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虹 俞祖华

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在内的系统的全面的社会变革。早发内源性现代化国家步入现代化轨道时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而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和商品双重轰击下于19世纪下半叶启动的中国现代化，从开始就面临着不同于西方的双重危机——民族危机和国家重建危机，因而注定了是一更加艰难而又曲折的历史过程。尽管如此，中国近代的许多仁人志士仍在艰难中求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和方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回首昔日先辈们的思想轨迹，仍具有重大的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 启蒙思想家对现代化认识的不断深化

虽然在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才比较明确的讨论探索中国现代化的道路问题，20世纪30年代“现代化”一词才经常见诸于报端，但从鸦片战争开始，中国先进的仁人志士已开始了对现代化的探索，由于受历史和阶级条件的制约，他们对现代化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逐层深入的过程，大致而言可概括为器物技术、制度、心性三个阶段。

现代化思想的提出，应追溯到林则徐、魏源。陈胜粦指出，魏源是继林则徐之后从古老中国走向近代的大里程碑时的人物，是现代化的先驱，他不仅“提出了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第一个完整的，影响百余年、启迪几代人的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且“提出了推动中国从中世纪走向近代的第一个近代化方案——包括发展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发展官办工业和民办工业的设想，包括从西方引进先进技术、人才和培养本国技术人才的设想，包括建设一支近代化海军、改革军政制度和改革经济制度的设想，还包括在广东虎门之沙角、大角建设当今称之为‘特区’的、独具胆识的设想。” ^[1](P6)对于“长技”所包含的内容，学术界一度以“船坚炮利”来概括，严亚明认为，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中所包孕的早期现代化意识不仅体现在军事、国防方面，还体现在经济、教育等领域，甚至显露出向政治文化领域渗透的迹象。^[2]继林则徐、魏源之后，代之而起的是洋务派。魏立安指出，洋务派的思想在甲午战前主要涉及西文、西艺，战后则转向“西艺非要，西政为要”，但张之洞所谓的西政，其内涵不是西方的民主政治，而是译西书、办报纸、废科举、办学校，总体而言，其思想仍仅局限于器物之变，处于“言技”的范畴，代表人物为曾国藩、李鸿章、郭嵩焘、张之洞等。^[3]大体而言，从鸦片战争到洋务运动，国人的着眼点只是西方的先进科技，仅仅主张在技术层次上学习西方，倡导军事与经济的近代化。但亦有例外，如洪仁玕。华强认为，洪仁玕的近代化思想已涉及到西艺、西法和民主。方之光、周衍发指出，洪仁玕不仅要在宗教思想文化上，而且还要在经济、军事、文化、政治制度等方面全面的学习资本主义国家，使中国逐步近代化。酆张翼也认为，洪仁玕已推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系统的近代化设计方案，其近代化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诸多方面，如政治上主张仿行西方的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经济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的技术设施，文化上已意识到西方科学教育的重要价值，外交上则推行“柔远人之法”，开展独立自主的外交活动。^[4]

随着民族危机的进一步加深以及洋务运动的破产，启蒙思想家们逐渐认识到仅有西方的科学技术、坚船利炮并不能救中国，便开始寻找新的救国救民道路。他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西方国家不仅在学制、兵制、求富之术上远胜于我国，而且政治制度也优于我国，因而主张变法，实行政治现代化。这标志着早期现代化思想已突破了技术的局限，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早期维新思想家、维新派及革命派都上升到了这个层次。魏立安指出，早期维新思想家提出了发展民族工商业和实行君主立宪的主张，代表人物为郑观应、王韬、马建忠、陈炽、梁启超。^[3]夏东元对郑观应的现代化思想进行了论述，指出郑观应较好的把握了御侮、求强、致富与政治民主的关系，是救亡御侮、“师夷长技”和实行民主“爱国三个层次”统一于一身的先进人物。^[5]吴乃华论述了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前后的近代化观的演变，指出其近代化思想在甲午战后的转变，标志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开始走出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就事论事的局限，而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教育诸层面综合变迁的角度来看待近代化，在近代化思想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6]任银睦认为康有为对于中国现代化有两种不同层次的选择，一是体现在《大同书》中的理想选择，一是现实选择，即要求从经济、政治、军事、文教等各方面进行改革。^[7]

需要指出的是，现代化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众要素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器物技术、制度、心性三个层次并不是截然分开的，而是互相交错、重合，只是不同历史阶段侧重点不同。维新派在重视制度变革的同时，同样关心物质文明，并开始追求心性文明。严复的启蒙三民主义和梁启超新民理论的提出，标志着现代化思想从制度层次上升到了精神领域。

