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企业相继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出现，同时，服务于这些企业的机器修造业随之发展起来。若就资本来源划分，在机器修造业中同样存在着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与民族资本等不同形态的资本。这些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它们之间是不是一成不变、深沟壁垒、截然分明的呢？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是否总是相互勾结来压迫民族资本？而民族资本是否如同羊落狼群一样始终遭受摧残？本文拟对上述问题陈述管见，以冀同行指教。

一

    马克思指出：“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7页。）资本的自由活动显然既包括对雇佣劳动剥削的自由，也包括资本在不同形态之间的流动的自由。鸦片战争后，中国由闭关自守状态被纳入自由贸易体系。在以上海为中心的江南地区，资本活动的自由度更大，由此在机器修造业中产生了下述明显的效应：

    首先，外国资本、官僚资本、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常常相互转化、相互混合。

    先看外国资本与官僚资本的转化。江南地区机器修造业中最早采用机器生产的企业是外国资本企业。（注：参见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上册，第15-18页。）至19世纪80年代，外国资本在上海创办的新式机器修造企业约为10家。1865年，李鸿章命丁日昌收买美商旗记铁厂成立江南制造局，原旗记铁厂使用的外国技工，由江南制造局留用8人，技工头目科而带领厂里原班人马“一跃而为江南制造局的总管，成为江南制造局的实际当家人”（注：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转引自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273页。）。这是外资企业转化为官僚资本企业。

    1919年求新机器厂改组，则提供了民族资本企业转变为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合办企业的示例。求新厂由朱志尧独资经营，1915年即占地40亩、资本达30万元，可以生产“浅水轮船、铁道货车、平车、铁道铁梁、车站钢铁屋料、锅炉引擎、碾米、抽水、榨油等各种机器”（注：《求新工厂调查记》，《国货月报》第3期，1915年10月9日出版。）。1918年，该厂积欠东方汇理银行债款高达100万两，1919年，被迫改组为中法合办企业，资本定为120万两，其中外国资本60万两（6000股），中国政府官僚资本50万两（共5000股，其中100股发与华商购买），朱志尧个人资本10万两（计1000股）（注：《中法求新制造厂广告》，《申报》1919年8月31日第二版。），由此使求新厂从民族资本企业转化为外国资本、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等多种资本混合型企业。

    在不同形态资本转化过程中，并不完全是“鲨鱼吃掉小鱼，狼吃掉羊”，如丁日昌收买旗记铁厂时，清政府官僚资本拥有的上海苏州洋炮局仅是小型制造厂，而旗记铁厂则是外商一家中型厂，可以修造轮船、生产枪械，丁日昌用于收买旗记机器设备的4万两资金，不是积聚而来，而是一贪官的赎罪款。清末民初出租给日商的公兴铁厂，是一则外国资本“吞并”民族资本的事例，出租缘起则是中国股东的自行决议。据原公兴铁厂职员卢小毛谈话：“（1911年），公兴业务每况愈下，各股东间意见很多，最后决定将公兴厂租与日本人，订明每年租金3000元，租期原订10年（自1911-1921年），后改为7年。”（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7页。）如果说外资企业、官僚资本企业、民族资本企业性质有所不同、地位有所不平等的话，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这种不平等是由资本的多寡决定，“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5页。），被吞并的企业并没有成王败寇式的痛苦，而是对资本生存方式的一种选择。

    其次，与上述情形相对应，在江南地区机器修造业中，工人、买办、民族资本家、官僚资本家各阶级之间也没有截然的鸿沟，各阶级之间的转化异常活跃，一个人兼有几种身份的事例也屡见不鲜。

