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喜欢张爱玲的读者很多，但知道张爱玲祖父张佩纶的人极少，甚至连博学多才的张爱玲本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在近代史上，张佩纶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尤如张爱玲在现代文学史上一样。在后来的相当一个时期，他们祖孙两人都被冷落了，直到近年，张爱玲忽然被文学界热络地炒作起来，而张佩纶研究依然寂默。朋友曾邀我写本张佩纶的传记，可惜我冗务在身，不敢贸然应允，但我内心中，却是真想抽出时间做点深入的研究。　　

按《对照集》的说法，张爱玲仅仅知道祖父是李鸿章的女婿。而她对祖父的了解，完全局限在小说《孽海花》中的庄仑樵，甚至以为李鸿章被张佩纶参劾过，因而“褫去黄马褂，拔去三眼花翎”，使我惊诧不已，正好印证了一句老话：“文学家是不读历史的”。　　

张爱玲说：“我祖父出身河北的一个荒村七家坨，比三家村只多七家，但是张家后来也可算是个大族了。世代耕读，他又是个穷京官，就靠我祖母那一份嫁妆。”其实张佩纶之父张印塘早在镇压太平天国时，就已官居安徽按察使，与李鸿章有着生死之交，这是李对张佩纶青眼有加的重要原因。虽说当时恰逢战乱，张印塘又死得较早，但印塘的曾祖、祖父都是秀才，想来张家应该不至太穷。　　

张爱玲把自己对祖先的无知，归结为父母“在思想上都受过五四的影响”，对子女绝口不提上一代，我以为这个理由是勉强的。她又称她对祖上的了解，都靠“自己‘寻根’，零零碎碎一鳞半爪挖掘出来的，所以格外珍惜”，其实她只要抽空看看父亲张志沂出资刻印的祖父全集《涧于集》，哪怕是书后所附的跋语，就肯定会知道得更多且更准确一点。然而她既无兴趣，更不在乎，这恐怕才是受过五四影响的世家子对前朝遗事的态度。

二

张佩纶，字幼樵，号蒉斋，直隶丰润人，1871年中进士。在光绪初年的政坛上，他是锋头极健的清流人物，与张之洞、宝廷、黄体芳合称“翰林四谏”。所谓“清流”，是当时官场中的一批言官，取法儒家传统，以刚正不阿、主持清议、议论时政、纠弹大臣出名。时人称作“今日一章，明日一疏，专事弹劾，遇事风生。贪庸大吏，颇为侧目。朝廷欲播讷谏图治之名，亦优容之。于是遂有清流之号”。以张佩纶为例，1875至1884年间，共上奏折127件，其中弹劾和直谏的占三分之一。崇厚擅签《里瓦几亚条约》，割让伊犁周边予俄国，张佩纶上奏极言其非。侍郎贺寿慈、尚书万青藜、董恂，皆因种种劣迹被其劾去。弄到后来，一疏上闻，四方传诵，成为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连张佩纶爱穿竹布长衫，都有人竞相模仿。　　

张佩纶的弹章写得极好，这在当时是有公论的。他曾上《疏陈大员子弟不宜破格保荐折》，称四川总督丁宝桢特膺保荐大学士宝之弟候补道宝森，恐以虚誉邀恩；刑部郎中翁曾桂系翁同龢侄子，京察列入一等，恐为奔竟夤缘口实。军机大臣王文韶在日记中称其“风骨”，可谓朝阳鸣凤，无形之裨益良多也。”而翁同龢也认为“张侍讲原折甚切实，真讲官也”，这样的评语由被批评的人讲出来，可见其立论及文字的把握都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一八八二年，云南报销案起，案涉王文韶，御史洪良品、邓承修连续奏劾不能动摇其地位。张佩纶旋上三折，终使王文韶挂冠而去。稗史中说，后来王文韶东山再起，出任直隶总督，“见文卷中有张手笔，自谓愧对”。王文韶是否有此雅量我不知道，但张佩纶在政坛上的杀伤力，一时间真是无与伦比。　　

