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红军

　　甲午战争期间，盛宣怀身兼津海关道、轮船招商局督办、中国电报总局督办和总理后路转运事宜四项职务，他作为直接指挥战争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的重要助手，是甲午战争中一个值得注意的人物。笔者略述己见，以俟指教。

　　　　一、致力于战时保障工作

　　在甲午战争中，盛宣怀主持电报通讯，总理后路转运，参与情报工作和对外交涉，这些对于当时抗击日本侵略的战争，都从不同的侧面起着保障作用，是盛宣怀战时活动的重要内容。

　　1、利用所主持的企业为战争服务。盛宣怀本着“固以传递军报为第一要务”的指导思想，（注：盛宣怀：《电报局招商章程》，转引自夏东元《盛宣怀传》，77页。）把保证战时通讯作为中国电报总局的首要任务。为此，他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设立行军电线。当清延在战争爆发前夕派卫汝贵等四大军入朝时，盛宣怀即委员随军前往，在平壤负责“设立行军电线以通消息”的工作。（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下册，90页。）第二，设立战时电报分局。清军由平壤退守鸭绿江后，盛宣怀在九连城、辽阳分别设立了电报分局，以加强辽东地区的电讯联系。鸭绿江防线失守后，清军一部退守摩天岭，盛宣怀又于该地设立电报分局，以通军报。第三，增设电报线路。从中日关于朝鲜问题的交涉濒于破裂时开始，到《马关条约》签订为止，在盛宣怀的督导下，中国电报总局在已有干支线路的基础上，还增设或开始架设了多条线路。

　　在处理轮船招商局的商务运输与军用运输的关系问题上，盛宣怀也早在战争爆发前夕就表明了“生意只得吃亏”的态度，以商务运输服从于军用运输，使轮船招商局成为战时军用运输的重要力量。1894年10月以后，招商局拥有的多数海轮相继“明卖暗托”于外商代理。这项措施使招商局轮船在战时能够免受敌方劫夺，继续行驶，在清政府大规模调动南方各省军队北上作战的过程中，继续发挥了水上运输骨干力量的作用。而“明卖暗托”于外商的船只，也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的1895年夏，次第全部收回。

　　2、勉力筹办后路转运。1894年8月下旬，盛宣怀奉李鸿章札委总理东征转运。当时战争爆发已近一个月，办理后路转运的机构尚未建立起来，故盛宣怀的当务之急，是建立有关转运的管理机构，以保证转运工作的进行。他先是在义州设转运局，作为向平壤前敌运输的中转站。平壤清军溃败后，他又在天津至鸭绿江前敌之间设立了山海关、锦州、辽阳、风凰城四个转运局，“官车民车并用，分四段倒换”，（注：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三《甲午中日战争》上册，169页，后引同书不附注。）向前敌转运。当时天津以南的内陆运输不归盛宣怀负责，清政府亦没有建立必要的管理组织，因而由内陆北上的南方各省军队，“车船各处捉拿，以致逃避，……车船价均须各军自出，故兵民皆不聊生，贻误行期尤甚”。（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556页。）为了改变这种混乱状况，盛宣怀根据自己设局办理东征转运的经验，电禀总署，请其“电两江、山东、直隶及湖北、河南、沿途设局派员代雇车辆，按四、五站一换车，毋庸逐站换车，以免守候，并须宽给车价，准其作正开支，既速军行，亦免扰民”。这一建议被清延采纳，便利了南兵北调的进行。

　　由于后路转运涉及各方面的后勤工作，因此，盛宣怀在战争期间以不少精力参与处理各种后勤问题。例如，北洋海军多数舰只在黄海之战负伤后，盛宣怀即多方联系，催派工匠赴旅顺修理军舰。又如，总兵徐邦道电告盛宣怀：日军“用一寸厚皮纸领甲，枪子不能伤”。盛即请人仿制、试验，如有效，则准备用于改善前敌清军的防护。再如，盛宣怀还曾致电招商局帮办郑观应等，请他们在上海、香港招募西医，“赴前敌医治枪炮伤者”。所有这些，无不表现了盛宣怀积极为战争服务的态度。

