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熟村

　　李鸿章于同治九年出任直隶总督，并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实际主持中国外交，晚清的朝鲜政策，大都为李鸿章及其幕僚所制定。中朝唇齿相依，亲如一家，李鸿章对朝鲜非常重视。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逐渐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举国上下，以“大陆政策”为国策，千方百计要夺取朝鲜、台湾，进而侵略中国大陆；俄国则坚决贯彻其“亚细亚使命”，要在亚洲寻求不冻港；美国则强烈要求“开放”朝鲜市场；英国则与俄国针锋相对，处处设法阻止俄国侵占朝鲜。既弱又小的朝鲜，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如何生存？这个问题，既为朝鲜朝野所焦虑，也为宗王国中国所深忧！

　　同治初年，日本要求与朝鲜建立排斥中国的“正常关系”，被拒绝。日人愤恨，遂有“征韩论”出现。同治十三年，日本侵略台湾，李鸿章即有日本侵略朝鲜之忧。接着，日本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否定中国的宗主国地位，使李鸿章深受刺激。

　　光绪元年，朝鲜王叔、太师李裕元于秋季奉使至北京。十二月间，事竣回国，途经永平，嘱知府游智开转寄李鸿章一函，道其仰慕之意，李鸿章因朝鲜久列藩服，谊同一家，现值时事多艰，不能不代为筹划（注：《李文忠公奏稿》卷34，第44页。），于次年命薛福成代拟复函，称：“西洋英、俄诸国，专务通商，……兹日本既导先路，诸国或思步其后尘”，欲朝鲜与各国订约通商，以制约日本（注：薛福成：《庸庵文外编》卷3，第38页。）。光绪四年， 李鸿章再致函李裕元，称：“往岁中国驻倭公使何侍讲前赴东洋，仆以贵国之事属其留意体察，随时调停，旋接何侍讲来书，日本近以俄人有事四方，贪得无厌，……前闻日本欲在贵国咸镜道之元山津开口通商，俄人阴沮其议，……英人请日本介绍通商，俄复沮之，……其意欲使贵国孤立无援，一旦发难，可以廓然无所牵制”，又欲朝鲜联络日、英以抗衡俄国（注：《庸庵文外编》卷3，第39页。）。

