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抮亚

    近年来学术界趋向于从整个东亚来研究朝鲜历史。这种研究取向一方面有助于修正限定在国民国家的范围内建立一国历史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反映了随着国际化与地区化的加速而超越一—国的东亚不再只是空虚概念且已逐渐成为实体的现实情况。不过，历史上国家之间的交流并不像今天这样活跃和频繁。从经济史来看，16世纪开始东亚已形成“朝贡贸易体制”，白银作为世界性的流通媒介，引导东亚区域经济与全球连接[1]。但从政治上来看，东亚各国之间的交往远不如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所主张的古代“东亚文化圈”那样密切，反而处于互相疏远的状态[2](P7，P24)。这种局面直到19世纪末才得以改变，此时由于西方列强侵入而导致东亚各国不得不开放门户。

    江华岛条约缔结后，日本开始正式侵入朝鲜。1892年壬午军变之后，中国开始向朝鲜派遣常驻军队和常务委员进行政治上的介入，与过去完全不同。朝鲜的开放港口和街道开始出现了中国商人，并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增加，随后形成了在朝鲜扎根的华侨资本。其中同顺泰是一家有代表性的华人公司，它在1892年因清朝以同顺泰号的名义对朝鲜政府提供借款而声名显赫。同顺泰多次出现在韩末朝清贸易史研究中，但专门论及同顺泰的文章却极少，且内容都集中在韩末时期（注：谭永盛：《对朝鲜末期清朝商人的研究——从1882年到1885年》，檀国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76年；高伟浓：《中朝通商初年到朝鲜的粤商》，《广东史志》1988年第2期（总第16期），广东省地方志编辑委员会办公室；金钟国：《关于朝中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历史学报》第32期，1966年；韩劤：《韩国开放港口的商业研究》，一朝阁1970年版。最近日本学者石川亮太发表了两篇有关同顺泰的论文，见《汉城大学所藏〈同泰来信〉的性格与成立过程——作为近代朝鲜华侨研究的端绪》，《九州大学东洋史论集》第32辑，2004年版：《开港后在朝鲜华商的贸易活动——1894年清国米中继贸易》，《中国近代化的动态结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年版。）。本文力图通过分析同顺泰的兴衰过程，探讨一个在韩华侨企业在当时激变的东亚空间下如何生存，以深入研究近代东亚和韩国的关系，并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的跨国资本的存在方式和可能性进行评论。

    　　　　一、旧韩末时期同顺泰的成立

    同顺泰号的创始人谭杰生（1853—1929），出生于广东省高要县金利村，1874年21岁时来到朝鲜，在汉城（注：需要说明的是，Seoul的用法比较复杂，在汉语中以往一般译为汉城，但从2005年开始，韩国政府公布Seoul的中文名称是首尔。另外，Seoul一词的汉字名称在朝鲜时代是汉阳，日据时代称之为京城。笔者考虑“汉城”词语的普遍性，在本文中采取“汉城”的译法， 但在标明参考文献出版地点时，涉及日据时代出版书籍先写京城再加括号注明汉城，如：京城（汉城）。）水标桥附近创立了同顺泰号。同顺泰在1880年代通过贸易业成长为大公司，而谭杰生直到1929年在汉城去世时，一直在华侨社会中占有领袖地位（注：谭永盛：《对朝鲜末期清朝商人的研究——从1882年到1885年》，第17页，檀国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76年。引谭杰生的儿子谭廷则和同乡郑家贤的证言。）。1882年10月朝清商民水陆通商章程缔结后，中国商人开始进入朝鲜，以汉城、仁川、釜山、元山等开放港口为中心，从事贸易或商业的清商日益增多。特别是从1888年3月开始，上海—烟台—仁川定期航路开通，进入韩中海上交通的时代[3](P92)。由于这些因素，朝鲜华商人数和实力均获增长。其中，崭露头角的就是谭杰生和其经营的同顺泰。当时，清商主要销售从上海、香港、天津等地进口的西洋棉纺织制品、杂货和中国产的丝绸以及中药材，将韩国的人参、谷物、牛皮和海产品运销中国。同样，同顺泰通过贸易积累了财富，销售中国丝绸，并与朝鲜商店频繁交易[4](P32—33)。学术界通常认为，华侨是从1882年开始进入朝鲜的，大多是山东籍。但是，我们发现同顺泰有其特殊之处：谭杰生来自于广东，而且1874年就已在汉城开店，两点都与此不符。

    根据谭永盛的研究，最早在朝鲜登陆的华商可能是先居留在日本长崎、横滨、神户等地的华侨，随着日商而进入的。日商在华商之前早已进入朝鲜市场，对朝鲜出口的产品多为欧洲制品，从上海经神户到朝鲜的产品占整个进口产品的88.3％，而其中大部分产品为英国产的棉布[5](P16)。通过东亚贸易网进出日本的华商，多数是福建籍和广东籍。特别是广东帮在神户势力颇大，1878年神户居留华人总数为357名，其中广东帮为223名。所以，初期来到朝鲜的华商当中，广东籍不少，这与后来几乎都是山东籍的情况不同[6](P21)。据此推论，谭杰生很可能经日本而来朝鲜。