张志建指出严复在会通比较中西文化的同时，提出了全面学习西方——“标本并治”的方案。其以开民智为中心，实现文化的创造者——人的近代化，来促进军事经济等近代化的主张，表明他已较早的接触到西方文化之本，并认识到文化的三个层面互相照应，互相推动，形成丰富多彩的中国近代化的历史画面。^[8](P289)俞祖华认为，戊戌时期严复便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希望创立一种促进人的现代化的基础教育结构与文化机制，因而他是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先驱者。^[9]他还在另一篇文章中，具体阐述了严复的启蒙三民主义，指出严复在中国近代史上首次提出了人的近代化问题，成为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先声。^[10]吴乃华也指出，严复的近代化思想既触及到物质层面，又上升到制度和思想层面，提出了以民主取代专制及以近代思想改造中国人的精神素质，实现人的近代化的主张。^[11]对于梁启超的现代化观，李华兴指出其现代化思想涉及政治民主化、人的近代化和文化思想近代化三个方面，只是侧重点前后有所变化，戊戌时期主张君主立宪；世纪之交则以“新民说”为代表，对人的近代化问题作了深层思考；民国初期参与“现行国体”下的改良；五四前后则致力于文化方面，主张调和中西，“化合”新的文明。^[12]张锡勤认为梁启超为如何实现中国近代化提出了一整套比较全面、正确的方针。这就是他所从事的兴民权、清算国人奴隶性、提倡国民意识使中国人变奴隶为国民，实现人的解放以及开展一场旨在使中国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的文化革新、文化重建运动。^[13]

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掀起了一场旨在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的新文化运动，标志着文化现代化思想达到了高潮。魏彬指出，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先进思想家们通过对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国近代化的考察和中西近代化的比较，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近代化观。他们认识到近代化不仅是由科技发展所导致的物质文明的进步和民主政体的建立，而且是人的近代化，人的近代精神的确立。基于这一认识，他们提出了人的近代化课题，指出中国的近代化亟需一个思想启蒙、思想解放运动，以促使国民价值准则、伦理道德观念的更新和国民性的改造，促使人的自主意识与权利意识的确立，这是对近代化本质在认识上的突破。 ^[14]

在早期启蒙思想家对现代化的探索中，还有一杰出的人物——孙中山，学者们对他的现代化思想研究比较多。李华兴指出，孙中山一生都在为追求独立、民主、富强、文明、“毕其功于一役”现代化理想而奋斗，其具体的近代化目标为：政治上主张国家独立，主权在民；经济上主张振兴实业，均富大同；文化上主张融贯中外、教育立国。王健华认为，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法律等诸多领域，其中最基本的内容有两个：一是建设民主政治，二是实现国家工业化。周兴樑认为孙中山的近代化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政治民主化，国民经济全面近代化（变封建农业国为资本主义工业强国），及思想文化的近代化。钟卓安也从三民主义的视角论述了孙中山的近代化构想，指出其提出的民族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前提；民权主义，即民权政治是中国近代化的基础；民生主义是中国近代化的出路。^[15]此外，王玉祥、周景晓还分别就孙中山的政治近代化思想进行了论述。^[16]尚明轩、张信磊与马海滨、李淑娟等分别对孙中山的农业近代化思想进行了论述。^[17]

二、 启蒙思想家对现代化模式的不同选择

由于现代化发轫于西方，并以欧洲为中心不断向外扩散和辐射，中国要实现社会的近代转型，不可能不参考西方的模式，而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东亚文明传播中心来说，传统思想与观念根深蒂固，因而在现代化过程中便不可避免的涉及到中西两种文明的冲突与选择，究竟按照何种模式进行现代化，在“现代化”概念形成之前，近代思想家们主要从“中”、“西”关系的角度进行了探索。关于近百年来现代化意识（思潮）的演变过程，罗荣渠曾在其著作中，在着重回顾五四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四次大讨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简单的勾勒，并作了有益的探索。^[18]

1、中体西用

中体西用是启蒙思想家们在面对中西文化冲突时所形成的最早的现代化模式。关于这方面著作，主要有丁伟志、陈崧的《中西体用之间》，该书分析了“中体西用”文化观萌生、形成、嬗变、分解的历史全过程，从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近代思想家们追求现代化的曲折历程。^[19]

由于对中体西用内涵的界定不同，学者们对其涵盖的范围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大多数学者认同这一模式是在自强运动中产生的，应从洋务派算起，但亦有不同观点。季云飞认为，林则徐、魏源的“师夷长技”是“西学为用”的最初表述形式，已包含于“中体西用”的模式之中。王继平也持这种观点。^[20]

