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善根/杨顺福

　　买办由于其在近代中国历史进程中的特殊地位，引起了中外学者的持久兴趣，有关著述相继问世。但作为近代中国买办重要组成部分的宁波籍买办势力，论者虽偶有提及，却大多语焉不详，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个缺憾。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形成和发展情况及其对近代宁波商帮崛起的影响诸方面进行初步的分析和探讨，不当之处，敬请学界同仁指正。

　　买办是近代中国门户开放后的产物。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用武力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各国竞相在各通商口岸设立洋行，迫不及待地想占领中国这个广阔的市场和原料产地。但事与愿违，由于受到中国人民各种形式的抵制和语言困难、商情隔阂诸因素的影响，他们的活动远非原来想象的那么顺利，中外贸易一时很难打开局面。于是适应外国商人在华经济活动需要的买办应运而生。“买办是在华外国行号的中国经理，在外国行号同中国人的交易中充当中介人。”（注：（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1页。）作为中外贸易的中间媒介，买办首先在外商集中的通商口岸出现并迅速发展起来。随着外国在华经济活动的扩大和深入，这支队伍日益壮大，据不完全统计，在近代中国买办人数前后有数万人之多（注：（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125页。）。他们活跃在近代中国的各个领域，对近代中外关系和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中西通商之初，买办大多来自广东特别是广州及其周围地区。这是因为长期以来广州是实行闭关政策的清王朝唯一向外部世界开放的城市，外国商人集中于广州一地。随着外商活动向广州以外地区的扩展，粤籍买办也相继活跃在各个通商口岸，以至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上海洋行买办仍然是“半皆粤人为之”（注：王韬《瀛壖杂志》第1卷第8页，转引自聂宝璋《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发生》第11页。）。但不久，广东买办的地位遭到了江浙买办的挑战，特别是宁波籍买办成为广东买办的有力竞争者。近代开埠伊始，已有宁波籍买办的活动，到六十年代渐露头角，八十年代以后迅速崛起，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后来居上，势力超过广东买办而进入鼎盛时期。

　　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兴起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

　　首先，近代中国出口商品结构与贸易重心的变化提高了近代宁波商人在对外贸易业中的地位。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前，茶叶在中国出口产品中一直独占鳌头，但此后，由于受印度茶叶的竞争，中国茶叶的出口日渐减少，而生丝迅速超过茶叶成为中国出口的大宗产品。八十年代后，“丝在中国出口贸易中的首要地位一直维持到本世纪二十年代”（注：郑友揆著、程麟荪译《中国的对外贸易和工业发展》第268页。）。从而使擅长生丝贸易的宁波商人崭露头角。同时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迅速取代广州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1846年上海出口贸易额仅占全国的1/7，到1865年就达到55％。上海的崛起使原来在这里一直相当活跃的宁波商人占据了区位优势。

　　其次，近代宁波商人具有的优越条件使外商不得不加以倚重。随着贸易重心的转移，相应地长江流域取代华南地区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贸易基地。而经过明清时期的开拓，宁波商人以同乡关系为纽带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已建立起一定的商业网络。这使正苦于中国没有正常的贸易渠道而无法深入腹地的外商对宁波商人大为青睐。尤为重要的是宁波商人拥有势力雄厚的汇划钱庄。外商利用宁波商人为买办，就可与遍布各大商埠的中国旧式金融机构——钱庄建立密切的关系。这不仅便于他们收购土产和原料，推销洋货，更为日后外资银行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再次，宁波一地开放的商业社会环境为近代宁波籍买办的兴起准备了适宜的社会条件。孙中山先生曾指出：宁波开埠在广东之后，而风气之开通不在粤省之下（注：《杭州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宁波地处海口，唐宋以来一直是我国对外交往和贸易活动频繁的地区，从事海外贸易的宁波商人代有其人。进入近代，宁波成为近代中国首批开放的通商口岸城市，大批洋行、教会等纷纷进入宁波。近代宁波商人又大多活跃在各通商口岸，他们捷足先登，从事对外经济活动，从而与外人多有往来。这不仅为近代宁波人充当买办提供了机会和条件，而且生活在这种环境之中的宁波人，往往有较强的商品观念和外向意识，较少盲目的排外情绪，因而敢于涉足当时为传统社会所鄙视的买办业，从而推动了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兴起。

