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熟村

　　在马氏弟兄中，长兄为马建勋，次兄为马建常，三弟为马建忠。都与李鸿章有着密切的关系。马建勋，生卒年不详[①]。马建常（1840—1939），又名良、志德、钦善、绍良，教名若瑟、若石，学名斯臧，字相伯，亦作湘伯、芗伯，别号求在我者，晚号华封老人[②]。马建忠（1844—1900），又名马乾，字眉叔，学名斯才。马氏原籍江苏丹阳，寄籍丹徒（今镇江），故里为马家村。其父名松岩，通医学，开药铺，后又改为米布店。娶同县沈氏。马、沈两家，早在明代利玛窦来华传教之后，已信奉天主教。

　　马相伯于咸丰元年（1851）自镇江独至上海，经友人介绍，到徐家汇，进入法国天主教会办的依纳爵公学（后改名徐汇公学）读书。第二年，马建忠亦入该校[③]，学习拉丁文、希腊文、英文、法文，万国史事、舆图、政教、历算度数、水、光、声、电、昆虫、草木、金石之学，性理格致之书[④]。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克南京、镇江、扬州等地，马松岩等举家迁避。八年（1858），再由金坛武进间一湖岛中迁居上海[⑤]。凡十八迁矣[⑥]。十年（1860），太平军大破清军江南大营，连克丹阳、常熟、无锡、常州、苏州，前锋直逼上海。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率淮军进驻上海，不久，出任江苏巡抚。马建勋入李鸿章幕府，为淮军办理粮台[⑦]。建议李鸿章以洋枪装备淮军，受到李鸿章的重视[⑧]。这是马氏弟兄与李鸿章结交的开端。

　　同治九年（1870），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马建忠投奔其门下，帮办洋务[⑨]。光绪二年（1876），马建勋介绍马相伯至山东布政使余紫垣处掌理文案。不久，余紫垣署理山东巡抚，又委马相伯接办山东潍县机器局，制造军火[⑩]。马建忠随李鸿章至烟台，谈判马嘉理案，“颇有翊赞之功”。[(11)]十一月，李鸿章在会奏选派闽厂学生出洋学习折内，声明派马建忠充出洋随员，并令马建忠对于各国交涉公法律例等事认真讲习[(12)]。马建忠至法国，入巴黎政治学院学习。清政府派驻英公使郭嵩焘兼任驻法公使。四年（1878）正月二十六日，李鸿章写信给郭嵩焘，向他推荐马建忠，称“马郎中建忠，志趣尚好，人亦聪明，法文法语俱精，现在官学讲习交涉律例，可备就近驱策，倘能兼翻译又不误所学，则两益矣。”[(13)]郭嵩焘于四月下旬至法国，五月初呈递国书，即命马建忠兼办翻译事务，并且多加薪水。马建忠写信给李鸿章报告“出洋工课”，说“窃念忠此次来欧一载有余，初到之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会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护商会而赋税可加，则盖藏自足；得民心则忠爱倍切，而敌忾可期。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于是以为各国之政，尽善尽美矣。及入政治院听讲，又与其士大夫反复质证，而后知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之论为不谬也。英之有君主，又有上下议院，似乎政皆出此矣，不知君主徒事签押，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遇有难事，则以议院为借口。美之监国，由民自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更一监国，则更一番人物，凡所官者，皆其党羽，欲望其治，得乎？法为民主之国，似乎入官者不由世族矣，不知互为朋比，除智能杰出之士，如点耶诸君，苟非族类，而欲得一优差，补一美缺，戛戛乎其难之。……思汇为一编，名曰《闻政》，……以上无负中堂栽培之意，下无忘西学根本之论。”[(14)]

　　七月二十七日，清政府任命曾纪泽继郭嵩焘出任驻英、法钦差大臣。九月初八日，曾纪泽由北京至天津，拜访北洋大臣李鸿章，相谈极久。在那里，看到了马建忠的《上李伯相言出洋工课书》，极为激赏，甚至将此信抄录在自己的日记中，还在日记中写道：“闻建忠年才二十有六，精通法文，而华文函启亦颇通畅，洵英才也。”[(15)]于是，曾纪泽至法国后，继续聘请马建忠充当大使馆的翻译官[(16)]。