    一般说来，由学徒升为工人，再转成为外资企业或官僚资本企业的领班、头脑，然后成为小企业主，即小资本家，随着“逐渐扩大的剥削和相应的积累”成为较大的资本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资本家的身份非常复杂，兼有买办、官僚甚至工人的身份屡见不鲜。据统计，在1913年以前开设的91家民族资本机器厂资本主的出身中，以每厂主要的出资人计，共91人，其中头脑、领班或老轨出身的资本主有88人，占63.7%；其次是小手工业作坊主15人，占16.5%；商店主8人，占8.8%；买办1人，占1.1%；其他职员等出身的有9人，占9.9%。（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97页。）可见机器业中民族资本家阶级大多来源于头脑、领班或老轨，这些人则又是由学徒满师后升为“老师傅”，再从老师傅中提升的。外资企业中的头脑或领班实际上具有两种职能与身份，一方面他们是外资企业的工头，马克思指出，这种工头“在工厂是真正的机器工人”（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06页。）；另一方面，具有买办的职能，“厂方雇佣工人，大部是通过他们的关系，只有极少数工人由外国资本家直接雇佣。因此，外资船厂中的头脑与领班，除对学徒进行严重剥削以外，对一般工人也存在着剥削关系”（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4页。）。　　由技术工人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事例不胜枚举。如张荣林，原为大德油厂机锻工场工人，1901年，积资开设张万祥铁铺于大德油厂附近，“日间在油厂工作，夜间在店内工作”，1909年张与朱志尧等人集资1000元创设新祥机器厂，由张荣林任经理，张继续作为工人兼资本家，直至1922年，张才脱离求新厂专任新祥经理，成为完全的民族资本家。（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0-211页。）

    据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调查，1866-1894年，上海共创设民族资本修造业12家，创办资本额达3600元，其中直接或间接来自工人或学徒的工厂主5家，资本额1500元。

    江南地区修造业中民族资本家向其他阶级转化或兼有其他身份的情形也比比皆是，最为常见的情形是民族资本家兼买办、地主身份。

    中国最早的民族机器修造业发昌机器厂第二代主持人方逸侣，1879年独立经营发昌厂时，为一民族资本家；1900年，发昌厂被耶松船厂吞并后，方逸侣由一民族资本家转为德商禅臣洋行买办；1905年起，任江南制造局委员，又成为官僚资本中的一员。广德昌机器修造厂何德顺，早期则是位买办兼官僚资本家，他“跻上官场，与上海道台南京府台等官僚往来，头戴红顶子，身穿四金龙制服；还经常与祥生厂联系，代该厂招揽轮船修理业务，收取佣金”（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2页。）。待他积累一笔买办资本后，遂于1885年左右创设广德昌机器造船厂，从买办兼官僚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中国近代最著名的两家民族资本机器修造厂大隆与求新厂主身份的转化也反映了机器业中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大隆厂主严裕棠原是英商老公茂洋行买办，1902年与人合伙办大隆机器厂转化为民族资本家。严裕棠在经营大隆时期还替外商“代买地皮、承揽建筑”，显然未脱离买办身份。另一著名机器厂主朱志尧的身份同样有过多种转化。朱志尧出身于沙船世家，25岁时进入“官僚资本”轮船招商局任买办，后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任命为大德油厂总办，1899年，朱进入东方汇理洋行，转化为洋行买办；1904年集资4万元，创设求新机器厂，转化为民族资本家。

    产品曾占有江苏三分之一市场的无锡市王源吉冶坊是家庭手工业向工场手工业、机器工厂过渡的典型，这种这渡形式属于最革命的方式，但其剥削方式却不是纯粹资本主义的，还包括大量的土地剥削，说明王源吉冶坊主具有资本家兼地主身份（注：《江苏省无锡市王源吉冶坊历史沿革》，1956年12月手稿。）。近代著名的五金机器业主周舜卿，原为洋行买办，后来周的企业遍及国内外，成为著名的民族资本家，但周仍为怡和洋行代收蚕茧，还被清廷特赏二品顶戴，晚年一次即购义田千亩，成为一个集民族资本家、买办、官僚、地主于一身的人物（注：无锡政协抄件《（周舜卿）行述》，未署出版单位及年月。）

    近代江南地区不同形态资本之间的转化和混合，反映了资本真实的生存状态。以往我们多视为民族资本的软弱性和依赖性，其实纯而又纯的资本形态在近代是很少见到的，这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的先天缺陷造成，而是资本生存的必要手段与必经阶段，尤其是阶级结构，即使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社会也难以清晰地表现出来。马克思指出：“在英国，现代社会的经济结构无疑已经有了最高度的、最典型的发展。但甚至在这里，这种阶级结构也还没有以纯粹的形式表现出来。”（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1000页。）对于近代中国而言，我们更不必去找纯而又纯的资本形态，也不必去指责阶级结构之间的模糊和混合。

