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吉奎

　　近代买办产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但在广州一口通商时期，买办即已有之， 其职能且在中国官方文书中得到确认。（注：清嘉庆十四年（1809年）五月，订外洋商人贸易章程，规定：嗣后“夷商买办，选择殷实之人，始准承充”。按粤督百龄等原议是：“嗣后夷商买办，应令澳门同知就近选择土著殷实之人，取具族长保邻切具，始准承充，给与腰牌印照”，由地方官吏“就近稽查”。（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1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4页））

　　对于近代买办的历史地位，极而言之者，列买办、通事、娼妓、流氓为一类，属社会败类，最卑鄙无耻之徒。章太炎论“革命之道德”，按社会职业分道德人品高下，将洋行之“雇译”归入末位（第16位），贬之为“白人之外嬖”。（注：所引陆康《买办》及章太炎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0页。）有的学者明确指出，它是“侵略扩张的产物”；有的学者认为，它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里替外国资本家在中国进行经济侵略活动的代理人。当然，也有人称它是“中国与西方的桥梁”；（注：郝延平的一本英文著作（有1988年李荣昌等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中译本）即取名《19世纪中国买办：东西间桥梁》。）或者认为买办是一种通商口岸制度，是土洋混合的经济、商业体制，是西洋文明一切实际方面的灵巧而富有希望的学士。（注：〔美〕罗兹·墨菲著《上海——现代中国的钥匙》，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注。）有的学者在指出买办附股外国企业，买办资本代表反动的生产关系的同时，认为买办由附股外国企业转向自办企业，“这是中国民族资本产生的一种形式，它代表着进步的生产关系，至少在中国资本主义新式企业发生时期是这样”。（注：汪敬虞著：《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 ）还有学者指陈：买办的活动，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买办积累的资本，投资近代工矿业和商业，逐步转化为民族资本，起了抵制洋商和‘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亦有历史进步的意义”。（注：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55页。 ）更有学者指出：“买办投资创办民族资本企业转化为民族资本家，扩大了中国资产阶级的来源。应该说这是历史的进步”。（注：朱英著：《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概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凡此均说明，实事求是地评价近代买办的产生、发展及其作用与历史地位，是必要而且可能的。

　　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在上海。近代买办的活动中心也在上海，并由此伸展到全国各地。由于地缘关系，近代买办又分成许多帮，其中，广帮是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大帮，并且曾经是居首要的大帮。

　　广帮主要由原先生活在广州、肇庆两府，包括珠江三角洲地区的商人所构成。广帮商人中的买办，即本文所要讨论的近代买办群体中的广帮，是如何由广东区域性的商人，而成为买办中的主流的呢？这与鸦片战争以后由一口通商改为五口通商的状况有直接的关系。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广州口岸的衰落和上海口岸的迅速崛起都是不可遏止的。长江中下游，特别是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省份；是中国财赋之区，是中国出口大宗生丝、茶叶主要的生产地，外商的贸易，尤其是鸦片贸易，也比广州口岸具有更可观的前景。所有对西方国家的进口业务，均与外国洋行有关，而洋商所依赖的，起初便只有随洋行北上的广东各帮买办，其中又以广帮买办为主。他们既是为外人服务的洋行买办，有的买办随着资本增加也开展自己的业务。他们的活动，除了进出口贸易之外，还参与航运、钱庄、电讯、矿业、典当、保险业、铁路、纺织业等各种行业的创办与运作。由于各种原因，广帮买办又以香山人为多，故香山被称为“买办的故乡”。香山不仅涌现了大批买办，而且他们中的一些人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角色。例如，唐廷枢（景星）、徐润、郑观应等几个家族、吴健彰、林钦、容闳、叶廷眷（顾之）等人，他们以上海为基地进行活动，业务活动涉及南北各省及长江内地。在天津，怡和洋行的正副买办梁彦青、陈祝龄，太古洋行买办郑翼之，仁记洋行买办陈子珍，华俄道胜银行买办罗道生，德华银行买办严兆祯，都是广东香山人。据金钺《天津政俗沿革记》卷七《货殖》所载，在60年代初，仅广帮商人来天津的就有五千人之多，“环货日至，阗城溢郭，旁输百厘，诸贾人往往僦屋居积”。在汉口某俄国洋行任买办的容开（星桥），更是一位著名人物。据载，迄上世纪70年代，上海洋行买办仍是“半皆粤人为之”，（注：王韬著：《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到20世纪，宁波籍买办在沪的势力，才超过粤籍买办。可见，粤籍买办，尤其是广帮买办，是值得注意的近代买办群体之一部分。本文拟对此作若干探讨。

