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毅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翻译最初被称为“通事”，后来才叫做“翻译官”和“翻译家”。“通事”这种说法是从隋唐时期的“通解”演变而来，并一直延续至民国初期[1]。近代早期通事或岭南通事最初是随葡萄牙人16世纪东来广东澳门一带后才出现的（注：据明·叶权等在澳门所见，“岛中夷屋居者，皆佛朗机人，乃大西洋之一国。”当他们进屋参观后，发现屋内挂有耶稣受难和圣母玛丽娅怀中抱着男婴之画像，因不明白这两幅画的意思，于是便指着圣母玛丽娅怀中抱着男婴的画像问：“‘一美妇人俯抱裸男子不知何谓？’通事为余言不了了。”几日后又来到“番人”家，“见六、七岁小儿啼哭，余问通事，‘番人所生耶？’通事回答说：‘非。是今年人从东莞拐来买者，思父母哭耳。’番人多者养五、六人，女子多者十余人，俱此类也”。见叶权等撰《贤博编、粤剑编、原李耳载》中《游岭南记》，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4-46页。）。1557年，葡萄牙人以租借澳门为由，用贿赂手段获得在澳门的居住权，并宣布正式开埠，长期霸占了澳门。从此，澳门便成了洋商、买办、水手、传教士、通事等聚集的主要场所。在葡萄牙人和中国人长期相互交往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种由葡萄牙语、英语、印度语、马来语和中国粤语组成的杂交体——“广东葡语”(Cantāo Portuguēs)或澳门葡语或洋泾浜葡语(Pidgin Portuguese)。起初，这种不中不西的“怪胎”语言主要由中外商人和水手、中国通事和买办使用，后来也成为外国传教士和当地店主、苦力的重要交流工具。在最初中国和西方处于相互隔绝的状态下，一方面，广东葡语作为口头交流工具在当时非常盛行；另一方面，拉丁教义图书和科学文化图书的书面翻译主要在来华西方传教士和中国士大夫之间进行（如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与徐光启、李之藻、王征、韩云等的翻译合作）。从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由于英国人的对华交往后来者居上以及英语在世界上的影响增大，中国的英语翻译才替代了拉丁教义图书和科学文化图书的翻译；而洋泾浜英语作为一种颇有特色的口语形式开始流传于广东地区。因本文的主题所限，笔者在此将不涉及近代中国英语图书的翻译活动，而是着重探讨活跃于这个时期操洋泾浜英语的“广东通事”之角色特征及其演变过程（注：为方便研究起见，一些学者把16世纪到18世纪上半叶的“通事”归类为“岭南通事”，18世纪下半叶至19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广州的“通事”归类为“广东通事”，鸦片战争后不久游荡在上海洋泾浜一带的“通事”归类为“露天通事”或“口译临时工”。至于“翻译官”和“翻译家”的提法是稍后的事情。从葡萄牙殖民者1557年获得在澳门的永久居住权到1715年前后广州英语出现时是“岭南通事”活跃的时期，他们主要操澳门葡语，也有一些来自台湾操荷兰语的通事活跃在台湾与岭南地区之间。马士曾提到，最初来中国进行贸易的英国大班“首先需要具备葡萄牙文的知识”，“1637年，第一次来的英国人，除了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就无法与中国人打交道”。从18世纪中叶广州英语开始流行到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时是“广东通事”活跃的时期，他们主要操广州英语即广东洋泾浜英语，活跃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从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口岸开埠到洋务运动时是游荡于上海洋泾浜一带的“露天通事”活跃的时期。洋务运动期间开始出现经过正规培训的“翻译”和“翻译官”，他们多少带有点官方的性质。至于“翻译家”则是在清末民国初才出现的，主要活跃于文学和学术界。见［美］马士著、区宗华等译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1、2卷合订本，第65页。）从而揭示出近代中国人与西方人相互交往的一些特点。