对于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思想家的现代化模式，大多数学者将其界定为中体西用。如常云平就薛福成的近代化思想进行了论述，指出薛福成在认识西方，探究西方富强之道的基础上，形成了“尚富强”的新价值观，但其新价值观与传统的纲常伦理思想并存。其提出的“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我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就体现了一种典型的“中体西用”思想模式。^[21]还有的学者就洋务派的现代化模式进行了具体划分。李双璧认为甲午战前洋务派的现代化模式是“自强——求富”，战后则变为“求富——治本”，其现代化模式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其基本的思想范式，仍是“中体西用”。^[22]但对于洋务派之一的李鸿章，学者们似有不同意见。姚传德认为在70年代以前，李鸿章确实是个“中体西用”论者，但在70年代之后，已转变为一个近代化论者，即“西化派”者。作者还继而指出，“西化派”出现于70年代以后洋务派阵营之中，代表人物除李鸿章之外还有丁日昌、郭嵩焘、张树声等。至于左宗棠、沈葆桢仍不脱“中体”的藩篱。^[23]

对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文化观是否属于“中体西用”模式，学术界也存有一定的分歧。戚其章认为维新派的文化观属于“中体西用”这一模式，但与张之洞以西学补救中学不同，康梁主张“会通”中西学。周辉湘也认为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分野不在于坚持还是反对“中体西用”，而是对中体西用的不同理解和运用。^[24]而周武则认为，康梁的“以群为体，以变为用”是对“中体西用”的超越。^[25]

长期以来，学术界基本上把梁漱溟定位于“反现代化”的思想家，李善峰则提出了异议。他认为梁漱溟是文化传统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即在中国社会现代化所面临的西方文化与中国本土文化、传统文化与新文化的双重选择面前，即反对“全盘西化”，又不同意“死守国粹”，而是主张以中国固有文化为基础，在传统文化的扬弃和外来文化的滤收的基础上创造现代化的新文化，并进而推动社会的现代化。^[26]潘建漳从现代化和人性的困厄命题阐发了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指出梁的“文化三路向说”骨子里所持的只是一种浅薄的“中国文化中心论”，其“改过西方态度，重新拿出中国原来态度，并根本的把它含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是一种文化调和方案，实质是“中体西用”模式的翻版。^[27]郑大华在分析梁漱溟的文化思想时也指出，就梁漱溟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来看，始终没有“逃脱中体西用的模式”，只是在五四时期，是“儒家的人生态度”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而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则变成了“儒家的内圣心性之学”加“西方的团体组织和科学技术”。^[28](P130)马勇认为梁漱溟的“世界文化未来：中国文化复兴” 的观点是近代以来中体西用说在新条件下的变种，但其“对中国文化进行根本性的创造性转化，并大力吸收近代西方的文化因素，重建中国文化系统”的主张又和中体西用说有本质性的区别。^[29](P86-87)

2、会通中西

继中体西用论之后步入历史舞台的是会通中西说，主要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严复。

耿云志在就孙中山与梁启超的文化近代化思想进行对比分析后指出，梁启超在维新时期为塑造新国民，便本着中西并重、中西结合的原则，既肆力介绍宣传西学又对中国古代文化做剔抉发展的工作。以后虽然有所变化，但只是对中西侧重点不同，始终未脱中西结合的总框架。^[30]马永山亦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作为改造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前提，其改造传统文化的基本原则，即“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较好的解决了如何在继承传统优秀文化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的问题，为中国文化的近代化提供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案。^[31]

对于严复，俞祖华在将其与孙中山的现代化思想进行比较论述中指出，严复与孙中山的文化选择均超越了中西之争的狭窄偏见，确立了取舍中西古今文化的现代性标准，形成了凡是有益于中国现代化的不论中西古今都予以接纳的健全文化心态，力主从中西文化价值的整合中建立通观古今、融汇中西的中国现代文化。^[9]章扬定则认为严复的文化观前后有所变化，前期的严复主张学习西方，“全盘西化”，后期则对中西文化采取兼容的态度。^[32]

3、西体中用

章启辉在论述谭嗣同的文化观时指出，将谭嗣同的文化观归结为康梁的“西学中用”，或为“会通中西”说，都是不确切的，谭嗣同的文化观已经具有鲜明的“西体中用”的理论特征。^[33]

