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师同文馆组织分析

来源:《福建论坛》200510

 

陈向阳

时下有关京师同文馆问题的研究多从部门史角度着手,从社会实体史视角研究的还比较少见。京师同文馆是一个学校组织实体。本文拟从组织实体史角度,展开有关京师同文馆问题的组织分析。

创办于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既是当时社会历史环境的产物,也是创办者设计的结果。因此,我们首先探讨京师同文馆的组织环境和组织设计问题。

组织环境有宏观环境、中观环境和微观环境之分,这里我们重点分析京师同文馆组织的微观环境。所谓微观环境,就是指对组织的出现、存在和发展产生最直接和最具体影响的外部因素、条件和背景。京师同文馆的微观环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现代外交的产生及新式翻译和外交人才的匮乏。两次鸦片战争的结果,一方面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侵害,中国的国际地位开始向殖民地方向滑落;另一方面,客观上也促使中国逐步走向开放,出现了现代意义的外交。何况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五十款规定,“嗣后英国文书俱用英字书写,暂时仍以汉文配送,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同年中法《天津条约》第三款也有类似的规定。1在此情况下,如何获得新式翻译和外语人才就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朝廷的官员,都不懂得外国语言文字,办理外交,诸多不便之处”。2在京师同文馆创立之前,清政府对外交涉不是由外国人转述,就是以“通事”为中介,结果往往给中方外交带来损失和危害。李鸿章就曾批评通事“资性蠢愚,心术卑鄙,货利声色之外不知其他”。3

二是俄罗斯文馆的存在及其影响。俄罗斯文馆建立于康熙年间,京师同文馆早期招生方式、办学规模、考试和管理等多方面都以俄罗斯文馆为蓝本。可以说,俄罗斯文馆对于京师同文馆早期制度和组织的创设提供了某种“搭便车”的机会,起到了一种“路径依赖”的作用。

三是总理衙门及其与京师同文馆的关系。设立于1861年的总理衙门是一个新式的专业外交机构,同时也是京师同文馆的主管部门。在恭亲王奕等人于咸丰十年十二月上奏的《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和《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中都有条文涉及京师同文馆创办问题,由此也规定了京师同文馆作为总理衙门附属机构的地位。对于京师同文馆的创办和发展,总理衙门具有决定作用。京师同文馆经费就由总理衙门从海关船钞调拨,在总理衙门各部门使用经费中常年居第二位。

就中观环境而言,两次鸦片战争以后,晚清在技术、经济、制度(包括组织)、政治、文化(包括教育)、观念等社会各个领域都已开始发生不同程度的变革,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其中尤以组织变革和教育变革与京师同文馆的关系最为密切。从1860年代开始,陆续出现了一批新式组织,它们在组织形式、类型、结构、功能、规则和管理等方面表现出一些与旧式组织不同的特点。如新式学校组织在课程设置和内容、教学形式和方法、培养目标和对象以及教材和实践环节等方面都展开了现代化改革。京师同文馆本身就是晚清组织变革和教育变革的开端,而以此为发端的晚清组织变革和教育变革又构成了京师同文馆生存和发展的中观环境。至于宏观环境,一方面,伴随改革的全面展开,近世中国社会形态开始从手工——农业——人治——专制社会向机器——工业——法治——民主社会转型,社会性质开始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4另一方面,晚清时期的国家地位却呈现出明显的殖民地化趋向。综合起来,可以说晚清正处在中国从一个古代强国到现代强国过程中的“现代弱国”阶段。

