齐之效，相应请旨饬下度支部统筹全局，妥议各厂铸数，并将银铜各币著为定价，官民收发公其出入，而严其限制，颁示天下，用昭德守，一二年后，仍当察看情形，酌量停铸、减铸，以剂其平，庶足维持永久，而圜政不至紊乱矣。”[4] (P496—497)陈璧还在酌留局厂各派会办一员[4] (P601—602)，以加强控制、管理。另奏请开采赣、滇等地铜矿，“以兴宝藏而挽利权，实于币制、矿务均有裨益”[4] (P603)[6]。

    集中体现陈璧整顿币政措施的是他拟订的“划一章程十六条”，其主要内容是：度支部“核定铸数，行令各该厂遵办”；“所有铸造行销事宜，均责成该厂经理”；弱化对铜币流通的限制；“将铜币镌刻字样、花纹，改定模式颁发，各厂俾归一律”；“嗣后新颁祖模，应将前项识别删除，仍于花纹、笔画间稍识区别，以便稽考，俾新币可以通行”；其他如降低低币值成本、划一样形质、废模处理、规范月报格式及工作簿记、余利指拨、余利清欠、花红提解、审定开支、拟定厂名等，不一而足[4] (P582—590)。

    整顿铜币之余，陈璧还对与铜币紧密关联的银币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惟有赶铸新式银币，以铜币为之辅助，定铜币若干枚，易银币一元，公私款项出入一律如是，则易中之品以银币为主，民间行用铜币，但视银币准价值，自无须与制钱较铢两，一面仍照各国辅助货币之例，限制铸造，庶法价可以维持，而圜政亦得资补救矣。”[4] (P593—594)目前银币厂“分厂七所，设厂未免太多”，“整顿币制，必求划一，前项银币宜专归度支部总厂铸造，各省分厂概停罢，必不得已亦应由度支部统筹全局，将各分厂酌量归并，仍与总厂相为维系，一切铸造行销事宜，即责成此次所派会办铜币厂务司员，一并监查，以期核实”[4] (P594—595)。至于各地发行的银钱官票——纸币，陈璧认为“发行太滥，隐患无穷，惟赶紧由度支部发行正式纸币，庶足及时挽救”[4] (P595)。

    光绪三十三年底，清廷因“银价陡涨，物价因亦增高”之故，为平抑物价、打击私运铜元入京，特谕令“前在府尹任内办理银钱平价尚属得法”的陈璧等“妥筹办理，务使操纵得法，国帑不至虚糜，用副朝廷体恤民困之至意”。此时已是邮传部尚书的陈璧，与其他官员“共同酌定，密派侦探多员，严禁私贩，于火车上下时实力稽查，并亲到商会与众商集议，宣布朝廷德意，各商感激乐从，遴选向来办事得力各员，日向商民劝导”。这是措施之一，之二则是设立公估局。“第盈虚消息，操纵全在机先，非在钱市左近设局随时熟筹对待，不足以资箝制。十六日当就正阳门内设立公估官局，刊刻关防一颗，文曰‘奏办京师公估官局关防’，发交该局经理，以资信守，各员逐日到市监查”。此外，还“妥筹办法”数条：一、“售买铜元饬商率由旧章，由买主自赴该铺拉运，禁止卖主亲送到门，以杜私运求售情弊”。二、“钱商利于行使铜元票张，责令该商不准虚出票张，应有藏储铜元为准备，庶不致市面充斥”。三、“百货价值视钱价为起跌，粮店尤关小民日食，钱价一定，应责成各铺商平价交易”。随着这些措施的落实，“市价渐见平和”[4] (P691—693)。后陈璧还将平钱价的政策向近畿各州县推行，“联络一气，务期钱价一律平均，物价不至腾涨，庶民困稍苏矣”[4] (P695)。

    币制方面，陈璧于光绪三十四年七月邮传部会议行用金币，并上说帖以备采择[7]。

    总而论之，陈璧作为清末思想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的平衡型人物，其经济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上述三个方面，其中体恤商艰思想反映了他顺应时代潮流的改革派特征，重工、重农思想折射出其务实、进取特征，而整顿铜币则流露出加强中央集权的倾向性。除此之外，他还主张整顿税务，如仿行印花税以筹饷[4] (P61—63)、加强对海关税务的管理[4] (P485)，另创设交通银行[8] (P147)，提出“借金还金”[9] (P104)政策以收回京汉路利权[10] (P126—130)，借洋债[12] 等，但相形失之零碎，限于篇幅，就不在此赘言了。

【参考文献】

    [1]苏全有. 清末邮传部研究[M]. 北京：中华书局，2005.

    [2]李国祁. 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闽浙台地区[M]. 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3]陈璧出山消息[J]. 盛京时报，1912—02—10，(7).

    [4]陈璧. 望岩堂奏稿[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5]张华腾，苏全有. 袁世凯与中国近代化[M]. 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

    [6]京汉铁路从缓赎回之风说[J]. 申报，1908—10—7，(5).

    [7]邮传部会议金币说帖[J]. 盛京时报，1908—7—28，(2). 1908—7—29，(2).

    [8]邮传部. 邮传部奏议类编·续编[M]. 台北：文海出版社，1967.

    [9]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 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第十编自强运动五)[C]. 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

    [10]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参事室. 中国清代外债史资料(1853—1911)[Z].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1991.

    [11]叶恭绰. 清末赎回京汉铁路的经过[A]. 全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C]. 北京：中华书局19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