　　从1637年英国人第一次来广州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与中国人打交道起（注：在1637年英国人第一次来中国广东地区的时候，他们找不到懂英语的中国通事，只好通过一位只懂中葡语言的通事与中国人打交道。最初不熟悉中国情况的英国人要到广州去见中国官吏难于物色中文翻译，因为“在英国全国找不到一个懂中文的人”，只好叫葡萄牙人陪同，“在那里有几个葡萄牙的黑人逃亡犯为中国人做翻译”。见［英］斯当东著、叶笃义译《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9页、第35页。），到1715年广州英语开始成为中外贸易的通用语止[2]（65-66页），广州的中国商民和被称为“红毛番鬼”的英国人已打了大半个世纪的交道。在打交道的过程中，双方自然需要一种语言沟通，于是就像澳门葡语发生的路径一样，广州英语也应运而生。在1715年之后的一百多年间，尤其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清廷下令“洋船只许在广州收泊”，对外经贸仅限广州一口以及1760年广州贸易制度（“公行”制度（注：广州、漳州、宁波和云台山等四口被称为“粤、闽、浙、江”四海关。自18世纪初叶以来，外国商船渐渐只抵达粤海关，而很少问津其他三个海关。所谓“公行”也称“十三行”，指早年清政府官方所特许的垄断性商业组织，与在广州的十三个外国商馆或十三行夷馆彼此靠近，有利于迅速办理交易事务。而早在宋朝时，广州就是中外贸易的市场和允许外国船只停泊的口岸。见［美］亨特著、沈正帮等译校《旧中国杂记》，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34、235页；另见于语和、庾良辰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5页和吴建雍著《十八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对外关系卷》，沈阳：辽海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得以恢复到鸦片战争后五市通商口岸开埠，广州英语稳步而迅速地取代澳门葡语而成为中外贸易不可替代的国际通用语(lingua franca)。甚至在鸦片战争期间，广东通事还被征调到浙江去翻译英军俘虏的供词[3]，这表明当时江浙一带通事的缺乏和广东通事吃香的程度。

　　关于广州英语在沿海一带的影响，中国学者吴义雄在其研究文章中也提供了有力的证据：“但实际上，由于清政府限制外国人在广州居住的时间，在非贸易季节只允许他们住在澳门，以致英美等国的贸易公司、商行在澳门建有住宅，有些人长期在那里居住，这在客观上为广州英语在澳门的流行准备了条件。……在鸦片战争之前，广州英语甚至已不仅流行于广州——澳门地区，而且开始传到广东以外。至于鸦片战争后广州英语竟一度流行于上海一带，就更非卫三畏写文章时始料所及了。”[3]不难理解，随着英美商人、传教士和外交官不断渗透到中国的事务中，英语一跃成为中西交往的官话。在一些清人著作中，可见到一些涉及清朝后期英语在我国日益上升的地位和吃香的程度的记载。清人袁祖志的《谈赢录》记有下述夸张之说：“中上之人莫不以英国语言为‘泰西官话’，谓到处可以通行，故习外国语言者皆务学英语。于是此授彼传，家弦户诵，近年以来，几于举国若狂。”[4]（6页）相比以前的岭南通事，广东通事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美国商人亨特对广东通事有不少的记述，其中有褒有贬。在一些昏庸无能的清廷官员看来，广东通事是群待遇不高的“出类拔萃”的人物：“广州知府转向坐在他左手下的知县说：‘你看，通晓番话真是很有用处呀！’然后，他又对着老汤姆说：‘通事君，你学识渊博，聪明过人，令人敬佩……。’”[5]（28页、30页）但在洋人的眼中，广东通事或是“骗子”，或顶多只能是一些能干的“下人”：“主要的通事有‘老汤姆’、‘小汤姆’和阿兰仔。他们是外国人许多雇员中的首领，协助他们照料日常事务，如侍候城中出来的官吏，检验出入口的货物，替这些税吏们填写税表、呈报海关监督衙门，以备登记，以及后期征税等。……作为一个团体来说，他们是我们最重要的人，那位总通事‘老汤姆’，无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是超凡的，它永远保持冷静。无论被官员恐吓，或者被外国人辱骂，他都从来不发火。尽管有时遇到了难以和解的问题，他总是能圆滑地将官吏对付过去，并使‘外夷’愉快。”[6]（37-39页）

　　至于懂一点英文的买办，他们是绝对不愿“弃商从译”的。英国学者斯当东在其所著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就提到略懂英文的广东商人不愿放弃有利可图的本行而转行专门从事地位低下的通事一职：“不但这两个商人的英文知识绝对无法充任翻译，并且他们在广州的对外贸易上获利很大，他们也不愿在这个时候放弃本行，改操他业（通事），同时他们还可能被利用在北京参加反对外商的阴谋。”[7]（203页）

