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峻/郭绪印

　　近代上海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客籍人大量流入上海，促进了上海的经济发展。上海开埠后浙江宁波人大量涌入，宁波帮逐渐崛起，至民国时期达到鼎盛，对近代上海社会与经济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上海宁波帮概况

　　上海的宁波帮，是指旧宁波府所属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等县的工商业者为主体所结成的团体。它以乡谊为纽带，以经济为后盾，不断发展，颇具凝聚力与影响力。

　　1797年（嘉庆二年），在沪的“四明同乡之从宦服贾者”捐资置地〔1〕，以浙东四明山为名，建立起上海四明公所。以此为标志，宁波帮作为客帮始在上海形成。发展至十九世纪初，宁波帮在沪的经营范围已经涉及沙船、钱庄、糖、银杏、绸布、药材、海产及南北货等行业了。由于宁波人“素重家族”，加上这些传统行业经营的客观需要，宁波帮的这些经营也多以家族为核心。镇海方家、镇海李家、慈溪董家等著名的甬籍商贾世家，正是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壮大的，为其以后的崛起打下了基础。

　　上海在1843年开埠后，内外贸易发展迅速，很快取代广州成为我国最大的贸易口岸。上海宁波帮的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早期有怡和洋行的杨坊、旗昌洋行的陈煦元、汇丰银行的王槐山，后期有平和洋行的朱葆三、鲁麟洋行的虞洽卿、谦信洋行的周宗良等著名的甬籍买办，其中许多人一方面担任买办，一方面投资自己的新式工商业，逐步成为“中国第一代的新式商人，即民族资本家。”〔2〕另一方面， 这一阶段宁波帮的钱庄业也兴盛起来。上海当时九个主要钱庄家族集团中，甬帮家族就占六个。〔3〕以雄厚的金融实力为依托，宁波帮在各个行业， 特别是与外贸有关的新兴行业中迅速发展起来。在上海宁波帮内部，这一时期除了旧有的甬籍商贾世家仍在发展外，一批从社会底层白手起家的甬籍新式工商业家也涌现出来。同时，宁波帮内也出现了颇具影响力的领袖人物，如被称作“甬帮开山鼻祖”的严信厚。而上海宁波帮的主要组织：四明公所，在这一阶段也很活跃，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就足以显示当时宁波帮在上海力量。总之，十九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世纪初，上海宁波帮已迅速崛起，经济实力已足可同当时上海其它主要客帮一争高低了。

　　民国时期，特别是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伴随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步入短暂的春天，上海宁波帮的发展也进入了鼎盛阶段。宁波帮在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工业领域都有投资，商办航运业更是以宁波帮的宁绍与三北公司为最强。甬帮势力也遍布饮食、衣着、建筑、燃料、五金等上海主要的商业行业。〔4〕金融业方面， 宁波帮除了在钱庄业继续保持绝对优势外，在新兴的银行业中也独占鳌头，多数重要的中国银行为宁波帮直接或间接控制。诸如虞洽卿、刘鸿生、秦润卿、方椒伯等著名的工商业资本家在宁波帮内不胜枚举。同时，这一阶段上海宁波帮的同乡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以现代社团形式组织而成的宁波旅沪同乡会代替了四明公所成为上海宁波帮的组织核心。无论组织规模还是对社会事务的影响与参与，宁波旅沪同乡会都无疑“为沪地同乡团体之冠。”〔5〕正如孙中山先生早在1916年就指出的，其“能力与影响之大，首屈一指。”〔6〕

　　 二、上海宁波帮经济崛起的原因

　　作为一个地域性的工商业集团，上海宁波帮的崛起是以其经济实力的增长为基础，并与近代整个上海经济的变迁关系密切。上海宁波帮经济成功的主要原因可作如下分析：

　　（一）宁波地区特殊的地理与历史环境造就了宁波人良好的商业素质。宁波地区二面环海，腹地多山，正如《定海县志》所载：“先民筚路蓝缕，垦辟草莱，谋生之道，艰苦卓绝。”开发不易，发展就更难，由于“地狭人稠，生活维艰，而冒险之性又岛民所特具，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鄞县志》也有相同记载：由于“生齿日繁，地之所产不给于用，”乡民便“四出营生，商旅遍于天下。”〔7〕因此，正是宁波地区较恶劣的地理环境， 使宁波人普遍具有冒险开拓的精神，外出营生蔚然成风。但另一方面，宁波又为我国海岸中部要津，并有良好的港口，所以自古以来海上交通就很繁盛。