    在此，具体分析一下最早来韩的华商籍贯。根据籍贯组成同乡会馆，大致分为北帮、广帮、南帮三个集团。属于北帮的华商，出身于山东、直隶（河北）等地，早有同乡会馆，主要经营绸缎、日用杂货、饭店等。广帮是广东籍华商集团，主要从事进口业，保留广东同乡会馆，会长是同顺泰号经理谭杰生。最后，南帮来自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包括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江西、安徽，主要从事药材、衣服、布匹买卖[7](P107)。

    三帮当中广东帮贸易商较多，资金庞大，此格局在各地华商分布上也体现出来。1883—1885年留在汉城、仁川、釜山、元山四个城市的华商，山东籍366名，广东籍170名，浙江籍164名。首位的山东籍过半的240名住在汉城，次之111名留在仁川。相反，广东籍在汉城只不过是10名，123名都留在仁川。浙江籍也是在仁川（74名）比在汉城（69名）更多（注：谭永盛：《对朝鲜末期清朝商人的研究——从1882年到1885年》，第52页，檀国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1976年。日商从上海进口英国棉布转出口到朝鲜，留日华商当中浙江帮在長崎势力颇大，见古田和子《上海ネツトワ一クと近代東アヅア》，东京大学出版会2000年版，第81页，这恐怕是初期留韩华商里有相当多浙江籍的原因。）。大体上汉城地区早就由山东帮占据优势，仁川与此不同，广东帮可以与山东帮相匹敌。另有1884年的统计证实此点。该年在汉城拥有商号的华商店铺48家，其他没有商号的个体商人发展到了188名，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保留商号的广东籍商人却一个也没有。相反，1884年仁川235名华商中，广东籍74名，山东籍虽以93名占据第一位，但广东商人仍然仅次于山东[5](P39)。如此分布说明什么呢？广东商人主要从事贸易业，拥有较大资本，大多集中在贸易港口，山东籍商人零售广东商人进口的产品，大都为小店铺，所以集中在最终消费者占多数的汉城。由于这个原因，最初不仅在仁川、釜山、元山等地，在其他贸易港口中广东籍商人也占据优势。从这点看，广东籍的商人虽然在数量上比不上山东人，但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却很大。

    曾任总办常务委员的陈树棠出身于广东，他在任职期间（1883年9月16日至1885年9月23日）对在韩华商的势力扩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据1884年4月缔结的“仁川华商租借章程”，现仁川市善邻地区约5000坪土地成为最早的中国租界。以后，华侨数量激增，到1890年华侨人数到达了1000名左右。接着，又将华侨聚集地仁川和汉城的交通相连。此前韩国政府一直取缔非法往来汉江的中国帆船，清朝通过正式交涉，从1884年4月开始，获得了中国帆船在仁川海关缴纳关税以后可以开到麻浦的权利[5](P40)。1888年从仁川到龙山的汽船运营也开始了[8](P39)。同年，仁川—上海之间由招商局开设的定期轮船航路相连接，从此京仁之间的交通变得非常方便。在清政府的支持下，在朝鲜的华商势力与日俱增，1888年资本规模压倒了日商[9](P84)。特别是朝鲜政府被迫允许外国人在汉城开店之后，广东帮所擅长的进口业与汉城的批发零售业相结合，独占了进出口贸易。因此，此前掌握对外贸易的朝鲜私商和译官的功能大幅度被削弱，曾保有进口品专卖权的六矣廛的地位在国内市场中，受到了清商和日商等外商的威胁。华商纷纷将支店增设在汉城或者仁川，华侨资本随着物流增长而日益膨胀。这样的支配体制阻挡了仁川其他朝鲜商人（称为客主）进出汉城市场[10](P91)。

    同顺泰也是在这一时期增长了贸易所需的资本。有的研究说同顺泰以仁川为中心，在1884年左右将势力扩大到汉城（铜岘）。其实，尽管在仁川和汉城先后定居的问题还没定论，但看得出来，在构筑对外贸易和批发零售业相关的流通体制的时候，同顺泰也遵循了同样的发展途径。1889年在汉城约有80多家华侨商店和600多名华商，总交易额达到200多万元（约合285万日元），相当于当时仁川华商进口总额的3.7倍。从汉城华商大部分从事零销进口品这点来看，容易了解当时走私颇多，实际上华侨资本的繁荣得利于走私[10](P88)。同顺泰也是如此，除进口走私品之外，从红参出口中也得到了巨大利润。原来清朝早就迫使朝鲜政府将红参税从30％下调到15％，因此红参出口已变得更为容易，可华商还不满足于此。在陈树棠和袁世凯的庇护下，利用清军舰走私红参蔓延，同顺泰在此过程中获取巨大利润[11](P434)。在此背景下，到1890年以后，同顺泰除了汉城和仁川之外，在元山、长崎、上海、广东、香港等地都有联号，发展为在朝鲜数一数二的贸易商。