　　首先，广帮买办相互提携，异地生根。澳门、香港为珠江三角洲之一隅，近代以来，为中西文化交汇之区，粤人得风气之先，与此二地固有关系密切。做买办必须通晓英语。香山人之较早产生一批买办，是因为香山与澳门密迩，学习外语具有利条件，如唐廷枢、容闳均曾在马理逊学堂读书。买办起初职位并不高。根据1832年瑞典人龙思泰所著《早期澳门史》记述：“一个人要在广州筹办一家商行，必须先找一名买办。买办就是得到特别许可执照，充当仆役头目的人。他对商行的内务有总的监督权，按雇主的愿望介绍其他仆人，购买食物及日用品，等等”。（注：〔瑞典〕龙思泰著、吴义雄等译、章文钦校注：《早期澳门史》，东方出版社1997年版，第317－318页。）战前的买办虽然事实上是洋行的总管、帐房和银库保管员、大班的机要秘书，但他们被禁止从事进出口贸易。而且，其活动范围仅限于广州一地。鸦片战争以后，五口通商，英国人可在各口岸交易，特别是1844年《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又规定美商“其雇觅跟随、买办及延请通事、书手，……均属事所必须，例所不禁，各听其便”，“中国地方官勿庸经理”。（注：梁为楫等编：《中国近代不平等条约选编与介绍》，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公行制度既已废除，地方官又不再管理，外商便可自由选择代理人了。由于通商初期的实际情况，洋行进出口贸易必须华商居间，这批华商作为洋行代理人，也成为近代买办。这样，近代买办的职能，便由总部总管延伸，参与洋行的业务经理，包括推销、收购商品、签订合同、报关、纳税、运输等活动。买办在一定程度上还受到条约的保护。买办沟通洋人，交通官府，又与市场有广泛接触，这些人作为一个新兴的群体，其社会作用愈来愈显得重要。