　　（二）不少宁波人通过充当买办，积累了资金与经验，并成功地向民族资本转化。上海开埠初期，由于茶在对外贸易中的主要地位，善于茶业经营的广东人在上海买办阶层中占有优势。但随着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丝与丝织品取代茶，成为中国主要出口商品，”〔8〕熟悉生丝贸易并具有更广泛商业金融联系的宁波籍买办，开始取粤籍买办在上海的优势地位而代之了，至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宁波籍买办已成为上海买办阶层的主要力量。例如叶澄衷通过担任美孚火油经销人，积累巨资，复投资于五金、修船、火柴制造、缫丝等新式行业；先后担任过鲁麟洋行、华俄道胜银行、荷兰银行买办的虞洽卿投资民族轮船业达数百万元。“企业大王”刘鸿生也是在担任开开矿务局买办期间完成资本积累，才大规模投资于煤炭等新兴实业，进而同洋商争利。相当数量的宁波帮工商业资本家就是这样从买办转化而成的。

　　（三）宁波籍工商业者在新兴行业中先声夺人，抓住了经济格局转变所提供的契机。正如前文所指出的，多数宁波籍买办在向新兴行业的拓展上占有优势；而这种优势又因宁波人素喜互相引荐推举及天生的开拓冒险精神而得到加强，所以商业利润也多能投向产业经营，而较少坐收租利的保守经营。因此上海开埠后，宁波帮在新兴行业中的领先是很突出的。叶澄衷经营的火油业、五金业、火柴业、缫丝业；秦君安、周宗良的颜料业；蔡同德、孙增来的洋布业；黄楚九的西药业；余芝卿的橡胶业等，都是宁波帮捷足先登，进而独占鳌头的新兴行业。以此为基础，上海宁波帮不断占领新的经济生产点，整个宁波帮的经济因而能保持长期较快的增长。

　　（四）更为重要的是，宁波帮在传统行业中也不断改革创新，努力向新兴行业转化，在被动中谋取主动。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虞洽卿、叶澄衷、秦润卿等为代表的新式工商业者就在宁波帮内迅速崛起，取代了传统商人在宁波帮内的核心地位，由于他们多从社会底层白手起家，所以更具有创新求变的开拓精神，这也使宁波帮对传统行业的改革转变成为可能。例如宁波人经营的钱庄业在开埠后虽仍有实力，但面临外国银行的倾轧，生存发展都存在危机。此时，甬籍金融家率先在钱庄业的经营方式上进行改革，推动实行有利于外贸业务开展的庄票制度。1890年，又是甬籍金融家首先策划，建立了以公单方式进行票据清算的汇划制度。这些传统钱庄业内部的改革，不但巩固了钱庄业在上海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而且继续保持了宁波帮在上海钱业中的支柱地位。同时，宁波金融家对于银行业的兴起也极敏感，并努力向银行业渗透转化。1897年，严信厚、叶澄衷等就积极参与中国第一家新式银行——中国通商银行的筹备，后在此行中占有多数商股。此后，上海宁波帮又先后合力设立了四明银行、中国垦业银行等十几家新式银行。〔9〕当时上海的一些主要银行，如中国银行、交通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的实权，也多为宁波帮金融家所长期控制。上海的“银行资本以宁波人居首位”〔10〕的评价是可信的，通过钱庄业向银行业成功地渗透转化，宁波帮不但继续保持了上海金融界的优势地位，而且通过优先向甬帮工商业放贷，有力促进了宁波帮经济的发展，宁波帮金融业与工商业的结合也更加紧密了。同样，在航运业方面，沙船业在开埠后虽也兴盛一时，但宁波帮还是逐步将经营重点转向轮船业。1852年，甬商即在沪合资购买了英商的宝顺轮。1905年，以沙船业起家的镇海李家的第三代李云书也开始投资大达轮船公司。虞洽卿更是继承宁波帮经营航运业的传统，先后创办了三北、宁绍、鸿安等轮船公司。仅三北公司1935年“大小船只就达六十五条，计九万多吨， ”约占当时全国轮船吨位的13%。〔11〕因而宁波帮在上海航运业中始终保持着优势。总之，在传统行业中不默守成规，更不坐以待毙，而是顺应近代经济发展的趋势，不断改革创新，向新行业渗透，是宁波帮经济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相形之下，山西帮、安徽帮等，正是没有顺应经济格局转变的潮流，逐渐在上海衰落下去了。

