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家瑞

　　1900年夏季，正当中国北方义和团反帝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之际，在南方，由英帝国主义策划并导演，大买办盛宣怀穿针引线，经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联络东南诸省督抚，派员会同各国驻上海领事商定了《中西官议订保护长江内地通共章程》及《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这就是所谓的“东南互保”。

　　最近有同志写文章，谈及“多年来，‘东南互保’遭到学术界的否定，被斥之为‘一幕丑剧’，……这既不公正，也有违当时的历史事实。”认为‘互保’“从总体上看，对抵制西太后的盲目排外、保护东南地区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还具有积极的主导的一面。”（注：《解放日报》主编《新论》（未定文稿）122期刊载谢俊美同志文章。）对此看法笔者不敢苟同，并谨就“互保”的作用问题，摘引中外当事者的亲笔函电资料，以图窥察“东南互保”究竟保护了什么？

　　义和拳民进入京津后，反帝斗争进入高潮。其锋芒所指决非仅仅局限于北部中国，而是波及四面八方。这就严重地威胁着帝国主义划分不久的“势力范围”；同时，也影响到中国买办阶级的既得利益。对此，他们必然要有所反应。

　　作为英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之喉舌的上海《申报》，立即发表了一篇题为《拳匪作乱有关上海市景说》的社论。（注：《申报》1900年6月12日号。）其中谈到天津的“商务悉被拳匪所扰害”，从而严重影响了上海市景；由上海转口北运的货物只好“暂停运转”，致使华洋交易总汇之区的上海滩随之冷落，作为买办阶级生财之道的税行和招商局，也莫不“门堪罗雀”了。上海一地“货物因停运而壅积，商人遂日贬其价，不复计其本资。”举凡鸦片、洋布、煤油、大米等等，无不削价求售，但亦难以销出。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在华的一次贸易恐慌。社论还谈到商人的资金“多取给于钱庄，获利则钱庄得有盈余，失利则钱庄因以亏耗，……恐商途一经窒滞，钱庄即不能免于岌岌可危。”这就又给大官僚大买办所投资经营的高利贷事业勾画出一幅惨淡可怕的前景来。

　　《申报》的这篇社论引起英帝国主义者的警觉与反响。仅隔一天时间，6月14日，英国驻上海代总领事霍必澜就急电英国外交大臣索尔滋伯理侯爵，申述从英国的利益考虑，“长江流域的任何骚乱将会造成巨大的损失。”（注：英国蓝皮书，1900年中国第3号，第128件。以下征引简称“蓝皮书”，并省略“中国”字样。）英国汇丰银行则迳函本国外交部，强调“上海的重要性”。它指出：“英国在上海的货物和财产的价值估计有数百万镑”；而且“目前在（英国）国内退休的人们中，有很大一批人依靠从上海的财产中所得到的收入过活，每年从一百镑到三万镑不等”。因此，“如果上海即便是遭到部分破坏，也将造成最严重的灾难。”（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89件。）

　　帝国主义侵华利益的危机隐约可见，而现实局势则尤为严峻。驻上海的各国领事们惊呼“义和拳运动正在发展，如果天津的联军不能制止它，那么，它将扩大到华中和华南。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运动，使外国贸易遭到彻底毁灭。”（注：蓝皮书，1900年第3号，第261件。）英国“驻重庆和宁波的领事都要求提供炮舰，但却没有多余的炮舰能提供给他们。”（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125件。）