　　早期买办，“多系旧日洋商行店（按指“十三行”）中散出之人，本与该夷素相熟悉”。（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七九，总三一五五页。）广帮买办随洋商转移到上海，最早为19世纪40年代。几个著名洋行，都在上海设立分行，如怡和洋行在上海设立分行，伍浩官即前往开辟，阿三（Asam）、阿陶（Atow）、阿福（William Affo）等也是在1845－1851年间先后到上海充任买办的。（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附录三， 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附录四，第290页。）旗昌洋行到上海设立分行，最初从广东带去三名买办，其重要股东唐廷枢、唐茂枝、徐润等均为粤人。宝顺洋行由徐钰亭任上海分行首任买办，其弟徐荣村、侄徐润继充该分行买办。该行在香港、天津、九江、汉口等处的分行，1861年任买办者俱系粤人。（注：郝延平：《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附录三，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9页；附录四，第290页。）另外，上海美商贝德福（Badford & Co）和莱特（Wright & Co ）洋行雇用的买办乃至厨司等华籍职员全系广东籍贯之人。（注：马士：《太平天国时代》，转引自黄逸平《近代中国经济变迁》第138页。 ）在乡谊与利益驱使下，致使介绍同乡担任买办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林钦在1863年辞去怡和洋买办时，举荐唐廷枢接任。唐的兄弟唐瑞枝、唐国泰，均是著名的买办。唐廷枢在1872年离开怡和，任招商局总办时，则由其兄唐茂枝接替其在洋行中的职位，且为其权益的代表。郑观应进招商局时，也保荐同乡杨桂轩任太吉洋行总买办。杨梅南任太古洋行买办，则是徐润在经济上作部分担保的。稍后，1919年郑伯昭为推销英美烟公司而开设的永泰和烟行，总、分行200 余职员，直接由香山乡下招来，非亲属即为同乡。粤籍买办雇用同乡作雇员，使各通商口岸粤籍人数众多。他们不但称职，收入也丰厚。粤籍买办更多的是活动在上海。广帮买办在上海的发展，随之引来了大批粤人，到清末，旅沪粤商达17－18万人，上海曾一度被称为“小广东”。（注：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1879年9月5 日《申报》记述： “广帮为生意中第一大帮，在沪上尤首屈一指。居沪之人亦推广帮为多，生意之本惟广帮为富”。（注：朱英：《商业革命中的文化变迁——近代上海商人与“海派”文化》，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3－14页。）随着广帮势力的发展壮大，广帮的同乡会——广肇公所也于1872年成立。除了成立广肇公所之外，还购地设立了厝柩的广肇山庄，读书的多所义务小学、中学及广肇医院。（注：有关广肇公所、广肇山庄及其所属学校、医院的变迁，可参见薛理勇著《上海滩地名掌故》的相关条目（同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肇公所是上海具有巨大影响和相当实力的工商团体。与之相适应，是做宣传工作。“半系粤人”任执事的轮船招商局成立后，1873年，经唐廷枢、郑观应、叶廷眷、容闳等人策划，粤商集股一万两，创办了华东地区第一份由中国人控制的日报——《汇报》，与英商控制的《申报》相驳难，为发展民族经济作积极宣传。（注：例如《汇报》 1874年7月14日《论丝茶宜出洋自卖》中写到，“各国皆有轮船公司，在华人亦应会合公司，专造轮船运货出进，自取其利，无庸附搭他国也”。汪敬虞先生认为，这个论点反映了唐廷枢当时的要求。）《汇报》的创办得到署理上海知县叶廷眷的支持，唐廷枢助成之，郑观应为之起草章程与办报宗旨，由容闳负责，经理是邝容阶，它可以说是广帮的宣传喉舌。章程中规定，“本局专以翻刻中外新闻，逐日传报，以期改良社会之习惯，周悉外人之风尚，考较商业之良窳，增进国民之智慧，尤要协力同心，公正办理，以图生意畅旺”。（注：《创办上海汇报章程并序》，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74－1175页。）这份报纸一年之后在与《申报》竞争中失败、停刊，不过它的民族资产阶级倾向的政经诉求，是应当予以适当评价的。

　　广帮商人之所以能在上海办成一些公共事业，与广帮买办起倡议与核心作用是分不开的。其中，又与唐、徐、郑等买办家族所起作用尤其有关，而这几个家族关系异常密切。夏东元教授清理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指出：“郑观应的家族和他的亲朋中当买办的人就不少。他的叔父郑廷江（秀山）是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他的亲戚曾寄圃是上海宝顺洋行高级买办。他家和有名望的买办唐廷枢（景星）也是姻亲，而与买办商人家庭出身、十五岁（1852年）就到上海宝顺行学艺的徐润（雨之），是‘两代相交近百年’的世交。而郑观应的同宗哥哥郑济东，已与徐润同在宝顺学艺了”。（注：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页、第284页注1。）中国人历来重乡谊， 乡谊中加上姻亲关系，在异地图谋生存发展，条件便更为有利了。上述例子是广帮买办关系网的典型事例。乡谊不但存在于经济活动中，即使在政治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其实际作用。广东香山人、上海广东天地会首领刘丽川，在1853年上海小刀会起义中是重新组织的小刀会的领袖。他从40年代起定居上海，因为能说英语，曾充上海商行的经纪人和丝茶糖业栈伙，并通过行医等活动在上海扩大天地会的影响。小刀会起义后，逮捕了宝顺洋行买办出身、捐官而任上海道台的吴健彰。但不到一星期，吴便在美国人帮助下逃出了县城。（注：唐振常主编：《上海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59页。）根据另一种记载， 是刘丽川碍于同乡人情面以及广东人对他的感情而不敢杀他，同时又怕小刀会的另一帮派——福建帮会对他下手，于是暗中将吴健彰“放”了出去。（注：《上海滩地名掌故》，第31页。）广帮中的人际关系，事实上形成了网络，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一种凝聚力。