　　光绪五年，法国正步步入侵越南，中俄伊犁问题尚未解决，日本强占琉球，引起清朝朝野很大的恐惧，认为日本能吞并琉球，即能吞并朝鲜，丁日昌、刘坤一等均建议使朝鲜与各国通商以牵制日、俄（注：《袁世凯与朝鲜》第88页。）。七月初四日，清廷上谕称各国既欲与朝鲜通商，倘借此通好修约，庶几可以息事，俾无意外之虞，惟该国政教禁令亦难强以所不欲，朝廷不便以此意明示朝鲜，顾念藩封，又不能置之不问，命李鸿章婉为开导，查照五月间丁日昌所陈各节，作为该督之意转致朝鲜，俾得未雨绸缪，潜弭外患（注：《庸庵文外编》卷3， 第40页。），李鸿章立即再次致函李裕元，称：“承示日本与贵国交涉各节，……客岁驻倭公使何侍讲来书，屡称倭人请为介绍，愿与贵国诚心和好，……是以曾寓书奉劝，勿先示以猜疑，致令借为口实也。……日本比年以来，宗尚西法，营造百端，……库藏空虚，国债累累，不得不有事四方，冀拓雄图以偿所费，其疆宇相望之处，北则贵国，南则中国之台湾。尤所注意，琉球乃数百年旧国，并未开罪于日本，今春忽发兵船，劫废其王，吞其疆土，其与中国，与贵国，难保将来不伺隙以逞。……惟尝代贵国审度踌躇，似宜及此时密修武备，……况日本謟事泰西诸国，未尝不思借其势力侵侮邻邦，往岁西人欲往贵国通商，虽见拒而去，其意终未释然，万一日本阴结英、法、美诸邦，诱以开埠之利，抑或北与俄罗斯勾合，导以拓土之谋，则贵国势成孤注，隐忧方大，中国识时务者佥议，以为与其援救于事后，不如代筹于事前，夫论息事靖人之道，果能始终闭关自守，岂不甚善，无如西人恃其慓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实开辟以来未有之奇局，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贵国既不得已而与日本立约通商，各国必从而生心，日本转若视为奇货，为今之计，似宜用以敌制敌之策，次第与泰西各国立约，借以牵制日本。……西洋英、德、法、美，……其志不过欲通商耳，……若贵国先与英、德、法、美交通，不但牵制日本，并可杜俄人之窥伺，而俄亦必遣使通好矣。……若定其关税，则饷项不无少裨，熟其商情，则军火不难购办。……近日各国公使在我总理衙门屡以贵国商务为言，……贵国之忧即中国之忧也，所以不惮越俎代谋，……。从前泰西各国乘中国多故，并力要挟，立约之时，不以玉帛而以兵戎，所以行之既久，掣肘颇多，……贵国若于无事时许以立约，彼喜出望外，……如贩卖鸦片烟，传教内地诸大弊，悬为厉禁，彼必无辞。”（注：《庸庵文外编》卷3， 第40页。）七月十四日，李鸿章又上《密劝朝鲜通商西国折》，奏称“朝鲜孤峙海隅，……日本知其孤立无援，倘一旦伺隙思逞，俄人亦将隐启雄图，英、德、法、美诸国，复群起而议其后，非惟朝鲜之大患，抑亦中国之隐忧。……该国于约章利病，素未深究，立约之时，或不能不代为参酌，朝鲜臣民，未谙洋情，骤与西人杂处，欲其措置悉协，永无瑕衅，亦尚难保，仍应由中国随时随事，妥为调处，庶几柔远绥边，较有实际”。十月，李裕元致函游智开，表示朝鲜不愿与他国来往，但愿派明干人员至天津，学习练兵制器之法。李鸿章认为该国墨守成法，闭拒忠谋，虽日即于危弱而不顾，此殆有气运主之，非人力所能为。既以进武为请，正可因其一线之明，迎机善导，增彼军实，固我藩篱。

　　六年九月初四日，李鸿章上《妥筹朝鲜武备折》，认为该国来学练兵、制器之法，未始非自强之基，自去冬以来，中俄和约未定，俄国军舰东驶，陆军分布海参崴等地，若不图中华，恐吞并朝鲜，应支持朝鲜整军经武。九月十六日，朝鲜官员卞元圭至天津，李鸿章派津海关道郑藻如，永定河道游智开，办理机器、军械各局之道员许其光、刘含芳、王德均等接待，并导往机器局、制造局、军械所、火器库、火药库参观，赠送来福前膛枪十杆，配子药、铜帽等，毛瑟后膛马枪十杆，连后门子二千个（注：《李文忠公奏稿》卷38，第37页。）。九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接见卞元圭，又开导朝鲜通商欧美各国。朝鲜与日本通商数年，尚未收税，李鸿章告以各国通例，令勿为日本所蒙。卞称朝鲜与法、美有怨，虑其见侵。李告以法、美志在通商，并无用兵之意。俄人则窥伺甚急，应酌允通商，以免动兵后格外吃亏。卞称朝鲜欲在德源埠筑炮台，恐为日本借口。李告以各国通商口未有不筑炮台者。卞似闻所未闻，中心悦服。李认为日本阴嗾朝鲜坚拒开埠，其意叵测，兹欲杜俄、日之隐谋，惟有与各国一律通商，尚可互相牵制，使朝鲜孑然常存（注：《李文忠公奏稿》卷38，第46页。）。十二月十一日，李鸿章上《议复梅启照条陈折》，说日本远交近攻，更甚于西洋诸国，中国谋创水师，大半为制驭日本，朝鲜关系尤巨，劝其与西人立约，并导以练兵购器，无非望其转弱为强，他日如该国有警，或须派兵应援。

