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俊亚

一

    中国农村人口向来具有流动性，据对单个的镇和家庭的小规模研究显示，18和19世纪时，人口就开始从农村向城镇移动（注：Ts‘ui-jung Liu, Demographic Aspect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Lower Yangzi Region of China, c. 1500-1900, in Ad van der Woude, Akira Hayami, Jan de Vries (ed.), Urbanization in History: A Process of Dynamic Interac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0, P.347.）。现代工业获得较大的发展后，更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工业工人。据20世纪20、30年代金陵大学农学院对206274户农村居民的调查，有迁移经历的人达9116人，占总数的4.4％，“此可为人口迁移行动最低之估计”（注：卜凯：《中国土地利用》，成都成城出版社1941年版，第564页。）。陈达教授1940 年代中期写道：“国内最常见的、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移民，是乡村－城市间的流动，无数的年轻人从村庄向城市迁徙。源于内地村庄的无尽的移民潮涌向像上海、无锡、汉口、广州和天津这些江河流域和沿海城市。”（注：Ta Chen,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P.57.）

    总的说来，江南地区人口迁徙的比率要高于全国的平均数，可能仅次于东北的移民潮，这是因为江南地区的现代经济发展非常迅速。（注：参见Gang Deng, The Premodern Chinese Economy: Structural equilibrium and capitalist sterili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P.16.）20世纪20年代以前，江南已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无锡、杭州、常州、南京、镇江等地居次，江阴、常熟、吴江、吴县、宜兴、嘉兴、湖州等地更次的劳动力市场体系，吸引本地劳动力在这个体系中流动，并把苏北、浙南乃至安徽、河南、江西、湖北等地的各类劳动力吸入到这个庞大的市场中。

    上海作为全国最发达的劳动力市场，江南地区的人口移动，明显具有以这个市场为中心运转的特征。各地农村人口向上海迁移的规模非常大。在上海公共租界中，1910年江苏、浙江籍人口分别为141855、109419人；1930年分别增加到500576、304544人。20年间2 省在租界中的人口总和增加了320.4 ％（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311页。）。 迁入上海华界的人口，增长同样迅速。 据各同乡会对各地迁沪人数的估计， 1912—1921年迁来上海的宁波人达400000名，杭州人8000 名， 青浦人1000名（注：徐雪筠等译编：《上海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概况》，第228页。）。1936年，江苏、浙江、安徽3省在沪人口总数分别为867947、 412052、94744人（注：忻平：《从上海发现历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页。）。

    上海近郊也是其他地区农村人口向往和移居的地方。据1934年对黄浦江沿岸居民的调查，他们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崇明地区，主要为了就近上海，以便寻找满意的工作。据调查，“工厂对于少年人，尤其是对于女子，给予种种赚钱的机会，为返回农村中所不能得的。所以各家都被〔吸〕引到城里来。”那些较富裕的家庭，更是离开乡村进入城市居住，当时形成这样一种趋势：“工厂中的男工，很少住在乡村中的，因为他们要搬出去，找邻近做事的地方居住；他们皆留着父母在家里看门种田。”（注：H·D·Lamson：《工业化对于农村生活之影响——上海杨树浦附近四村五十农家之调查》（五），上海特别市社会局编：《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5期，1934年11月10日出版，第58—59页。）

    上海附近其他城市工业的发展，同样形成巨大的劳动力市场，吸引乡村人口向这些城市迁移。据费孝通20世纪30年代在吴江的调查，“最近20年附近城市缫丝业的发展非常迅速。城市的工业吸走了农村的劳动力。”（注：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62, P.232.）在无锡堰桥乡，农村人口在1949年以前一直持续向城市移动，农民在工厂作工的数量极为巨大（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刊本，第131页。）。在浙江慈溪鸣鹤镇，20世纪30年代鸣鹤场约有1000户人家，80％的家庭有人外出经商。做经理的人家有200户， 外出做职工的家庭有600户，外出做农民的亦为200户（注：包伟民主编：《江南市镇及其近代命运》，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80页。）。