　　同年，李鸿章派马相伯调查山东矿务，马相伯在交卸潍县机器局差使后，又勾留山东半年[(17)]。

　　五年（1879）五月二十二日，英国公使威妥玛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交涉中外往来仪式及洋货进入内地免收厘金等事，总理衙门致函李鸿章，请他代筹对策。李鸿章又将总理衙门函件抄送马建忠，命他代筹。马建忠递交《复李伯相札议中外官交涉仪式洋货入内地免厘禀》，称：“中外交涉以来，西人两次构衅，借势凭陵，乘我仓卒之时，要我立约，……故领事则优如公使，税则则轻于各国，我方循章守约，无缘启齿，今何幸难端先自彼发，正可因其相要者，我据公法以争之，使果如愿以偿，诚不至自封故步，即或所议不洽，亦不过仍守旧章。”[(18)]

　　当时，李鸿章正在筹建铁路，马建忠写《铁道论》，说铁道创始于英国，然后，美国、奥地利、法国、比利时、德国、俄国、意大利、西班牙次第争先建造，“军旅之征调，粮饷之转输，赈济之輓运，有无之懋迁，无不朝发夕至，宜乎铁道所通，无水、旱、盗贼之忧，无谷贱钱荒之弊，故各国未创铁道之先，其度支以万计者，而既造铁路之后，无不以亿计矣。……所以立富强之基者，莫铁道若也。”[(19)]“中国自军兴以来，制造之局几遍直省，一切枪炮兵器渐仿外洋为之，而于外洋致富、致强最要之策，如火轮车一事，反漠然无所动于中，“实则中国当行而不容稍缓[(20)]。又写《借债以开铁道说》，认为中国议开铁道，官款拮据，民气未开，只有借洋债，初创铁道，由京至淮，利可倍蓰，但一借洋债，每年输息数十万，可先筑一由津达京之铁道以为提倡。则他日考求西学，小儒不至咋舌，清议不至腾口，“苟于借债之中，不筹一泛应曲当之良法，而顾鳃鳃焉虑有流弊而中止也，是何异虑色荒而禁婚姻，虑禽荒而废搜狩也。”[(21)]

　　六年（1880）二月，留学生监督李凤苞移咨李鸿章，称马建忠出洋以来，肄习交涉公法律例、格致、政治、文辞，均经考试取中，领有官凭，学已卒业应即送回供差。该员持躬谨慎，为外人所敬重，允称品学兼优，或备充出使人员，或备咨询例案，以与洋人辩论，均堪胜任。马建忠于三月回国，至天津拜见李鸿章，呈现在法国先后应考所得五次官凭，李鸿章逐加考询，认为他华学既有根底，西学又有心得。又历试以事，均能折衷剖晰，不激不随，凡过天津各国公使、领事，无不同声引重。六月初三日，李鸿章上《奏保马建忠片》，奏称：候选道马建忠前经臣调津随办洋务，精通法国语言文字，兼习科举之学，志趣端正，心地明敏，颇堪造就，派往法国留学，出洋三年，勤学好问，周历法国、英国、德国、奥地利、瑞士、比利时、意大利等国，闻见博洽，又兼出使大臣郭嵩焘、曾纪泽翻译官，历著辛劳，今学成而归，自应照案酌给优奖，请淮赏加二品衔，并交军机处、总理衙门存记，备充出使各国之用[(22)]。

　　七年（1881）三月初七日，清政府派道员黎庶昌充出使日本大臣[(23)]。黎庶昌属李鸿章淮系集团，马相伯随黎庶昌赴日，任驻日使馆参赞[(24)]。不久，改任神户中国领事，约半年，秋季因马建勋患病而回国，至南京，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命他随至天津[(25)]。

　　六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派马建忠前往南洋，访办鸦片事件。马建忠先后至香港、西贡、新加坡、加尔各答、孟买等地[(26)]，与英国谈判，他认为“鸦片流毒，中外腾谤，当寓禁于征，不可专重税收。时英人持正议者，亦以强开烟禁责其政府，引以为耻，闻建忠言，虽未能遽许，皆称其公。”[(27)]

　　同年冬，天津至上海电报陆线工竣。李鸿章奏请改为官督商办，派盛宣怀为督办[(28)]。马建忠曾为李鸿章条陈《电报局招商章程》[(29)]。

　　朝鲜向李鸿章表示决意与各国通商牵制日俄，李鸿章命马建忠等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朝鲜要求李鸿章代为主持，李鸿章率马建忠与美国谈判，辩论20余日始有成议。各方均要求中国派人同赴朝鲜签约，李鸿章认为马建忠精明干练，于交涉公法研究素深，并且始终参加有关谈判，即奏淮派马建忠前往。