　　3、多方筹措战费。在甲午战争中，山于清朝财政困难，筹集战争经费的问题十分突出。而盛宣怀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894年9月8日，清延发出上谕，命各省息借商款，以充战费。盛宣怀奉到谕示后，拟定了津海关息借商款的具体办法，邀集轮船保险各局华商及天津钱当洋货各商，多方劝谕，共借银五十万两”。（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1册，468页。）这笔款项占了当时直隶全省息借商款额的二分之一。黄海之战后，户部尚书翁同龢与盛宣怀筹议，向外商银行商借巨款，以便向“不通商国转买”铁甲快船。为此，盛宣怀在战争期间两度作了商借外款的尝试。先是向德华银行商借，议定年息六厘以下。由于德华银行“允而后悔”，提出“需息八厘”，盛宣怀深感其“挟制可恨”，遂作“罢议”。此后，盛宣怀转向汇丰银行商借。初议年息六厘，但不久汇丰即提出须加“外有杂用费六厘”的要求。虽经多次协商，终因“汇丰居奇”，坚持其苛刻条件而未能达成协议。盛宣怀商借外款虽未成功，但他为此而作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4、对密电采取控制措施。1894年7月25日丰岛开战后的第三天，盛宣怀鉴于“倭人狡谲，各口有人改装侦探，用洋文密码通电，大碍军情”，即通令各电局“自六月二十五（7月27日）起，除中国一等三、四等有印官报及驻洋各钦差一等报，督办、总办有印公报，密码照发留底备查外，凡商报无论华洋文密码均不准收”，即使明码电报，也“应听电局派员细看，如有关涉军务者立即退还”。盛宣怀对密电采取的这一控制措施，对战争期间限制日谍传递情报的活动起了一定作用。

　　5、在处理石川伍一案的过程中恰当地办理对美交涉。1894年8月4日，中国方面在天津逮捕了日本间谋石川伍一。在中日两国宣战后，日本在中国的侨民系委托美国代为保护。石川伍一被捕的当天，美国驻天津领事李德即来访盛宣怀，探听消息，声称“倭人均已跟随小村（日本驻华代理公使）回去，此间并无人留”。但时过不久，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又通过李德转交李鸿章一份电报，否认石川伍一为间谍，要求予以释放。盛宣怀奉李鸿章命代复李德一函，指出：石川伍一在中日两国宣战后，“忽然改装易服，潜匿民陶，四处窥探”，“假冒华人，私至城内居住”，“且不令贵领事知其住处”，“形迹可疑之处不一而足，其为奸细无疑！”（注：《津海关道代复美国李领事函》，《朝鲜档》（2215），附件二。）盛宣怀此函，有理有据，无懈可击，为而后总理衙门照会美国公使田贝，驳回其释放石川伍一的无理要求，提供了根据。

　　由以上所述，我们对于盛宣怀从事战时保障工作的范围之广，工作量之大，已可概见。尤须提到的是，1894年入冬以后，盛宣怀哮喘病发作，仍坚持职守，后因病情不见好转，始被迫请假调治，但所办各项事务并未停止。这种抱病工作的态度，在当时清朝司道一类官员中是不多见的。

　　　　二、献策御敌

　　盛宣怀在协助李鸿章进行军事调度的过程中，对军事问题提出过一系列意见和建议，这是他战时活动的另一个重要内容。

　　首先，在多次重要战役中，盛宣怀对部队调动、部署和作战方针，均提出过有益的见解。

　　成欢战后，盛宣怀于1894年8月3日就清军的作战方针问题致电驻平壤的总兵马玉昆、卫汝贵、左宝贵等提出建议：“汉城倭兵调赴南路甚多，趁此北路空虚，我军望速星夜进兵。大同江民船均在北岸，我军早到尚可南渡，迟则倭必添兵，打进较难”。当时，日军虽在成欢获胜，但其后续部队尚在由日赴朝途中，平壤清军兵力优于在朝日军，如抓住时机南下进攻，有可能给予驻汉城一带的日军混成旅团以重大打击，夺取朝鲜战场的主动权。但是，李鸿章与清军前敌将领都没有采纳盛宣怀积极进攻的建议。延至8月下旬，在朝日军兵力超过了在朝清军。清军主动进攻的时机就这样丧失了。