    据抽样调查，20世20、30年代江南地区农民离村极为普遍。现将江南部分地区的农民离村率列为表1。据表1，江南离村率最低的江阴地区达2.34％，较高的嘉兴地区达21.8％，且离村人口绝大部分为16岁以上的青壮年男子。可见，这些人大多将进入劳动力市场，成为产业后备军。

    　　表1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江南部分地区农民离村率

    资料来源：王宜昌：《从农民上看中国农村经济》，（南京）《中国经济》第2卷第12期，1934年12月1日出版，无统一页码；吴至信：《中国农民离村问题》，（上海）《东方杂志》第34卷第15号，1937 年8月1日发行，第19页；冯紫岗：《嘉兴农村调查》，1936年刊印，第200页。

    在江苏的离村农民中，到城市作工或谋生的人数占离村总人数的48.5％，浙江占43.5％（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93页。），远远超过其他原因造成的人口流动，说明现代工业的发展，为江南地区拓展了广阔的劳动力市场。

    由于纺织业发展较快、容纳的劳动力较多，加上许多工业劳动对体力的要求越来越小，妇女离村进厂越来越普遍。宜兴地区的妇女，“附城乡村，颇有入城进工厂作工者，甚有往苏、沪、锡等埠在纱厂纺织者。……统计全县由农妇变成工人者，可达六千之数。”（注：徐方干、汪茂遂：《宜兴之农民状况》，《东方杂志》（上海）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发行，第89页。）武进的家庭工厂所雇用的女工，大都为附近村民，有一部分是企图学习织布技术，准备将来到城市纱厂里去做工；还有一部分家境比较宽裕，做工目的，是为了积蓄些工资，预备将来出嫁时添置嫁妆（注：南京图书馆特藏部等：《江苏省工业调查统计资料》，南京工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94页。）。

    江南地区农民离村不同于那些流浪的灾民和难民，江南离村的农民大多进城从事具有一定技术成份的职业，逐渐形成了以地域划分的各具技术特色的职业分工。在上海，机工主要来自宁波和绍兴，铁匠多来自无锡（注：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in Shanghai, 1853-1937, 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P.30.），钳工则来自南京及上海本地（注：本书编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51页。）。上海的纺织工人“全都是来自江苏和浙江、安徽的农村”（注：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远东出版社1939年版，第86页。）；上海的绸厂中：“杭州、湖州籍的绸工，……他们往往阖家全进绸厂做工”；在丝织厂中，丝织工人一般分为两类，“一是现代化的，所谓资本主义生产合理化的工厂锻炼出来的。一是手工业蜕化来的。前者属浙东的嵊县、东阳、义乌等地人，后者属杭〔州〕、湖〔州〕、苏州等地人。”（注：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129页。）

    1929年有人对江南另一工业区无锡332户工人家庭、共2239 名工人籍贯进行了调查，其中86.90％来自江苏各县（仅无锡、江阴、常州3个地区工人的比重就占工人总数的66.1％），5.12％来自浙江，4.90％来自湖北。（注：童家埏：《无锡工人家庭之研究》，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统计月报》第1卷第16期，1929年版，第24页。 ）这说明因现代工业的发展而形成的无锡劳动力市场，吸引了来自江苏全省及邻省的劳动力，尤以江南本地为最。这是江南地区的普遍情形，即这个地区技术程度较高的工业劳动力以来自本地为主，来自苏北和其他地区的较为少见。

    江南地区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移动，成为工业工人，造就了活跃的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农民离村进城做工是为了寻求更高的报酬，他们是乡村中令人羡慕的工资收入者。据费孝通的调查，1930年代在吴江县开弦弓村，进工厂工作的妇女，地位有了很大的提高，有个在工厂工作的女工因为下雨时丈夫忘记给她送伞，竟会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责骂其夫，令那些没有成年妇女的人家开始后悔（注：Hsiao-tung Fei, Peasant Life in China: A Field Study of Country Life in the Yangtze Valley, P.233.）。在宁波，工业化早期阶段，妇女工作在家庭经济中重要性的增加，不仅体现在海外不断扩大的传统手工产品市场上，也体现在新工厂中妇女的职业上，“换言之，许多宁波妇女的挣钱能力直接或间接地由于商业化和工业化的结果而确确实实地获得提高。”（注：Susan Mann, Women's Work in the Ningbo Area, 1900-1936,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P.246.）大机器工业所造成的高收入机遇是江南地区劳动力移动持久而根本的动因，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流动，又成为现代工业发展的条件。