　　七年正月二十日，朝鲜国王派李容肃至天津谒见李鸿章，称领议政李最应等决意与各国通商，办理武备学习事务。索中国与各国修好立约通商章程、税则。李鸿章命郑藻如、马建忠代拟朝鲜与各国通商章程，取益防损。告诫不可雇日人司理税务，以免滋弊，可暂雇西人随朝鲜官员料理收税，派青年从西人学外语，学成之后，即不再用西人（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0，第11页。）。十一月，朝鲜派金允植率学徒69人来华，李鸿章将他们分派机器、制造两局，饬各局委员督饬工匠，尽心教导，以期技艺速成，俾得回国转相传授。但是，金允植更重要的任务，则是与李鸿章商议与美国订约通商，李鸿章奏称我藩属之最亲切者莫如朝鲜，日本胁令通商，复不允订税则，抑勒把持，计甚阴狡，非先与美国订一妥善之约，则朝鲜势难孤立，各国要求，终无已时，东方安危，大局所系，中国即不必显为主张，而休戚相关，亦不可不随事维持，多方调护，保兹属土，即以固我藩篱（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2，第37页。）。朝鲜国王求李鸿章代为主持，美国要求以朝日江华条约为蓝本，李鸿章坚持朝鲜为中国属邦，辨论20余日始有成议。各方均要求中国派人同赴朝鲜签约，李鸿章认为马建忠精明干练，于交涉公法研究素深，并且始终参加此次谈判，即奏准派马建忠前往（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3，第34页。）。马建中至朝鲜参加《朝美通商条约》签字仪式，事前，先由朝鲜国王照会美国，声时朝鲜为中国属邦。接着，英、德等国也照此办理。条约虽然仍是不平等条约，却也避免了《江华条约》的危害，朝鲜有关税自主权，也接受了中国的教训，规定外国不得在朝鲜贩卖鸦片、军火，不得设租界（注：陈尚胜：《李鸿章与朝鲜对西方的缔约开放》，《中国近代化与洋务运动》第481页。）。

　　壬午事变猝起，李鸿章适丁母忧回籍，由署直隶总督张树声处理，李鸿章仍奉命参预，决定一：兵威外交双管齐下，防止日军要挟朝鲜，调停朝日谈判，巩固中国宗主国地位；二：镇压“乱党”，维持受中国册封的王统。派丁汝昌、马建忠赴朝，诱执李昰应（注：《袁世凯与朝鲜》第92页。）。给事中邓承修认为宜乘此声威，责日本以擅灭琉球，肆行要挟之罪，日人必有所惮，球案易于转圜。侍读张佩纶也奏请密定东征之策以靖藩服，李鸿章不赞成他们的意见，认为未有谋人之具而先露谋人之形者，兵家所忌，应该修其实而隐其声，中国添练水师实不容一日稍缓（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4，第27页。）。

　　朝鲜派赵宁夏、鱼允中来商订水陆贸易章程，李鸿章命周馥、马建忠与之酌议，李鸿章在章程之首，声明系中国优待属邦，不在各与国一体均沾之列，借此正名定分，由北洋大臣札派商务委员前往驻扎，朝鲜亦派大员驻天津，派招商局轮船每月往返朝鲜一次（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4，第37页。）。

　　朝鲜国王力图振作，遴选将士，讲求洋操阵法，李鸿章命吴长庆拣派营中熟悉西洋枪炮之员，帮同教演，并赠送机器局所造开花铜炮10尊，英来福枪1000杆（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6页。）。

　　张佩纶奏朝鲜六事：理商政、预兵权、救日约、购师船、奉天增兵、永兴筹备。清廷征求李鸿章意见，李奏称派通商大臣主其外交内政，何如璋亦曾有此议，但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各国将惟我是问，势成骑虎，不如密为维持保护，进退绰然。日本欲借银50万两给朝鲜，又有代筹开矿扣还偿款之议，朝鲜恐受其挟制未允，转而求借于中国，李鸿章已设法借给50万两。朝日条约，日本索费50万元，5年交清，李鸿章电驻日公使黎庶昌向日本商减，日本不允，仅改为10年交清（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7页。）。