　　平壤、鸭绿江战后，日军于10月24日起在花园口登陆，从后路进攻大连湾、旅顺。10月29日，盛宣怀得知日军占领皮子窝，即致电大连湾、旅顺守军各统领，建议他们“与其坐待大队来攻，何不选锋，乘其未定攻击之”。这个建议与大连湾守将之一徐邦道出击皮子窝的主张是一致的。但由于大连湾另一守将赵怀业的反对而未能实行。随着日军逼近金州、大连湾，11月2日盛宣怀致电赵怀业等：“帅（李鸿章）意旅重于湾，南关岭有险可守，倘湾不得手，须带炮队退守南关岭，以保旅顺为要”。对于盛宣怀守南关岭之议，以往论者多予以否定，然而全面分析盛宣怀建议守南关岭的意图，这种看法值得商榷。盛宣怀建议退守南关岭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大连湾“如至万不能守”时，方可退守南关岭，并非是要赵怀业等不战而放弃大连湾。因此，不能将赵怀业轻弃大连湾的责任归咎于盛宣怀。此其一。辽东半岛“自金州斜伸入海，形如卷心荷叶卧波，金州角则荷蒂也；从金州向西南，愈趋俞狭，至南关岭而极，中宽不过六里，有若荷茎，为旅顺后路要隘”。（注：《中日战争》丛刊第1册，34页。）正由于南关岭有险可守，故盛宣怀建议“扼扎山岭，多安炮位，平路多设地雷，当可紧守。一面再调兵接应”。这种居险扼守待援的主张，在军事上是合理的。此其二。盛宣怀在建议固守南关岭的同时，还积极催调宋庆、刘盛休、程之伟、章高元等部赴援旅顺，并致电旅顺诸将，鼓励他们：“务望诸公努力坚持，……今旅、复夹攻，兵已不少，但能坚守一月，必获大胜”。可见，盛宣怀建议固守南关岭的目的，是为了能较长期的守住旅顺，以便催援夹击，转败为胜。这与一味退守的消极防御是有区别的。此其三。

　　日军攻占辽东半岛后，又将进攻矛头转向山东半岛。12月25日，盛宣怀得知日本人在荣成之龙须岛上岸侦察，即电告山东巡抚李秉衡等：“现奉、直海口封冻，恐倭船乘暇攻取威海，使我兵船无停泊处。而取威必从背攻，将以荣成各海口为皮子窝”。次日，他又提醒李鸿章：日军“如上岸，必从南路，似应分防南路为要，威海之南为文登、荣成，威海之北为宁海、福山”。后来山东半岛的实战证明，盛宣怀对日军进攻目标、基本战术，尤其是登陆攻击方向的判断都是正确的。但是，他关于加强荣成一带防御的建议并未真正得到有关方面的重视。在日军登陆前，荣成一带清军仅五营三哨，分屯数处，力量薄弱，因而无力击破日军海陆重兵联合发起的登陆进攻。

　　其次，盛宣怀在战争期间，曾再三建议编练新军，进行军事改革。

　　当清军于丰岛、成欢、平壤、黄海、鸭绿江连败之后，盛宣怀于1894年10月29日电禀总署、户部，首次提出了赶练陆海军的意见。其要旨有二：一是照西法练陆军。他建议照德国军制，练步、马、炮队共三万人。营哨官皆一汉人一西人，“相辅而行”。该军须做到“额不缺，饷不扣，枪炮不杂，号令不歧”，期以半年之内练成，“为游击之师，近守远攻，当能所向皆克”。二是赶练一支新的海军。他将中日海军加以比较，认为日舰“多而且快”，我则“船少驶缓”，势不相敌。建议购买智利、美国快船，配以其他船艇，可自成一军，由华洋员会同统带，以便与敌争锋。他郑重指出：“以上海陆两军，倭事不了，固当速办，以制凶锋，倭事即了，亦当办成，以壮国势”。（注：《清季中日韩关系史料》影印本，3747—3749页。）盛宣怀此禀既上，军机处认为“所见均系当务之急”。（注：《中日战争》丛刊续编第2册，196页。）后交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与洋员汉纳根议办编练新式陆军，“汉欲独揽饷权，胡请停罢”，练兵之事遂寝。

　　1894年12月18日，盛宣怀上禀李鸿章，重提练兵建议。主要内容有：第一，募用洋员“宜先考核”其履历、学识，“以备因材器使”。第二，改变以往湘淮军的募兵办法，“募兵不宜拘地”，“宜先定格式”，“依式挑选”。第三，加强军官培养和选拔。对未来的军官“先行分别各项学业，从速教练”，“将来统带营哨各官弁”，必须“以武备学问详细考选分别等第”。第四，军队编制“宜规抚德国军制，参考近时兵制情形，妥议章程以俾循守”。除设步、马、炮队外，还应增设工程营和辎重营。第五，军队训练要适合实战需要。须加强近似实战的演习和各兵种协同的训练，“以期事归实用”。第六，改善后勤工作。应设立军械所、银钱所和粮米所等管理机构，杜绝“冒销克扣等弊”，“以期涓滴归公”。但是，对盛宣怀再请练兵之议，李鸿章并没有加以实行。

　　1895年1月，当威海卫危急之时，盛宣怀电禀两江总督张之洞，第三次提出练新军的要求。他指出：“如欲制胜，仍须募练”。他自荐“可设法筹款”，请张之洞将他“调赴江宁，禀商定议”，待“到宁商妥后，宣仍当回津，不必调办粮台”。对此，张之洞复电称：“前拟奏调阁下南来，专为筹饷办捐。兹来电云不必提粮台，且仍须回津，似与鄙意不合。此举应作罢论”。至此，盛宣怀在战争期间创练新军的设想，彻底落了空。