　　即使到了鸦片战争前后，广东通事能登大雅之堂者仍寥寥无几，而基本能胜任朝廷洋务的通事仍然奇缺。斯当东就有中英在有关英国造船事业的商讨中“翻译人员的水平太差以至于许多技术上的名词译不出来”的记载[7]（406页）。吴义雄的文中提到的一位未领牌照而私自充任通事的例子证实了这一点：“而琦善受命南下广州办理‘夷务’之际，因一时无访得合适人选，便在路过山东时将‘自幼学习夷语’的鲍鹏带上。鲍鹏这样一个低级买办，因躲避林则徐追究其贩卖鸦片之责的逃犯，只因‘初晓夷语’，即具广州英语的知识，先由他的亲戚、山东潍县知县招子庸举荐给山东巡抚托浑布，再由托浑布举荐给琦善，竟一度成为办理‘夷务’的关键人物。”[3]

　　另外，这些通事在朝廷眼里未必“可靠”、“胜任”。李鸿章在《请设广方言疏》中讲道：“因伏为中国与洋人交接，必先通其志达其欲，周知其虚实诚伪，而后有称物平施之效。互市二十年来，彼酋习我语言文字者不少，其尤者能读我经史，于朝章宪典，吏治民情，言之历历。而我官员绅士中绝少通习外国语言文字之人。……中国能通洋语者，仅持通事。凡关局军营交涉事物，无非雇觅通事往来传话，而其人遂为洋务之大害。”[8]（3227页），晚清外交家、曾国藩长子曾纪泽(1839-1890)在出国前接受东、西太后召见时特别提到“不敢使用买办、通事之缘故”：“现在能通洋务而深可信任之人，未易找寻，臣愿中竟无其选，只好择臣素识之读书人中，择其心中明白、遇事皆留心者用之。至于通事刚八渡（作者按：即“买办”）等人，大半唯利是图，断无忠贞之悃，臣不敢轻易携带。”[9]（3-4页）

　　19世纪50年代，容闳（注：容闳(1828-1912)，广东香山人，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近代第一个留学美国的中国人。少时，入澳门马礼逊学堂，1847年随美国传教士、马礼逊学校校长布朗渡海求学，1850年考入美国耶鲁大学，后入美国籍。1855年回国，曾为上海宝顺洋行采购丝茶，后历任中国留美学生监督、驻美副使。著有《西学东渐记》等。见《辞海（缩印本）》，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年版，第1796页。）在上海海关翻译处任翻译时就发现“中国船上商人与海关中通事，咸通声气，狼狈为奸，以图中饱”，他“深恶其卑鄙，不屑为伍”[10]。

　　当时通事们的英语水平尚未达到可以胜任办理洋务、查阅西书或者翻译外交照会等这些专门工作的程度，而且，他们并非由朝廷培训出来的心腹，因此不可能受到官方的器重。在通常情况下，朝廷宁肯依靠外国的“翻译官”也不任用那些能说不会写的“自学成材”者或曾受训于“洋学堂”的通事们，至于像琦善那样任用未领牌照的“露天通事”纯属应急之举。司佳的研究成果涉及了这种现象：“1843年11月上海开埠以后，英、法、美、俄等国在沪皆设有领事馆，除设有‘按察史’、‘副按察史’、‘正领事’、‘副领事’等职以外，还有‘翻译官’一职。因其时清政府没有可以胜任外交谈判的翻译人才，在中外官员会面之时往往仅依靠外国的‘翻译官’传述。”[11]