    华商蚕食朝鲜市场，引起了本地商人的强烈抵抗。早在1885年末六矣廛就向政府要求清商和日商从汉城退居到龙山。当时，清商规模不大，袁世凯有意接受此项要求，但朝鲜政府不能为比清商大5倍的日商筹措搬家费用，结果没能实现。以后，华商更迅速地进入了汉城市场。为了抵制其势力，汉城朝鲜商人3次罢市。1887年2月3日以六矣廛为中心进行了2天的罢市活动，1889年末又有2次罢市，到1890年1月26日影响深远的第3次罢市开始，除了米店以外，所有的商店、酒店、饭店、古董店全部关闭。六矣廛商人要求外商搬到龙山或者仁川， 数百名朝鲜商人在统理衙门附近的街道上静坐示威。这样的示威发生在汉城说明什么呢？在当时东亚的北京、东京任何一个首都都没有被允许开设外国商店的情况下，自1882年朝清商民水陆通商章程认定“汉城开栈权”以后，汉城变为由于外国流通资本与开放港口相连接的东亚唯一的首都，本地资本从而无法阻止外国商业资本明目张胆的侵入[10](P80—85)。反之，也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以同顺泰为首的华商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积累巨大的资本。

    　　　　二、清日战争前后同顺泰资本的扩张

    以贸易业和批发零售业起家的同顺泰借1892年清朝对朝鲜借款的名义，得到了各种商业上的特惠，有了巨大的发展。当时，背着130万两内外债的朝鲜政府希望脱离清朝的束缚，曾试图向美国和日本借款[11](P453—468)，但由于清朝的妨害都归于失败，结果为了返还在1887年从德国商人世昌洋行（Meyer商社，1883年开设于仁川）购买的苍龙号船债的本金，而不得不向清朝借款10万两。此时，考虑到朝鲜政府里的反清情绪，事实上使用了上海海关的出使经费项目提供的借款，并借用了在朝鲜的华侨资本同顺泰的名义。这就是所谓同顺泰第一期借款，于1892年8月19日缔结。42天以后的10月6日，为了偿还日本第一银行借款的利息和仁川美国商人（Townsand）的船债14万两，又重新签订了第二期10万两的借款。两期借款的特点是，在第一期借款中以仁川海关收入为担保，也设定了“借款偿还最优先权”，即在海关收入开支上规定最首先拨给此借款偿还费用（第二条）。第二期借款的担保从仁川海关收入扩大到釜山海关收入，并且以仁川—汉城间的河流航运权和汉江轮船路线的开设权作为借款的代价[12]。

    朝鲜外部衙门编的《税关来申》里有偿还同顺泰借款的纪录。从1892年9月23日开始返还第一期借款，到1894年5月23日共偿还了21次，但翌月仁川海关在第22次偿还时，由于税收不足而导致未能偿还第一期借款，此后没有记录（注：总税务司→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各税字文件（《税关来申》7—9，奎17829，外部衙门编）。至于第二期借款从1892年10月17日到1894年6月20日偿还了20次，以后没有支付的记录。）。1894年5月和6月相当于清日战争的前夜，东学农民军占领了全州，政局极不稳定，如此的特殊情况可能招致了海关收入的减少。但在《公文编案》的度支部栏目中发现，在1895年7月和10月，度支部将烟台参税银中的一部分以库平银的方式支付给同顺泰，据此可以推测除了海关收入之外也用参税银来偿还借款（注：度支部→烟台派员尹奎燮，训令，乙末7月12日，《公文编案》22，奎18154，度支部编，第99册；度支部→烟台派员尹奎燮，训令，乙末10月20日，《公文编案》22，奎18154，度支部编，第99册；度支部→烟台派员，开国五百四年七月十二日，《训令存（编）案》01，奎17876，度支部编，第12册。）。

    此次借款使同顺泰有机会参加各种官方工程并与朝鲜政府打交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从第二期借款中获得了汉江航运权。1889年，朝鲜政府确认“外国汽船不就航原则”，在麻浦设立了检查局，重申扬花镇、龙山、麻浦向欧美列强不开放，日商的两艘小轮船冒用韩国船籍独占了航行专利。但是，按照同顺泰第二期借款的协约，朝鲜政府和清朝合资创立了汽船公司，称为通惠公司，以2艘轮船往返仁川—汉城之间，运送清商货物和漕粮米[13](P326)。清朝给与同顺泰合资权，虽说合资，运营权却归于同顺泰。京仁汽船路线的运行给华侨经济活动带来巨大刺激。这条汉江路线缩短了上海—仁川—汉城间的贸易距离，使在韩华商的势力得到了扩大，这也是在1890年代初华商压倒日商的主要原因之一（注：金正起：《朝鲜政府引入清朝借款（1882—1894）》，汉城大学韩国史学会编：《韩国史论》（第3卷），第475—477页，1976年版。但此公司获得的独占未来15年税米漕运权，没有实行的纪录，估计经过清日战争后丧失特权。）。