　　总之，在甲午战争中，盛宣怀对于作战行动和军队建设，确曾提出过一些颇有见地的建议。可惜的是，这些建设大多未被采纳，有的虽得上峰赞许，亦因多种原因而终未实行。

　　　　三、对和战问题的态度及对战后危机的反应

　　盛宣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有一个曲折的变化过程。

　　战争爆发前，盛宣怀参与了李鸿章要求列强在中日之间调停的活动，并对此抱有较大幻想。到7月上旬，他虽已感到“倭情叵测，俄使调停无把握”，但仍与俄国公使的代表会晤，了解俄国政府的态度，对调停依然心存希望。但是，由于日本蓄意挑起战争，俄、英调停均归无效，光绪帝乃一意主战，李鸿章亦“不得不开始作战争积极准备”。（注：《红档杂志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择》，40页。）在这种情况下，盛宣怀对和战问题的态度，开始由依靠列强调停以保持和局，转向赞成以武力抵抗日本的侵略。

　　从战争爆发到马关议和之前，盛宣怀对于其间清政府的多次和谈尝试，基本上抱着怀疑以至否定的态度。平壤、黄海之战失利后，清政府再次请求俄、英调停，他认为；“万不可因有款意，稍懈战略”。日军侵入中国本土后，清政府派洋员德璀琳去日本作和谈试探，后又派户部侍郎、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和谈。对此，盛宣怀表示不同意见说：“倭志奢，不易成……似不可恃讲解而懈战备”。他坚持“请募客将，练新兵，六个月后力图规复”。他还布置架设由西安经荆紫关、龙驹寨至老河口的电报线路，以备日军进攻造成“直东线路中阻”时使用。这些事实表明，盛宣怀确如他在战后所说的那样，曾一度怀有“为久持计，引敌引入内地”的想法。

　　但是，盛宣怀的抗战意志是不坚定的。当他编练新军的建议屡屡不能实行，清军连战皆北，特别是清政府给李鸿章以割地之权赴日议和后，他对战局深感悲观，被迫求和的思想最后占了上风。《马关条约》签订后，国内上下反对批准条约的呼声一时甚为高涨，而盛宣怀却认为：“目前我之兵力断不足拒之，一经逾限，克期水陆兼进，京城不为我有。城下之盟必更烈于马关”。反对毁约再战。

　　盛宣怀主张批准《马关条约》，但他对这个条约的严重性是清楚的。他认为：中国“经此大创，藩篱已破。强邻环伺，包藏祸心。初则夷我藩属，今藩属尽矣，将进而谋分裂我疆土矣”。因此，他主张战后清政府应“远效越、吴，近师普、法”，“卧薪尝胆”，“奋发以图自强”，并为此而提出了他的自强之计。他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函禀李鸿章：“丧师失地之后，即不为收复计，亦当为善后计矣。中国尚能发愤自强，除吏政、礼政、刑政暂不更动外，户政、兵政、工政必须变法”。次年，盛宣怀上《条陈自强大计折》，对其自强之计作了进一步的陈述，其大端为练兵、理财、育才三项。关于练兵，盛宣怀认为：“泰西诸邦，用举国之才智，以兴农商工艺之利，即藉举国之商力，以养水陆之兵，保农工之业”。练兵之法，是“举绿营勇营悉去之”，“参酌西法，简练新兵三十万”，并实行常备、预备、后备相结合的兵役制度。关于理财，盛宣怀指出：“理财有二义，开源节流尽之矣”。为此，必须“广制造，兴矿政”，仿办银行。同时，“径免天下中途厘金，加关税值百抽十”，以达到“足国而不病民，且阴以挽外溢之利”的目的。关于育才，盛宣怀说：“兵与财不得其人，虽日言练，日言理，而终无可用之兵，可恃之财”。因此，应把培养新式人才置于首要地位。他建议各省除应设武备学堂外，还应设综合性的学堂，“教以天、算、舆地、格致、制造汽机，矿冶诸学”。（注：盛宣怀：《条陈自强大计折》，《愚斋存稿》卷1。）

　　盛宣怀提出的战后自强之计，把强兵置于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基础之上，强调与洋商争利，做到足国而不病民，并重视培养新式人才。这些主张无疑是具有进步性的。但是，在甲午战后资产阶级维新变法已从一种思潮变为政治运动的历史条件下，他却不肯变更封建专制的上层建筑，毫不涉及政治民主改革问题，没有触及中国不能达到富强的根本症结所在，这表明他在政治思想上是与维新运动对立的，已经落在了时代潮流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