　　三月初九日，因李鸿章之母病死守制，由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三月二十一日，马建忠与提督丁汝昌到达朝鲜。三月二十六日，马建忠与薛斐尔会谈美韩条约。决定另由朝鲜国王照会，声明为中国属邦。三月二十八日，朝鲜国王照会美国总统，声明朝鲜为中国属邦。四月初六日，美韩条约在仁川签订，马建忠与丁汝昌监临。四月十四日，朝鲜照会英国，声明为中国属邦。四月二十一日，英韩条约在仁川签订，马建忠与丁汝昌监临。五月初十日，朝鲜照会德国，声明为中国属邦。五月十五日，德韩条约在仁川签订，马建忠与丁汝昌监临[(30)]。马建忠向李鸿章递呈《论朝鲜商约界务禀》[(31)]。当时，日本政府正极力煽动朝鲜政府亲日排华，马建忠深恐朝鲜政府不再继续承认中国的宗主国地位，外国政府不接受朝鲜承认为中国属邦的照会。结果，朝鲜政府仍然承认为中国属邦，甚至，有关照会的文稿也是请马建忠代拟的，美、英、德等国也都顺利地接受了朝鲜政府的有关照会，使马建忠深感满意[(32)]。

　　19世纪最后30年，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相继侵入朝鲜，加深了社会危机，粮食匮乏，物价上涨，农民起义此起彼伏，统治阶级内部也展开了激烈的政争。国王李升病死，12岁的李熙以支系入承大统，其生父李昰应摄政。李熙成年亲政，大权转入王妃闵氏集团手中。废止李昰应的亲军，聘日本教官练新军，被裁士兵无以为生，留营士兵也因欠饷怨声载道。光绪八年（1882）六月，因军粮掺杂砂石、糠秕，士兵杀死库吏，闵谦镐下令镇压，亦被杀，闵妃逃出王宫，士兵袭击日本使馆，杀死日本教官，李昰应重握政权。日本立即决定派兵侵朝，驻日公使黎庶昌电告署直隶总督张树声，朝鲜官员金允植也呼吁清政府派兵[(33)]。当时，马建忠正奉张树声之命南下拜会李鸿章言事，行至上海，张树声又电令马建忠立即北上，会同丁汝昌赴朝[(34)]。马建忠等至朝鲜后，日本军舰先后至者共7艘，载兵一千数百人，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即拟进营汉城，马建忠设法延宕，请清政府添派吴长庆率淮军大队至朝鲜，遵照李鸿章的意图，诱执李昰应[(35)]。马建忠与吴长庆、丁汝昌先拜访李昰应，李昰应回拜，马建忠与之笔谈，马曰：君知朝鲜国王为皇帝册封乎？李曰：知之。马曰：王为皇帝册封，则一切政令当自王出，君六月九日之变，擅窃大柄，诛杀异己，引用私人，使皇帝册封之王退而守府，欺王实轻皇帝也，罪当勿赦，徒以于王有父子之亲，姑从宽假，请速登舆，至马山浦乘兵轮赴天津，听朝廷处置。李惧四顾。吴、丁皆起出帐，马掖李出，李以非己舆不肯入，马纳而进之。连夜冒雨赶至马山浦入军舰，送往天津[(36)]。朝鲜实行世业兵制，汉城隶兵籍者约近万人，半数在枉寻里、利泰里聚族而居，世代为兵，为李昰应羽翼。闵妃父、兄皆死于火灾，国人皆谓李昰应所为。李昰应次子李载先欲谋篡弑，未发事泄，庾死狱中。马建忠诱执李昰应后，又拘留其长子、正握兵权之李载冕，出动淮军至枉寻、利泰二里围捕变兵，共捕170余人。经马建忠等审讯，杀变兵首领及罪状较重者10人。李载冕及其余人等概予释放[(37)]。

