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钻友

黎志刚（Lai Chi Gong），原籍中国香港，1982年获新亚书院历史学硕士学位。1992年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获博士学位。现执教于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语言和文化比较研究学院，同时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特约研究员、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所外研究人员。

黎志刚教授的学术生涯是从新亚书院开始的。新亚书院为史学大师钱穆亲手创设，所聘导师皆一时之选，黎志刚有幸得到全汉升等名师指点，打下扎实史学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他在那里完成了题为“郭嵩焘思想研究”的硕士论文。郭嵩焘乃近代中国坐标式的人物，生前丛谤集身，死后百年却引起后人的极大兴趣。熊月之教授即为国内最早研究郭氏思想的先行者之一。在郭的家乡湖南，钟叔河、杨殷等前辈学者也曾肆力于郭氏研究。郭嵩焘之从一个几乎被遗忘的人物重新走到时代的前台，主要是由于郭氏思想与今人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作为近代中国第一个走向世界的士大夫，郭嵩焘提出的学习西方器物、西方制度的主张，以及他个人多舛的命运遭际，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黎志刚作为一名香港学子，和国内思想最敏锐的史家在选题上的契和，一方面固然是时代的脉动使然，另一方面也显示出他善于从现实生活需求出发，到祖国历史文化中去深入挖掘资源的治学特点。黎志刚的郭嵩焘思想研究，后来发表在台湾某杂志，笔者虽然还来不及拜读，但从余英时先生应允黎志刚从其攻读博士学位揣测，他的学术素养已得到前辈名师的首肯。

完成了新亚书院的学业之后，黎志刚负笈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师从刘广京教授，学术兴趣遂由从思想史转入经济史。众所周知，刘广京教授是中国近代经济史名家，他与费正清教授合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久为大陆学子所推崇。他的专著《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早已成为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经典之作，他关于中国早期轮船公司的研究，关于中国近代化的研究，已成为这一领域的奠基之作，蜚声海外。在刘广京教授的悉心指导下，黎志刚得窥经济史研究堂奥，学业猛进。他的博士论文《上海轮船招商局研究》获得亚历山大·格琴克郎奖，这是美国经济史协会颁给最佳非美国经济史博士论文的奖项。虽然论文由于黎志刚的慎重至今尚未出版，但部分研究成果已陆续在台湾和美国等地用中英文发表，引起了广泛好评。

中国早期工业化是美国中国学研究园地中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费维恺、刘广京、陈锦江、高家龙等教授数十年来努力开拓这一领域的研究。刘氏的《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费氏的《中国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和官督商办企业》、陈氏的《清末现代企业与官商关系》，为这一学科的成长，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9年以后，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和其他领域的研究一样，遭受了严重的挫折，但在汪敬虞、孙毓棠、严中平等先生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下，仍然整理出版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史料集，嘉惠天下士林，他们各自还撰写了一批功力深厚的经济史著作，例如汪老的《唐廷枢研究》等著作，已成为这一领域永久的经典。

经济史是一门科学性很强的学科。这一学科特点，使得中美两国的经济史研究具有某些共同特点，其中之一便是两国的史学家都比较注意企业史研究。一个企业是特定制度、文化环境的产物，企业史研究，可以加深理解特定年代的经济成长土壤。一个企业又处在各种网络和利益集团的纠葛之中，对企业的深入剖析，也有助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中美两国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对企业史投入极大的热情，刘广京教授的《英美航运势力在华的竞争》也可以说是企业史，费维恺教授的《中国早期工业化》则包括多个洋务企业的个案研究。国内经济史学界对企业史同样情有独钟，五六十年代以来，近代中国一些著名的民族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研究资料和著作陆续问世。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民族企业。由于它是洋务运动的产物，曾背负过种种骂名，因此，改革开放以前对轮船招商局局的个案研究并没有展开。文化大革命结束，中国史学界对洋务运动作了重新评价。轮船招商局作为中国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民族企业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相关成果陆续出版，其中最重要的是陈旭麓、顾廷龙、汪熙先生主编的盛宣怀档案《轮船招商局》和张后铨主编的《轮船招商局》。此外，张国辉等先生撰写的洋务运动论著中对于轮船招商局也作了专门的论述。