　　上海是近代中国外国商行和银行最为集中的地方，也是近代宁波商人最为活跃的城市，宁波籍买办也首先在这里兴起。

　　上海开埠伊始，宁波籍买办就出现在上海滩。近代第一个宁波籍买办是穆炳元，他也是上海最早的买办之一。据《上海闲话》记载，穆炳元在鸦片战争的定海战役中被英军所俘，后随英军进入上海。上海开埠后，由于穆炳元会讲英语，又颇得外人之信用，“无论何人接有大宗交易，必央穆为之居间”。由于中介业务太多，一人不能兼顾，穆炳元就招收一些学徒，传授语言和经纪贸易本领，其中大多为沪上甬籍子弟，从而为宁波人充当买办创造了条件。

　　随着洋行在中国经济活动的开展，外商需要更多的熟悉当地市场、拥有专业知识和经济实力的中国商人充当买办。在这个重要契机中，在上海商界中实力雄厚的宁波商人渐露锋芒。特别是上海开埠后，大批在沪宁波商人涉足对外贸易业。“海通以来，挟土物与外人交易，或居间逐什一利，以宁波人居多”（注：黄苇等编《近代上海地区方志经济史料选辑》第321页。）。他们与外商建立了密切联系，从而为他们走进洋行提供了有利条件。宁波商人中第一个被外商雇佣为买办的是鄞县商人杨坊。杨坊原在沪经营丝行和钱庄，是当时沪上著名丝商。他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成为英商怡和洋行买办，由于成功地为洋行设计了一种用来收购生丝的所谓“苏州制度”而受到器重。此后宁波人充当买办的日渐增多，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一大批著名的宁波籍买办相继活跃在上海滩。如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邬挺生、周宗良、刘鸿生、傅筱庵等，在近代中国都曾名噪一时。正如近代甬属定海县志所载“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注：转引自《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第16页。）从而在上海各大洋行中出现了一个与广东籍买办相抗衡的宁波籍买办群体。

　　与洋行相比，宁波籍买办在外资银行的势力更为雄厚。十九世纪下半叶特别是十九世纪末以后，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由商品倾销转为资本输出为主，外资银行相继在华设立，其中以在上海最为集中。宁波商人以其在沪经营商业和钱庄的优势赢得外商的信任，尤其是他们所具有的丰富的金融知识与经验较好地满足了外资银行对金融买办的特殊要求，使一大批宁波籍金融买办应运而生。1865年英国汇丰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其首任买办即为宁波人王槐山，据《上海钱庄史料》记载，由于王槐山的建议，该行在外资银行中率先向中国钱庄放款。此后，其他外资银行纷纷仿效。1889年原籍宁波后迁居湖州的许春荣担任德商德华银行买办，后由其子许杏泉继任，其孙许葆初曾任美国汇兴银行和运通银行买办。1899年朱云祖首任法商东方汇理银行买办，一年后病故，由其兄朱志尧继任。以后镇海人王容卿、王肇元父子曾出任该行买办。1902年虞洽卿由鲁麟洋行买办转任华俄道胜银行买办，一年后又转任荷兰银行买办，后期业务实际上由其儿子虞恩顺负责。1913年朱鲁异（朱志尧之侄）任中法实业银行买办。1917年朱子奎（朱葆三之子）任日商三井银行买办。1919年傅筱庵任美商友华银行买办。此外如大英银行买办徐懋堂、意商华义银行买办厉树雄、日商台湾银行买办叶子衡（叶澄衷之孙）以及英商麦加利银行末任买办汪清源等宁波籍买办都曾先后活跃于近代上海外资银行业。

　　宁波籍买办势力在上海兴起以后，随着外国经济活动向中国其他地区的扩张，宁波籍买办势力以上海为依托也向沿海和沿江各通商口岸拓展，他们与当地的宁波籍商人相结合，迅速在各地的洋行和外资银行中崭露头角，其中以在北方的天津和华中的汉口势力最为雄厚。