    同顺泰随着清朝影响力的扩大而成长，但1894年清日战争后华侨丧失了政治上的后盾。清日战争时，汉城和仁川的华商曾大举逃难。但政治上的有利条件虽然消失，在韩华商仍然坚实发展起来，韩中贸易量也一直增加。从这点上来看，在韩华商早期的成功虽曾依靠政治因素，但华商的生意经和诚实信用也是得以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此，我们重点探讨1894年以后同顺泰怎样坚持扩大事业范围。

    同顺泰借款之后，重新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关于1903年禁止发行同顺泰票的示威。同顺泰票是同顺泰发行的纸票，不仅在华商之间而且在韩商之间也享有极好的信用，早就在市场广泛流通，它与日本第一银行1902年在釜山发行的银行券一起，在汉城与附近开放港口大量流通，刺激了韩国民族因为外币流入而引发的反感情绪，酝成了自发性的市民运动。1903年1月在汉城，宋秀万、沈相喜、李相辙、李熙斗等向全国发布通告，要求禁止发行同顺泰票和日本第一银行券，同年6月他们在汉城钟路及其他要地张贴壁报：“华商同顺泰的纸票和日本银行的新券根本就没有准备要兑换的银元，而且并不是很多国家通用，只不过是一张空纸而已。他们不停地制造这些支票，只不过是为了获取我国有限的资源，将我们三千里江山变为他们所有，这样就不会担心有什么（金钱，——译者）不足的了。大家必须痛切来思考我们的话语。今年正月开始，我们以热血沸腾的心情来通告全国，所谓的同顺泰的纸票和日本银行券绝对不允许通用，如果胆敢私下使用的话，一定严惩。”接着，对纸票流通所带来的物价暴涨和导致的经济混乱进行了批判，其结论是：“货币的权利不能让外国人掌握”，显示出了民族主义的危机感。另外，尹履炳、沈相喜、高石柱等在汉城建立了共济会，召开集会呼吁禁止这两票流通，在市内张贴公告并发布到全国13府9港口（注：参见《（国译）梅泉野录》第3卷下列诸条目：光武7年癸卯（1903年）①2.日本第一银行发行46.汉城市民共济会设立。）。

    对此，日本反应迅速，日本公使林权助多次向韩国外务部提出抗议。另外，日本领事要求汉城府严惩此次运动的主谋者，还要对此次运动所受到的损失进行赔偿。对此，韩国当局没有能力反击，7月，外务大臣李道宰命令汉城判尹严厉取缔，运动因此而削弱。

    但关于同顺泰票，韩国政府早已在1903年1月15日就向清朝积极要求取缔同顺泰票。外务大臣李道宰向清朝出使大臣要求取消同顺泰票的发行，已经发行的纸票立刻兑换成现金。清朝出使大臣许台身以已经发行的纸票在华商和韩国民众之间通用已久，很难取消为理由予以回复，并许诺同顺泰不再继续发行纸票（注：《旧韩国外交文书》第9卷，清案2361号，光武7年（1903）1月13日；2364号，光武7年1月15日，《皇城新闻》光武7年1月17日；《高宗时代史》（6），光武7年1月15日。）。

    从上面看出，在1903年的市民运动中同顺泰票和日本第一银行券一同被视为“外国人侵犯支票的发行权”，作为国家权力被侵犯的象征，市民示威成为爱国运动的标志。可是，同顺泰票的性质与1902年日本第一银行券的发行需要作一下区别。同顺泰票用作商业交易已经发行很久，后来由于同顺泰资产雄厚享有信誉，此票像货币一样开始流通。这种事情在中国很常见，地方社会资产丰富有信用的商店兼营银户，银户券也是一种地方民间货币，一般发行大于资本金30倍以上的支票，通过这样的支票流通和信贷得到高利润。因此，同顺泰票开始以信用为背景在华商之间流通，之后扩大到韩国人之间，成为大规模的结算手段，在此过程中同顺泰号一项巨大的收入也是来自于支票的发行。日本人回忆录中记载，当初“支那人（中国人，——译者）的势力极其强大，巨商同顺泰发行支票，让我们非常为难。例如，支那人来我们商店买东西的话，买10个时拿走的却是12个，我们即使抗议，由于对方领事官势力强大而毫无效果。但是在27年（明治27年即为1894年，——译者）日清战争以后，情况开始好转”。从这里可以看出，同顺泰票的流通已具有相当长的时间（注：《始政纪念！回顾工商座谈——朝鲜商工会主办：回忆过去二十五年的道路》，《京城日报》1935年10月26日。朝鲜工商会议主办“回顾二十五年商工座谈”中，引齐藤久太郎的证言。）。但由于1902年的日本第一银行券的流通，激发了韩国反外势力的爱国运动，使得普遍流通的同顺泰票也受到这一运动的影响。

