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谦芳

　　清季，李鸿章出将入相几十年，不仅身系清王朝的兴衰，实际上也身系中华民族的存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响亮地提出“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竭力筹谋近代国防，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留下了发人深省的篇章。

　　 自强自立的救国思想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告败北。相比之下，中国封建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孰优孰劣，已见分晓。弱肉强食本是生物界生存竞争的法则，然而在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特殊时期，亦被无情地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曾经那么强大，以致“万邦朝服”。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仁人志士必须重新申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李鸿章“以儒生而起家军旅”，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当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了李鸿章的顶戴，成为拥有权势的封疆大吏的时候，他就挺身而生，治国平天下，力扶大厦于将倾。

　　李鸿章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中国的失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近忧远虑、世界潮流均焦思熟虑于他的胸中。

　　中国将向何处去？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李鸿章比前辈更具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决然提出了“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的著名论断。

　　在李鸿章看来，西方列强胆敢侵略中国，所恃者坚船利炮也，因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反复强调“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重要性：“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要解决“战守之具”问题，无非走两条路，一是向外国购买，二是自造。向外国购买，往往遭到列强刁难，或是“禁不出售”，或是“价值过昂”，容易为人所制。李鸿章决心走一条自造之路，认定“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当时的中国，堕性深重，象李鸿章这样头脑清醒的封建士大夫毕竟不多。他力排“无事则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能学”的反对派的干扰，毅然发起“洋务运动”；创办、接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重要军事工业，大大改善了中国军队的装备，缩短了军事上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距离，开导了中国国防近代化建设的先河。

　　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李鸿章着手组建、训练新式陆、海军。1862年4月，他进军上海后，即令淮军向洋兵学习新式枪炮、阵法，使淮军的实力和军事技术迅速提高，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和抗击外来侵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历代戌边，多在西北，而鸦片战争后，入侵之敌多从海口入。因此，李鸿章特别注重海防建设。他苦心经营，历时20-30年，先造后买，终于建成了一支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军——北洋海军。

　　在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机器设备、原料燃料到技术人员都不能不依赖外国。李鸿章从自强自立的愿望出发，一方面强调“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另一方面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阶段，大力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培养新式技术人才。

　　根据创办军事工业的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势”，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欲自强必先裕饷”，“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在他的主持和支持下，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基础，其中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唐山——胥名庄铁路等荦荦大者，无不与李鸿章的名字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

　　李鸿章还把“造就人才”视为“中国自强根本”，“目前当务之急”。他奏请朝廷：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洋务人才”；设立：“洋学局”，分科学习，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他重视教育，在派遣留学生，开设新式学校，培养造就科技人才方面作出了先驱性的巨大贡献。

　　由上观之，李鸿章自强自立的救国思想，由表及里，极大地深化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难能可贵地被付诸于行动，这正是他一生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

　　 外须和戎的避战方针

　　近代列强一次次侵扰中国，使当时的对外关系极为复杂。而在处理对外关系中，李鸿章则“和”字当头，甚至在苟且偷生、委曲求全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仍然怕战避战。

　　为什么要“和”？李鸿章认为这是由中外实力过于悬殊所决定的。“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即暂胜必终败”，战败而后“和”，不如不战而先“和”。他还错误地认为“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非真欲夺我土地也”，只要遵守“和约”，便可与列强共处。他曾对林则徐、僧格林沁抗英斗争妄加非议，斥为“逞一时之愤”。

　　李鸿章主“和”，当然并不完全等同于妥协投降，而是与“内要自强”相一致的。他的精明之处在于“隐忍徐图”，在于懂得“明是和局而必阴为备战，庶和可速成而经久”。

　　李鸿章是个自强论者，同时又是个不可救药的战争失败论者。他对自己在“阴为备战”方面的不懈努力缺乏应有的信心。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以剿内寇尚属可用，以御外患实未可信”。“以中土初学”去抗衡“洋人创制已百余年”，确实是“力所未逮”。但是，虽“不足御侮”，也有胜于无，遇事总会有些凭借（这也正是李鸿章所追求的）。事实上，如果不办军事工业，不编练新式陆海军，象左宗棠收复新疆，冯子材指挥的镇南关大捷，甲午中日黄海大海战等壮丽的历史场景就不会出现。可悲的是李鸿章只看到了中外军事实力的悬殊，而无视“洋务运动”也给中国带来了某些局部的优势。

　　其实，列强所图我者何止“利”和“势”，蚕食鲸吞的国土何其多矣！它们欲壑难填，“和约”虽能满足于一时，断难满足于永远。“以土事敌，土不尽则敌不餍；负薪以救火，薪不尽而火不灭”，古之殷鉴犹在。在新的欲望驱动下，列强以“战争”来，我以“和”御之，“羁縻”之，安能自守“和”局？