　　其次，是广帮买办的角色转换，由商入官，亦商亦官。

　　近代以来，买办虽已“于士农工商之外，别成一业”，不过他们在长时间内仍然“耻言身份”。为何如此？盖“向者中国士大夫视洋行买办，不过为洋商之奴隶，唯知奔走奉命，攘同胞之利益。以孝敬其主人，…鄙夷不屑道”。（注：所引陆康《买办》及章太炎文，见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59－760页。）宝顺洋行买办曾寄圃要容闳去日本长崎任买办，他婉拒不就：“买办之俸虽优，然操业近卑鄙。予固美国领袖学校之毕业生，故予极重视母校，尊之敬之，不敢使予之所为于母校之名誉少有辱没。以买办之身份，不过洋行中奴隶之首领耳。以予而为洋行中奴隶之首领，则使予之母校及诸同学闻之，对予将生如何之感情耶？”他拒绝了做买办去日本任职，但“代表公司以收买丝茶”，结果从浙江到江西、湖北、安徽、江苏等处产茶区调查及收购茶叶。（注：容闳：《西学东渐记》，刊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79-80页。）他不愿居买办之名，却行买办之实，原因正是买办地位、名声之不佳。尽管如此，好利之徒，仍趋之若鹜，因为从事这一职业，有政治、经济利益可图。就经济上而言，业此者“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注：王韬著：《瀛壖杂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页。 ）广帮货殖华洋，从行商制度中吸取了经验，建立了联系网络，又有新式经营的知识与技能。他们不但为洋商所倚赖、信任，官府方面，也往往借重他们。买办与一般商人同样进行资本积累，用在工商发展方面。他们充任买办，逐渐以附股形式加入洋行经营，逐渐转为合营，最后脱离，自行经营，成为民族资本企业。曾任宝顺洋行买办的徐润，活动范围很大，先后创设绍祥字号、润立生茶号、宝源丝茶土号，做丝茶鸦片生意。其叔父徐荣村还是所谓“苏州制度”的创造者，即为宝顺洋行以鸦片易生丝的经营方式进行贸易。徐润还开设立顺兴、川汉各字号，从事烟叶、白蜡、黄白麻、桐油的经营。徐润在1862－1868年间任买办，所收佣金约80万两。到1883年，其资产已达500万两， 其自营收入已占绝大部分。怡和洋行买办林钦“为了将全部时间用于个人生意，辞去了买办的职务”。很明显，从事个人生意，已经可以“赚取远远超过工资和佣金的商业利润”了。（注：黄逸平著：《近代中国经济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49页。）家资殷实的买办自然不会满足于现状， 于是出现“久贾而官”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不仅捐官取得官价与官职，而且担任了重要的实职，拥有政治上的地位，并在政治上有所表现。报捐功名而获得官衔的买办，由于政治地位的提高，有利于从事经济活动，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是唐廷枢。唐在进入招商局之前已捐得同知，随着他在办理洋务企业方面的成绩，升为道台。李鸿章甚至保举他“才堪备各国使臣”之任。唐氏本人虽辞去买办之职，但他与洋行关系并未切断，唐氏家族依然是广帮买办群体中的龙头。

　　在由商入官方面，徐润、郑观应与唐廷枢情况相同。他们追随李鸿章从事洋务活动都有明显的成绩，而本人及其家族也仍然是买办群体中有重大影响力的角色。我们还看到，吴健彰到上海之后，捐资获道员衔，分发浙江差用。在外国人支持下，当上苏淞太道兼江海关监督。他任职期间，仍“与夷人伙开旗昌行”。叶廷眷两次署理上海知县。获同知衔的容闳曾任洋行代理人，他被曾国藩派往美国，为江南制造总局购买机器，旋以驻美副使兼留学生监督身份任职数年，后来还应郑观应之求，代觅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洋员技师。