　　八月二十九日，李鸿章上《奏保丁汝昌马建忠片》，奏称朝鲜实为东三省屏蔽，“自与日本立约通商，动受迫胁，而国势贫弱殊甚，几难自立。近年由臣鸿章奏准该国选派员匠生徒，来津学习制造工艺，渐求自强，并与美、英、德等国先后订约以图牵制日本，……此次乱军滋事，变出非常，中国兵船驶抵仁川，日人已先我而至，既虑其先发制人，要挟无厌，而李昰应及其党羽知中国兴师问罪，难保不铤而走险，别启狡谋，是办理稍有不当，即不免稽延时日，虚糜帑项，朝事亦未易结束，所关殊非浅鲜。幸丁汝昌、马建忠设法钤制日人以缓其侵轶之谋，迨吴长庆陆军到后，马建忠即偕所派将弁星夜入城，复与吴长庆、丁汝昌密商定计，先将李昰应生致解津，旋即捕剿乱党，克期戡定。是此次援护朝鲜，扶危定乱，吴长庆、丁汝昌之功为多，而马建忠权衡缓急，操纵排解，悉合机宜，其劳尤不可泯。……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足智多谋，熟悉公法，能持大体，历办朝鲜与美、英、德议约事宜及此次朝鲜善后各务，均为远人所敬服，实堪胜专对之选，拟请赏戴花翎，并恳特恩以海关道存记擢用。”[(38)]接着，张佩纶弹劾马建忠，说日本与朝鲜定约，赔兵费50万元，日军常驻汉城等条，马建忠实主其事，马建忠为天主教民，市井无藉。清廷命李鸿章、张树声确切访查，据实复奏，毋稍徇隐。十月十二日，李鸿章上《查复马建忠参案折》，对马建忠被参各条逐一加以解释，特别指出：“该道幼习儒书，屡试不售，嗣游学泰西，兼习法文，本非教民，亦非市井，本年美、英、德各国与朝鲜议约，实赖其前往赞助，声明中国属邦字样，俾大义复昭于天壤。此次擒致李昰应，并筹办善后事宜，机敏异常，才能应变，即西人亦敬重之。夫洋务人才难得，论人者不免苛求，用人者当知护惜，臣等何敢空言诬罔，致令任事者裹足寒心哉。”[(39)]

　　壬午兵变之后，朝鲜派人来商订中朝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命马建忠等与之酌议，仍然强调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朝鲜请李鸿章派马建忠常驻该国，襄助办理新政事宜。李鸿章因中法交涉频繁，正需马建忠甚殷，建议改派马相伯，朝鲜表示欢迎[(40)]。李鸿章派前驻天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朝鲜襄助关务，奏称：“须有华员伴往，联络商办，查有候选中书马建常，系道员马建忠之胞兄，向曾游学欧洲，谙习公法，洋情明练，心地耿直，前经出使日本大臣黎庶昌调充理（领？）事，适暂假来津，臣因马建忠为朝鲜君臣所信服，亦荐令同赵宁夏前往，随事襄筹妥办，可资得力。”十一月初三日，马相伯以襄理朝鲜海关商务的名义，与穆麟德、陈树棠、唐绍仪等到达朝鲜[(41)]。马相伯在朝鲜，朝鲜国王待以师傅之礼，马相伯劝国王兴学、治兵，派太子留学欧美，使人民习知外事，朝鲜多不能行。马相伯见其积习难除，知不可为，回天津述职，不愿再去，并向李鸿章推荐袁世凯，建议早定政策，或听朝鲜自主，或派钦差率兵前往，作有力的指导。李鸿章说：大清国我都不敢保她有20年的寿命，何况朝鲜[(42)]？