在上述组织环境下,京师同文馆组织究竟如何发展?这就涉及组织设计问题。所谓组织设计,就是根据客观的组织环境和组织发展要求,对组织各方面所作的一种主观预设、计划和安排。京师同文馆先后进行过多次组织设计。早在建馆之前的1861年初,恭亲王奕等人就联奏了《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和《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倡议设立京师同文馆,并对未来的京师同文馆组织进行了初步设计。如《统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第五条称,“查与外国交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今语言不通,文字难辨,一切隔膜,安望其能妥协?从前俄罗斯馆文字,曾例定设立文馆学习,具有深意。……闻广东、上海商人,有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请敕各该省督抚,挑选诚实可靠者,每省各派二人,共派四人,携带各国书籍来京。并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在十三四以下者各四五人,俾资学习。其派来之人,仿照俄罗斯馆教习之例,厚其薪水,两年后,分别勤惰,其有成效者,给以奖叙”。5根据这一设计,可知京师同文馆的组织目标是培养“通晓”外国“文字言语”的翻译,包括英语翻译、法语翻译、美语翻译和俄语翻译。当时尚不清楚美国与英国同语同文,也使用英语,因而把“美文”或“美语”单列出来;组织形式以俄罗斯文馆为原型,采用文馆的形式;组织成员包括教习四人,拟从广东和上海两地挑选熟悉英、法、美语言文字的商人各二人。学生从八旗中挑选天资聪慧,年龄在十三四岁以下者各四五人;组织管理上对教学优秀的师生予以奖励。后来,《总理衙门未尽事宜拟章程十条》第十条又作了某些补充,主要是决定建立京师同文馆的独立馆舍,从而为京师同文馆组织的独立建制奠定了物质基础。

1862 年夏,京师同文馆正式建立。在从1862 年到1865年最初三年多时间里,奕等人先后主持制定了《同文馆章程六条》和《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两个规章。这是京师同文馆的第二次组织设计,具有如下几个特征:首先,形式上与第一次设计搭附于其他制度文本的情况不同,这次设计以独立和完整的制度文本形式出现,表现出比较明显的制度化、条文化和系统化特征;其次,设计内容更加丰富、完整和明确。如组织目标明确确定为培养英文翻译、法文翻译和俄文翻译,不再提美文或美语翻译;组织名称正式确定为“同文馆”,这一名称是奕等人在1862 82 0日有关京师同文馆第一部章程的奏折中首次提出来的,“即以此学为同文馆”;6组织结构趋向复杂。组织成员在教习和学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提调、助教和副教习等。组织部门计划设立英文馆、法文馆和俄文馆三个文馆;组织管理注意奖励与惩罚并举。对于学习成绩和考试的优劣,分别给予不同程度的奖惩;组织经费问题提上议事日程。考虑到京师同文馆“每年约需银两数千两”,拟“于南北各海口外国所纳船钞项下酌提三成,由各海关按照三个月一结,奏报之期,委员批解臣衙门交纳,以资应用”。7

这次设计以其形式上的相对完备、正规和成熟,促使在第一次组织设计中处于朦胧和模糊状态的京师同文馆组织形象得以明确化和清晰化,并通过组织设计的具体实施,使京师同文馆组织实体化,由此驶入正规化和正常化的发展道路。从而最终确认了京师同文馆的正式组织地位、组织名称和相对独立的组织建制。

前两次设计尽管形式上日益成熟,内容也不断丰富,但在实质上并未脱离俄罗斯文馆窠臼。然而,京师同文馆所处历史时代毕竟已开始发生重大变化,以现代化为终极目标和内在价值的改革开放过程业已展开,京师同文馆不能不对此作出回应。因此,在1867年前后,京师同文馆又进行了第三次组织设计。先是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于同治五年十一月初五日(18661211日)的奏折中初步提出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设想,后又于同治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86712 8日)正式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并拟订了《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

这次设计以建立天文算学馆为标志,以组织目标变革为核心。即从单纯培养翻译到兼及培养科技人员,从培养单纯具有语言文字知识的旧式翻译到培养具有科技知识的新式翻译,并对组织结构、组织功能和组织活动进行改革。这一设计的实施导致天文算学馆的开馆。但由于改革力度较大,遭到了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虽然天文算学馆形式上开办了,却没有达到原先预期的效果。我们从以下记载可知天文算学馆当时尴尬的情形:“取录三十人,开馆肄业……其中尚堪造就者不过数人……但人数过少,拟令该学生等与旧在同文馆内八旗俊秀同在一馆,俾资探讨”。8