二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生产和消费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联系在一起，从而使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取决于不同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同时也取决于与之有分工关系的社会化程度。马克思指出：“产业的向前发展所造成的不变资本的这种节约，具有这样的特征：在这里，一个产业部门利润率的提高，要归功于另一个产业部门劳动生产力的发展。在这里，资本家得到的好处，仍然是社会劳动的产物。”（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7页。）马克思认为修理劳动就是造成不变资本节约的一个方面，他指出：“修理劳动等等，凡是必要的，在计算时就要包括在机器原来的费用之内。这种劳动会因机器更加坚固耐用而减少，这会相应地降低机器的价格。”（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6页。）

    近代江南地区的民族机器修造业从产生时起就与外国资本联系在一起，就作为外国资本追求不变资本节约的条件而存在，同时作为社会化分工的一个部分而存在。

    第一，鸦片战争后至欧战前，中国民族机器修造业在业务上绝大部分要依赖外国资本才能生存与发展。据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综合整理的资料，1866-1885年，上海共创设民族资本修造业10家，在业务上主要依赖外资企业的上海民族修造业至少达7家，可见近代江南地区修造业中民族资本对外国资本在业务方面的依赖程度。由于许多民族资本家在外商企业中兼技工或买办工作，民族修造业对外商企业的业务依赖处于比较稳定的状态。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企业都有一个或数个外资企业为固定主顾，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同业间的竞争以及业务上的随意性。

    第二，在产品的开发上，民族资本修造业同样依赖外国资本企业。甲午战后，机器缫丝企业在江南地区雨后春笋般兴起。早期的丝厂，大多采用意大利式缫丝车，这种丝车构造简单，特别易于民族机器工厂仿造；加上意式丝车机身笨重、运费高昂，民族丝厂很少直接从意大利购买，而且更乐于使用本国仿造的机器。至1913年，上海仿造缫丝机器的民族企业达10家，这些民族企业采用分包协作，“小厂做大生意”的办法，进行大批量的生产。其他产品如日产轧花车、德产织袜机、日产和美产卷烟机、美产和德产引擎，都为中国企业普遍仿造。据刘大钧调查：“上海机械工业甚形发展，各种机器大半颇能仿造，故成本轻而售价低廉，不独可供给本地工业之需要，即内地各处工厂，为了减轻成本起见，亦多购买上海机械厂所制之机器。”（注：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转录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30-31页。）部分民族修造业在设备、资金上也依赖外资企业。如萧德胜拟创办合昌机器厂时，“开始时没有资金，先向德商轮船公司预借了部分修理费”（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91页。），蒋锦昌铁厂在制造引擎配件时，曾租用德商苏太白厂的水汀榔头，“打铁质量大为提高，售价扶摇直上，利润可观”（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8页。）。

    第三，民族修造业除了对外国资本存在各种依赖关系，对所谓的官僚资本同样有许多联系。江南制造局、轮船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企业为民族资本修造业输送了大量的技术人才。据不完全统计，至本世纪20年代，在上海机器修造业中出身于江南制造局的民族资本家有14位，出身于招商局的有4位，出身于机器织布局的有3位。在业务、技术、设备等方面民族资本修造业也常依赖官僚资本，如大效机器厂的特大车床是从江南造船厂买来的；义兴盛铁工厂，“技工则是向江南制造局挖雇来的”（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4页。）；商务印书馆机修部制造全张印刷机、半张印刷机及脚踏车，“主持设计的是江南制造局出身的戎子美”；邓顺锠机器厂仿制德产金轮牌圆筒袜机时，其主要机件袜机圆筒系由厂主邓子希外甥唐裕生利用吴淞铁路工厂的刨床来完成。除与官僚资本企业发生关系外，民族修造业还与国家政权发生关系，如求新机器厂曾得到“袁世凯总统任内财长的同意，向东方汇理银行担保抵押借款100万元。”