　　（五）同乡间的互相支持，推动了上海宁波帮经济的发展。由于宁波人素有重乡谊、乐互助的传统，宁波同乡成为宁波帮经济发展的巨大后盾。他们平时多在宁波同乡经营的商店工厂中谋职，每当宁波帮工商业遇到困难，则多鼎力相助。如每次四明银行遇到挤兑风潮，“凡属于宁波人开设的各大商店、钱庄、银号、家家代为收兑四明银行的钞票，”甚至“不少宁波籍职工……摸出自己衣袋里的银元，去与挤兑者换取钞票；还有远处特地赶来倾囊相助的。”〔12〕在宁绍公司与英商太古公司的竞争中，“又是宁波同乡出面齐心支援，组织了‘航业维持会’，每票补贴宁绍公司两角，使它能以三角的票价与外轮竞争。为此，航业维持会一共贴出十余万元，”“一般宁波绍兴旅客也宁可去乘宁绍轮，不乘外轮。”〔13〕宁波同乡间的互相帮助使甬籍工商业者渡过了难关。此外，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加强，宁波帮也把乡谊联系扩大到了浙东乃至整个浙江地区，形成了以甬帮为核心的较大的“浙江集团”，在更大范围里控制上海的工商业，宁波帮在上海风云一时。

　　在近代上海主要经济领域，宁波帮代表民族利益，求生存、图发展，与洋商争利，带领其它客帮，推动了整个上海民族经济发展，贡献巨大。

　　 三、宁波帮的组织

　　宁波帮在上海的早期组织四明公所是因“乡人念客地人众，疾病死亡之旅榇寄殡苦于无所”而建立的。〔14〕四明公所章程也是以“建丙舍，置义冢，归旅榇”等为主要宗旨。〔15〕

　　此外还承担有医药、济贫、遣送等慈善职能和祭祀等宗教职能。其下属百余个同业小团体也起到维护同乡同业利益，协调生产、规范经营、调解纠纷等作用。旅沪宁波人重要的活动，可在四明公所得到安排；宁波同乡间的问题可经公所调解得到解决；宁波同乡与外界的重大纠纷也可由公所出面进行交涉。更为重要的是，众多的宁波同乡通过公所提供的介绍、担保在上海找到职业，立足发展起来的。这些对于离乡背井，来沪营生的甬籍同乡而言，无疑起到了很好的安置、保护、维系的作用。可见，作为一个传统的同乡组织，上海四明公所通过发挥其旧有的职能，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变，政府对社会控制力削弱的近代上海，团结发展了上海宁波帮，在一定范围内起到了社会整合的作用，在相当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安定。

　　另一方面，作为传统同乡组织，四明公所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公所章程规定“公所所设董事会以创办人后裔及原有董事组合之，额定九人，缺额时由董事会公议推补之。”〔16〕这种近乎世袭的推举制度使公所大权长期为少数巨商世家所把持。公所内部的管理因此趋于腐败，公所对外交涉，也日趋软弱妥协。虽然二十世纪初，以沈洪赉为首的下层宁波同乡曾要求变革，并设立公义联合会以监督董事会，但公所已积重难返，也为宁波帮内新兴工商业者所不满。更重要的是，公所以殡葬为主的职能，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经济发展新的要求，因而建立新的旅沪宁波同乡团体，取代四明公所的核心地位，实是势所难免。