　　天津是近代中国北方的商贸中心，也是近代宁波商帮在北方的大本营。1860年天津开埠前就有不少宁波商人活跃在这里。天津开埠以后，原在上海的许多宁波商人和买办捷足先登，前往天津，从事进出口贸易，据天津海关记载，天津开埠以后，“以掮客为业者，通常都是宁波人”（注：《海关贸易报告》天津1866年，第96页。）。其中不少人成为外商买办。如镇海人严蕉铭原在上海美商旗昌洋行任轮船买办，于1882年到天津后，历任顺全隆、禅臣、绵华、立兴等洋行买办。另一镇海人叶星海原在上海美隆洋行任职，1887年与德商吉伯利一起到天津创办兴隆洋行，由叶星海出任买办，后来叶转任法商永兴洋行买办。特别是1878年叶澄衷在天津设立的老顺记津号是孕育天津宁波籍买办的摇蓝。由于老顺记津号是天津最早从事进出口贸易的机构，与外商关系密切，为此不少经营老顺记津号的宁波人成为外商买办，如王铭槐、徐企生、陈协中等。他们身处异乡，相互攀援，互为依托，在天津形成了一个与津帮、广帮买办鼎足而立的宁波籍买办势力。

　　汉口是近代宁波商帮在华中地区活动的中心，也是近代宁波籍买办相当活跃的地方。1858年汉口开埠前已有许多宁波人在此经商。开埠后不少宁波商人转而担任洋行买办。如镇海商人王柏年任汉口美最时洋行买办，鄞县商人蔡永基任汉口华昌洋行买办。也有原在上海的宁波籍买办前往汉口的，如1911年总部设在上海的义品放款银行在汉口设立分行时，即委派宁波人王海帆为买办。在汉口的宁波籍买办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与当地宁波商人一起从事进出口贸易，特别是在经销火油、洋布、五金等日用洋货方面几乎由宁波人独占。宁波籍买办当时在汉口能量很大，以至外商在汉口的活动，“完全依靠他们的广东或宁波籍买办的协助”（注：（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216页。）。外商对宁波籍买办的才干尤为赞赏。他们说“这儿（汉口）最适合洋行需要的是有宁波人买办，他们在招徕货运和推销进口货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儿的商人都是……宁波人，或是同宁波人更接近而同广东人疏远的那些地区的人，此地仅仅两个宁波人买办轻易取得的成功就是非常显著的，同宁波人买办一起，便能很容易地做蜡、烟草等生意”（注：（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216—217页。）。

　　经过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一个以上海为中心、活跃在各通商口岸，势力遍及全国各地的宁波籍买办群体已经形成。进入民国以后，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发展更加引人注目。据1927年统计，近代中国最大的资产阶级工商团体——上海总商会会员中，时任或曾任买办的56人，其中广东10人，江苏12人、上海地区4人，浙江27人（注：张仲礼《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715页。）。而宁波籍买办在浙江人中占了绝大多数。宁波籍买办势力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地域性买办群体。

　　作为近代中国社会特殊阶层的买办，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根据宁波籍买办的来源，他们可以划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类是与外商（或其他外籍人士）关系密切并通晓外语进而走上买办之路的。如早期的穆炳元、邬挺生等。一类是熟悉本行业务并有相当资产和社会地位的商人。这一类买办人数最多，由于他们精通业务，人头熟、门路多、信息灵通，受到外商器重。特别是那些已有相当声望和社会地位即所谓“面子”大的商人更是成为外商竞相争取的目标。如怡和洋行买办杨坊就是早期上海滩上“最富有和最有才干的人之一”（注：（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34页。）。又如朱葆三经营五金起家后，成为当时上海商界颇有名望的人物。外资银行大批任用宁波人为买办更是看中了近代宁波人在上海钱庄业中的实力地位。一类是由外商“买办房”中的职员提升为买办的。一类是通过家族同乡关系而出任买办的。

　　宁波籍买办是近代宁波帮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兴起，深刻地影响近代宁波商帮的形成和发展，成为近代宁波商帮崛起并称雄中国工商界的重要条件。