　　朝鲜请求代聘贤明练达之士，李鸿章于八年十月初五日奏准派前驻津德国领事穆麟德前往襄助关务，候选中书马建常随事襄筹妥办（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5，第14页。）。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又奏准派二品衔候选道陈树棠为总办朝鲜商务委员（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6，第59页。）。

　　十年四月初四日，因中法关系紧张，李鸿章奏准令吴长庆统率所部3营撤回，留3营仍驻汉城，由吴兆有统带，袁世凯总理营务处，会办朝鲜防务（注：《李文忠公奏稿》卷49，第34页。）。

　　壬午事变后，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逐渐加强，日韩订立济物浦条约，日本在加强对朝鲜经济、政治控制的同时，也可以在使馆驻兵。开始策划侵略朝鲜和中国。中国在中法战争中连连失败，朝鲜对中国的敬畏，一变而为厌烦。中国考虑释放李昰应，亲华的诸闵与李昰应为世仇，转而亲日。十月，发生甲申政变，日军进入王宫，袁世凯等率部应邀入宫，击败日军，日使竹添进一郎自焚使馆，返回日本。袁世凯的果决行动受到内外赞扬，更为李鸿章所激赏（注：《袁世凯与朝鲜》第36页。）。竹添嫁祸于袁，日本要求惩袁，使袁受到“擅启衅端”的非难，清廷派吴大澂等查办。袁愤而乞假归省。十一年正月，日本派伊藤博文来华谈判，议处与偿恤不了了之。结果签订天津专条，规定中日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若有变乱，中日两国若要派兵、应先行知照，取得妥协。李鸿章奏称：“我军隔海远役，……本拟俟朝乱略定，奏请撤回，而日兵驻扎汉城……用心殊为叵测，今乘其来请，正可趁此机会，令彼撤兵，以杜其并吞之计，……。”（注：《李文忠公奏稿》卷53，第24页。）日本默认中朝宗藩关系，是因为朝鲜亲日派在甲申政变中毁于一旦，朝鲜人民仇日情绪极高，日本尚无发动战争的实力。让中国站在前列，对抗俄国。当时，由穆麟德牵线，朝俄勾结，传言俄将出兵朝鲜。英国与俄对抗，已占据巨文岛。日本建议与中国一致行动：一、由中国与英国交涉，归还巨文鸟；二、建议朝鲜重用金宏集等，疏远亲俄派；三、用美国人取代穆麟德；四、释放李昰应，牵制亲俄派；五、选派才干较长之员取代陈树棠。李鸿章采纳了日本的意见，放弃了中日合作方式。

　　朝鲜要求架设陆路电线，自仁川经汉城、义州至凤凰城，因为日本已设海线至釜山，李鸿章为了替朝鲜保护陆线之权，决定借给白银14万两，由中国代为架设。在汉城设立电报总局，派候选知府陈允颐驻局，负责经理电报，随时修接，遴选朝人到局学习。