　　二十世纪初，一些旅沪宁波人就开始酝酿组建新的同乡团体。经过反复，宁波旅沪同乡会最终在1910年成立。同四明公所不同的是，宁波同乡会是以“集合同乡力量，推进社会建设，发挥自治精神，并谋求同乡之福利为要旨。”组织上，同乡会依照西方现代社团形式，以1946年新订章程为例，设有会长，理事会及监事会等，理事会又下辖经济委员会和各专务委员会，包括教育、福利、调解、建设、救济等；以及遇突发事件成立的各临时特种委员会。正副会长，理事等职均由每年召开的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同乡会章程的修订，理事会每年的报告，也均须代表大会通过。〔17〕新型的社团组织形式使甬帮中人多能参与重要事务的讨论、决策，同乡会的活动也更能反映上海宁波帮全体的意见。

　　同时，宁波旅沪同乡会摈弃了传统同乡团体运棺、祭祀等旧职能，突出了同乡互助及社会教化等职能，包括“同乡职业调查及统计；同乡职业介绍；同乡子女教育及社会教育；改进同乡习俗；提倡学术，增进知识；同乡排难解纷；同乡福利”等〔18〕。在教育方面同乡会先后设立小学6所，中学及职校各1所，同乡子女可获教育贷金，同乡会内建有图书馆、阅览室等。职业介绍方面除了职业统计和介绍，还发放职业贷金。同乡排难解纷更包涵了部分的司法调查、调解、申诉、治安等职能。同乡救助除了平时施诊施药外，在危难时刻带有社会动员、民间救助，抚恤等职能。代表性的事例有“八·一三”淞沪抗战中同乡会救助20万同乡的感人事迹以及江亚轮海难后同乡会进行的艰巨的抚恤工作。由此可以看到，宁波旅沪同乡会在近代上海社会变化剧烈、动荡不断的特殊环境中，不但团结了上海的宁波同乡，而且凭借其特定的半官方地位，在一些官方难以顾及的场合，努力为同乡排忧解难，进一步发展了同乡会的社会职能。

　　从四明公所到宁波旅沪同乡会，为宁波帮在上海的立足发展提供了组织保证，同时也推动了上海其它社会组织的发展。代表上海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上海总商会正是在严信厚首倡的上海商业会议公所的组织基础上，在甬帮工商业者的积极参与下，才最终成立的。宁波帮及宁波旅沪同乡会一直作为总商会的重要助手，积极参与总商会的各项事务，总商会的实权，也为甬帮商人所长期控制。1925年，上海总商会86%的成员是浙江人，而其中宁波人又占多数。如果说上海总商会对保护，发展民族经济有什么作为的话，那首先是与宁波帮及其同乡会的工作分不开的。此外，宁波帮还控制着诸如上海银行公会、钱业公会等重要行业公会的实权，左右着这些组织的活动与发展，影响深远。

　　注释：

　　〔1〕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编：《上海碑刻资料选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59页。

　　〔2〕〔8〕丁日初：《对外经济交往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关系》载《旧上海的外商与买办》，《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6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4页。

　　〔3〕〔10〕《宁波企业家的崛起》， 《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69页，第246页，第181页。

　　〔4〕〔9〕范学文：《四十年代前在上海的‘宁波帮’》，载《宁波文史资料第五辑》第36页。

　　〔5〕《宁波旅沪同乡会第十四、十五届征求会员宣言章程》，上海档案馆馆藏。

　　〔6〕《民国日报》，1916年8月25日。

　　〔7〕《定海县志》、《鄞县志》方志。

　　〔11〕丁日初、杜洵诚：《虞洽卿简论》，载《历史研究》第1981年第3期。

　　〔12〕〔13〕《浙江籍资本家的兴起》，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32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3页，第116页。

　　〔14〕《上海四明公所的缘起》，上海档案馆馆藏。

　　〔15〕〔16〕《上海四明公所已未年修订章程》，上海档案馆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