　　非常清楚，帝国主义耽心的是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有可能发展成为全国性运动。如果当真出现这种情况，则无论帝国主义目前的抑或长远的利益，都将蒙受重大损失。为此，霍必澜急电英国政府，建议“应当立即与汉口及南京的总督达成一项谅解”，对他们给予“有效支持，他们将在所辖地区内尽力维持和平。”（注：英国蓝皮书，1900年中国第3号，第128件。以下征引简称“蓝皮书”，并省略“中国”字样。）至于江海关方面，由于有赫德这个在清政府中“通天”的人物撑腰，无需辗转请示，索性电令金陵关税务司韩森于6月16日会见两江总督刘坤一，晓以利害。韩森乃向刘直接提出“让长江一带贸易照常进行，把军事行动局限在北方”的建议。（注：1900年6月19日金陵关税务司韩森致赫德函，见《中国海关与义和团运动》（以下简称《海关》）第75页。）对霍必澜上述的建议，英国政府通过外交大臣当即复电驻沪总领事，原则上予以同意。其电文有云：让“长江各省总督维持秩序，对保存中华帝国来说，是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40件。）这句话非常耐人寻味，因为1898年列强在中国的划分“势力范围”，已使以慈禧为首的清王朝沦为帝国主义侵华势力的“守土长官”，所谓“保存中华帝国”，实质只是确保分赃方案”的隐语；而“长江各省维持秩序”，则主要是维持英帝国主义的既得利益。何况1898年瓜分狂潮中，英国得利独厚，难免它国心存芥蒂；一旦义和团运动南向发展，“英国可能没有办法叫别的国家不加干涉。”海关方面所以商请总督出面，也正是为了“清除干预的借口”；如果“任何国家进行干预时，英国就有理由叫他们停止干预。”（注：1900年8月7日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致韩森函，见《海关》第78页。）这种做法既可发挥诸总督的“守土”作用，又可使帝国主义侵略军得以集中力量于北方去扼杀义和团运动了。

　　正是基于上述决策，6月15日，英外交大臣致电霍必澜：“我们授权您通知两江总督：如果他采取维护秩序的措施，他将得到女王的支持。您应通知驻汉口总领事，可以向（湖广）总督提出一项同样的保证。”（注：蓝皮书，1900年第3号第135件，附件。）时隔一周，则再次电令“通知总督：当他为恢复秩序做任何努力的时候，他可以期待女王军舰的最充分的支持。”（注：蓝皮书，1900年第3号第172件，附件。）

　　许诺不能停滞在口头上，还需要见诸行动。为了显示“最充分的支持”的实力，除当时停泊在汉口以上的埃斯克号、木鸡号、云雀号、鹬鸟号等军舰外，6月16日，英国海军部又致电驻沪海军将领，命令把原在上海停泊的两艘军舰之一仙女号“开往南京，并与总督联系，保证他在维持秩序及保护英国利益时，将得到女王政府的支持。”另一艘红雀号“为了同样的目的开往汉口，向该处总督提出同样的保证。”（注：蓝皮书，1900年第3号第217件，附件。）随后，外交大臣又一次命令总领事“向总督们提出保证：长江已有十三艘军舰；而且，当再有军舰可供调遣时，兵力还会得到增加。”（注：蓝皮书，1900年第3号第222件，附件。）

　　外交允诺配合军舰游弋，双管齐下果然奏效。当6月16日刘坤一会见韩森时，就明确表态：“愿在长江一带维护和平。只要英国方面帮助，一切都肯做。如果其它国家侵犯长江一带，愿意听英国的指挥”。（注：1900年6月19日韩森致赫德函。）17日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会晤张之洞，“总督对此次拜访和索尔兹伯理勋爵的电报感到极为高兴，因为他的力量由此得到加强。”张之洞还保证说：“他完全了解自己在所辖地区内维持秩序和提供保护的职责，这不仅是由于条约义务，而且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和声誉。”（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93件附件4。）

　　在共同稳定半殖民地秩序的前提下，双方一拍即合。于是，长江一带立即呈现出一派肃杀气氛。

　　据有关记载，“15日晚间，许多高级官员在（两江）总督衙门聚会，决定用坚决手段镇压这一地区的骚乱。”“在南京，总督出告示把义和团叫做不法暴徒，并悬赏缉拿。兵勇经常在街上巡逻、”（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6月18日）致江宁刘制台电。）在湖广境内“已添重兵，出告示饬州县禁谣拿匪，敢有生事，立即正法；所有洋商教士，力任保护。”（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6月18日）致江宁刘制台电。）张之洞还“派了特别暗探，稽查坏人。外地人来去和住址，都要报告登记。为了维持秩序，采取了非常措施，发现任何小乱子，都马上严厉处理”（注：6月17日江汉关税务司何文德致赫德函。见《海关》第80页。）

