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阶段，从1978年春至1980年8月，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酝酿、探索和决策的阶段

    1978年春夏间，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为扭转国家经济濒临崩溃的困难，积极探索发展经济的路子。他和党中央先后派出3 个代表团和考察组，赴日本、港澳和西欧5国访问和考察， 决心打破闭关自守或半自守的状态，实行对外开放。出访前，邓小平对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等人作了具体布置；出访后，他听取了谷牧的汇报，并以其战略家的头脑和目光，作出决策：一是引进这件事要做；二是下决心向外国借点钱搞建设；三是要尽快争取时间。邓小平还在中央政治局讨论《今后8 年发展对外贸易、增加外汇收入的规划要点》时，对如何发展外贸工作作了重要指示。

    这年7月至9月间，国务院召开务虚会，重点研究加快我国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会议强调放手利用外国的资金，大量引进先进技术设备。最后，党中央和邓小平郑重确立打开国门、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

    与此同时，中央和邓小平要求广东发挥毗邻港澳、华侨众多的优势，切实搞好宝安、珠海两个边防县的建设，从港澳引进技术、资金、设备、原料，搞加工装配业务，扩大外贸出口工作。为此，广东省于同年6 月下旬提出关于搞好宝安、珠海边防县建设和外贸出口的意见。随后着手筹建大规模出口基地，并将宝安县改为深圳市，珠海县改为珠海市，得到了国务院的同意和批准。

    这年10月，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还同意国家交通部《关于利用香港招商局的请示报告》。据此，交通部和广东省商定，并经国务院批准，在深圳蛇口建立我国内地第一个加工出口区。

    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广东省负责人习仲勋提出， 希望中央对广东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并允许在深圳、珠海、汕头划出一块地方，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投资的场所，按照国际惯例，创办贸易合作区。这一提议，得到了中央和邓小平的赞同和支持。究竟是办贸易合作区，还是办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经过深思熟虑的邓小平明确地说，还是叫特区好，可以划出一块地方，叫作特区。“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邓小平以“杀”字来形容试办特区，令人振聋发聩。这一方面显示邓小平这个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无所畏惧、勇往直前的豪情气概，另一方面也显示试办特区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只有前仆后继，才能杀出一条血路来，把特区办好。

    1979年7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广东、 福建两省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经济特区。

    党中央和邓小平作出这项战略决策，是对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历史教训深刻总结和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理论的正确理解的结果。

    首先，邓小平研究了中国国情，深刻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困落后，愚昧无知”同时，邓小平还以“过去陕甘宁就是特区”作为历史依据，倡议创办新时期特区。尽管这两种特区在性质、地位和作用迥然不同，但其仍有共同之处，就是在中国土地上划出一块或几块地方，进行某种尝试，通权达变，实现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

    其次，邓小平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对外开放的理论，大胆借鉴海外成功的经验。邓小平以其非凡的胆略和远见卓识，从海外设立特区的成功经验中得到启示和借鉴，并吸纳广东省提出的富有新意的建议，果断地作出在中国沿海地区创办4个经济特区的决策， 而且把它作为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重要实验。其后，又接受广东省的提议，把“出口特区”改为“经济特区”。邓小平说：“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这一称谓的确定，明确地规定了经济特区的性质和任务。

    第二阶段，从1980年8月到1988年4月，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形成的阶段

    （一）经济特区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

    在开始那几年，海内外人士对试办特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由于 长期闭关锁国和“左”的思想影响，当时从中央到地方，对试办经济特区这一伟大创举，疑虑很多，阻力很大，多有非议之词。有人说“特区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飞地’”，“香港市场上的‘水货之源’”，“走私的主要通道”，甚至比拟为“旧中国上海的‘租界’”。有一段时间，海内外更有人异口同声地说试办特区“失败了”。当年分管特区工作的谷牧，后来曾感慨万分地说：“特别是1982年上半年，很有些‘秋风萧瑟’的味道。”1987年6月12日， 邓小平在会见南斯拉夫外宾时也说：“当时我们党内还有人采取怀疑的态度，香港舆论界不管是反对我们的还是赞成我们的，也都有人持怀疑态度，不相信我们是正确的。”那时，经济特区困难重重，步履艰难，是在“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中过来的。