二

    20世纪工业化开始后，江南地区农民大量离开土地，他们放弃的农业工作又对其他地区的农民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尤其吸引了苏北（注：就地理范畴而言，在上海等江南区域中，“苏北”与“江北”一词的意思相同。有的学者认为，在上海人的观念中，“苏北人”还包括靠近江苏的山东和安徽北部地区（参见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XII）。）等地农民移居江南地区。

    工业化造成的人口流动在20世纪20年代非常普遍。据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在1926年的调查，“江南各地的雇农，小部分是本地人，大部分是江北人。”（注：（中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江苏农民之经济政治文化状况》，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编：《中国农民》第8期，1926年10月出版，第64页。 ）作为地位仅次于上海的无锡劳动力市场，尽管本地的劳动力常常为上海吸走，但它却能吸引地位更次的常熟、江阴等地、尤其是江北的劳动力向这里移动。1927年对无锡的调查表明：“在昔农闲之候，农民之为堆栈搬运夫者甚多。近年来各种工厂日见增多，而乡间雇农，大都改入工厂矣。乡间即使有一二雇农，均来自常熟、江阴、江北。……而本地人之为雇农者，则不可多得矣。”（注：容庵：《〔各地农民状况调查〕无锡》，《东方杂志》（上海）第24卷第16号，1927年8月25日发行，第110页。）近年来笔者在无锡调查时，人们还常提起当年经营荡口华氏义庄的华绎之很少雇用本地人，而是雇用江阴、江北等地的农民（注：1996年11月28日笔者与锡山市审计局徐凤威等对锡山市荡口镇季鹤年（时年72岁）、华祖舜（时年75岁）等人的访问。）。

    工业发达的江南地区居民不愿种田，但为苏北等地农民提供了从事农业工作的机会，这是苏北劳动力进一步流动的诱因。据对江南租册的分析，有许多江北客民取代了以前的佃农，“说明这些客民很愿意满足相当贫困的状况，来做佃农以作为生活的起步。”在吴江县二十四都六图南富圩新开垦的4块劣质土地中，有3块被江北客民佃种（注：Yuji Muramatsu,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the Late Ch‘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29, No.3 (1966), London: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66, P.581.）。

    拥有11880 亩土地的吴江庞山湖农场，开始在本地招工时，竟无人应招，该场最早雇佣的农业工人是来自苏北的数十名难民，“至一九三五年，苏北农民来此渐多”，到1949年，庞山湖农场的佃农达509户、 共2143人，“大都是由苏北先后移此或逃难来此的”（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60 —361 页。 ）。 1949年的武进县农村中，“有一部分外籍迁来的农民，其中大部来自苏北，也有部分是皖北的。他们大半系靠出卖劳力维持生活”（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7页。）。现将苏南部分地区外籍农民所占比重列为表2。

    表2　苏南部分地区外籍农民所占比重一览(略)

资料来源：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38页、第100页。

    据表2，外来农业人口占苏南户口总数的1％—7％，他们占有土地的数量则微不足道，说明他们主要靠出卖劳动力谋生。

    另据对苏南部分农村雇佣劳动者的调查，吴县姑苏乡的27名长工中，有10人为外来工（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186页。）；武进县湖港乡第五村中，地主、富农、 中农雇用的长工均来自外地，短工则大半来自外地（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49页。）；茶山乡的118 名短工中，外地来的有67人（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49页。），占总数的56.8％。常熟唐市区李墅乡、姑苏区木渎乡对外籍雇工有详细的调查，见表3。

    表3　常熟地区外籍雇工所占比重一览（略）

    说明：（1）本表中的各类工种包括已雇和未雇的雇工。

    （2）姑苏区木渎乡另有外地童工12人，本地童工1人。

    资料来源：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221—222页。

    据表3， 在常熟唐市区李墅乡外地月工和长工的总数与本地雇工总数之比为43∶42，外地雇工略多于本地雇工；姑苏区木渎乡外地雇工总数与本地雇工总数之比为47∶12，外地雇工远远多于本地雇工。