大约两年多以后,总理衙门又着手展开京师同文馆第四次组织设计。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设计由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推荐的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和组织实施。1869年底,他被任命为京师同文馆首任总教习,并借此身份展开了新的组织设计。这次设计主要通过两个课程表和一系列机构设置体现出来。两个课程表指1876年拟订的“八年课程表”和“五年课程表”。前者学习内容包括洋文和“诸学”,即“首年:认字写字、浅解辞句、讲解浅书;二年:讲解浅书、练习文法、翻译条子;三年:讲各国地图、读各国史略、翻译选编;四年:数理启蒙、代数学、翻译公文;五年:讲求格物、几何原本、平三角弧三角、练习译书;六年:讲求机器、微分积分、航海测算、练习译书;七年:讲求化学、天文测算、万国公法、练习译书;八年:天文测算、地理金石、富国策、练习译书”。后者不包括洋文,只涉及“诸学”,内容与“八年课程表”大体相同。9在两个课程表公布前后,还分别设立了若干新的教学和教辅机构,如德文馆、印书处、化学实验室、格物馆、翻译处、观星台、藏书阁等。这次设计大大扩充了京师同文馆的组织功能、组织活动和组织结构,强化了第三次设计确立的新组织目标,也基本奠定了后来京师同文馆的组织格局。具体情形我们将在下文分析。

以下我们再探讨这些设计具体实施的情况,主要分析京师同文馆的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功能和组织活动。

作为组织发展的灵魂和导向,在经历了几次设计之后,京师同文馆的组织目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单纯培养翻译和培养单纯翻译,发展到以培养翻译为主,兼及培养科技人员、管理人员等其他新式人才;从培养只具有语言文字知识的翻译到培养既具有语言文字知识,又具有一定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知识的新式翻译、外语和外交人才。围绕目标的改变和新目标的确立,京师同文馆的组织结构、组织功能和组织活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京师同文馆组织结构从纵向层次看可分为五个层次,即管理决策层次、管理执行层次、教学馆层次、前馆和后馆层次以及教学班层次;就横向部门而言,则包括各个教学馆和教学辅助机构;其中一些层次和部门设置了相应的职位或角色。以下我们把这三者结合起来一并介绍和分析。

作为总理衙门的附属机构,京师同文馆的重大问题都由总理衙门负责。总理衙门实际成为京师同文馆组织的最高决策层,成为京师同文馆“编外的内部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历次组织设计都由总理衙门大臣奕等人主持或支持、总理衙门经常通过“堂谕”对京师同文馆发布指令。总理衙门各大臣则成为京师同文馆实际决策者和最高管理者。据光绪五年、十三年、十九年、二十二年和二十四年等五个版本的《同文馆题名录》记载,至迟在1879年以后,京师同文馆历年都设立了总管大臣,由各总理衙门大臣兼任;光绪十九年1893)以后《同文馆题名录》记载,在总管大臣之下还设立了专管大臣,这一职务的设立实际始于光绪十五年(1889)。此外,历次题名录还记载设立了监察官一职,一直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担任。总管大臣、专管大臣和监察官三者构成了京师同文馆最高决策层的主要职位或角色。

京师同文馆的管理执行层直接由总理衙门选任和委派,其机构设置应是提调公所,如光绪二十二年(1896)二月堂谕就有“本大臣现定于每月初二、初九、十六、二十三等日亲赴提调公所”之语。10但具体情形尚不得而知。管理执行层所设置的职位和角色主要包括提调、帮提调或助教等。他们的主要职守就是具体执行总理衙门和总管大臣对于京师同文馆所作出的各种决策和决定,直接管理和全面负责京师同文馆各种馆务活动。光绪会典记载了提调和帮提调的选任和职责,“提调二人,于总办章京内派充。帮提调二人,于管股资深章京内选充。掌经理训课及督察生徒勤惰之事”。二者的基本职责是“常日轮班住馆,朝夕稽查馆事”。具体而言,就是“治其文书”、“达其条议”、“督其训习”、“制其膏奖”、“纪其勤能”、“纠其游惰”和“典其锓籍”等。11

教学馆是京师同文馆组织层次结构的主体和中间层次,横向部门结构主要在这一层次展开。这个层次包括各外文馆、科学馆和教辅机构三个板块。京师同文馆先后设立了五个外文馆,即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布(德)文馆和东(日)文馆;科学馆包括天文算学馆(后来似分为天文馆和算学馆)、格物馆(1895年改为格致馆)、化学馆和医学馆。教辅机构包括印书处、藏书阁、化学实验室、格致实验室、观星台、翻译处等。教学馆设置的职位或角色包括总教习、教习、副教习、翻译官、纂修官等。总教习主管京师同文馆教学事宜,教习直接承担各馆教学任务。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刊《同文馆题名录》载录了总共86位汉洋教习的名单,其中语言教习73人,非语言教习14人;总计外国教习53人、中国教习33人。12 历年“题名录”还记载了副教习这一职位,如光绪十九年“题名录”载有副教习9人。另有“记名副教习”2 人。13