    党中央和邓小平对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正当特区艰苦行进、遇到很大压力的时候，1984年春，邓小平亲自出马，进行第一次南巡，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他说，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现在来看看办得怎样了。他分别为3 个特区作了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珠海经济特区好”，“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好些更快些”。充分肯定了兴办特区的决策和实践，并对其发展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回京后又作了重要谈话，给特区建设以决定性的支持，对办好特区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

    邓小平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特区存在的问题。他与外宾谈到深圳特区时指出：“当然一个完全新的事物不允许犯错误是不行的，有一点错误也是很小的。”由于邓小平在发展方向上及时加以引导，因此，中国经济特区这一新生事物得以健康成长。

    （二）经济特区坚持“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对中央负责人发表重要谈话时明确指出：“我们建立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

    根据邓小平的意见，党中央、国务院先后作出决定：“扩大厦门、珠海、汕头3个特区的范围；开放上海、天津、广州等14 个沿海港口城市和海南岛，给海南岛以类似经济特区的政策；开辟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闽南厦漳泉三角洲以及环渤海湾地区为经济开放区。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的开放格局。邓小平提出的“不是收而是放”的指导思想因此普遍深入人心，“给那些有关兴办经济特区是是非非的议论，基本划上了句号”。

    （三）明确了经济特区的地位和作用

    邓小平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邓小平提出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不仅科学地指明了特区的地位和作用，而且也指明了特区建设的方向与任务。特区通过外引内联，一是利用特殊政策，将海外的资金、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及人才引进特区，促进特区经济发展，并逐步向内地进行辐射，为全国各地改革开放起到试验和示范的作用。二是通过特区这个窗口，了解国际市场变化，掌握最新信息，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以便实现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接轨。三是世界各国通过特区，可以了解中国国情、对外政策和投资环境，加强中外的经济合作。

    （四）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

    特区创办时，部分领导强调发展商业，搞“万商云集”，一度利用优惠政策进口商品向内地倾销，获利颇丰。海内外议论纷纷，致使特区形象受损。这显然不符合试办经济特区和出口基地的宗旨。为此，中央和广东省要求深圳等特区在发展方向上进行调整，在3 年内将深圳特区办成以工业为主，以出口创汇为主的外向型的综合性的出口基地。

    邓小平针对那些有关特区发展方针的模糊认识，强调指出：“我们特区的经济从内向转到外向，现在还是刚起步，所以能出口的好的产品还不多。只要深圳没有做到这一步，它的关就还没有过，还不能证明它的发展是很健康的。”在特区发展的关键时刻，他再一次敲响了警钟，指明了方向。特区按照邓小平这一指示，努力调整产业结构，向外向型经济发展，积极打进国际市场，多出口，多创汇，终于闯过了以出口创汇为主这一关。1987年6月，邓小平十分欣慰地对外宾说， “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就是说能够变成工业基地，并能够打进国际市场。这一点明确以后，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深圳的同志告诉我，那里的工业产品50%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现在经济特区已成为我国重要的出口基地，其中深圳的进出口总额居全国各大中城市之首。

    第三阶段，从1988年4月至现在， 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丰富和发展阶段

    （一）再造几个“香港”

    邓小平在总结原有特区经验的基础上，以更大的气魄，提出并决定创建海南特区省和开发上海浦东，进行更深刻、更广泛和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的综合试验，下大决心“再造几个香港”。