    浙北杭州、嘉兴地区移民的比重更高。嘉兴县高照乡，全乡144 户雇农中，外籍单身雇工占114人（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1952年内刊本，第84页。）。杭州地区富阳等地的外籍农民主要来自河南、安徽、福建、湖南以及浙东南的台州、浙西南的武康（现为武进和永康两县——笔者注）。富阳外来农民占本地农民总数的3.2％，安吉外籍农民的比重竟占本地农民总数的76％，于潜占30.6％，分水占32.4％。（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4页。）

    据国外学者的研究，在浙江临安地区，客民的数量也远远超过了本地农民（注：Mary Backus Rankin, Elite Activism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Zhejiang Province, 1865-1911,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P.58.）。这些外籍农民“差不多都是赤手空拳来该专区的，……他们占有的土地很少，使用土地亦低于本地农民的平均数”（注：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浙江省农村调查》，第14页。）。显然，他们要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由此成为江南地区农业雇工的主要部分。

    江苏省西南部地区从事农业劳动的也多为外地农民。据1934年对南京城内66户从事农业劳动的家庭进行调查，南京市内的农业工作主要由来自附近相对欠发达的安徽、苏北等地区的农民承担。其中来自安徽的农户占43.9％，来自苏北的农户占27.3％，来自河南、河北等地的农户占6.1％（注：姚传元：《南京城内农家之分析研究》（上），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新报》第11年第29期，1934年10月11日出版，第581页。）。

    20世纪20年代末对江宁县调查时，调查者张心一惊讶地发现有大量河南籍移民在该地定居。他写道：“至于〔江宁〕各区社会情形之最堪注意者，莫若客民繁多之现象。考此种客民大部移自河南，有居住五十年以上者，有居住二三十年者，甚至有与河南故土仍通声气者。”（注：张心一：《江宁县农业的调查》，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统计月报》第1卷第4期，1929年6月出版，第72页。 ）这与何炳棣的研究非常吻合。19世纪后期，仅河南光山一县就派出超过100 万移民到苏南和浙北等地区。除了南京城有7／10的人口是来自安徽和湖北外， 整个江苏西南部实际上是河南的农业殖民地，那里的耕作方法、社会习俗和妇女衣着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注：Ping-ti Ho, 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1368-1953, P.155.）。

    在当时的江苏省会镇江，“每年冬天总有大批由苏北和山东省的穷人，前来寻求工作，但是到了春天，他们就回去耕作。这种人每年有四千至五千人。”（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卷，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39页。）如前所述，在江苏和浙江的离村农民中，占第一位的为进城作工或谋生。而占据第二位的即是到别村务农或迁居别村，从事该项工作的农民分别占江、浙离村农民总数的19.8％和26.6％（注：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卷，第893页。）。

    在工业化进程中，英、美等国都出现过落后农业区的农民在现代化城市中从事低档工作的现象，江南也是如此。除了耕作外，江南地区其他技术程度不高、当地人不愿干的体力工作，多由苏北等地的移民来承担。“江北地区后来成为上海、南京工业和城市各种企业非熟练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注：Yuji Muramatsu, A Documentary Study of Chinese Landlordism in the Late Ch‘ing and the Early Republican Kiangn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29, No.3 (1966), P.581.）从安徽、苏北等地迁来南京的农民， 大多先给本地人做帮工及其他粗活，待有了积蓄以后，再从田主手中租几亩土地来耕种，但这些土地数量一般不是很大，通常都在10亩以下（注：姚传元：《南京城内农家之分析研究》（上），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农林新报》第11年第29期，1934年10月11日出版，第580页。）。

    在上海的移民也基本如此。据20世纪20年代的调查，“通崇海客民，因当地乡民，抛弃了向来的农业去做工了，那客民容易觅得闲空的田地来耕种。稍稍获利以后，就携了妻子和亲族中有冒险性、进取心的少年男女，陆续来沪。起先不过种田为业，后来和当地人熟悉了，就得其援助，到厂中去工作了。”（注：李次山：《上海劳动状况》，《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