在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和德文馆等外文馆之下还分别设立了前馆和后馆,它们构成了京师同文馆层次结构的第四个层次。如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题名录”有关各馆各科学生大考榜单的发布,就是以学生所就读的馆名来公布的,其中包括“英文前馆”、“英文后馆”、“法文前馆”、“法文后馆”、“俄文前馆”、“俄文后馆”、“德文前馆”、“德文后馆”等。14前、后馆的区别大体说来有如下几点:一是前馆学生一般不再学习汉文,后馆学生午前学汉文,午后学洋文;二是前馆在知识程度上要高一些,后馆在知识程度上要低一些;三是前馆在学习阶段上要高一些,后馆在学习阶段上要低一些;四是前馆地位高,后馆地位低。

有关“班”的设置记载在京师同文馆史料中也不时可见。其中以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题名录”的记载比较具体和集中,有“二班”、“三班”、“弧三角班”、“代数班”、“数学头班”、“二班”等。15当时班的设置大体有两种情形。一是在外文馆的后馆之下设班,甚至分设了一班(头班)、二班、三班。前馆不设班。二是科学馆所设立的班,如上述“代数班”等就属于天文馆。“班”庶几构成了京师同文馆层次结构的第五个层次。

    京师同文馆的组织功能和活动包括专业功能活动、管理功能活动和调整功能活动等。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京师同文馆组织的专业功能活动即教学功能活动。首先,在教学方式上,京师同文馆实行分馆教学,即按照不同的专业目标,分别设立教学馆以开展教学活动。如英文馆围绕英文翻译的培养展开英文专业的教学活动,法文馆围绕法文翻译的培养展开法文专业的教学活动等。考虑到学生水平、程度的不同,甚至在一些外语馆之下还设立前馆和后馆,以因材施教。在早期,这些文馆也是基层授课单位。后来随着规模的扩大,一些教学馆有了班的设置,出现了分班授课的情形,教学功能活动变得更加细化和专门化。学习进度和年限则实行分年排课。前述两个课程表,一个按八年安排教学计划,一个按五年安排教学计划,每年安排不同程度和类别的课程。

其次,就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而言,八年课程表累计八年共开设课程2 9门次,扣除重复课次,实际开设课程2 4门。其中练习译书课程共开设4年(次)、讲解浅书开设2 年(次)、天文测算课程开设2 年(次);五年课程表累计五年开设课程18门次,其中“天文测算”重复一次,实际开设课程17门。两个课程表共累计开设课程47门次,实际开设课程2 9门。如果加上未列入课程表的汉文经学和医学课程,则应为累计49门次、实际开设课程31门。16这些课程涉及语言、文学、地理、历史、法学、经济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机械、工程、医学等十多个学科专业。

再次,从教学实习来看,京师同文馆设计实施了多种教学实践活动。一是译书。这是京师同文馆学生必须经历的一种基本训练。“自开馆以来,译书为要务。其初,总教习、教习等自译。近来,学生颇可襄助。间有能自行翻译者。”17 1876年《八年课程表》规定,从第二年起开设一系列笔译课程,如翻译条子、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书等,而练习译书课程更是连续开设四年。18二是收发和翻译电报。京师同文馆传统上有为总理衙门收发和翻译电报及其他文件的责任或义务。这一工作先后由前馆学生和翻译处翻译官学生担任,轮流值班,并实行定人定员制度。三是作为翻译官参加总理衙门的外交活动。京师同文馆规定,“学生除正课以外,须为总理衙门兼任译员”。19光绪十四年(1888年)设立了翻译处,选拔和确定了一批优秀学生作为翻译官到总理衙门担任翻译工作,并陆续添设了若干正副翻译官。四是出洋实习。包括随使出访、在驻外使馆当差和出洋留学等多种形式。五是在国内兼差。即在总理衙门之外的朝廷其他部门和各地有关部门兼任差委。对于外出兼差的学生,同文馆往往还要给予一定的补贴和奖励。六是参加各种科学实习和实验活动。京师同文馆先后建立了观星台、化学实验室等实习和实验场所。丁韪良初到同文馆时带了十个学生,“除了教他们的英文以外,还教以使用电报的方法”。“中国学生了解力强,不求急效,对于科学很有成就。他们最喜欢化学。”20而医学馆的学生还参加见习外科手术。在总理衙门给总教习十条建议的回复中就有“去年已准各学生与教习随同诊视,试行其术”之语。21七是担任副教习。京师同文馆往往选拔优秀学生充当副教习,以协助教习工作。据1879年刊、1887年刊、1896年刊和1898年四份《同文馆题名录》统计,先后担任过副教习的学生共计有25人、36人次。22