此外，熊梦飞在30年代也曾明确的提出“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又一模式。

4、综合创新

早期启蒙思想家中持综合创新论的主要是孙中山。章开沅在《从离异到回归》中指出“取中西文化而融贯之”是孙中山一贯的方针。陈旭麓在《“因袭”、“规抚”、“创获”——孙中山的中西文化观论纲》中指出，孙中山是中西文化的融合论者，融合的途径是“因袭”（继承）与“规抚”（引进），然后在融合中创新，寓创新于融合。^[34]

王东指出孙中山先后提出的“振兴中华论——三民主义论——自主开放论——综合创新论”分别从不同层面上回答了中国现代化的“目标——纲领——道路——文化走向”等问题，为中国现代化理论纲领奠定了有决定意义的四大理论支柱。^[35]

张立芳认为孙中山的现代化文化观在于对中西文化必须采取科学的态度，反对两种极端，对中国传统文化主张“因袭”，即批判继承，古为今用；对西方文化，主张“规抚”，即有分析的汲取。并且主张中西文化融合后要有创新和超越，且必须以现实为出发点。^[36]

刘天纯指出孙中山在中西文化比较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文化近代化的模式：在继承和发扬固有文化中的道德、知识和能力的基础上，吸收西方的科学技术、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创造出一种中西文化相融合的新型文化。^[37]

5、西化论

西化论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把现代化界定为西方化，认为西化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模式。五四前，启蒙思想家们大多持“中体西用”论或中西调和的主张，但亦有例外。对于被称作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张首倡人的容闳，胡波、林有能指出，由于容闳一直坚持“西学可以救国”的信念，力主“教育救国”，故而“在他心目中，近代化就是西化，它是中国走向独立自主和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38]

西化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达到其活动的顶峰，代表人物为陈独秀、胡适等。新文化运动者主张输入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精神，通过激进的文化革命来彻底改造中国旧文化，以争取中国的文艺复兴，表现出强烈的西化倾向。大多数学者都认同，五四时期陈独秀主张的欧化即西化，其内涵是科学化与民主化。关于胡适，传统观点认为他属于“全盘西化”论者，近年来大多数学者都否定了这种观点。郑大华认为五四前后胡适对中国文化出路的主张的具体提法虽然前后有所变化，但就一贯的思想来看，他主张的是“全力西化”或“充分的西化”，而不是全盘西化。董德福认为，中西文化调和融通才是胡适一以贯之的主张。李坚、李晓飞认为，二三十年代胡适的文化观经历了从中西文化调和到西化的转变，但其西化也不是全盘西化。冯菊香指出胡适的文化观是“充分世界化”。^[39]

与西化论的产生相伴随的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登台，对于文化保守主义，学术界以前大多将其性质界定为“反现代化”，近年来有些学者从现代化的角度对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进行了论述，指出他们也有着对现代性的追求，只是追求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模式不同。有分歧就有论争。围绕现代化的模式问题，知识界与理论界在1915——1927年间和三四十年代就东西文化问题和中国文化出路问题进行了两次大讨论。在前一次论战中，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为首的西化派和以梁启超、梁漱溟为首的复兴中国文化派，石连同、谢万里等对此有所论述。^[40]对于30年代的文化论战，俞可平认为可主要分为“西化论”与“中化论”两派，西化论或欧化论包括“充分西化论”、“全盘西化论”、“全球化论”、“世界化论”等，主要代表人物有胡适、陈序经、林语堂等。而30年代前后出现的“中国本位论”、“中体西用论”、“中西互补论”等都可归入“中国现代化”理论的范畴，简称“中化论”，代表人物为梁启超、梁漱溟等。此外，马千里、郭建宁、黄海燕等分别就30年代的文化论争进行了论述。^[41]大多数学者指出，随着论争的深入，极端的观点已很少见，双方的观点渐趋折衷，并且出现了一个超越“中化”、“西化”等老概念的新概念——“现代化”。如张熙若提出了现代化可以包括西化，西化却不能包括现代化的高论，并从发展自然科学、促进现代工业、提倡各种现代学术、思想方面科学化四个方面提出了其现代化的理论，体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

三、 启蒙思想家对于现代化道路的不同探索

由于启蒙思想家们对现代化体认的不同以及选取的参照系不同，决定他们选择了不同的发展道路，其中，主要围绕着改良与革命、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工化与农化产生了分歧。关于后两次分歧主要体现在五四后有关现代化道路的大讨论中。关于这几次大讨论，曾经被学术界所忽视，后来罗荣渠将这几次论战中的有关文章编成《从‘西化’到现代化》一书，为后人研究提供了方便。^[42]在其倡议下，近年来也有文章对此作了论述，我们将在下面提到。