    同样在上海等地工作，江南人很容易获得提升。如同是面粉厂女工，许多江南女性最终会成为工头、秘书和簿记员，“苏北女性的提升则是令人无法想象的事”（注：Emily Honig, Creating Chinese Ethnicity: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1850-1980, P.64.）。男工的区别更明显，上海福新第一和第七面粉厂中，技术程度较高的粉间工作大都由宁波人承担，而下麦、外场等技术程度较低，对体力要求较高的工作则由苏北等地的工人来承担（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39页。）。 卷烟工业中，大部分工人来自浙江，少量的苏北人只能从事那些非技术性劳动（注：Emily Honig, Native-Place Hierarchy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Case of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P.281.）。上海邮局中的苦力，“他们大半是江北人，能刻苦耐劳，节衣缩食的渡〔度〕过生活。”（注：朱邦兴等：《上海产业与上海职工》，第413页。）在上海的招商局码头和太古码头上，“江北人要占80.0％，……新关码头的工人，江北人要占50.0％，青口人占30.0％，其余各地人均有，码头上通用的方言，以江北话为主，上海话为次。”（注：陈达：《我国抗日战争时期市镇工人生活》，中国劳动出版社1993年版，第375页。）

    20世纪30年代，浙江北部建德、桐庐一带农村地区像砍柴、烧炭、挑运等既艰苦又危险的工作，“能够经营其他生计的本地人是万万不愿做的，因此所有的烧炭工人，都远自青田，缙云等人口稠密的地方跑来”（注：乔坻：《浙江建桐一带的烧炭工人》，《东方杂志》（上海）第33卷第2号，1936年1月16日发行，第108页。）。在南京，江北、 安徽等地外来工人约占全市工人总数的35％，这些人主要从事技术程度不高的铁路、旅馆、航米船、浴室业等工作（注：李政：《南京市工人生活的一斑》，南京特别市政府社会调查处编：《南京社会特刊》（未署期号），1931年1月出版，第100页。）。

    据对江南人力车夫籍贯的抽样调查，苏北人均占了绝大多数。上海304名人力车夫中，苏北人占总数的95.7％， 而江南人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数尚不到1 ％（注：上海社会局：《上海市人力车夫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书》，上海市社会局：《社会半月刊》第1卷第1号，1934年9月10 日出版，第105页。）。在江南其他地区，情形与上海大致相似。镇江110名人力车夫中，苏北人占总数的84.5％，而镇江本地人从事这项职业的人数仅占总数的4.5％（注：赵宏弼：《镇江人力车夫的生活之调查》，《江苏研究》（镇江）第1卷第1期，1935年5月1日出版，无统一页码。）。时人写道：“上海、武汉、南京、天津、广州各大城市之人口一天天的增多，其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农民离村他适之结果。然而在民族工业枯萎的境况下，原来的工人，已经一批一批的被抛弃于十字街头，离村的农民，自然不容易找到工作的，结局只有拉黄包车充当牛马。”（注：许涤新：《农村破产中底农民生计问题》，《东方杂志》（上海）第32卷第1号，1935年1月1日发行，第（农）52页。）以至于有人说：“任何其他职业都没有拉黄包车与在上海劳动力市场中的苏北人联系密切，并被视为苏北人身份的标志。”（注：Emily Honig, Native-Place Hierarchy and Labor Market Segmentation: The Caseof Subei People in Shanghai, Thomas G. Rawski and Lillian M. Li (ed.), Chinese History in Economic Perspective, P.275.）对于有些苏北人而言，拉人力车与作农业短工是经常互换的。冬季农闲季节，他们到城市中拉人力车；夏季农忙季节，江南农业劳动的报酬增高、雇主又提供饭食，他们则到农村从事农业劳动（注：Jean Chesneaux (trans. By H. M. Wright),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8,PP.50-51.）。