　　1839年，钦差大臣林则徐在与英国人交涉禁贩鸦片事宜时就任用了几位美国来华传教士做他的译员，其中传教士裨治文担任他的口译（注：见于语和等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4页。另，裨治文(E.C.Bridgman.1801-1861)，第一位来华的美国新教传教士。1830年到广州，从马礼逊学汉语；1839年任林则徐译员，曾到虎门参观焚烧鸦片；1847年迁上海，曾创办并主编《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1843年任美国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 1800-1879)的译员兼秘书，次年参加订立《望厦条约》。见《辞海（缩印本）》，第1802页。），商人亨特（注：亨特(William C.Hunter,1812-1891)，美国商人。1825年到达广州时只是一个十三岁的少年，后到马六甲英华书院学习中文，在广州、澳门、香港等地活动长达40年，并开设亨特洋行。著作有《旧中国杂记》(Bits of old China)和《广州“番鬼”录》(The Fankwae at Canton)。）、传教士眼科医生伯驾（注：伯驾(Peter Paker,1804-1888)，美国新教传教士兼外交官。1834年来华，在广州设眼科医院；1839年任林则徐的译审；1844年，作为译员协助美国专使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强迫清政府订立《望厦条约》。1855-1857年任美国驻华公使。见《辞海（缩印本）》第232页。）和英华书院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注：布朗(Rev.Samuel Robbins Brown，生卒年不详），美国传教士，曾任设在澳门的马礼逊学校的校长，1847年1月因健康缘故返美，容闳、黄胜、黄宽三人随之渡海求学，由此开始了近代中国留学生史。见《中国与欧洲文化交流志——第10典（中外文化交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1页。）等担任他的译审。

　　一百年间对外经贸仅限广州一口，自然造成通事、买办之流主要来自广东地区和南洋地区的局面。譬如，被林则徐聘在府里的四位中国翻译中，除一位祖籍来自四川外，其他三位均出自广东地区，而且四人都有在广东或南洋地区受过西洋式教育的经历。其中，亚孟有一半的血统为孟加拉人，早年在印度英国教会学校念过十多年的书，受过多年的英文教育；袁德辉的原籍虽在四川，但长期在南洋生活学习，曾在马来亚的槟榔屿罗马天主教所办的学校学过几年拉丁文，与亨特在马六甲英华书院同窗六年，中、英文造诣颇高；林阿适出自广东，很小便赴美国康州和宾州留学，其英文水平较高；梁进德，广东高明人，10岁时由其父梁发（注：梁发(1789-1855)，广东高明人，第一位华人牧师。初为中国印刷工，自1810年接近在中国首传基督教新教的马礼逊，并为其刻印中译本《圣经》，1816年入教，后成为教会宣教师、牧师。）托付给美国来华传教士裨治文，学习英文和希伯来文以及《圣经》，1834年随父到新加坡读书。在开埠之初，能操一口“夷语”的通事在上海等通商口岸很吃香，而通事者仍以广东籍者居多。来自福建的潘振承于26岁时闯广州，凭着自己精通洋文，先后三次前往吕宋（菲律宾），并远达瑞典，从事商贸活动[12]（425页）。来自广东香山（今中山）的清末大买办唐廷枢（注：唐廷枢(1832-1892)，广东香山（今中山）人，清末买办。著有6卷本的《华英音释》，即《英语集全》的原稿名。见《辞海（缩印本）》，第856页；另见吴义雄：《“广州英语”与19世纪中叶以前的中西交往》。），早年在香港马礼逊学堂学习英国语言文字，1850年马礼逊学堂停办后，他转入英国传教士理雅各（注：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出生于苏格兰的英国传教士，19世纪著名的西方汉学家。来华前曾从伦敦大学教授吉德学习汉语。1840年1月到达南洋马六甲，担任伦敦传教会在那里开设的英华书院的院长；1843年，随英华书院迁至香港。曾资助中国著名学者王韬赴欧并与之合作翻译中国古籍。1846年，其夫人在香港创办“英华女校”。见于语和等主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第128页。）在香港所办的学校继续学习；由于他的英文水平在当时中国人中是屈指可数的，1851年到1857年间便受雇于香港的司法机关充任译员；1858年，他到上海海关任总翻译；1861年，他任英商怡和洋行买办，两年后跃身为总买办；1873年，受李鸿章委派入轮船招商局总办，为李鸿章办洋务的得力助手。1850年代中期在上海起义的“小刀会”领袖刘丽川也是广东香山人，来上海前曾在广州做过英语通事和商场经纪人，能讲一口比较流利的洋泾浜英语[13](P.54)。再一位广东香山人——清末买办徐润（注：徐润(1838-1911)，广东香山人，清末大买办。见《辞海（缩印本）》第802页。），早年在广州做通事，后到上海为英商宝顺洋行买办，1873年受李鸿章委派入轮船招商局会办，后任招商局代理总办，曾开设同文书局。中国近代留学之父容闳亦出生于广东香山，早年就读于澳门洋人所办学校，后转入马礼逊学校，1847年赴美留学，1854年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回国后，他先为香港一法庭做翻译，后到上海海关翻译处、江南制造局任翻译，不时参与清廷政府的外事翻译活动。中国最早的民营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是1873年安南（越南）华侨商人陈启源（注：陈启源(1825-1905)，清末资本家，广东南海人，1854年去南洋经商，遍历南洋各埠，1873年回国，在广东南海县简村创办继昌隆机器缫丝厂。该厂为中国第一个民营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见陶有伦：《试论早期买办阶级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安徽史学》1995年第3期；另见《辞海（缩印本）》第431页。）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继昌隆机器缫丝厂。