1、 改良与革命、渐进与激进

中国现代化进程，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始终围绕着改良与革命、渐进与激进的纷争，并且变革沿着从保守主义向激进主义的上升路线发展，而且愈演愈激烈。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论争主要在改良派和革命派之间，围绕着君主制的自上而下的保守现代化道路还是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道路而展开。

萧功秦就严复如何进行现代化的思路进行了阐述，他指出，严复在其“社会有机论”和“体用不可分立论”的基础上，既反对“中体西用”，又反对“全盘西化”，而提出了一条新的现代化思路：“导其机”，“须其熟”，“与时偕达”，这是一条渐进的现代化之路。^[43]

李华兴指出，戊戌时期的梁启超坚持君主立宪制，武昌起义后则赞同虚君共和制，民国成立后又拥护民主共和，其具体的政治主张虽然一变再变，但他的立宪之志没有变，而且，在革命与改良、稳定与内乱的取舍上，它的政治天平一直倾向于在“现行国体”下搞改良。^[12]

耿云志、俞祖华分别就梁启超与孙中山、严复与孙中山对中国近代化道路选择进行了对比分析，指出梁启超、严复的政治现代化的方略是在既定国体下谋求和平改革，以改革求立宪，而孙中山则主张以暴力求共和。^[9]

最终，革命压倒了改良，中国通过辛亥革命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然而，民主共和并没有将中国带入现代化的正常轨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激进主义上升到文化心理层次，与之相对的是自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于是产生了文化层面上的激进与渐进之分。欧阳哲生就胡适与陈独秀的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由于二人对欧美近代思潮的取舍不同，导致他们提出了两种不同的发展模式：胡适接受了以英美为代表的稳健型发展模式，主张通过改良走自由主义道路；陈独秀接受了以法俄为代表的激变型发展模式，主张通过革命实行真正的民主政治。^[44]

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以胡适与李大钊为首的两派之间发生了问题与主义之争，这实际是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两大思想体系之间的斗争，即改良与革命的斗争。到20世纪30年代，以城市为基础的仿效德国模式的发展趋向，与以农村为基础的仿效俄国模式的发展趋向，形成保守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与激进的土地革命的道路的对立，此外，还有游离在二者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即改良主义的道路，如陈宪光指出，梁漱溟等所从事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本质上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乡村改良运动”，是一般知识分子寻求“第三条道路”即改良主义道路的运动。^[45]最终，这三条道路的斗争的结局是激进对保守与改良的胜利。

2、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前，只有资本主义制度与近代化共存，因而资本主义制度成为先进知识阶层的一致选择。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不仅使中国目睹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危机，而且为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不同于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又一模式——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外部环境的改变再加上内部中国在探索资本主义道路上屡屡失败，不禁使中国的知识界重新思考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产生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30年代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以及日本军国主义的入侵，使中国知识界再次关注现代化问题，引发了关于现代化问题的大讨论，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推向高峰。石连同、谢万里等分别就这次讨论作了论述。^[40]他们指出，从这次讨论所提交的论文来看，绝大部分人主张走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或非资本主义道路，如张素民，董之学等，一部分人主张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如杨幸之、吴觉农、戴霭庐等，完全赞成走私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者极少，说明自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自由民主为追求目标的资本主义改革模式，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光彩，不再为我国所需。朱汉国在对中国的现代化意识与实践的历史进行考察的基础上指出，1919——1949国人现代化的主流意识是主张建立新的民主主义现代化，而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国人的现代化意识统一到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上。^[46]

3、“工化”与“农化”

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在一个农村居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传统农业国之中进行的。中国现代化问题，不可避免的是要在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即根据中国的国情去探索中国从农业国转化为工业国的具体道路，即中国的工业化道路问题。但正如对西方文明的排斥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坚持一样，有些人也反对现代中国的振兴以工业化为重心，而坚持以农立国，于是伴随中西文化论战的同时，也产生了“农化”与“工化”之争。在20年代，争论主要在以章士钊、董时进为代表的以农立国论与以杨明斋、恽代英为代表的以工立国论者之间展开。到30年代，争论双方则变为以梁漱溟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和以吴景超为代表的以工立国派。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工农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入，提出了“先工后农”、“先农后工”、“农工并重”等观点，翁文灏还主张“以农立国，以工建国”，表明了知识分子在探索中国现代化模式中又走出了重要的一步。关于这场从20年代到40年代的大论战，苗欣宇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论述，并阐述了这场论战的意义。^[47]石连同、谢万里也分别在其论文中有所论述。^[40]

除上述内容外，有些学者还专门研究了张树声、张君劢、郭沫若、邓演达等的现代化思想及其对现代化之路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由于篇幅所限，在此不多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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