    苏北农民大量涌入江南地区从事农业和其他体力工作，主要是因为他们移入地区的工资要远远高于其移出地区的工资。通常情况下，农民在苏南做雇工可获得高于苏北2—3倍的工资，并可享受苏北等地难以得到的其他物质条件（注：据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第49页、80页、114页、169页、186页、189页的数据，我们把苏南长工的年工资定为7—12担米，1927—1931年苏南米价为每石8.60元（David Faure, The Rural Economy of Pre-Liberation China: Trade Expansion and Peasant Livelihood in Jiangsu and Guangdong, 1870-1937, Oxfor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P149），可知以1930年代前期币值计算， 苏南雇工的年工资为60—103元。

    在苏北等地，工资要低得多，如在涟水，1935—1936年，雇主一般划出农民所帮其耕种的田地亩数的2／10给农民耕种，作为其伙食费， 另外每年再给农民工资30元（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 辑，775页）。而在河南省，长工的年工资仅为10—20元， 只有在靠近城区的少数地方，年工资最高可达40元（参见西超：《河南农村的雇佣劳动》，《东方杂志》（上海）第31卷第18号，1934年9月16日发行， 第69—70页）。）。在工业化过程中，人们从生活条件和生活设施较差的地方流入到建筑、供水、交通等条件较好的地方实为共性（注：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May, 1954, P.148.）。

三

    随着内地工业的发展，江南地区的劳动力又大量从上海这个中心市场向外地回流。不过，与外地流入江南的劳动力不同，从上海回流到江南其他地区及江南流入内地的劳动力，受过教育的智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移动的现象非常明显（注：Ta Chen,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 P.58.）。 陈达教授研究国内移民时指出：“下述社会阶层尤其值得注意：企业管理人员、工厂经理、医生、工程师、教育家、其他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他们中相当数量的人还处于盛年时期，他们的智力成就和职业经验已经使得他们在不同的职业中作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注：Ta Chen, Population in Modern China,PP.58-59.）

    智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在江南地区相互流动以及从江南流入外地，其原因有下述3点：

    第一，上海作为中国现代工业的发祥地、现代工业最发达的城市，这里的劳动力最先接触到了现代工厂的技术设备和操作知识。

    19世纪50年代，英商在上海设立船厂，通过广州英人的关系，招揽一批机器工人进入船厂工作，这些人成为上海外资船厂中第一批机器工人（注：本书编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第51页。）。随着中外现代工厂的陆续创办，从事技术工作的工人越来越多。尽管最初他们对新式设备和操作未必精通，但由于长期受外籍技术人员的熏染，多已粗略地掌握了一定的技能，为内地工业所紧缺。苏北南通大生纱厂的创始人张謇写道：“我国之有纺织业也，缘欧人之设厂于上海始。欧人之始设厂，辄募我十数不识字之工人，供其指挥；久之此十数工人者，不能明其所以然，而粗知其所受指挥之当然。由是我之继营纺织厂，即募是十数工人者为耳目，而为之监视其工作者，……强半从是十数工人而窃其绪余。”（注：张謇：《南通纺织专门学校旨趣书》，《张謇全集》第4卷，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30页。）1905年，张謇建设南通工程项目时，同样从宁波招收了大量的技术工人（注：Jean Chesneaux (trans. By H. M. Wright),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53.）。

    随着上海劳动力市场的成熟，智力劳动者的素质越来越高，他们向江南其他地区及内地的大量回流，有效地把上海地区先进的技术知识扩散出去。如在上海求新机器厂资助下，赴美留学6年之久的穆藕初， 回国后，不但在上海创办厚生、德大两家现代化纱厂，而且在河南创办了豫丰纱厂，成为该厂的管理者。常州厚生机器厂的创办则完全得益于上海的智力劳动者，该厂工部领班蔡世生、翻砂部领班周梅卿、木模部领班邬某，即是上海求新厂中原技工或原领班（注：本书编写组：《上海民族机器工业》（上），第227页。）。1924年， 在上海外商纱厂工作或实习过的楼秋泉、余钟祥，到无锡申新三厂出任技术员，从事管理和技术改革工作，他们从运转到保全，从行政到技术，进行多方面的改革，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各车间的面貌焕然一新；1925年在前上海大中华纱厂技师汪孚礼的主持下，无锡申新三厂又建立了“科学管理”的制度（注：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荣家企业史料》上册，第158—159页。）。另一名与汪孚礼齐名的纺织专家朱仙舫，原在上海恒丰纱厂和申新二厂工作，后被常州的大成纱厂聘为总工程师。无锡薛家永泰丝厂早期最出色的管理人员则是来自上海日商丝厂的徐锦荣。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第二，江南地区许多企业较早地采用了现代的管理制度，培养出了一大批堪当重任的技术力量。