尽管现有成果不少，但与轮船招商局在近代中国经济发展上的地位仍不相称，仍然值得作进一步研究。具体理由是轮船招商局遗留的资料堆积如山，相当部分没有得到开发利用，在资料掌握并不完整的情况下，现有的研究成果还有待检验、拓展。二是现有的研究成果除《轮船招商局》为独立的企业史著作外，其余论著大都是洋务运动史，轮船招商局只是这些论著的一小部分，作者更多的是寻找洋务企业的共性，如官商矛盾、洋务企业的进步意义等等。对轮船招商局局的个性着力不够。这就为黎志刚施展自己的才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空间。

黎志刚的博士论文就是一篇关于轮船招商局研究的力作，虽然由于他的谨慎，迄今尚未出版，但其中的部分内容已以论文的形式发表，这些论文包括：《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1881）》，《盛宣怀等与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问题（1872-1901）》，《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1885）》，《19世纪80年代上海金利源码头业权的纠纷》。将这些论文与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著作一比较，不难发现作者关于轮船招商局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重要的突破。

个案研究的最高境界是以小见大，在这里“小”指个案，是题材，“大”是作者论述的主题。在高手那里，个案可以论述出不同的主题来，全凭论者的敏锐头脑，但个案研究也忌讳论不适当，错误拔高。题材和主题应该是一个天衣无缝的统一体。和一切优秀的史家一样，黎志刚具有从小题材发掘出大主题的才能。《盛宣怀等与轮船招商局经营管理问题（1872-1901）》就是这样一篇优秀之作。这篇论文主要研究轮船招商局自创立至20世纪初的经营管理问题，但其立意却是要探讨中国近代化延误的原因。作者从管理角度对1872年至1901间轮船招商局从艰难起步到步入全盛、又由盛跌入泥淖的历程，进行了全面和详尽的分析，指出导致这一切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不善，而“管理不善”又与中国社会结构内的官商关系和商人人际关系网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而为中国近代化延误的原因提出新的解释。

《轮船招商局国有问题（1878-1881）》和《李鸿章与近代企业：轮船招商局（1872-1885）》是两篇讨论国家与中国近代化关系的大作，李鸿章作为大力推行近代工业化的政府官员，他的作用在两篇文章中得到了深入细致的探讨。

1980年代国内学术界对洋务运动的历史功过作出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工业化的正面作用得到了公正的肯定，但是对于政府在洋务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对于历史人物如李鸿章的评价，极左时代的“残雪”余寒尤在，影响着客观公正的研究。黎志刚对李鸿章的研究非常深入，在他看来，对李鸿章的公正评价不仅仅是还历史人物的本来面目，更在于这里面牵涉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即在落后国家，政府对本国的工业近代化可以起到怎样的作用。这是政治经济学中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正确地理解这个问题，对于处理政府与工业化的关系具有重要的认识价值。黎志刚的这两篇论文通过对李鸿章竭力维护轮船招商局的商人承办制度，抵制“国有”，以及在财务上给予该公司巨大帮助的深入研究，肯定了李鸿章的干预对轮船招商局1872年到1884年期间取得商业成功所具有的价值。当1885年至1902年李鸿章陷于朝廷清流的攻讦，逐渐失去控制大权时，轮船招商局便陷入重重困境，经营状况一落千丈。由此，作者肯定政府可以通过官员对本国的近代工业化起推进作用，但这种作用全视个人情况而定，是不稳定的，作者还引入亚历山大·格琴克郎的替代理论来论述晚清政府在中国近代工业化中所起的作用。在《从历史视角看经济的落后性》一文中，格琴克郎提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基本上受益于强大的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因为落后国家的干预有可能代替促成先进国家经济发展的有利因素。替代的程度，决定了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黎志刚从替代的角度对李鸿章进行了全新的考察，准确点明了一个历史人物最主要的贡献。在难以计数的李鸿章研究论著中，这两篇论文显然具有不同寻常的价值。