　　就总体而言，买办捐官的未必占多数，不过，这批人的官商兼具的身份，在买办中产生的影响和所起的作用是难于估量的。包括具有官方色彩的买办（买办官僚）在内的广帮买办，是中国资产阶级来源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

　　第三，图谋发展，成为国家近代化的积极参与者。

　　广帮买办在国家近代化进程中，是一种积极因素，他们扮演了非自觉的积极参与者的角色。毫无疑问，从事鸦片贸易，曾经是广帮买办勾结洋商进行走私、贸易的罪恶行径；买办们分洋商之利，也是事实。但如果人们从近代历史总的趋向来观察，买办群体尤其是广帮买办，功过是分明的。

　　广帮买办在洋务运动（自强运动）中起了重要作用。在洋务民用企业四大类，即轮船运输业、电信电报业、矿业及纺织业中，均积极投入。至于铁路兴建、金融、银行筹建、机器制造、码头修筑、土地垦殖、保险业、盐务、煤气生产、印刷业及进出口业等新式行业的创建或发展方面，亦都作出了骄人的成绩。他们在建立一种新的商业制度方面，明显起了积极作用。广帮买办还帮助政府购买舰只，培养技术人才。他们帮助洋人开办英华书馆、格致书院，虽然也培养了一些买办，但是也传播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一批新式人才。

　　洋务运动从19世纪60年代开展以来，逐步得到发展，到70年代，随着内外形势的变化，已从求强转变为求富，从制内转变为御外。在洋务派组成方面，显著的一点是增加了新的成份，包括一批具有发展民族工商业能力的商人、买办及具有洋务才干的官吏和知识分子等。买办出身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人，成为洋务运动中的佼佼者。他们参与创办或经营大部分洋务企业。特别是郑应观，论者或称之为“买办学者”，是早期维新派的重要论家。他写的《救时揭要》、《易言》、《盛世危言》等著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纲领。他初则学商战于外人，继则与外人商战，欲挽利权以塞漏厄。他的商战思想，就是发展民族经济、在经济方面与外国资本主义斗争的主张。他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理论，同时还提出一系列改革方案。他将民主、科学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指出体用须得一致，国家方能富强。将学习西方科技与学习西方民主议政制度结合起来建设近代国家，郑观应的言论实已远远超出洋务派思想家们自强、御侮的变革要求，成为近代维新运动思想家的杰出代表人物。众所周知，郑观应不仅有其改革理论，本身也积极参加洋务活动，在许多方面，他是唐廷枢、徐润等广帮买办的积极合作者；他还得到李鸿章、彭玉麟、左宗棠、张之洞等地方大吏的重视与任用，与盛宣怀、唐廷枢等人长期从事洋务企业的经营。凡此，从制器层次来说，无疑是中国近代化的先驱。至于唐廷枢，在1892年他去世后，郑观应致函盛宣怀说：“盖此公一生精力销磨于商务洋务之中，数十年来备尝艰苦，凡事不因仇怨，顾全大局，力图整顿，洵为吾粤中办洋务之特出者。弟与之谊属至亲，诸多叨爱，相依最久，亦相知最深。”（注：夏东元著：《郑观应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84页注1。）这些评论，大体上是可信的。对于唐廷枢所进行的活动，西方人也有自己的看法。早在1878年6月，上海《远东月报》即称，唐氏“破除旧时之锢习，采用新法，集国人之资，用众人之功”，“又得国人之信任，所见之明无可及也。伊为中国未经创见最大方略之领袖”。（注：《徐愚斋自叙年谱》，《洋务运动》（八），近代史资料丛刊，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149页。）他去世后，《北华捷报》认为“他的死， 对外国人和中国人一样，都是一个持久的损失”，“要找一个人来填补他的位置，那是困难的”。（注：《北华捷报》1892年10月14日，第562页。）

　　郑观应等人也为广东做过一些好事，如为广州、佛山等地修筑码头，以开拓航运；架设粤沪电线，郑氏曾任粤汉铁路公司总办。只是受王客观环境所限，未能有更大作为。另外，穗、港地区的买办，与沪、津、汉口等的广帮有密切的关系，他们与外地的广帮商人一样，关怀桑梓，在广东近代建设事业中，也有过自己的贡献。故在指出粤籍买办为西方商人服务的负面作用的同时，也不能不看到，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确曾起过一些积极作用。