　　就这样，帝国主义在长江一带“势力范围”内，初步稳住了阵脚。

　　正当帝国主义者欣慰于长江流域的“十分平静”之际，北方却风云突变，慑于义和团接连攻下四座公使馆的威力，慈禧不得不采取釜底抽薪的手法，于6月20日颁布了所谓的“宣战”诏书，要对外国“大张挞伐，一决雌雄”；而且还特别指出：如有“甘心从逆，竟作汉奸，朕即刻严诛，决无宽贷。”（注：载《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63页。）且不管慈禧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毕章是堂堂谕旨，可真难为了几位封疆大吏！

　　大买办盛宣怀出自阶级本能及切身财产利害，于是挺身为之出谋划策。他首先赞誉各实力人物的见解，谓袁世凯对于这一诏书主张“不声张”的意见“极是”；张之洞电称“长江一带止有会匪，并无可恃义民，惟有严拿重办”的作法好得很；而刘坤一“欲保东南疆土，留为大局转机”的设想，更属神机妙算。（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二，6月26日盛京堂电。）于是，盛宣怀乃具体建议：由“（刘）岘帅、（张）香帅会同电饬地方官上海道与各领事订约，上海租界归各国保护，长江内地均归都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一面责成文武弹压地方，不准滋事，有犯必惩，以静人心。”（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6月24日盛京堂电。）

　　这样，一桩事涉“抗旨”风险的倡议，竟然顺利无阻地被各督抚采纳了。原来，就在“宣战”上谕颁布的当天，慈禧的幸臣兼死党荣禄，立即打电报给李鸿章，“告诉他对北京的谕旨不必再予重视。”（注：蓝皮书，1900年第3号第140件附件。）这实际是政策交底，把慈禧“宣战”的真相一语道破。

　　不过，为了给日后的万一情况预留地步，刘、张还是会衔上了一个奏章，说道：“臣等痛哭流涕，不忍言而不敢不言，不得不万叩以请朝廷亟思变计。沿江一带会匪、盐枭、安庆道友（按即清帮）甚多，与拳匪各自为党，平时专以劫掠为事，口号皆悖逆之语，并无拳会之党可招。臣等已将防务密为筹备，但就目前讲，北事已决裂至此，东南各省若再遭蹂躏，无一片干净土，饷源立绝，全局瓦解，不可收拾矣。唯有稳住各国，或可保存疆土。”（注：张文襄公全集，卷八○。6月26日会衔奏稿。）

　　对于上述奏章的批覆，是慈禧在逃亡中于7月24日发布的一道上谕，曰：“刘坤一等奏相机审势妥筹办法一折。朝廷本意原不欲轻开边衅，故曾屡次明降谕旨，总以保护使臣及各口岸商民为尽其在我之责，与该督等意见正复相同。”（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四，7月26日东抚袁电。）君臣之际，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了。

　　6月26时，中外官员集会于上海会审公廨。外国方面以上海领事团首领、美国总领事古纳为首；中国方面以上海道台余联沅为首。而盛宣怀则以知名士绅身份与会。事先商定，“倘指事有问，难于置答者，即与盛商后再答之。”盛宣怀实际是这幕剧的总导演。经过一番折冲，商订《保护上海长江内地通共章程》九条，其基本精神即盛宣怀当初向刘、李、张所建议者；待各国政府核准后正式生效。（注：李文忠公全集，电稿卷二三，6月27日盛京堂电。）另有《中外官议定保护上海租界城厢内外章程》细则十条，即由租界巡捕及中国地方官吏分别执行。（注：李杕：拳祸记·南数省相约保护。见《义和团》Ⅱ第336页。）

　　“互保”的范围，包括两江、湖广和两广，即刘、张、李三总督的辖区。随后，霍必澜“致电山东巡抚袁世凯，劝告他仿效三大总督的榜样，坚定不移地维持秩序。袁答覆称：鄙见与各督所见相同。”（注：蓝皮书，1900年第4号，第226件。）紧接着，“福建当局决定按照两江及上述各省所达成的协议行动。”（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290件及附件。）还有闽浙总督许英骙、安徽巡抚王之春等也都附议此举。于是，南半个中国基本上都纳入“互保”的范围。