　　该年九月二十二日，侍讲何如璋奏请力整水师，并特设水师衙门，以知兵重臣统理。清廷命李鸿章议奏[(43)]。李鸿章请马建忠提供意见，马建忠写《上李伯相复议何学士如璋奏设水师书》，他认为原奏以设立水师衙门为重，深得整顿中国水师之要领[(44)]。但是，更为重要的是，当时法国武装侵略越南，即将挑起中法战争，马建忠随李鸿章左右，应李鸿章不时之用[(45)]。八年十月十七日，李鸿章派马建忠与宝海商订越事办法三条。十月二十二日，总理衙门复函李鸿章，同意马建忠所商订之办法。九年（1883）正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得马建忠自上海来电，知法国驻华公使宝海被法国新任内阁撤职，立即转告总理衙门，命云南、广东、广西驻军严申警备。十年（1884）四月初四日，马建忠在上海会晤法国总兵福禄诺。次日，李鸿章电马建忠，令转告福禄诺，中国驻法公使曾纪泽已撤职，请法国停兵。四月十一日，马建忠陪福禄诺自上海至天津。次日，李鸿章与福禄诺议定中法简明条约。四月十七日，中法简明条约正式签字[(46)]。同一天，李鸿章上《奏保马建忠片》，奏称：“臣前因二品衔候选道马建忠从前游学法国，与其官绅习处，熟知情伪，令在上海侦访敌情，福禄诺过沪时就商一切，该道晤水师提督利士比，密嘱以福禄诺赴津讲解，必须开诚致敬，若带兵船随往大沽，略露要挟之状，臣必不愿商办，利士比等恪遵指示，福禄诺仅坐一帅舰北来，过烟台后，复换搭商轮赴津，此即廖寿恒所奏先令兵船退出口岸之意，深合大体。该道同时回津，帮同臣往复辩论，颇得刚柔操纵之宜，遂能克期成议，实该道之力居多。查八年春夏，叠经派往朝鲜，主持美、英、德各国议约之事，条理精详，嗣朝鲜内乱，复委令带队前往弹压理处，应手奏效，奉旨记名以海关道用，旋经吏部以章程不符议驳。此次定约，竭诚襄助，不激不随，动中机要，维持大局，其劳绩尤不可泯。该道讲贯中西各学，心地谨饬，才能肆应，西人多引重之，若蒙恩存记，擢授关道及出使之任，必于交涉要务有裨。”[(47)]七月初六日，清廷调马建忠往总理衙门办事，七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又上《奏留马建忠片》，称马建忠前因“法人启衅，饬往上海确探军情，随时密报，俾可相机因应，并以宣战之后，由沪解赴闽、粤及北路枪炮要件，各船不肯装载，又饬会同委员密雇商轮，设法转运，以资接济，该道熟悉洋情公法，办理尚能妥慎，现值战守机宜吃紧，侦探、转运均关重要，一时难更生手，致有贻误，拟请暂缓北上，俟军务稍松，再行给咨来京。”[(48)]

　　李鸿章对马建忠极力袒护，屡次奏保，马建忠却官运不佳，始终得不到一个实缺官职。李鸿章于十年二月委派马建忠为上海轮船招商局帮办[(49)]，实际主持该局局务。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扬言要“遇船劫夺”，马建忠主持将招商局轮船明卖暗托给旗昌洋行，挂美国旗继续从事运输。清廷严责李鸿章出售轮船未经具奏。李鸿章具奏解释，马建忠又为李鸿章背过，作了替罪羊[(50)]。

　　李鸿章在派马建忠为招商局帮办的同时，又派马相伯调查其各地分局帐目。马相伯至天津、汉口、上海、烟台、厦门、广州等地细查[(51)]。李鸿章电召马相伯回天津，马回津后，李鸿章与马氏兄弟发牢骚，说政府命我办海军，只给500万两白银，怎样办得好，马氏兄弟建议借外债办银行，办海军、振实业。李鸿章派马相伯到美国去借债，当时，帝国主义国家，正热衷于资本输出，马相伯到纽约后，美国许借五万万美金，马相伯电告李鸿章，朝议大哗[(52)]。清廷谕称：“有人奏疆臣私合洋商开立银行，请旨饬禁一折，据称李鸿章现与美国洋商米建威订约股开华美银行，官为保护等语，……关系甚大，后患颇多，……著李鸿章据实复奏。另片奏，此次股开银行，由道员马建忠等串通怂恿等语，是否属实？”[(53)]不久之后，又有谕称：“前有人奏李鸿章与美国洋商米建威订约股开华美银行，……当经谕令该督据实复奏，迄今多日，尚未奏到。此事流弊甚多，断不可行，现在交章论劾，众议沸腾，该督如果有与美商订约之事，著即行罢议，迅速复奏，毋再迁延干咎。”于是，李鸿章与马氏兄弟联合美商开办银行之举遂遵旨罢议[(54)]。

　　十三年（1887），清廷命李鸿章筹办漠河金矿，李鸿章请马建忠与盛宣怀、李宗岱[(55)]迅速筹议，各抒所见，保荐结实可靠、熟悉矿务干员和殷实商董，妥议试办章程[(56)]。马建忠向李鸿章递禀，论漠河开矿事宜，建议以戍兵淘金，有偷挖金矿者，亦招入伍，以兵法部署之，不劳役，不费财，可固防，可制敌，内以戢匪徒之出入，外以杜强邻之窥伺，不数年间，边备益修，军储益裕，当务之急，莫要于此[(57)]。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马建忠又与盛宣怀等禀请李鸿章广泛发展内地小轮船，以便利进出口物资[(58)]。