　　十一年八月十五日，李鸿章奏准派袁世凯送李昰应回国（注：《李文忠公奏稿》卷54，第45页。）。九月二十一日，又奏准袁世凯取代陈树棠，称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超擢衔阶，优其事权（注：《李文忠公奏稿》卷55，第7页。）。袁至朝鲜，即催穆麟德离去。 十二年春夏间，韩廷因英占巨文岛，亲日派威胁，袁世凯阴助李昰应，再度与俄国密商保护问题，闵泳翊向袁世凯告密，袁向李鸿章建议废朝王，另立新君。李鸿章因兵力不足，恐各国疑忌，未敢采纳袁的建议，他电令驻俄公使刘瑞芬，要求俄国不接受朝鲜的要求，不派兵赴朝。函约驻华俄使拉达仁来津晤商（注：《袁世凯与朝鲜》第260页。）。 拉达仁否认韩俄密约，愿意与中国订立互不侵占朝鲜领土协定，日后如有难于预料之事，由两国商定办法。李鸿章颇表赞同。因清廷反对未果。英国却因此撤出了巨文岛。刘瑞芬认为收朝鲜为行省乃上策，次则联合英、美、俄共同保护，李鸿章称共同保护为老谋深算，又因总理衙门反对作罢。不少人热中于设立监国，李鸿章与奕譞均不同意，认为韩君不同意，各国连合阻挠，将进退维谷（注：《袁世凯与朝鲜》第95页。）。朝鲜也否认有求俄保护之事，李鸿章也乐得就此息事（注：《袁世凯与朝鲜》第265页。）。李鸿章在答复驻德、俄、荷、奥公使洪钧的信中写道：“英惧俄占据朝鲜海口，经略太平洋，故力劝我收回朝鲜，非助中而仇韩，实忌俄也。俄惧英之说行，则中英之交益密，将合而拒俄，是黑海之盟复见于东方也，故屡请我立约，两不侵占，非防中而助韩，实忌英也。两雄相忌之际，中国正可择便而行，今用英之说，则力有未能，而俄先不能无事，用俄之说，则彼此乐于无事，且声明永不侵占而英亦或可勉从。”（注：《李文忠公尺牍》卷8，第20页。）在另一封信中又写道：“至作为局外一说，英、法、美、德曾有此论，独俄人则欲中俄自为一约，彼此不占朝鲜，一切事例，皆如其旧。[鸿章]言于枢译，诸公疑为将失属国名分，未敢遽行。……若朝鲜无大变乱，终能自存，不惟藩属之名，实以有约之故，中国不能灭，他国亦不能灭也。论理、论势，中国尚无灭韩之力。”（注：《李文忠公尺牍》卷6， 第28页。）

　　李鸿章推荐美国人德尼接替穆麟德，不料德尼至朝鲜后，极力破坏中朝宗藩关系，鼓动朝鲜向各国派遣全权使节，否定中国宗主权。朝鲜派朴定阳使美，沈相学使英、德等国。李鸿章坚持宗藩名分，规定：一、韩使初至各国，应由中国公使挈赴外部；二、宴会交际，应随中国公使之后；三、交涉大事先密商中国公使核示（注：《李文忠公奏稿》卷61，第3页。）。朝鲜政府愿意照办。而朴定阳至美，却并不执行。后来， 李鸿章也不严格要求，在复驻日公使汪凤藻的信中写道：“随时通融，其权在我，立法严而用法恕，来示所言，洵为通晓事变。”（注：《李文忠公尺牍》卷25，第74页。）

　　十四年正月，德尼著《中韩论》，指责袁世凯为傲慢，中国对韩政策为高压。同年五月，美国国务院训令驻华美使田贝向清政府质询袁的职衔与权限，李鸿章与总署磋商之后，加以照复，强调中韩宗藩关系，指出袁为奉旨饬派，与各国公使相等，不得轻视（注：《袁世凯与朝鲜》第286页。）。李鸿章复袁世凯信中写道：德尼“论朝鲜事一篇， 荒谬绝伦，尤集矢于执事，其诬罔之词，原不足辨，而于执事持大体，得众心处，自不能掩。曾属德璀琳传语诘责之。各国亦多不直其邪说也。”（注：《李文忠公尺牍》卷8，第48页。）