    学者们一般认为，随着工业企业的发展，技术工人的大量缺乏，会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果资本家的资本允许其进一步的发展，他们很快就会投资训练更多的技术工人（注：W. A Lewis,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 The　Manchester School of Economic and Social Studies, May, 1954, P.145.）。江南地区资本家的作为很符合这一论述。

    缫丝业方面，仅薛寿萱经营的无锡永泰丝厂就举办8期练习班， 这些学员报酬较低，但具有新式的管理知识，“当他们成为正式职员后，同行之间也就产生了竞争。”（注：高景岳、严学熙：《近代无锡蚕丝业资料选辑》，江苏人民出版社等1987年版，第334页。 ）棉纺业方面，无锡庆丰纱厂管理者唐星海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管理专业，为了培养人才，开办了无锡庆丰纺织人员养成所，自任所长和教师，还聘请了许多知名专家任教，学员全部通过考试选拔。当时外界公认：“凡是能在庆丰纺织印染厂吃得了苦而做好工作的人，那么到其他厂去，都能干得好！”（注：唐齐千：《唐星海传略》，《无锡文史资料》第39辑，第35页。）在荣家等企业中，更不乏这类高素质的技术员工。由于苏北及内地大量缺乏智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这些高素质、低报酬的技术人员不可能长期留在江南某一个厂中，必然会向江南外围地区扩散。据荣家企业的一位管理者回忆：“申新技工跳到别厂去做工程师，申新从不阻拦，我曾到外地去，碰到很多人是申新的技工跳出去当工程师。”（注：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企业史资料研究中心：《申新史料座谈会综合整理》，1959年6月21日，第4页。）

    江南地区还有不少企业，有意识地为内地工厂培训工人，人为地促动熟练劳动力向内地流动。1920年，上海厚生纱厂招工时，厂主穆藕初因一位湖南籍管理人员的请求，特意在湖南招收50名女工，以便将来湖南创办纱厂时，这些人回去后能成为技术骨干（注：穆藕初：《答复讨论厚生纱厂招募湖南女工问题诸君书》，《新青年》第7卷第6号，1920年5月1日出版。无统一页码。）。武汉震寰纱厂在刘国钧租办时期，来自常州大成纱厂的管理和技术人员占该厂职员的90％，经理刘靖基、厂长刘丕基、纺部主任张一飞、织部主任邹汉振、业务主任金纬镛、事物主任唐瑞生、人事主任蔡牖声皆来自常州大成纱厂。此外，刘国钧在震寰纱厂整修机器期间，在武汉招收50名女工到常州大成纱厂，专门安排大成纱厂熟练女工一个带一个进行指导，震寰开车后，常州大成纱厂的70多名熟练工人连同武汉工人50名，共计120多人，全被派到武汉震寰纱厂工作（注：高进勇主编：《常州国棉一厂志》，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8页。）。

    第三，江南地区许多企业创办了职业学校、甚至大学，其毕业生不断地向内地扩散。

    仅在无锡地区，荣氏兄弟创办的公益工商中学、豁然洞读书处、江南大学等各类学校就有10余所。除了实业巨擘们创办的学校外，江南地区一般的工商业资本家也非常注重创办学校。据钱穆所述：“凡属无锡人，在上海设厂，经营获利，必在其本乡设立一私立学校，以助地方教育之发展”（注：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岳麓书社1986年版，第231页。）。据统计，1937—1949年， 仅工商业资本家在无锡乡（镇）村创办的中级学校就达11所（注：无锡市档案馆藏苏南行署档案：《本府关于本市公私中等学校概况调查》，全宗号B2，目录号2， 顺序号13。）。