　　十四年（1888），袁世凯在朝鲜任期即将届满，朝廷委姚文藻与美国人德尼策划倒袁，姚文藻等使朝廷向李鸿章推荐马相伯代袁，使李鸿章极为不满，命马建忠监视姚文藻，认为姚为反复小人，私受韩聘，播弄生事，律当诛！马建忠如不能担保，须设法羁縻禁锢，勿任其再赴韩，马建忠表示愿力保姚，即使姚北上，听李鸿章指挥。

　　十六年（1890），马建忠写《富民说》，认为治国以富强为本，求强以致富为先，呼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讲求土货，增加丝、茶等的出口，伪造洋货，织布局生产之布，仅为进口洋布的1／80，应扩充资本，或再立新局，诚得其人，善为创办，不出十年，必有成效。欲致富，莫若开采金、银矿，宁海、招远诸山，可与美国旧金山鼎峙。资本不足，可设立商务衙门，借用外债[(59)]。李鸿章即命马建忠兼任上海织布局总办，兼综宁海金矿。

　　十七年（1891）正月，马建忠写《法国海军职要叙》，认为海军之要，在用人力，得人心，而战备其末焉者也。战备因时而变，而所以用人力，得人心者则有不变者在。中国之兵舰、火器，亦屡增而屡变矣，而所以明其职、尽其分之要，其尚待讲求犹昔也[(60)]。

　　李鸿章对马建忠的重用与日俱增，马建忠早已升任招商局会办，似乎就要取盛宣怀的督办而代之，深为盛宣怀所忌，他拉拢与马建忠素不和睦的另一会办沈能虎，共同与马对抗，马建忠请李鸿章委招商局会办严潆为织布局提调，盛宣怀立即请李鸿章收回成命。接着，盛再命沈能虎向李鸿章控告马建忠将公款五万两存入旗昌洋行，用“马建忠”私人名字，及旗昌倒闭，又偷改为“轮船招商局”字样，此外，还“挂欠公帐一千三百六十余两。”李鸿章在盛宣怀等“严峻陈词”、多方敦促之下，始“偶为所动，暂令眉叔离局清厘侵挪各款。”时为十七年八月。马建忠贯彻自己的计划，扩充纺织业，欲借银百万两，另设一个织布局，盛宣怀又请李鸿章加以阻止。李鸿章此时也认为马建忠“办事一味空阔，未能处处踏实。”[(61)]马建忠得不到李鸿章的继续支持，上海织布局筹款困难，谤声四起，只好将织布局总办一职也让给了杨宗濂[(62)]。

　　十八年（1892），马相伯任驻日本长崎领事。不久，又改任驻日使馆参赞。当时驻日公使为黎庶昌[(63)]。

　　二十年（1894），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甲午战争，中国战败。马建忠写作《拟设翻译书局议》，说他“近复为世诟忌，摈斥家居，幸有暇日，得以重理旧业。今也倭氛不靖而外御无策，盖无人不追悔于海禁初开之后，士大夫中能有一二人深知外洋之情实而早为之变计者，当不至有今日也。余也蒿目时艰，窃谓中国急宜创设翻译书院。”[(64)]二十一年（1895），马建忠随李鸿章赴日本谈判，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65)]。

　　二十二年（1896），马建忠出版《适可斋记言记行》一书，梁启超在序中写道：“顾闻马君眉叔将十年矣，称之者一而谤之者百，殷殷愿见，弥有岁年，今秋海上忽获合并共晨夕饫言论者十余日，然后霍然信中国之果有人也。……然每发一论，动为数十年以前谈洋务者所不能言，每建一义，皆为数十年以后治中国者所不能易。嗟夫！使向者而用其言，宁有今日？使今日而用其言，宁有将来？”[(66)]

　　二十四年（1898），戊戌变法，梁启超请马相伯主持筹备设立译学馆。变法失败，此事亦中止。马相伯与马建忠合著《马氏文通》。

　　二十六年（1900），爆发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清廷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由广州北上。李鸿章于六月二十五日到上海，命马建忠入行辕襄理。俄来数千字长电，声称中国若不承诺，即封锁吴淞，马建忠连夜译出，惫甚，以致热病大作，于七月十二日（8月14日）去世，终年55岁。