　　6月26日商定的《章程》，由各国领事分别报请本国政府审批；同时，刘、张两总督还电请中国驻外使节代向各国关说。

　　各国政府在审核时，见《章程》中写有各国兵舰不可驶近沿江炮台及火药局一带停泊；约束水手不可登岸；增派兵轮入江，须待督抚商允等项。这些本来是刘、盛等耽心“百姓怀疑，借端启衅”而写入的几句官样文章。但各国政府一经推敲，总觉得跟历次不平等条约中攫取的特权会有抵触，认为不宜写入正式协定，并且免得使自己的行动受到约束。

　　即因如此，“互保”这出戏乃呈现一个微妙的结尾——“领事团拒绝了协议，送交上海道台的复信……向两位总督保证：只要他们在所辖省份内能够而且确实维护外国人根据同中国政府订立的条约而享有的权利，我们各国政府过去和现在均无意在长江流域单独地或集体地采取任何行动，或者派任何部队进行登陆。”最后非常客气地写道：“请允许我们感谢该两位总督，并表示我们对他们的善意的崇高评价。”（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30件。）

　　《章程》的正式签字暂被搁置一旁，但双方达成默契，都依照协议的内容行事，都做着各自应该“保”的事情。这真可称是一桩半明半暗的勾当。

　　刘坤一是“东南互保”的盟主，其态度十分坚决，“从未改变政策。”（注：1900年6月29日韩森致赫德函，见《海关》第76页。）

　　刘坤一之所以“从未改变政策”的原因，从政治方面分析，还是江海关税务司安格联的话一语中的。他说，这主要是“由于刘坤一倾向英国，别国在长江不能做的事，英国能够做到。刘坤一采取这样的立场，目的在于不让别国进来，所谓别国，主要是指德国、俄国和法国。”（注：7月24日安格联致伦敦金登干函，见《海关》78页。）“刘坤一向来主张不让各国到华中去，他甚至情愿把炮台交给英国方面，只要英国保证替他对付其它各国。”（注：9月15日安格联致赫德函，见《海关》79页。）

　　上面引用的这些话绝非过甚之辞。从英国档案的记载来看，当八国联军统帅、德国元帅瓦德西来华之后，7月27日，英驻沪总领事致电外交大臣，言南京领事刚才来电：“请派部队。关于人数，总督任您酌定。”（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80件。）8月5日海军中将西摩致海军部电文云：“已获得总督的同意，目前可派三千名部队在上海登陆。”（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117件附件2。）8月13日上海总领事再电云：“昨天，总督又一次同意英军登陆。本月13日，道台在一个布告中正式同意我们占领上海。布告中指出：中国人将分享这些部队所提供的保护。”（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187件。）

　　其次再从经济方面分析。刘坤一任南洋大臣、两江总督，最大的对外贸易港口上海在他的辖区之内。刘坤一凭借政治势力开设工厂，并且用开垦荒滩的名义收夺土地，用社仓的名义囤积粮食，以进行其官僚买办式的经济盘剥。据替他主持南通纱厂的张謇谈道：“光绪二十五年七月纱价日长，时十二支趸销六十五两，零销六十七两”，所以当九月间张謇去见他时，乐得他连连“拱手称庆”。（注：南通张季直自订年谱。）义和团运动的发展，会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掠夺活动，会动摇半殖民地社会秩序，从而也会严重影响刘坤一之流的官僚资产和其它剥削所得。何况刘坤一开办的企业，更都设在英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地区。所有这些，当然决定着刘坤一必定要依附英帝国主义，以求得庇护。

　　至于“互保”的另一重要角色张之洞，在政治上依违于英、美、日三者之间。在经济上，他办洋务的著名企业汉冶萍公司，由于长期亏损，两年前已被盛宣怀廉价买去；因而在某些方面，对盛还不得不敷衍一番。在朝廷以及英国人眼里，他都不如刘坤一那样“铁杆”。所以当“互保”议起，赫德首先就派人去了解“张之洞的态度和维持秩序的能力”。张之洞一方面答应“与刘岘帅当力任之”；一方面又向美国总领事古纳频送秋波；同时，还通过驻日公使李盛铎转送两封电报，希望取得日本政府的支持。另外，张还请刻下正在东京的钱念劬就近游说，鼓吹“若长江各省力弱，势必全为英据。保全长江上下游，不独中国之利，亦日本之利也。日本当道，尤应助鄂。日肯助鄂，鄂亦能助日。”他是把赌注押在日本方面，期能独树一帜；可是没想到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却让李盛铎传话，说对于那两封电报将“迟日答覆”。（注：张文襄公全集，卷一六○。）无可奈何，他也只好投身“互保”去了。