　　德尼、墨贤里、德璀琳等鼓动朝鲜政府要求撤换袁世凯，八月初九日，袁任期即将届满，驻津韩员成岐运拜见李鸿章，建议马建常赴韩，李鸿章说：“国王近颇听德尼之谗，……必将德尼遣撤，再议调马建常一事。”（注：《译署函稿》卷19，第25页。）八月二十七日，韩廷咨总署，请求派员替换袁世凯，袁世凯也写信给李鸿章，要求调回，李鸿章复信道：“昨得总署复缄，以执事在韩有年，阅历已久，能持大局，深得民心，宜加勉励，仍令接办等语，与鄙意殊相吻合。……德尼狂谬，至于如此，自难容留。”（注：《李文忠公尺牍》卷9，第2页。）十一月十八日，德尼向朝鲜政府辞职。

　　十五年，由闵泳翊等策动倒袁，鼓动驻日公使黎庶昌向总理衙门及李鸿章写信，派金明圭向李鸿章指控袁驻韩甚有损于大局，要求派员取代，李加以训斥：“袁总理前有保护东土之功，是以奏派驻东，……泳翊到处造谣倾陷，其心可诛，国王乃偏信之，……国王咨请撤换，尤属唐突，……汝胆敢来作说客，小人之流也。”（注：《译署函稿》卷19，第55页。）

　　朝鲜库藏空虚，外国诱以借债，欲暗持该国利权，隐患甚大。前买轮船，借德商债，无力偿还，向中国借，十八年九月十三日，李鸿章上《借给朝鲜银十万两折》，得到批准，利息较洋债倍为减轻。朝鲜还欠日本、美国债款，无力偿还，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再上《朝鲜续借银十万两折》，以免受日、美挟制，也得到了批准。

　　该年，朝王大办寿庆，袁世凯向李鸿章报告，李复信道：“承示韩廷政事，真有江河日下之忧，四十方在强年，不得云寿，蕞尔贫国，如此借端纵侈，将何以支，夫在而并称尊号，竟用则天顺圣故事，内治如此，觇国者不能无深虑也。”（注：《李文忠公尺牍》卷23，第26页。）

　　十九年三月，清廷任命袁世凯为浙江温处道，李鸿章上《奏留袁世凯片》，认为“东藩介居强大之间，事会方殷，必须有情形熟悉，物望素孚之大员坐镇维持”，奏准仍留朝鲜办事（注：《李文忠公奏稿》卷76，第30页。）。

　　朝鲜的亲日派，在甲申政变中消失，朝鲜仇日情绪高涨，日本国力还不能发动战争，因此与中国妥协，默认中国强化宗主国地位，与俄国对抗，自己则大力进行经济侵略，加强国力。至光绪二十年，日本已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在军事制度、军事装备、官兵素质等方面已明显优于中国，在国际上，对英、俄的虚声恐吓并不畏惧，发动战争，已迫不及待，李鸿章对此估计不足。

　　东学党起义，日本鼓动中国出兵镇压，自己亦借口立即出兵。五月初二日，日本设置大本营，指挥作战。李鸿章主张避战求和而不可得，他写信给吴大澂说：“日本乘机以重兵突入其国都，……叠经据约驳斥，英、俄、德、美各友邦先后出为理处，彼竟悍然不顾，势非用武不能取成，所虑兵衅既开，不易结束，而征调烦费已难亿计……朝鲜内治不修，实无善后之策。”（注：《李文忠公尺牍》卷27，第34页。）事机紧迫，清廷命李鸿章筹备战守事宜，李鸿章建议派刘铭传为统帅。刘铭传表示不能出山之后，李鸿章又写信给他说：“现前敌各军相继并进，苦于有将无帅，兄年逾七十，媿不能为药师渡海之行，……倭人倾国以图韩，久蓄楚灵陈蔡之志，兄职司所在，敢忘齐桓江黄之责？奋日暮之行，扣囊底之智，力与相搏，讵易言和，徵调緐兴，正不知如何结束耳。”（注：《李文忠公尺牍》卷27，第40页。）战争失利，李鸿章复信给孙家鼐说：“东事愈棘，日久无功，中外谤议丛积。然使数年来海军能逐渐添购快船，水陆各军储有快枪、快炮，何至于此？”（注：《李文忠公尺牍》卷28，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