　　在李鸿章思想中，“和”本来只是一种“隐忍徐图”的策略，但由于战争失败论在头脑中占据了主导地位，“阴为备战”的功效就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在非战不可的情况下，无原则的让步，未战而求和，边战边求和，趁胜而求和，都是向敌人示弱，客观上助长了敌人的侵略气焰，严重束缚了自己的手脚。甲午战争之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就败于“避战保和”。其实，当时日本的综合国力未必就比中国强，经济技术与中国也差不多，甚至有些方面还不如中国。“狭路相逢勇者胜”，日本就胜在一个“勇”字上。

　　李鸿章不懂得以战争求和平的道理。军事上，他长期备而不战，备而惧战，所倾心向往的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犹可得也，反之只能是痴心妄想。李鸿章终被“和”字所累，不仅误国而且自误。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的一些重大不平等条约，如中英《烟台条约》、中日《马关条约》、《中俄密约》、中外《辛丑条约》等都是李鸿章亲自签订的。屈辱议和，签订城下之盟，固然是“弱国无外交”所至，但与李鸿章“妥协、软弱、退让”的外交立场也不无关系。他因此留下了无数的骂名，一生处于“谤议喧腾”之中。

　　 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

　　对外开战诚难取胜，保持和局亦属不易，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李鸿章综合运用了中国古代的合纵连横思想和西方近代的均势思想。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由于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并且也受过西方列强的侵略。因此，李鸿章初与日本打交道，曾产生过联日制西的念头。但是，日本野心勃勃，制定了征服中国、统治亚洲、争霸世界的所谓“大陆政策”。从日本试图侵占台湾的军事行动中，李鸿章已洞悉其奸，认识到日本“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联日制西的幻想破灭。

　　朝鲜问题是中日争端的焦点。朝鲜半岛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征服中国的前进基地。面对日本的直接威胁，朝鲜势孤力单，本非其敌，中国往助而力有未逮，将坐视而势有不能。于是，李鸿章推行了所谓的“牵制政策”。朝鲜与日本已订有《江华条约》，李鸿章遂劝导朝鲜与英、美等国立约通商。他错误地认为“泰西通例，向不得无故夺灭人国，盖各国互相通商，而公法行乎其间”，日本畏服欧美列强，以朝鲜之力制日不行，以通商诸国制日则绰绰有余。美、英德相继与朝鲜立约通商。李鸿章本想联络美、英等国牵制日本，籍以保卫朝鲜，巩固东北边疆。但结果把朝鲜推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同侵略的半殖民地的深渊。“甲申事变”后，日本在朝鲜疯狂地扩张势力，积极准备对中国的战争。

　　各资本主义强国在对外扩张的过程中，即有互相争夺的一面，又有互相勾结的一面。甲午战争期间，与朝鲜立约通商的各国一任日本放手打去。李鸿章乞求俄、英调停，俄、英均虚与委蛇。美国则在暗中帮助日本，充当了极不光彩的角色。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遭以惨败，李鸿章“以夷制夷的“牵制政策”虽然彻底破产了，但是，战后俄、法、德、从各自利益出发，三国干涉还辽，又重新激起了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念头，这也是他长期推行“牵制政策”仅有的一点“成果”。他在启程赴欧美诸强国游历时，仍然奢谈“联络西洋，牵制东洋”。然而，《中俄密约》的签订，使俄国在中俄共同防日的幌子下，不仅骗取了在中国东北建筑边境铁路的特权，而且为其海陆军侵入中国领土大开了方便之门。开门揖盗，引狼入室，李鸿章犹不自知，回国后反而沾沾自喜地说：“二十年无事，总可得也”。

　　资本主义列强在处理国际关系时，一切以自身的利益为转移，只要对自己有利，完全可以不择手段；同时还信奉“强权就是真理”，从来欺软怕硬，决不会真心同情、帮助弱者。弱小国家利用列强之间的矛盾，形成均势，“以夷制夷”，不失为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权宜之策。若一味依赖于此，不思自强，只要均势失衡，或者根本就没有形成均势，其结果必然为“夷”所制。李鸿章是自强自立的倡导者和实行者，但由于惧战尚“和”，因此也特别看重“以夷制夷”之策。遗憾的是他对诸“夷”缺乏应有的了解和警惕性，在实践中总是事与愿违，被“夷”所制，为“夷”所用。

　　总之，在李鸿章的国防思想中刚强、怯懦和幻想交织在一起。他建立了“数千年未有之奇业”，但又留下了万世之骂名。李鸿章身处内忧外患的多事之秋，为国事操劳数十年，其间尤为关注的是防范和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安全问题。后人或许只有弄清李鸿章的国防思想，才能心平气和地认识、评价他，并得出公正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