　　至于李鸿章，他却有奶便是娘，凡洋皆亲；加以卖国慷慨，从不吝啬，所以各帝国主义也都愿意跟他打交道。“互保”议起，英政府及海关方面都“设法使李鸿章留在广州”，（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35件。又1900年6月2。日韩森致赫德函，见《海关》第76页。）以期稳住华南。当时北方局势微妙，李需要坐待时机，自然也就愿意赞助此举。及至天津城陷前夕，慈禧调任他为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乃“又提起必须北上，大家同声劝阻，但都没有生效。”（注：1900年9月16日粤海关税务司庆丕致赫德函，见《海关》第74页。）盖因李鸿章这时的政治兴趣，已不再局限于“东南”一隅之“互保”；他要再展身手，为又一项全国规模的卖国契约前去画押签字。

　　同床异梦，但是几个角色总还演出了这一台戏。

　　两江和湖广总督甘冒“抗旨”的风险，承担“保护”重任维护其反动统治，亟需领受帝国主义者（首先是英国）的经济援助。对此，英驻上海总领事于7月26日致电外交大臣，说“为了支付军饷，湖广总督非常急于获得一笔五十万银两的借款，愿以他的织布局做担保。”总领事认为：“如果女王政府利用这个机会，向长江各省总督证实以有效的方式给予支持，并加强其力量的保证，那将是可取的。”（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71、100、112、106、118、161件。）8月1日，霍必澜再电催促。电文说湖广总督“完全信赖我们，除非得到我们的援助，他将丧失其权威，而不得不倒向另一方面。在汉口，最大的危险是：如果不发饷，将发生一次兵变。”（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71、100、112、106、118、161件。）随后，又转发去汉口领事的如下电报内容：“总督需要借款发给部队，以维持偏远地区的平静。借款将在十年内还清，每年偿付一次；除盖有布政使及总督关防外，以矿权作担保，或许还有自来水和电灯方面的让与权。需要立即答覆。”（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71、100、112、106、118、161件。）

　　这几封电报果然引起英国政府的重视。8月10日，英国外交大臣正式答覆：“女王政府准备通过汇丰银行垫付给湖广总督七万五千英镑的款项，借款期限为十年，利息四厘半。”附带条件是“借款不得用于装备北上的部队，而专用于支付该省驻军的饷银。”（注：蓝皮书，1901年第1号，第71、100、112、106、118、161件。）

　　湖广既已领赏，两江岂能向隅。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在当年9月间写给庆亲王的函件中谈及：“现闻两江、湖广二总督，因军饷缺乏，向汇丰各借英金七万五千镑，约共合银一百万两，而作保者，仍系英国国家。”（注：1900年9月9日赫德致庆亲王函，见《海关》第33页。）

　　在这里，有必须跟中国北方的局势联系起来看。

　　8月2日，帝国主义正式组成侵华八国联军约四万人，从天津沿运河向北京进犯。4日在北仓地方受到清军聂士成残部（聂已于天津陷落前夕阵亡）以及义和团数千人的顽强阻击，侵略军被打死打伤一千二百人之多。（注：佐原笃介：八国联军志，见《义和团》Ⅱ第203页）

　　8月9日，也就是英国外交大臣覆电借款给张之洞的前一天，清朝将领李秉衡誓师出京，率武卫军约二万人御敌迎战。（注：清德宗实录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庚子谕。）

　　一方面，八国联军在北方与部分清军及义和团交战；另方面，英国政府却又以巨款接济清朝的疆臣，岂不是难以思议吗！

　　实际上，正如摩尔斯在《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书中所云：“当时各国的情形，很像1860年，当英法联军占领大沽向北京进发时，却又保护上海来对付叛变者（按指太平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