    其实，发行终止的真正原因不在于同顺泰票带有侵犯了韩国国家权力的性质，也不在于受到当时爱国运动的影响。这一切远不及被人伪造支票问题。问题发生在“一群无耻之徒竟然将商店发行的25两钱票伪造成一千两票，并在市场上流通”。同顺泰票分为25两、50两、100两、500两和1000两等5种，每张都有其固定号码，各等级的颜色也不同，并且盖图章和号码的书写方式也不同。同顺泰号特意刊登过各版的区别办法，提示不要上当受骗（注：《皇城新闻》1903年3月28日第3页刊载：25两支票从1号到1000号，50两从20001号到21000号，100两从40001号到41000号，500两从60001号到61000号，1000两从70001号到71000号。）。伪造支票的猖獗使信用度发生问题，围绕兑换问题引起纷争，因此同顺泰票的流通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1904年8月，同顺泰发布广告，从阴历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一个月内回收钱票兑换现金，由此同顺泰票的历史也结束了[14]。总之，同顺泰在1894年后也继续发展金融业，到1904年由于韩国爱国主义的高涨和被人伪造支票的原因而中断了从事很长时间的业务。

    清日战争以后，同顺泰号也以进出口业为中心持续发展，现在汉城大学奎章阁保存着同顺泰号进口到朝鲜的各种货物的种类和数量的账簿（注：奎7581，[清]同顺泰编《进口各货舱口单》1891—1903年（高宗28年—光武7年）（8册，手写本）：1891年/1895—1900年/1903年资料；奎27582，[清]同顺泰编《甲午各年准来货置本单》，1894—1895年（高宗31—32年），（2册，手写本）；奎27583，[清]同顺泰编《乙末来货置本》，1895年（高宗32年）（1册，20章，手写本）。），具体的分析结果将在以后进行补充。总体而言，中国与朝鲜之间的贸易往来在清日战争以后并没有开始衰退，仍然继续发展，且一直由以同顺泰为代表的华商负责。同顺泰为了中朝贸易，在上海、烟台、香港等设有联号，在韩国的元山、仁川、群山、全州等地设立分店。各联号分店之间的进出口项目为牛皮、高丽人参、洋布、白铜、铁、米和大豆等多种项目，特别是牛皮和洋布的需求庞大。同顺泰不仅进行中朝贸易，也积极参与整个东亚地区的贸易，其活动情况可以从韩国《皇城新闻》上刊登同顺泰发布的各种广告中得知。1901年在仁川的同顺泰分店频繁登载过批发进口货的广告，其种类丰富多彩，有西洋家具、钢琴、望远镜、收音机、玻璃等。另外，在汉城铜岘的同顺泰本店也曾在1904年做过进口日本麒麟啤酒的广告。同顺泰特殊之处还在于曾经销售过中国彩票。《皇城新闻》中有很多同顺泰登载的关于彩票销售和中奖的广告，江南彩票（头等4万元）、大德胶州彩票（头等1万银元）、北洋大票（头等5万元）等，所有的中奖消息都在上海发布[15]。通过中国联号和经营进出口业的这条路线，同顺泰具有了掌握定期情报流通的能力，因此可以参与到彩票实业中。1902年汉城和仁川之间开通了电话业务。当时电话线路数量为4条，汉城只有10户，仁川12户。其中，同顺泰的汉城本店和仁川分店都加入了。电话对贸易业的帮助虽然很大，但是费用为每年100元，这个数目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由此可以推测当时同顺泰的规模[16]。总之，清日战争以后的同顺泰积极开展进出口贸易，在仁川和汉城等消费市场经营批发零售业，一直持续发展自己的业务。