    以往学术界多认为：“帝国主义依靠种种在华特权，挟其先进的技术，雄厚的资金，用强占巧取豪夺的办法，以及通过官僚资本、封建势力，不断打击吞并中国民族工业和摧残中国的小生产者。”（注：陈真：《旧中国工业的若干特点》，《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这种现象在近代中国确实存在，但外国资本在华企业不可能孤立地生存与发展，总要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的中国社会化；在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周围总要衍生与之有业务互补关系的中小企业，以及使用其生产废料的粗加工企业。上海机器修造业中民族资本在业务、技术、资金、产品开发等方面对外国资本企业、官僚资本企业的依赖，即反映了外资企业、官僚资本企业除对民族资本企业摧残、打击、吞并活动外的另一面。正是这一方面的作用，使民族修造业在鸦片战争后随着外资企业的发展而发展，而不是被摧残、打击、吞并得日益凋零、每况愈下。

    由此可见，早期机器业中民族资本的发展，多离不开外资和官方的种种扶助；这种扶助只体现出边沁所谓“使他们连在一起并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利己心，是他们的特殊利益，……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预定的和谐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99页。）。因而这种扶助并不表明外国资本的仁慈心，也不表明中国民族资本天生具有妥协性。

三

    上海资本机器修造业与外国资本、官僚资本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否表明这个行业更多地带有反动性、落后性呢？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科学。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至中国被开拓为世界市场，中国新工业的建立与世界各地的消费联在一起。由是观之，近代中国民族企业与外国资本发生联系是必然的趋势。上海民族机器修造业在近代经济生活中具有下列作用：

    第一，充当了外国资本对民族资本同类企业技术转让的桥梁。

    为了在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外资企业对生产同类产品的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常采取技术封锁，严禁新式机器落入生产同类产品的中国民族企业手中。如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对机器设备的说明书作为保密品处理，……绝不让流传”；“颐中对废置不用的任何机器，也绝不让外流，全部敲碎作为废铁处理。”（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页。）在缫丝机械方面，本世纪20年代，日本发明的立缫车，提高了日丝的质量，效率为坐缫车的4倍，“日本为了垄断先进制丝技术，禁止出口御法川式立缫车”（注：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与立缫车技术相似，20年代，外商纺织企业对浆纱机械操作实行严格保密，常州大纶纱厂经理刘国钧通过一中国工人到怡和纱厂参观，被发现后竟“翻墙逃出”，帮他进厂的工人被打成重伤（注：高进勇：《常州国棉一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0页。）。

    不论外资企业如何处心积虑实行技术封锁，但这些企业总要使用中国工匠，总要让中国人操作、修理机器，甚至使用中国工人制造零配件。即使像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也不得不“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来制造烟厂的机件、部件”（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32页。），这就为技术外传留下缺口。中国工人的悟性技巧早就令外籍技师叹服，无需图纸即可仿造许多复杂机器，所以外资企业的技术封锁实在难不倒手艺精湛的中国技术工人。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中，“该厂有多数华人学徒，其学成而出，能自立企业，制造机器，以供竞争同业之用者，亦颇不乏人也”（注：英美烟公司：《英美烟公司有限公司在华事迹纪略》，转录《英美烟公司在华企业资料汇编》第一册，第230页。）。我国最早仿制日本式钢皮带卷烟机的协记机器厂，“后台老板是英美烟公司头脑史鹤鸣”（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27页。），1915年，史鹤鸣在任职英美烟公司的同时，兼设史鹤记机器厂，史鹤记机器厂于1916年仿制英美烟公司卷烟机获成功，华商卷烟企业纷纷向该厂定购卷烟机，史鹤记年产量可达10余部，“五卅”运动发生后，史鹤鸣干脆辞去英美烟公司职务，到中国最大民族卷烟企业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任职，帮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将日本式卷烟机按美国式样改进，提高车速50%以上（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7页。）。日本发明的立缫车尽管保密工作非常严格，仍然被曾留学日本的邹景衡与寰球铁工厂通过共同合作仿制出来，从而使中国丝业大王薛寿萱得以建立中国第一家设备最先进的缫丝厂华新制丝养成所（注：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27页。），并促进整个永泰系统及无锡缫丝行业的技术革新。在浆纱机械方面，锦昌机器厂于1928年“按照无锡丽新布厂美国式浆纱车仿造一台”，浆纱车仿造成功后，常州大纶纱厂、刘国钧经营的广益布厂以及无锡庆丰纱厂、丽新纱厂、丽华布厂等民族企业纷来定货，锦昌“日夜赶制，甚为忙碌”。