    1987年6月，邓小平对外宾宣布：“我们正在搞一个更大的特区， 这就是海南岛经济特区。”1988年4月，海南经济特区成立， 中央赋予比其它特区更为优惠的政策。从深圳等4个特区扩大到海南特区省， 这是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又一次飞跃。海南是一个拥有3 万多平方公里的区域和多元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省份，在一个仅次于台湾省这么大的范围内兴办特区，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其广度和深度，实堪称为我国改革开放史上的壮举。当海南决定将洋浦港成片承包给外商开发，遭到国内外某些人强烈反对，甚至指责此举为“卖国行为”，“何异引狠入室，开门揖盗”的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了决定性的支持。1989年4月28日，他对洋浦开发问题作了批示，肯定“海南省委的决策是正确的。机会难得，时不宜迟”。明快而果断地平息了“洋浦风波”，使海南特区得以持续发展。

    1988年6月，邓小平提出了“再造几个香港”的战略构想。 他说：“现在有一个香港，我们在内地还要造几个‘香港’，就是说，为了实现我们的发展战略目标，要更加开放。”后来他还多次谈到“再造香港”问题，这是其经济特区思想的又一次突破。

    香港是一个全方位开放的自由港，国际化程度较高，是国际贸易、航运、金融、信息中心之一。邓小平提出“再造香港”，就是要借鉴和利用香港对外开放的经验，促进内地更加开放，走向国际化。

    邓小平“再造香港”，其目标除海南洋浦外，他更看重的是上海浦东。1991年初，邓小平视察上海，他不无惋惜地说：“上海开发晚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他第2年南巡时， 再次以检讨的口吻说：“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4 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邓小平认为“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带动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经济发展的“一条捷径”。基于这一考虑，他敦促中央和上海加快开放和开发浦东。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浦东后来居上，全国形成了“80年代看广东，90年代看浦东”的局面。

    （二）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

    从特区成立之日起，特区究竟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一直困惑着某些人的思想，长期争论不休。

    邓小平南方谈话，围绕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这条主线，抓住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以“三个有利于”作为判断姓“社”姓“资”的标准。明确地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以特区生产力发展作依据，通俗而深刻地阐述了彻底的唯物主义的观点，严厉地批评那种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空谈姓“社”姓“资”问题的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和标榜唯我主张才姓“社”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作风，痛斥那些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连基本常识都没有”。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和“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论，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特区姓“社”不姓“资”的问题，而且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从而结束了这场旷日持久的姓“社”姓“资”的争论。

    （三）经济特区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

    敢闯敢“冒”，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敢于试验，是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的重要环节。改革开放必然要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东西。有些人因此而认识不清，产生困惑，务必先要搞清姓“社”还是姓“资”，才敢迈步。邓小平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他十分赞赏深圳特区那种敢为天下先的大无畏精神，正确地指出：“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并把它上升为改革开放的一条基本原则。因此，他主张，第一，“看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否则，“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就干不出新的事业。”试办经济特区是一个新课题，没有什么经验，全靠摸索前进，只有敢于冒风险，大胆地闯，才能探索出一条新路来。第二，“不搞争论”。千道理，万道理，发展才是硬道理。对于特区新的实践，不能用传统的理论评头品足。有些理论上的问题，如果拘泥于经典作家的本本里是否说过或怎么说，老是争论不休，就会把问题越搞越复杂，把时间争掉，贻误发展时机。邓小平从本质上总结深圳特区的建设经验是敢闯，这一科学总结，过去多次特区工作会议以及粤、闽、琼三省五个特区经验总结中从没有达到这样的理论高度，这是对特区经验的肯定，也是特区增创新优势的强大思想武器。

    （四）经济特区以市场经济为取向

    邓小平倡议试办经济特区时，就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这就决定特区的建设，一是不能再走计划经济的老路，国家拨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特区必须自筹资金、自担风险来搞开发和建设。所谓“蛇口模式”，就是主要靠招商局向香港银行借钱发展起来的。二是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走向外向，就要大力发展“三来一补”和“三资”企业以及外向型企业，加强与外商的合作，与国际市场接轨。这就需要按照国外市场经济的规律办事。因此，深圳特区在建立初期，就提出它的经济以市场调节为主，而海南建省在制定大特区发展战略时，就明确提出要“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都是根据邓小平关于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经营方式指示为导向的。中共十四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就是在邓小平经济特区建设思想和实践的基础上而制定出来的。

    （五）经济特区要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