    能够代表华商财产增值的手段就是房地产，同顺泰也是其中之一。华商最初通过投资房地产发了一批大财，这是由于1882年壬午军变的缘故，当时汉城市民争先恐后地逃难跑到外地，原来25万人口的汉城剩下不到一半，房价下降到1/4，而两年后的清日战争又加速了房地产的价格下跌。趁此时机，华商以最低价大量购买汉城繁华路段、商店和住宅。汉城华商在1883年时拥有商店22家，商人82名，在1884年商店达到47家，商人为165名。全汉城华商在一年半的时间里（1883年9月—1884年末）购买了汉城繁华路段的13座建筑和450间空地，其中1/4的12家保有了土地财产[5](P65)。在1885—1886年，房地产价格重新上涨，华商们从中获得巨利[10](P96)。因此，一方面华商也被指责为弄成汉城房地产价格暴涨的主犯，另一方面由于租用房屋的朝鲜人和房东华商之间产生矛盾，结果，华商的房地产投资成为朝鲜人对华商抱有否定形象的原因之一。由于这些摩擦，清朝向朝鲜施加压力，要求保障清商所有住宅和土地的法定权利，因此汉城地方政府从1893年8月起开始发放家券[17](P107)。1899年大韩帝国发放地契，此后驻韩外国人的土地所有权也被给与认证[8](P682)。同顺泰所拥有的土地是在韩华侨中规模最大的，具体多少已难掌握，但可以在分散的史料里偶尔找到线索。比如，以和信百货商店而闻名的和信连锁店在1935年召开了展示样品达5万之多的大型展览会，其场所就是位于明治町同顺泰名下的3幢楼房，其建筑曾经租给时代日报社为办公大楼[18]。此楼房叫“同顺泰建筑”，1925年是当时附近最大的建筑（注：《留言（4279）·第82次出版的道路40年》，《中央日报》1985年5月8日。其中，同顺泰曾做过出租中署汉原宫第6通6号5个房间一座共18间房屋的广告（《皇城新闻》1904年1月26日）。另外，1909年11月26日因为安重根暗杀伊藤博文而由亲日团体组成的国民谢罪团，其集会场所中部大寺洞19通9间的房屋也是属于同顺泰的（国史编纂委员会：《韩国独立运动史资料（7）安重根编Ⅱ》六：国民谢罪团体事件、宪机第二二八○号）。）。此位置相当于现在明洞联合国教科文（UNESCO）会馆，包括此大楼在内的周边土地都属于同顺泰谭杰生，此土地是在1919年从财团法人私立善邻商业学校理事美浓部俊吉、山本平治、阿部集人、中国人唐柳记等手中购买过来的（注：继承此地的是谭杰生九个子女中第六个儿子谭廷泽。在他30岁的时候爆发中日战争，他将财产交给盛业社管理后与家人一起回到上海。他于1966年来到韩国，主张土地为本人所有，在最高裁判所胜诉，当时的价格为18亿（《问题的处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土地所有权确定以后的问题》，《中央日报》1966年9月10日）。）。

    此外，同顺泰还有一些其他公司的运营。1906年宫内部为供应宫内的一切需要，特别允许设立用达公司。此公司的董事长为韩国人赵东元，会计部长是同顺泰的人，营业部长为日本人佐藤牧太郎[19]。1908年2月16日《皇城新闻》有同顺泰与韩龙植等朝鲜人一起组织东洋公司的新闻报道，但具体内容不详。在交通事业方面，同顺泰也显露头角，利用同顺泰第二期借款取得了汉江航行的权利，设立了汽船公司，汉阳号于1893年开始在仁川—麻浦—龙山之间运行；同时同顺泰得到了参与陆上交通建设的机会。1893年，朝鲜政府用从中国借来的贷款开通了往来于汉城—仁川之间的陆路交通，允许同顺泰成立马车公司。同顺泰运营了京仁路和京义路的马车路线，从北京和奉天进口中国马车来使用，其中客车40辆，货车60辆。1899年京仁铁路开通以前，京仁路是连接汉城和仁川唯一的陆上通道。它的马车每天定时往返，费6个小时跑完汉城—仁川之间， 极为方便。1920年代，同顺泰开始涉足出租车行业。谭杰生从美国进口最新的克宁罕（Cunningham），一台价值1万元，在乙支路创立了皇室（Mikadoみかど）出租车公司。此新型高级车进入市场之前，汉城的出租车大部分为福特（Ford）车，又旧又破，坐着不舒服。谭杰生的新型出租车取得巨大成功，两年后再进口了10台具备自动发动机的克宁罕。此外，同顺泰最早在报纸上登载广告进行宣传活动，经过与10多家出租车公司竞争，在20年代末期占有了汉城出租车70％的市场[20](P141—142)。这样，同顺泰在各种行业中扩大自己的实业，在清日战争以后也持续发展，据说到1920年代初其资产规模到达500万元。

    　　　　三、1920年代中期以后同顺泰的没落和撤退

    华侨的经济实力在韩日合并以后仍然维持发展，并且于1920年代前半期达到了顶峰。据1923年朝鲜总督府的统计，汉城、仁川两地区居住的华侨大约为6000名左右，40多年间他们向中国的汇款总额到达了1000万日元。在1924年汉城个人纳税排行榜上第二名为日本人中村再造，第一名则是同顺泰号谭杰生[21](P55—56)。谭杰生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华侨社会的首位，而且在华侨组织团体里也起了领导的作用。在韩华侨1894年在汉城设立中华会馆，1901年在汉城的三帮共同设立中华商会。接着，1902年合并朝鲜各地商会成为全国性组织的“中华总务商会”，1923年的会长是同顺泰谭杰生。他所属的广帮虽为少数派，但同顺泰在华侨社会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同年担任副会长的是北方帮的王竹亭，谭杰生同时兼任广东同乡会长[22](P51—52)。