　　无疑，广州曾是中国行商和买办的摇篮，但在《南京条约》签订后，“十三行制度”被废除，广州显赫一时的行商也树倒猢狲散。于是，洋行和外商向通商口岸转移，也导致了广州通事和买办向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口岸转移。所谓“广州买办”已不是指在广州的买办，而是指活跃在中国其他口岸的广东籍买办。这些人业务熟、人品精、经验多、能讲洋泾浜英语，与洋行有良好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对上海近代工商业的兴起繁荣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吴健彰（注：吴健彰(1815-1870)，广东香山人，清末大买办。初为广州十三行“同顺行”商人，鸦片战争后，捐资得道员衔，在上海当美国花旗昌洋行买办；1848年，在英美支持下，出任苏松太道兼江海关监督，并勾结英、法、美镇压上海小刀会起义军，后被革职。见《辞海（缩印本）》第732页。）、郑观应（注：郑观应(1842-1921)，广东香山人，中国近代改良主义者。曾当英商宝顺、太古洋行买办，捐资得道员衔。历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会办，汉阳铁厂和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等。著有《易言》、《盛世危言》等。见《辞海（缩印本）》第448页。）、容闳、徐润、唐廷枢等是其中的佼佼者。凭借洋泾浜英语起家的海派商人叶澄衷（注：叶澄衷(1840-1899)，浙江镇海人，清末资本家。初在上海码头为商贩，与外轮贸易，后在上海、汉口等地办厂，1899年在上海办澄衷学堂。见《辞海（缩印本）》第724页。）一例则很能说明上海买办的情况。叶澄衷1840年出生于浙江镇海的一家贫苦农家，1854年到上海法租界一家杂货铺当学徒。他头脑灵活，记忆力好，能说会道，诚实勤奋。由于黄浦江上进进出出的外国商船很多，他便撑着小船在黄浦江面向外轮水手、杂工兜售一些小商品。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他很快盘会了一口洋泾浜英语。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使他赢得了一家五金洋行大班美国商人的信任，稍后他“弃船登岸”，于1862年在上海虹口开设了“顺记五金洋杂货店”——上海第一家五金商店，成为一代风云人物[14]。