为维持教学的正常运转,实现组织目标,京师同文馆制定了一系列组织规则,并依此进行组织管理。

从规则形式看,京师同文馆的组织规则包括章程、条规、办法等,概括起来就是所谓规章制度。京师同文馆先后制定的规章制度主要有《同文馆章程六条》、《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同文馆学习天文、算学章程六条》、《译书章程六条》、《申明旧章增立条规》十一条、《出洋学生经费章程》六条、《稽查功课章程》四条、《整顿馆课办法》七条、《同文馆章程》十八条和《续增同文馆条规八条》等。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章,但现已不可考。这些规章制度内容涉及广泛,主要包括学生制度、教师制度、官员制度、学习制度、考试制度、作息制度、考勤制度、食宿制度、奖惩制度等方面。这里着重分析京师同文馆的作息和考勤制度。

京师同文馆的作息和考勤制度主要包括学年或学期制度、监管制度和请假制度。首先考察学年或学期制度。历次“题名录”中的“放学日期”一栏,实际上就是有关学年或学期的制度规定,而且各次“题名录”的内容基本相同。这里摘引第四次“题名录”即光绪十三年(1887年)“题名录”有关内容如下:“放学日期:正月自开印日起开馆,十二月自封印日起放馆,清明节放学一日,端阳节放学三日,中元节放学一日,中秋节放学三日,夏季自初伏起除汉文功课外其余功课皆停止一月,每值房虚昴星日暨考试次日洋教习息力一日,学生有在各衙门当差者每月例准给假日无定期。”23由此可知京师同文馆的学年或学期制度包括以下内容:一是规定正月开馆,十二月放馆;二是夏季放假一月(汉文功课除外);三是民俗节日放假,清明、中元节各一天,端阳、中秋节各三天;四是规定了洋教习的平时休假;五是学生兼差准假,但无定期。不过,1888年刊英文本第四版《同文学院院历》(或译《同文馆题名录》)的记载似乎有所不同,这里试做翻译:“所有时间安排都以中国历法为准。一年的工作分为两个学期,第一个学期的开印日在119日或20日,封印日在初伏(大约720日左右);第二个学期在放假五个星期以后开学,时间大约在825日左右,放学即封印日在12 20日或21日,接着放三十天假。五月和八月分别有两个三天的假期。只有外国教习才有星期天。”24比较1888年英文本“院历”与1887年中文本“题名录”,可知有以下几点区别:一是前者有明确的学期划分,后者学期划分不如前者明确;二是前者有具体的开学、放学日期,而后者不具体或比较笼统;三是前者规定放学日期暑假是五个星期、寒假是一个月,而后者只规定放暑假一个月。此外,在一些其他节、假日时间安排上也有一些差异。

其次考察监管制度。同治四年(1865年)《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第三条规定,“请饬助教常川住馆以资照料也。……专司稽查三馆教习、学生出入”。25后来帮提调似乎取代了助教一职。《同文馆章程》十八条规定了帮提调监管职责和范围。如第一条规定“同文馆向派正提调、帮提调二员,所派正提调均系总办兼充,本署事务较繁,未能逐日到馆,应由帮提调二员轮班在馆管理一切,遇有要事,仍应商同正提调核办。至每日各学生画到,均责成帮提调核实查察”。26