　　第四，广帮买办中的若干人物对中国政治改革乃至革命运动，亦有所贡献。

　　根据容闳记述，他在访问天京时，曾向洪仁玕建言七条，作为治国之道。以后，他曾向当道建议开设银行。他参加了戊戌维新运动和1900年的上海国会活动。晚年在美国，还先后支持康有为、孙中山活动，继续关怀祖国命运。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让自己的孩子返国，参加共和国的建设事业。如前所述，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特别强调发展工商，进行商战；兴办教育，培养人才；开设议院，改良政治。吴广霈的《盛世危言·跋》称之为“针膏肓而起风痺，震痴聋而启昏愦，则此编实医国之灵枢也”。他帮助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有的学者认为《盛世危言》中的《农功》篇，是孙中山的作品。他支持维新运动，尽管他未介入百日维新活动。要而言之，容闳、郑观应都是支持社会变革的人。

　　郑观应等人领导的广肇公所，也为社会变革做过积极贡献。据上海《苏报》1903年4月27日所载，当拒法运动兴起之际，粤商在广肇公所集会讨论拒法事宜。会中有一商董发言称：“公所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此言甫出，即遭与会诸商不满，“群起大哗，痛诋该董事无爱国之心”。诸商并争相演说，谓“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粤，救两粤即救全局”。这种言论，反映出旅沪粤商已具初步的民族主义意识。1905年，社会各界掀起要求废除虐待华工的中国与美国的相关条约的运动，国人自发地进行抵制美货，上海商会率先发出号召，相戒不用美货。广帮商人也在广肇公所集会，进一步提出几项措施：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人，华人受雇于美机构、企业者，自行辞职；所有华人相戒不用美货。他们的爱国行动，与全市、全国的反美浪潮相呼应，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迫使美国政府在对待华工问题上作一些让步。

　　武昌起义以后，各省震动，纷纷独立，脱离清廷统治。上海居南北之冲，上海军政府能否支持下去，尤为革命成败之所系。新政权之存续，关键在经济问题的解决。在这方面，旅沪广帮也尽了自己的一份责任。据载，1911年12月13日午后二时，旅沪广帮在广肇公所召开会议，到者约千数百人，由温宗尧任临时主席，宣布大会主旨，略谓“目今时局危急，我国民之有勇者，固应策马从戎，而有钱者，尤应竭力捐助，俾得购买枪炮，以谋战事之胜利。我旅沪粤商不下十七八万人，苟能人人捐助，不难立集巨款。诸君亦何乐而不为哉？”并议定：“当由各业认定自本月起，凡有家眷及开行号者，如月须开支百元，则以十元助饷。各业伙友及出店仆役人等，概以每月入款捐助十分之一，按月汇送，源源不绝，以捐至军事停罢为止”。（注：《旅沪广帮筹助军费之大会议》，《申报》1911年12月5日第2张之第三版，转引自《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2页。 ）旅沪广帮确实响应号召，用实际行动支持孙中山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据南京临时政府公布的《南京财政部收支报告》，在收入部分， “广帮借款”一项， 内“银1244元，规平421500两”。（注：见拙文《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与政局》，刊《孙中山研究论丛》（第八集），1991年，第176页。 ）这些款项是由广肇会馆、潮州会馆共同筹集的，原定四个月内归还，月息七厘。到1912年12月仍未践约，于是有向孙中山催还之事。（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755－756页。）

　　前面提到的汉口某俄国洋行买办容星桥，是容闳的堂弟。他是兴中会成员，作为孙中山的代表，参与策划汉口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逃往上海，与在上海的容闳一同前往日本。前述容闳晚年居住在美国，1910年曾帮助孙中山，联络美国商人布思等，搞了一个“红龙计划”。（注：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492－493页。）虽然这个计划未能实现，但他支持革命，是十分热情的。他去世之前已得悉民国政府即将成立，欢欣鼓舞，致函孙中山表示祝贺，爱国情殷，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