　　直至19世纪70年代，上海洋行的买办“半皆粤人为之”[15]（236-237页），通事的情况与买办的情况大致一样。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一带的翻译和商业中介的任务最初大多是由来自广东的一些通事和买办所承担，正是他们把广州英语带到了上海。但对外贸易的不断发展对通事的需求和要求大大提高，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局面，于是，上海本地人也逐渐开始学习使用英语，他们用上海方言标注读音以便更好、更快地掌握英语，如像在上海的宁波人冯泽夫以宁波话注音编著《英语注释》（1860年）和上海人曹骧以上海话注音编著《英字入门》(1874)（注：由宁波人冯泽夫编著，几名在上海的宁波人士合资刻印的《英语注释》问世于1860年，预示了上海洋泾浜英语的诞生。而出版于1879年，由常州人杨勋编著的《英字指南》标志着上海洋泾浜英语的确立。编著者冯泽夫在自序中道出了编书的原因是“至道光壬寅年，奉旨五口通商，贸易日盛，而以上海为大宗。……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同样，由上海人曹骧编译的《英字入门》，赋予已经流传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以书面形式。他在序中所陈述的编书理由也是当时缺乏以上海话注音的英语读本：“今方通商之国，莫甚于欧罗巴洲，而欧洲中，因推英国为巨擘，其余如俄普法荷等国之商人，大半皆能识英字，道英语者，无他，欲其贸易之盛，懋迁至广，不得不学之。……迩来各口岸习英字语者，日新月盛，我国人之研究西学者，往往有所撰述，……大抵皆殚精竭虑，足以嘉惠后学，然所注均非沪音，我邑人之欲习者，终以未易学步为憾。”冯泽夫在自序中又称：在开埠之初的上海等通商口岸，能操一口“夷语”的通事倍受青睐，而通事者仍系广东籍居多。以上说明，洋泾浜英语已从广东一带传入上海一带，或至少可以这样讲，英语的市场需求在上海一带大大增加，而且以粤语和闽语注音的英语词汇话集已不能适应上海、宁波等口岸。另外，比起大买办唐廷枢，编著者冯泽夫、曹骧和杨勋在历史上名不见经传，因此有关他们的记载极少。见周振鹤著《随无涯之旅》，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年版，第200-204页；另见曹骧编译《英字入门》“序言”部分，上海文英书局1904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1879年，由毕业于上海广方言馆的杨勋（注：杨勋（少坪），生活在1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常州人，上海广方言馆科班出身，曾亲受林乐知等西方人之教育。由于系科班出身，故其所编《英字指南》比起前人的《英语集全》、《英语注释》和《英字入门》在发音释义上自然更正宗，并且他在注音时不像前人那样仅用一地之地方音，而是以江浙地区通用的吴语语音标注。见周振鹤著《随无涯之旅》第205-206页。）编著、以江浙地区通用的吴语语音标注的《英字指南》出版。至此，从书面语言确立的角度而言，广东洋泾浜英语就基本上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取而代之的则是上海洋泾浜英语；从此，英语便开始带有浓厚的上海特色，广东通事就正式朝着上海通事转变。而从历史事件的影响来说，我们同样可以这样认为（就像当初香港取代澳门一样），鸦片战争后随着五口通商兴起，先是广州逐渐取代香港作为远东国际大商港，尔后是上海逐渐取代广州的地位成为远东著名的国际大都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给西方殖民者带来的直接好处之一就是清廷开放五市通商口岸，特别是开放他们早已垂涎三尺的上海地区（注：早在鸦片战争前的1832年，来华英籍普鲁士传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1803-1851)就提出：“只有打开上海这个大门，才能发展西方贸易。”见冯天瑜著《（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一八六二年的中国观察》，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91-92页。）。经济地理和人文政治条件尤为优越的上海沪西（今浦西）的洋泾浜一带迅速从一个普通县城发展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和近代工业的摇篮，西方人纷纷涌入这个“冒险家的乐园”，广州渐渐失去其原先重要的地位。广东通事和买办把广东洋泾浜英语带到了上海，并且很快本地化。问世于1860年的《英语注释》的编著者冯泽夫在自序中道出了编书的原因是“向有《英话》一书，所注均系广音，好学者仍无把握”。同样，由曹骧编著的《英字入门》，赋予了已经流传的上海洋泾浜英语以书面形式，他在序中所陈述的编书理由也是当时缺乏以上海话注音的英语读本。这说明，洋泾浜英语已从广东一带传入上海一带，或至少可以这样讲，英语的市场需求在上海一带大大增加。通事、买办是中国近代最早一批和西方人打交道的中国人，他们最先接触到西方文化，最先感受到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就时间顺序而言，通事在前，买办在后；广东在前，上海在后。但天时、地利、人和使上海后来者居上。开埠之后，上海租界迅速成为当时中国信息最为灵通、与西方交流最为频繁的开放地区，而上海也成为不中不西、亦中亦西的文化大熔炉。19世纪80-90年代，当学习外语在北京等地还被士大夫普遍嗤之以鼻的时候，上海各种各样以英语为主的外语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地冒出来，多得可以与当铺相比[16]（268页）。风行一时的上海洋泾浜英语就充分体现了国人特别是通商口岸的人们对待西方文化的态度，也是“移民”群体适应新文化生存环境的一个明证。为了与西方人更好地进行交流，需要大量了解西方的人才，时人纷纷发出要求培养“精通西学”人才的呼吁，甚至以“通学习、识西语”作为对人的表扬[17]。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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