除轮船招商局以外，近几年黎志刚还做过两项重要的商业史研究工作，一是为李承基础先生做口述采访。李承基先生是上海新新公司创办人李敏周先生的哲嗣，现旅居澳州。口述史是历史研究的重要资料，尽管李承基先生曾经撰写过数种著作，旁人看来，新新的历史掌故，李先生未必还有多少东西可以叙说。但历史工作者的眼光和当事人会有所不同，只要采访者有足够敏锐的眼光，就可以在记忆的枯井中挖掘出汨汨清泉来。为了做好口述采访，黎志刚做了细心准备，他曾在上海档案馆细心翻阅新新公司留下的档案，从中寻找采访线索，整个采访进行得很成功，为中国商业史抢救了一份高质量的历史资料。

黎志刚做的另一研究工作是海外华人及其商业网络。谈海外华人经济，商业网络无疑是题中应有之义。至少近百年来以宗组和乡情为纽带的商业网络，把中国与海外华人的商业圈连在一起，积极参与全球的商业贸易，事实证明，长期盛行的小农经济时代中国与世界隔绝的观点，很可能是个错误。黎志刚长在香港，长期在美国留学，现又执教于华人众多的澳州，独特的家族背景使他对海外华人的历史文化有着深厚的研究兴趣。前几年他曾撰写了《近代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文虽不长，却还原出香山商人从国内到美国檀香山、纽约到东南亚的全球网络的构建历史，征引之丰富、视野之开阔却着实让人钦佩。近代上海是海外香山商人的投资重点，理所当然成为文章论述的重点之一。该文让我们认识了上海与全球的商业联系，也理解了移民对近代上海商业的重大贡献。黎志刚祖籍广东香山（今中山），他谈香山商人，是游子追忆乡邦旧事，因而娓娓道来，别有滋味。由于他的出色工作，近代上海商业国际化背景的一部分得以清晰，这是黎志刚对上海研究的又一贡献。

行文至此，原该结束了，但笔者还想就自己接触的黎志刚谈点印象。结识黎先生约在10年以前，当时他第一次来上海，为修改博士论文，去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由我陪同。从此他经常来上海，每次来沪，我们都会晤一次。他的刻苦、敬业常让我感叹不已。他每次来上海必逛书店，又苦于时间有限，常常无暇尽兴徜徉，但时间再紧，他也不会放弃去书店的念头。我曾陪他在书店关门前不足一小时的当儿，跨入书店大门，急急淘书。他对研究对象，非常注意实地考察，以丰富感性认识。有一次来沪，办完各种事，已晚上9点，问明了路，他匆匆驱车前往去华东政法学院，去看从前的圣约翰大学。当时学校放假，时间又晚，仅在学院墙外转悠了片刻就打道回府，换了旁人，总会有些失落，但他却因了却了多年的心愿，感到非常满足。为研究广东香山商人的商业网络，他几次回香山实地考察，了解当地的商业文化。他研究轮船招商局的博士论文，某著名大学出版社早已接受出版，他却因尚未看到深锁密藏的盛宣怀档案，希望有机会看到这部分档案，对自己的论文再作修改后出版，这一等就等了数年。凡此，都让我深怀敬意。茨威格在《昨天的回忆》中说，他十多岁时，就有人说他是天才，茨威格说我不是，他们哪儿知道，我十六岁时，读过的书已超过了二十多岁的人。黎志刚能取得今天的成就，来自他的刻苦和勤奋。我相信所有的学术名家都有相似的品格，只不过其他人我不了解，黎志刚却让我有幸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