    另据1950年统计，苏南发达地区“差不多每个行政村都有1 所小学”（注：中共苏南区委农村工作委员会：《苏南土地改革文献》，1952年内刊本，第475页。）。江南工业资本家还热心其他文化教育事业，如1916年荣德生在无锡开原乡荣巷创办大公图书馆，藏书56613册；1922年薛明剑在无锡惠山创办蚕业图书馆，藏书5400册（注：《全县公私立图书馆一览表》，无锡教育局编：《无锡教育》第215期，1932年12月12日。无统一页码。）。江南工业资本家创办学校、图书馆等文化教育设施，推动了文化教育的发展，使江南文化教育水平远远高于同时代中国其他地区，为江南地区培养了大批智力劳动者，并大量向内地扩散，源源不断地为内地劳动力市场提供高素质的劳动力。20世纪20年代在崇明大通纱厂等企业主持技术工作的邹春座，在武汉裕大华纺织集团从事管理和技术工作的厉无咎，皆为荣氏公益工商中学毕业生。

    尤为重要的是，上海、南京、杭州等地由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创办的高等学府，密度相对较大，十分有利于江南地区人才的培养。

    上海流入江南其他地区以及江南流入外地的智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数量皆极为巨大。内地每一个重要企业的创办，都离不开江南的智力劳动者和技术工人。1920年代，湖南矿业、湖北汉阳钢厂和山东煤矿中有大量的宁波机械工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天津棉纺厂开办时，从上海招收了许多技术工人（注：Jean Chesneaux (trans. By H. M. Wright), The Chinese Labor Movement 1919-1927, P.53.）。我们现仅利用1936年编印的《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通信》，对上海流入江南其他地区、江南流入外地、江南不同地区之间相互流动的工程师作挂一漏万的统计，以此管窥江南地区智力劳动者的流动情形（见表4）。

    表4　上海流入江南其他地区、江南流入外地、 江南不同地区之间相互流动的工程师一览（略）

     说明：本表中“江南其他地区”系指上海以外的江南地区。

     资料来源：中国工程师学会编：《中国工程师学会会员通信》， 1936年1月编印。表中“页码”栏中的阿拉伯数字即系该书页码。

    表4所列的工程师为当时中国最尖端的技术人才， 所以他们多供职于政府部门或国营企业，但从中我们仍可看出上海流出的工程师以流入江南其他地区为主。江南流入外地的工程师以来自南京、苏州为多，无锡、上海次之。至于一般技术人员的流动规模，远较工程师的流动规模为大，这里不再赘述。实际上，即使那些供职于江南国营企业或政府部门的工程师们，在抗日战争时期，多迁移到四川、云南、甘肃等地，致力于内地经济的发展。

    智力劳动者从上海向江南其他地区以及由江南向外地的流动，带有明显的技术传播趋势。通过这些智力劳动者的不断流动，把上海乃至江南地区的技术优势逐步扩散到全国，有利于促进全国其他地区经济与江南地区共同发展。

结论

    中国现代工业发轫后，江南成为国内工业最发达的地区，城市劳动力市场越来越大。上海、无锡、常州等地发展成繁荣的工业中心，这些工业中心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形成多层次的劳动力市场，吸引江南本地农村人口急剧向这些城市移动，造成大量人口离开土地成为工业工人。由于工业工人的收入远远高于农业劳动者的收入，江南地区许多本地人不愿种田，而是长年在城市做工。江南地区工人受教育程度高、多长期从事手工业劳动，各项素质远远高于其它地区的劳动力；再加上江南地区丰富的同乡关系和雄厚的经济积累，江南地区的工人很容易寻找到具有一定技术成份的工作或管理工作。

    江南城市中的体力工作及农村中的许多农业工作，吸引了大批苏北等地的劳动力。由于缺乏教育、缺乏丰富的同乡关系和经济积累，加上劳动力市场的封闭，绝大多数苏北人在江南地区从事报酬少、需要重体力或是比较肮脏的低档工作。

    随着苏北及内地其他地区的开发，以上海为中心的智力劳动者又大量向外围层层扩散，成为苏北及内地的技术骨干，对内地经济的发展，贡献尤大。

    （附记：拙文承汪敬虞先生指导，并获南京大学人才引进基金资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