    可是，与这种繁荣情况相反，对华商经济势力畏惧的声音逐渐从日本殖民地当局和朝鲜民众中间一起流露出来，特别是在1920年代中叶日本提高了贸易保护壁垒，在1924年开征加一倍的奢侈品关税，震撼了华侨社会的经济基础[23]。另一方面，报纸上也陆续出现警告华侨经济势力的内容。《东亚日报》以“比日本人更威胁朝鲜经济的华侨势力是如何根深蒂固”为题目进行煽动性的报道。据此报道，在1923年11月末156名中国人拥有汉城土地22540坪，“其中最多的是拥有市内黄金町二丁目8626坪的谭杰生。此人就是日前因樱非晸火灾被烧毁的同顺泰商店的主人，同顺泰所持有的地价就值16万元，而拥有的这些土地不是廉价的混杂用地，而是黄金地段的住宅用地，只估计在此地建造楼房价格，已成为让人大吃一惊的财产”[24]。1924年，奢侈品关税问题搅乱了华侨社会，正巧此时同顺泰也面临着最大的危机。8月，同顺泰谭杰生和儿子谭廷琨因为开出空头支票，被汉城银行东大门支店和商业银行通告停止交易[25]。同月，京畿道警察部以贩毒嫌疑拘捕了谭杰生的儿子谭廷琨和谭廷琳。谭廷琨在仁川从事米豆投机而遭到巨大失败，为挽回损失开始非法销售鸦片，搜查中又发现了价值30万元的走私红参。《东亚日报》和《每日新闻》以“富甲天下的中国人巨商同顺泰非法销售鸦片，走私红参，诈骗事件”等为标题详细报道同顺泰案的情节。此报道揭示了同顺泰私自销售鸦片已经几十年了，因为产生内讧而浮出水面[26]。

    此事件在朝鲜以中国巨商的丑闻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媒体对谭廷琨进行了煽情性报道，与他有关的女性经历以“国际性的狂放，谭廷琨的爱妾，美丽的姿态在警察部”等为标题大量地充斥于报刊（注：此报道说，谭廷琨以金钱威力享受国际性外遇，娶了一个名叫马场梅子的日本女人为妻子，朝鲜艺妓金玉莲（又称李玉妍）是他的宠妾。见《东亚日报》1924年8月15日。）。此事件也许留给了朝鲜人深刻的印象，到1932年还有介绍谭廷琨和朝鲜爱妾李玉妍的故事登载在《三千里》杂志上（注：参见《长安名妓的荣华史，集巨商宠爱为一身的一代名妓李玉妍》，载《三千里》第4卷第10号，第82—83页，1932年10月。）。除这些煽情的报道之外，大部分报道认为同顺泰没落的原因是由于富豪的物欲而引火上身。《东亚日报》以“富豪阶层”为标题来讥讽想要扩大200万元财产而入狱的谭氏兄弟因为贪婪而导致了今天的后果[27]。

    谭杰生的两个孩子和皇室汽车部的职员刘晚奎等三人在8月18日被移送到京城地方检察局，虽然传闻很多，但此案件嫌疑内容终于置之不问，以不起诉了结[28]。然而在此过程中，暴露了米谷投机的失败以后同顺泰遭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家庭内部的不和[29]。此事件之后，同顺泰也一直为家庭内部之间的不祥之事一再上诉、投诉而烦恼。在此案件不久的9月，谭杰生由于西服丢失而报案，不料第五个儿子谭廷珠以盗窃罪被逮捕，导致家丑外扬[29]。被赦免的两个儿子继续被人议论。也是在9月，谭廷琨被指控有通过仁川米豆仓库贪污合同金500元的嫌疑[29]。1928年5月中旬，他又被揭发吸食鸦片，因违反取缔鸦片烟规则而被逮捕直到判刑[30]。另外的儿子谭廷琳也于1931年1月12日因为诈骗嫌疑而被逮捕。据报道，谭廷琳几年前开设了东亚殖产洋行，进行证券买卖和低利息的借贷业务，以居民为对象私自诈取合同金和保证金20.75万元[31]。

    与此同时，有关同顺泰的控诉和上诉不断进行。1925年谭廷琨在黄海道安岳郡大远面加洋里所拥有的土地，发生了以前雇用的职员朴文尚伪造文书从30多名佃户手中骗取佃租的事件，关于土地的所有权及佃租等问题再次成为话题[32]。1929年5月仁川府化町1丁目91番地共77户的900多名居民派代表向中华民国领事控诉同顺泰的无理并提出申述。据报道，地主谭杰生在1926年5月将2874坪的土地以每坪每月6钱1厘2分的价格租借给现在的居民，他们建造房屋后入住。但同顺泰在3年后突然通知居民将租金上升到11钱5厘—12钱5厘，因此引来居民的强烈反对[33]。