    一般说来，外国新式机器传入中国1-2年，民族机器厂即能将它仿制出来。一些官僚资本企业，由于聘请了外国科技、管理人员，同样充当了外国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向中国传播的桥梁。如清政府以官款创办的江南最早的“龙头厂”吴淞机厂，长期聘用英国技术人员滕斯顿、卜扑、芬次、毛尔维等人，其中毛尔维曾任该厂厂长达30年之久（注：参见该书编写组：《戚墅堰机车车辆工厂史(1898-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3、5页。）。上海民族机器修造业对新式机器的仿制，使中国民族工业能较快地享受工业革命的成果，增加民族工业的竞争力。

    第二，上海民族机器修造业从外商手中夺回了部分产品市场，从一定程度上收回了国家利权。

    有人认为：“上海民族资本家的弱点是买办阶级本质的反应。……他们惟有在洋商有利可获的条件下，分得一些余润（这些余润也是自中国人身上而来的）。”（注：乐嘉康：《论上海民族工业》，《中美日报》，1939年12月4日。）那么，与外国资本联系最为密切的上海民族机器修造业是不是总是满足于从外国资本那里分取一点余沥呢？事实并不如此。

    一般说来，上海民族机器修造业在起步时总要依赖外资企业，一旦条件许可，它们就会大规模地从外商手中夺取市场。在缫丝机制造业中，民族企业很快就通过仿制外商产品，从外商手中夺回全部市场。民族机器工业虽然设备简陋，但通过协作生产的办法，“基本上能满足1895年前后上海民族缫丝工业发展高潮中对缫丝机的要求。在1913年前后，缫丝机进口完全停止，统由民族机器工厂制造供应。因此制造缫丝机器的工厂，都有相当的发展和积累”（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13页。）。1897年，民族机器工厂仿制轧花车成功，“迨国产轧花车制销后，进口日本轧花车逐年减少”（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9页。）。至欧战末期，“外国货几乎绝迹”。民族企业对车床的仿制，在供应国内市场的同时，有的产品还打进国际市场，如协大机器厂的8尺、10尺、12尺三种规格机床，“运销南洋爪哇等地先后达50余台”（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7页。）。欧战后，民族企业开始仿制日本式大筒子针织圆机，“日本大筒子车原销长沙最多，此时（1919年）遂由邓顺昌厂取其地位而代之，……日货受此打击，以后大筒子车就很少进口了”（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07页。）。与此同时，民族企业仿做日产针织横机，“日货以新式横机进口竞争，但隔不了二个月，便有中国货仿制品销售。进口货横机始终无法夺去国货市场”（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0页。）。欧战前，中国使用的浇字机，多为日本货，大战后期田嘉生创设瑞泰机器厂，“专门仿制浇字机，……日货进口逐渐减少”（注：《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2页。）。

    斯大林指出：“对于年轻的资产阶级，基本问题就是市场问题。它的目的是要销售自己的商品，并打败别族资产阶级方面的竞争。因此它力求保证自己有‘自家的’、‘本族的’市场。”（注：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殖民地问题》，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6页。）民族机器制造业虽然与外资的关系极为密切，但并不存在所谓买办阶级本性的问题，一旦条件成熟，这个阶级同样会从外商手中夺回市场，直至把外商完全挤出中国市场，这种行为若以近代思想家的“商战”理论来衡量，则具有收回利权的作用。

    第三，民族机器修造业为中国工业企业减少了不变资本支出；为中国工业化积累了部分资本。

    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民族机器修造业为整个江南地区工业企业减少了大量的不变资本支出。以差价计算，1922年创办一家拥有500台织布铁机的工厂，若使用国货产品，仅此一项，便可节约不变资本5万两；1932年创办一家拥有500架丝织机的缫丝厂，若使用国货产品，可节约不变资本6万元左右。这笔资金于民族企业而言已是一笔可观的数目了。据调查，1931年，上海工厂平均资本为8万元；1929-1930年，65%的缫丝厂仅有资金1万至2.5万两（注：刘大钧：《上海工业化研究》，转录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4-25页。）。企业节省了不变资本支出，可以相应地增加可变资本投入，由此使剩余价值率得以大幅度提高。