人们一般认为，“清流”奉军机大臣李鸿藻为领袖，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凡稍谈外交、识外情者，咸斥之汉奸大佞，痛诋不遗余力，是洋务派的主要对立面。然而，政治层面的实际运作远非如此，从李鸿章与张佩纶之间的六百多封通信看，他们在关于朝廷政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沟通。张佩纶曾对李鸿章说： “作清流须清到底，犹公之谈洋务，各有门面也”，读过张氏的这些信札，我确信所谓“清流”，恐怕真的只是他的门面而已。　　

锋利无伦的张佩纶从来不攻击李鸿章，这同张佩纶之父张印塘与李鸿章是早年旧识有关。1879年夏，张佩纶丁忧去职，收入窘迫。李鸿章在给前江苏巡抚张树声之子张华奎的信中说，张佩纶丰才啬遇，深为惦念，不如到北洋担任幕僚。张树声本是淮系中的第二号人物，张华奎在北京又同清流走得很近，人称“清流腿”。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使得官场的人际关系错综复杂。次年张佩纶过津，李鸿章邀其小住两旬，从此他们私下走得很近。1883年底，张佩纶出任总理衙门大臣，他两三天就与李鸿章通一次信，署中大小事情都逐一报告，简直就像是李派进去的眼线。　　

清人李慈铭说：“近日北人二张一李（指张之洞、张佩纶、李鸿藻）内外唱和，张则挟李为重，李则饵张为用。”这是当时官场的普遍看法。但张佩纶与李鸿章早在中法战争之前就结成了紧密关系，却从未为外人洞察，更没有发现他其实是李鸿章同李鸿藻沟通的桥梁。从某种程度上能否说，张以二李为体，二李以张为用，才使得19世纪80年代上半段的晚清官场显得色彩斑斓。　　

政治是一个错综复杂的利益场，恐怕没有什么单纯的“清流”。同样，李鸿章对张佩纶，既有欣赏的成分，又有笼络的考虑，这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　　

一八八四年中法战争爆发后，清廷下谕，委派三十六岁的张佩纶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张佩纶已刊日记中，本年记载全部阙如，使得后人难以知道他接获任命时的确切心态，从各种蛛丝马迹分析，他的感觉未必是振奋的。　　

关于这次任职，李鸿章曾私下分析“自系当轴忌其多言，然未始非磨练英雄之具。”张佩纶自定的方略是先“将船政、台事及各处防务查明复奏，静听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设辞乞病”，这不失为在错综复杂的政治环境中独善其身的一种选择。但到了福建，他却又踌躇满志，准备一展抱负。殊不知，此行正是他身败名裂的开始。　　

清政府对于中法越南冲突在处置方案上一直举棋未决，甚至当法国军舰开进闽江，同中国军舰交错停泊的时候，依旧和战不定。张佩纶虽是书生，也懂得先发制人的道理，可是军机处楞不同意，却又训令他“法人如有蠢动，即行攻击”，不可放法舰出闽江，这就注定了最后的悲惨结局。中法军舰在双方的火力圈中对峙了一个多月，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头顶，我想，无论谁都会绝望。依张佩纶之绝顶聪明，他自然预感到了。他在给侄子张人俊的信中说：　　

南援不来，法船日至。闽已苦守四十余日，止能牵制。而忽令阻其勿出，以至法不肯退；忽令如蠢动即行攻击，以至闽仍不敢先发（此时先发亦败）……澶渊之德不成，街亭之败难振，命也！　　

果然，当法国人在8月23日开炮袭击时，中国军舰连同生产这些军舰的福州船政局，倾刻之际便被摧毁（船政局的造船设备和技术，全部是从法国引进的）。在法国大炮轰鸣声中，张佩纶上中岐山观战，亲眼目睹了江面上炮弹横飞，水幕冲天的悲壮场面。开战必败的心理准备虽然早已有之，但败得这样快、这样惨却是未曾想到。数月之前，京师之中指点江山，挥斥方酋，何等潇洒气派；如今，他却体验到身败名裂、罪无可绾的绝望心情。后来，民间传说他一闻炮响，放弃指挥，跣足而奔，一气逃了几十里，行抵鼓山，乡人拒不接纳，只能匿居庙中，而遭言官弹劾。虽经左宗棠奉旨查核，力奏无此情节，最终仍被流放军台效力，从此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　　