    1920年代后半期，受各种丑闻、控诉、上诉的影响，同顺泰的威信大大下降了。在1924年调整奢侈品关税以后，因为保护关税政策而致使韩中贸易开始逐渐降温，而同一时期华侨资本也在衰退，同顺泰衰退的过程正巧与此重叠。1937年中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对于华侨资本的衰退起了决定性作用，在韩华侨被视为敌对国民，因此多数华侨纷纷离开朝鲜返回中国。1929年同顺泰的创始人谭杰生去世后遗留下来的家人也在1937年9月离开自己生长的朝鲜，整理家产撤退到上海了（注：当时的报道称：“华商街道如秋风扫落叶一样——同顺泰举家撤退，40年的荣华，只留下颓废，回到动乱中故土上海。”见《每日新报》1937年9月11日。）。

    　　　　四、结语

    同顺泰的成长和没落过程提供了韩末在韩华侨商人的典型事例。初期通过东亚贸易网络进入朝鲜，积累了最原始的丰厚财富。1882年以后由于陈树棠和袁世凯赴任朝鲜而得到了政治上的庇护，迅速增长，在1892年因参与借款而得到了包办各种大型国策实业的机会。清日战争之后，虽然丧失了政治后盾，但由于经营的多元化和坚实的房地产投资，同顺泰的资本势力乘胜长驱直入发展到1920年代上半期。但是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由于韩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国内外民族主义高涨，因而深化了民族之间的矛盾，在此过程中同顺泰开始走下坡路。这类在韩华侨企业在短时间内的快速成长，只有在近代的社会背景下才能有可能发生。进入近代以来，东亚境内的相互交流急速增长，如果说繁荣的国际贸易是经济上的表现，那么国际政治势力的介入（有时带上帝国主义性格）则是政治上的表现，进而我们可以看到，在韩华侨都是依靠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近代现象而成长起来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近代现象，即1920年代和1930年代韩国的民族情绪（nationalism）和民族矛盾高涨化，阻止了华商资本的发展势头并使之遭受灭顶之灾，最终被迫离开韩国。当21世纪在呼吁超越民族国家的后现代时期，跨国资本是否能与100多年以前的先例不同，而走向成功呢？同时，是否存在真正跨国资本或者说超国家资本呢？

    关于民族主义的问题还想补充一个花絮。韩国著名独立运动社会活动家金昌淑先生在《心山遗稿》（成均馆大学大同文化研究院编，1979年）写道：1919年“三·一运动”之后，他以儒林代表为名义向巴黎和平委员会提交请愿书而离开韩国去中国时，旅费和外交文书都委托华商同顺泰职员送到奉天分店（注：《心山遗稿》中“同顺泰”的汉字被记载成“东顺泰”。当时在中国拥有很大规模分店的东顺泰在汉城却找不到记载，前面讲过的和信连锁店的展览会也曾将同顺泰记载成东顺泰，因此误记的可能性很高。）。金昌淑说，“找到同顺泰分店，京城本店的职员已经等候。华商秘密地帮助我们的独立运动，应该感谢”[34](P708)。此故事显示着这一时期中韩两个民族站在被压迫民族的立场上，从而同病相怜寻找共存之路。华商同顺泰在韩末时期独占朝鲜市场，1910年代支援韩国的独立运动，1920年代在韩国被描画成“丑陋的中国人”，这一切都是同顺泰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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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统理交涉通商事务衙门.同顺泰号借款合同[Z].1893年（朝鲜高宗30年）.奎26383.

    [13] 国史编纂委员会.高宗时代史（3）[M].汉城：国史编纂委员会，1967.

    [14] 皇城新闻，1904—08—04.

    [15] 皇城新闻，1901—11—18；1903—05—02，1904—01—11；1901—11—06，1902—01—07，1902—05—16，1902—06—02③.

    [16] 留言（57）·希望的阶梯（2）·电话[N].中央日报，1967—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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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和信连锁店的后话[J].京城（汉城）：三千里（第7册第1号），1935—01.

    [19] 皇城新闻，1906—04—21；大韩每日申报，1906—02—13.

    [20] 全永先.王家最初的轿车[M].汉城：正宇社，1992.

    [21] 从个人税来看京城的朝鲜人[N].东亚日报，1924—07—04；小田内通敏.在朝鲜支那人的经济势力[M].东京：东洋研究会，1925.

    [22] 朝鲜总督府.在朝鲜的支那人[M].汉城：1924.

    [23] 姜抮亚.中日贸易摩擦地展开和韩中关系的变化：以1920—30年代为中心[A].陈在教.近代转化期东亚中的韩国[C].汉城：成均馆大学出版部，2004.

    [24] 东亚日报，1923—12—11.

    [25] 东亚日报，1924—08—12.

    [26] 东亚日报，1924—08—13，1924—08—14.

    [27] 东亚日报，1924—08—16.

    [28] 每日新报，1924—08—26.

    [29] 东亚日报，1924—08—19，1924—09—09，1924—09—25.

    [30] 东亚日报，1928—06—05.

    [31] 每日新报，1931—01—14.

    [32] 东亚日报，1925—12—12.

    [33] 每日新报，1929—05—17.

    [34] 金昌淑.（国译）心山遗稿[M].汉城：成均馆大学大同文化研究院，19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