　　首先，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兴起，大大增强了宁波商帮的经济实力，促进了宁波商帮各项经济事业的发展。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掠夺，“中国早期工业化往往面临着一个不发达经济或前现代化经济的典型问题——即因为资金相对不足和借贷成本昂贵，为长期投资筹集资金困难重重”（注：（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215页。）。买办积累成为中国早期工业化资金的重要来源。买办在相当短的时间内积累了巨额财富，成为近代中国的“暴发户”。据初步统计，仅从1842年至1894年间买办的总收入包括买办和自己独立经商所得的收入约为53000万两。（注：（美）郝延平著、李荣昌等译《十九世纪的中国买办：东西间的桥梁》第126页。）宁波籍买办自然也积聚了相当可观的财富。据统计，叶澄衷的财产有800余万两，虞洽卿则有340万两。（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23页。）其他如杨坊、王槐山在买办任内也积累了数百万两的财富，不少宁波人由赤贫而致巨富。从事买办业成为近代宁波商帮进行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许多宁波商人从事买办业致富后转而经营他业，特别是广泛投资于近代工商业、金融业、航运业，使买办积累大多转化为民族资本。据不完全统计，在民族工业（1895—1913）和航运业（1890—1926）的投资中，买办占12.46％，计1500万元，而其中四位宁波籍买办和买办商人叶澄衷、虞治卿、朱志尧、朱葆三的投资接近半数，占47.35％（注：《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第331页。）。

　　近代宁波籍买办在洋行和外资银行的活动，也有力地促进了其他宁波商人各项经济活动特别是对外贸易业和金融业的发展。买办与对外贸易业有职业上的联系，宁波籍买办利用自己身处洋行的条件，帮助宁波商人开展进出口贸易，如早期的穆炳元就经常为同乡介绍大宗生意。由此，近代宁波商人在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对外贸易业中都占有优势，特别是在经销洋货方面独占鳌头，有的行业几乎是清一色的宁波商人。这都促进了宁波商帮势力在各地和各个领域的发展。

　　其次，近代宁波籍买办势力的兴起，有力地推进了宁波商帮的近代化进程，使之迅速由旧式商帮转化为新兴经济力量。买办作为近代中国最早接触外国资本主义的中国人，他们不仅熟悉西方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与外商建立了广泛的商业与人事联系，同时在为外商服务的过程中积累了开拓市场的经验和知识，特别是他们在近代中国最先认识到经营近代企业的利益和前途，而买办的职务又使他们具备了经营新式企业所需要的资金、能力和社会联系。这样的背景使宁波籍买办成为推动宁波商帮近代化的重要力量。在近代宁波商帮企业家中，宁波籍买办不仅率先从事近代工矿业等新兴经济活动，而且他们还根据时代的变化和社会需要，努力推进宁波商帮传统优势行业的近代化，如沙船业向轮船业的转化，钱庄业向银行业的转化和渗透，宁波籍买办都走到了前面。1852年杨坊就开始投资近代轮船业，以后虞洽卿、朱葆三等相继创办宁绍、三北等近十家轮船公司，使宁波商帮的航运业成为近代民族航运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经济活动中，宁波籍买办深感钱庄业难以适应时代的需要而竞相问鼎近代银行业。1897年叶澄衷、朱葆三和严信厚发起成立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8年创办的四明银行，虞洽卿、朱葆三是主要的发起人和投资者。在经营近代企业的过程中，宁波籍买办还广泛采用近代企业管理方法和先进生产技术。如刘鸿生，他十分重视企业管理，在企业中推行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成本会计制度。在宁波籍买办的推动下，其他宁波商帮企业家都纷纷涉足近代工商业、航运业和金融业，从而使宁波商帮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在竞争剧烈的近代中国得以经久不衰并迅速发展成为生气勃勃的新兴经济力量。相反，有的商帮如晋商、徽商，虽然在历史上曾经兴盛一时，但进入近代以后，在新的挑战面前，却墨守成规，缺乏应变能力，从而丧失了发展机遇，不可避免地走向衰落。

　　拥有众多的买办和买办商人，也是近代宁波商帮的一大人才优势。近代宁波人涉及买办业，不仅为宁波商帮培养了一大批精通国际贸易和金融业务并有广泛社会关系的新式商人，而且由于宁波籍买办的中介和桥梁作用，使近代宁波商帮纷纷涉足对外经济活动，从而与外商建立了密切的商业和人事联系。“由于在国际贸易中，与本国和外国银行之间关系密切，因此宁波帮的成员对西方的商业活动和需要增长了见识，并且也使他们与外国企业之间产生了强大的人事联系。”（注：《上海资本家与国民政府（1927—1931）》第24页。）在经济活动中他们常领风气之先，对新事物有较强的接受能力，善于审时度势，勇于开拓创新，“具敏活之手腕、特别之眼光……不墨守成规，而能临机应变。”（注：王孝通《中国商业史》第22页。使宁波商帮由旧式商帮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外向型企业家群体，这无疑是宁波商帮进入近代后得以迅速崛起并称雄中国工商界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