马江之败是前清流趋于沉寂的转折点。近代中国的不幸不是言官太多，而是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太少，国家尚未从封建专制中挣脱出来，综合国力无法同发达国家抗衡。当然，书生典兵，本来含有以文制武，防止军人专权的政治考虑，其在中法战争中的实际运用，却是慈禧太后调整政治格局的一条计谋。中法战争的外部结果，是中国失去了对越南的宗主权，从本国政坛的变化看，则是以恭亲王奕訢为首，包括李鸿藻在内的全班军机集体下野，和清流健将们的铩羽而归。　　

李鸿章拒绝了张佩纶要他派军舰援闽的要求，张佩纶心中不满却无处发泄。李鸿章认为张主动选择驻扎船政局而不是驻扎在福州是意气冲动：“公会办实系贬谪，只合浮湛，乃如此勇于任事，又任必不可任之事，为中外众射之的，能毋痛惜耶？”事后给予张佩纶持续关爱的，仅有李鸿章，所以张佩纶只能苦涩地接受这份关爱。作为清流，他没有“清到底”的气度，依附李鸿章这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就成了他后半生的选择。　　

一百多年来，关于张佩纶马江之战的故事似有越描越黑的趋势。当年左宗棠上奏为张辩诬，陈寅恪先生《寒柳堂记梦未定稿（补）》中解释，是左的幕僚谢章铤与张的密友陈宝琛交易甚笃。我不太相信这个推测，因为仅凭幕僚与陈宝琛友善，显然左右不了左宗棠，何况当时陈宝琛也受到攻击，自身难保。　　

后来我读到李鸿章的一封信，提到左氏出京时即面告李鸿章：“幼樵与彼交好，马江之挫可惜”，李对张分析说：“此老尚顾名义，当不至媒孽颠倒”，显然，左宗棠的面子是卖给李鸿章的。陈寅恪先生又说“马江战败，丰润因之戍边，是丰润无负于合肥，而合肥有负于丰润，宜乎合肥内心惭疚，而以爱女配之”，其实李鸿章在处理中法战争时的态度，完全是按自己的逻辑行事，爱女嫁张，决计不是“惭疚”的结果。

四　　

从照片上看，中年的张佩纶略显肥胖，脖子很粗，眼泡浮肿，留着唇髭，毫无精明强干的样子。倒是他的夫人，风姿绰约，仪态端庄，一副大家闺秀的风范，肯定比孙女张爱玲长得漂亮。张佩纶一生三次婚姻。原配朱芷芗的父亲是大理寺卿、军机章京朱学勤，继室边粹玉的父亲边宝泉从陕西按察使做到闽浙总督。边夫人一八八六年故世后，李鸿章将女儿李经小名鞠藕）许配给他续弦，可见对他的看重。鞠藕是个才女，深得父亲的钟爱，一直带在身边，直到二十三岁方才定亲，在当时属于晚婚。一八八八年五月，张佩纶结束了流放生活，离开张家口戍所，李鸿章为他支付了二千两银子的流放费用。他返京后专程去天津见李。十一月十五日，张佩纶在天津举行了第三次婚礼。李鸿章对朋友说：“幼樵以北学大师，作东方赘婿，……老年得此，深惬素怀。”原信底稿上还有“回忆婚姻之约，原在十年之前，星纪已周，冰绳仍寄，固云夙契，亦是前缘”数语，定稿时被李鸿章圈去。野史记载张佩纶自戍所回来后曾作鞠藕的家庭教师，由此擦出爱情火花，恐怕并不正确。　　