　　二十七年（1901）七月，李鸿章病死[(67)]。李鸿章与马氏弟兄的亲密关系也完全结束。在马氏弟兄中，最先进入淮系集团的是长兄马建勋，其次是三弟马建忠，再次是二兄马相伯，但李鸿章最重视、最重用的却是马建忠，其次是马相伯，最后者是马建勋了。马建忠对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认识远远超过李鸿章，李鸿章处理中国外交、经济、军事问题屡屡向马建忠咨询，马建忠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颇显才干，办理轮船招商局等企业，也有相当贡献。李鸿章欲马建忠出任海关道，或担任驻外国公使，清朝政府未满足他的要求。马相伯则曾出任驻日领事、参赞，也随黎庶昌的去任而去任。李鸿章欲马建忠办理企业，马建忠又与盛宣怀等互相水火。李鸿章权衡利弊，认为马建忠不如盛宣怀、杨宗濂踏实、稳健，其实，李鸿章如能采纳马建忠的主张，举借外债，扩大纺织业，也是很有可能成功的。

　　马建忠从政不通，办企业也有始无终，再退而从事文化事业，建议设置翻译书局，翻译外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书籍，使当权者知彼知己，对外交涉，百战不殆。李鸿章在甲午战后，也失去了昔日的辉煌，马建忠办文化事业也未得到支持。马建忠再退而从事著作，与马相伯共同写成了《马氏文通》而已。年仅55岁而死，壮志未酬，可为遗憾！

　　注释：

　　①张若谷：《马相伯先生年谱》。

　　②《民国人物小传》（1）第118页。

　　③《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页。

　　④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22页。

　　⑤《马相伯先生年谱》第68页。

　　⑥《适可斋记言记行》，《自记》。

　　⑦《马相伯先生年谱》第5页。

　　⑧《马相伯先生年谱》第51页。

　　⑨林敦奎：《马建忠》，《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2卷，第241页。

　　⑩《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17页。

　　(11)刘声木：《异辞录》卷2，第11页。

　　(12)《李文忠公奏稿》卷37，第37页。

　　(13)《明僚函稿》卷18，第5页。

　　(1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2，第3页。

　　(15)曾纪泽：《使西日记》卷1，第10页。

　　(16)《李文忠公奏稿》卷37，第37页。

　　(17)《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24页。

　　(18)《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1页。

　　(19)《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11页。

　　(20)《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17页。

　　(21)《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24页。

　　(22)《李文忠公奏稿》卷37，第37页。

　　(23)郭廷以：《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24)《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0页。

　　(25)《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7页。

　　(26)《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2，第1页。

　　(27)赵尔巽等：《清史稿》（41），第12482页。

　　(28)夏东元：《盛宣怀传》，第477页。

　　(29)《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8页。

　　(30)《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31)《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10页。

　　(32)《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4，第33页。

　　(33)李宗一：《袁世凯传》第18页。

　　(3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1页。

　　(35)《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23页。

　　(36)《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19页。

　　(37)《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行》卷6，第29页。

　　(38)《李文忠公奏稿》卷44，第48页。

　　(39)《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22页。

　　(40)《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39页。

　　(41)《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2)《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40页。

　　(43)《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3，第1页。

　　(45)《异辞录》卷3，第1页。

　　(46)《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47)《李文忠公奏稿》卷49，第52页。

　　(48)《李文忠公奏稿》卷51，第25页。

　　(49)张后铨：《招商局史》第604页。《附表》二。

　　(50)《招商局史》第116页。

　　(51)《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50页。

　　(52)《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62页。

　　(53)《清实录》（德宗朝）卷246，第304页。

　　(54)《清实录》（德宗朝）卷246，第308页。

　　(55)李宗岱，字山农，广东佛山人。曾任道员：主持山东平度矿务局。与张荫桓为亲戚，同为佛山人。与马氏弟兄均友善。见《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58页。

　　(56)《李文忠公尺牍》卷4，第42页。

　　(57)《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18页。

　　(58)夏东元：《盛宣怀传》第487页。

　　(59)《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1，第1页。

　　(60)《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2，第1页。

　　(61)《盛宣怀传》第156页。

　　(62)《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2卷，第243页。

　　(63)《马相伯先生年谱》第185页。

　　(64)《适可斋记言记行》，《记言》卷4，第23页。

　　(65)萧一山：《清代通史》第1257页。

　　(66)《适可斋记言记行》，《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