    固然，一些国货制品质量不如进口产品，但也有许多国货产品水平达到甚至超过进口产品，如求兴厂仿造的汤姆金针织机“性能效用堪与美国舶来品媲美”（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94页。）。协大厂生产的面粉机，“客户认为意外的满意”（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53页。）；国产先达式、武林式丝织机，性能皆优于日本井重式、重田式丝织机（注：《上海之电机织绸厂业》，《国际贸易导报》第4卷第4号，1932年9月1日。）。

    中国近代许多民族企业不注重扩大再生产，将工业利润用于生活消费，严重地束缚了企业的发展。与之相反，民族机器修造业却非常注重积聚与积累，进行扩大再生产。如恒昌祥机器厂，1899年创办时，资本为200两，雇佣2-3个工人；1904年股本增加到7000两，雇佣工人最多时达200人（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1-134页。）。史恒茂机器厂在1890年创办时，仅有资本500两，拥有一台机床，几个学徒，1899年前后，史恒茂已有五、六万元积累，还有几艘小火轮（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35页。）。

    民族资本家在机器修造业中积聚大量资本后，其投资已不局限于机器修造业，而是转向与之有业务关系的民族企业。如钧昌机器厂刘咸德1930年的资产包括上海厂房一所、同益丝厂一所，另外还有无锡许多丝厂拥有股份。上海类似刘咸德的机器厂主兼丝厂“老轨”的资本家非常多，最著名的有所谓“丝厂四大老轨”（钧昌厂刘咸德、鸿昌厂张鸿生、申昌厂陆顺泉、裕昶生厂吴根生）。由于“老轨的资金积累甚快”，“甚至为丝厂垫款也成为老轨业务之一。……而老轨在丝厂中参加投资的，更不胜枚举。有些丝厂中途搁浅，由老轨继续经营的亦不乏其例。老轨对于缫丝行业的关系如此之大，老轨的地位，已不是单纯的缫丝厂雇员，相反，它影响着缫丝厂的生产”（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6-327页。）。

    棉纺业中，同样有机器修造企业操纵甚至吞并棉纺厂的事例。1927年，大隆机器厂即买进了苏纶纱厂，1934年，又购进隆茂纱厂；另外，大隆在常州民丰纱厂、郑州豫丰纱厂和江阴通仁毛棉纺织厂拥有股份（注：上海社科院经济所：《大隆机器厂的产生、发展和改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1页。）。

    机器修造业的资本家参与其他民族企业的经营管理，一般都较为成功。这是因为他们拥有两个优势，其一，机器修造业资本家经过多年积聚，往往拥有较多的资本，可以进行技术改造与扩大再生产。如大隆收购苏纶厂后，很快设立苏纶二厂，1931年又增设一所织布厂。其二，因为机器修造业与其他民族企业有业务上的互补关系，可以产生广度经济效应，比单一经营的企业更容易显示出优势。如上海丝厂四大老轨设立的机器厂，“业务都较好，发展较快，缫丝机制造数量较多，几乎垄断了整个缫丝业的机器制造和修配业务。其他机器厂是无法竞争抗衡的”（注：上海机器工业史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7页。）。可见，民族机器修造业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影响，已不仅仅局限于修修补补的作用，而是在增加资金、技术改造、改善管理等方面都作出一定的贡献。

    综上所述，近代上海机器修造业中外国资本、买办资本、官僚资本和民族资本在一定条件下经常发生转化；工人、买办和民族资本家等各个阶级之间的转化也非常活跃，一个人兼有几种身份的屡见不鲜；中国近代机器修造业中资本形态与阶级结构尤其模糊、混杂。民族资本企业在业务、技术、资金等方面与外国资本企业、官僚资本企业联系极为密切；民族机器修造业在近代工业化中成为外国资本企业对民族资本企业技术转让的桥梁，从外商手中夺回了部分机器市场，对民族企业的投资、技术改造、经营管理都起到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