张佩纶比鞠藕大十七岁，在局外人眼里，这场婚姻大为奇怪，所以各种议论纷至沓来。有人作联曰：“老女嫁幼樵无分老幼，东床变西席不是东西”。又有人作诗曰：“蒉斋学书未学战，战败逍遥走洞房”。惟张李伉俪，感情尤笃，吟咏之乐，甚于画眉。各种浮言，一概不予理会。在张佩纶日记里，常有“以家酿与鞠藕小酌，月影清圆，花香摇曳，酒亦微醺矣”。“鞠藕小有不适，煮药、煎茶、赌棋、读画，聊以遣兴”。“鞠藕生日，夜煮茗谈史，甚乐”这样的记载。　　

张佩纶夫妇婚后住在天津直隶总督衙门，有时也给李鸿章出出主意。到了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之子李经方企图出任前敌统帅，为张所阻，郎舅竟成水火，当时有“小合肥欲手刃张蒉斋”之说。李经方旋运动御史弹劾，获上谕：“著李鸿章即行驱令回籍，毋许逗留”！这样，张佩纶不得不偕妻南下，定居金陵。自谓“从此浪迹江湖，与伯鸾赁舂、元节亡命无异”。昔日的清流密友张之洞此时代理两江总督，以张佩纶为当轴不喜，为避嫌疑，几乎不相往来。所以张佩纶自叹“孑然孤立，一无倚著，清流以为淮戚而疏之，淮戚又以清流而远之，清流不成清流，淮戚不成淮戚。”　　

远离政治中心的张佩纶依然关心着政治。及至翌年战败，李鸿章被迫东渡，在日本签订了屈辱的《马关条约》，张佩纶曾作二千余字长信表示反对。作为政治上的失意者，他熟悉官场的世态炎凉，作为女婿，他更关注李鸿章的身后评价，故引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之例进行比较：　　

曾文正于丰大业一案所云：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今之倭约，视法约何如？非设法自救，即疚惭不能解，而况不疚不惭？蒉恐续假哗然，销假哗然，回任更哗然，将终其身为天下哗然之一人耳。此数纸，蒉中夜推枕濡泪写之，非惟有泪，亦恐有血；非惟蒉之血，亦有鞠藕之血；非惟蒉夫妇之血，亦恐有普天下志士仁人之血。希公审察之，毋自误也。　　

这几句血泪交加的话语，写得极为沉痛，为我们展示了李鸿章家族内部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对态度。李鸿章出国之前，便知此行必是一生名节的毁灭，回国后果然朝野上下，弹章纷飞，国人皆曰可杀。这份激情，宛如当年清流之于崇厚。

五　　

张佩纶的晚年是在南京度过的。他买下大中桥襄府巷的一座侯府，园中古木扶疏，生活过得颇为闲适。张爱玲回忆说：“我姑姑对于过去就只留恋那园子，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她母亲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座宅子，民国年间被改为立法院。　　

对于祖母，张爱玲同样了解不多。老女仆告诉她：“老太太那辰光总是想方法省草纸”，“老太太总是给三爷穿得花红柳绿的，满帮花的花鞋子”，在她的记忆里，只留下这些大煞风景的片段。　　

其实鞠藕不仅是个聪慧的才女，而且深谙政治运作的秘密。八国联军之役，李鸿章奉诏北上议和，他的亲信盛宣怀以电报局总办的身份在上海居间联络。鞠藕给父亲的家信中就提到盛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间的勾结串通。她指出张之洞在内部讨论求和方案时常常空发高论，“明知事甚棘手，即竭其才智，岂能办到好处？无非巧为播弄，以见其心思精密，高出全权（按指全权大臣奕訢、李鸿章）之上，落得置身事外，以大言结主，知收清议而已”。奕訢、李鸿章对此当然十分讨厌。　　

可见有其父必有其女。　　

张佩纶死于一九Ｏ三年。他去世后，张之洞作诗“过张绳庵宅四首”，内有“劫后何曾销水火，人间不信有平陂”之句。张之洞晚年写了不少怀念清流旧友的诗篇，大约半是作秀，半是真情，倒也无须深究。　　

如果说，像曾国藩、左宗棠可算是晚清知识分子入仕的成功者，张佩纶则遍尝成功与失败的酸甜苦辣。他的一生色彩斑斓，伴随着历史的波澜起伏跌宕，远较儿孙辈丰富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