再考察请假制度。同治四年(1865年)《变通同文馆章程六条》第四条规定,“请严定学生告假日期以免作辍也。查同文馆学生,向无告假日期定限,难免任意旷废。嗣后学生除季考、月课不准告假,违者扣除一月膏火外,其平日告假,每月应以二日为限,逾二日者按日扣除膏火;遇有事故以百日为限,逾百日者撤退”。27后来有关请假制度的规定更加细致,《同文馆章程》十八条就进一步对当差、考试、完姻、穿孝、患病等请假问题作了广泛而具体的规定。

综上,对于京师同文馆的组织性质,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点认识和结论:

其一,处于变动之中并朝现代化方向发展演变的晚清社会环境,为组织现代化变革提供了可能,也提出了要求。作为一个新式组织,京师同文馆组织性质的判断和界定不能离开这一基本的组织环境;另一方面,殖民地化又使这一过程变得复杂和艰难。京师同文馆组织设计内容的不断更新,体现了在这种殖民地化历史条件下对组织现代化的不断追求。

其二,重要的是,京师同文馆组织设计的蓝图在不同程度上变为了现实。如组织目标方面具有一定现代科技知识和国际视野的新式翻译、外语、外交和其他人才的培养及使用;组织结构方面天文、算学、化学、格致及医学等各种现代科技教学馆和观星台、化学实验室等现代教辅机构的建立;组织功能活动方面各种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课程的开设,翻译电报、随使外出、科学实验等各种新型的教学实习实验活动的展开,以及分馆教学、分班授课、分年排课、制定课程表等新式教学方式方法的出现;组织管理方面维持上述各种新式组织目标、组织结构、组织功能活动的组织规则的制定等;凡此种种,无不表现出一种组织现代化的内涵和趋向。

其三,京师同文馆是晚清第一批新式组织之一,是晚清出现的第一个新式学校组织。作为新组织、新学校的开创者,京师同文馆的经验为后来其他新组织、新学校所借鉴、模仿和继承,也为后来系统的组织改革和教育改革开辟了道路、积累了经验,其示范意义和历史价值已为人们所肯定和承认。

由此,我们不难判断,京师同文馆是一个处在殖民地化历史条件下从古代学校组织向现代学校组织转型和过渡的一个新式学校组织,是一个处在早期阶段、具有初级水平的现代学校组织,即“早初现代学校组织”。

注释:

1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102 105页。

2  吴宣易:《京师同文馆略史》,载《读书月刊》第二卷,第四号,1933年。转引自张静庐辑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1954年,第48页。

3 《海上墨林广方言馆全案粉墨丛谈》,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07页。

4参见拙稿《近世中国社会形态与社会性质再讨论》,《安徽史学》2 003年第2 期、《范式转换与传统“近代”“现代”概念检讨》,《社会科学评论》2 004年第3期。

5 《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十一,中华书局,1979年,第二六七九页。

6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故宫博物院1930年影印本,第3031页。

8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五十九,第3536页。

918 光绪五年刊、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香港中文大学牟路思怡图书馆显微资料,第34383436页。

1026《同文馆章程及续增条规》,第3716页,藏国家图书馆。

11 《钦定大清会典》,卷一百,光绪二十五年石印本。

12 14152 2  参见或转引自朱有:《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3741页、57584142 页。

1317 光绪十九年刊、第五次《同文馆题名录》,香港中文大学牟路思怡图书馆显微资料,第4555页。

16 根据光绪五年刊、第一次《同文馆题名录》第3438页所载光绪二年公布八年和五年课程表整理。

19 毕乃德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考》,载《中华教育界》二十三卷二期,1935年,第17页。

20 丁韪良著、傅任敢译:《同文馆记》,载《教育杂志》第二十七卷第四号,1937年。

21 席裕福、沈师徐编:《皇朝政典类纂》(学校二)、卷二百三十,学校十八、学堂,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九十辑、第894册,第4442 页,台湾文海出版社。

23光绪十三年刊、第四次《同文馆题名录》,香港中文大学牟路思怡图书馆显微资料,第3940页。

2 4“TriennialCalendar of The Tungwen College”,Fourth Issue,Published by Authority,Peking,1888年,香港中文大学牟路思怡图书馆显微资料,第19页。   

2527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三十七,第333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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