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兴龙

    近代上海社会经济转型过程中，商业企业的资本主义发展不仅在起步时间上早于工业企业，而且商业资本的数量也超出工业资本近一倍。因此，在讨论近代上海城市经济由传统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转型时，对商业企业的发展及其制度演进情况应当引起更多的关注。

一、近代上海商业企业的类型和发展概况

 沿海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程度历来要比内地城市高，近代以来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入侵的影响，沿海地区的商业发展速度更快了，商业企业的类型也相对比较复杂，总的发展趋势是形成了传统商业和新兴商业两大类型。

1、传统商业　明末清初，上海已有“小苏州”之称，由航运业的发展促进了传统商业的兴盛。据史书记载，上海自康熙年间“海关设立，凡远近贸易，皆由吴淞口进泊黄浦，城东门外，舳舻相衍，帆樯栉比，不减仪征、汉口”。[1][1]　至清代中期，上海已是东南一壮县，道光二十年，上海县城人口近20万，东门城厢一带是重要的商业活动地区，“城东南隅人烟稠密，几无隙地”。日用百货的供应和大宗商品集散，大多在这里进行。这就为上海早期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形成了某些行业发展的可依赖优势。

牙行　传统商业活动中，大宗商品的交易往往需要有牙商居间撮合，牙行也就因此得以发展。当时上海地区牙行经营的商品范围很广泛、大到外地行商贩运来的粮食、特产，小到农户和手工业者向市场销售自产商品达到一定数量时，一般都要通过牙行中介才能成交。即使房屋租赁、货物装卸、运输等商业性事务也常常由牙行居间中介。

上海开埠后商业发展促进牙行向专业经营发展，一些牙行分离出来专营某一商品的交易中介，成为专业牙行。19世纪中叶以前，上海的专业牙行主要有花行、杂粮行、木行、土糖行、北货行、药材行、猪行、鸡鸭行等。各业的经营户数从十几户到数十户不等，南市商业中“行”有些就是指牙行经营的商号，其中花行、杂粮行多为历史长、规模大的老字号。牙行最初是由官府设立的，称为官牙。后来民间商人向官府申领部帖（称为“牙帖”）也可以开设牙行。部帖实际上是一种官方颁发的营业执照，分为长期和短期两种，长期部帖有效期可达20年，子孙可以继承，短期部帖的有效期只有一年。牙行还有监督商人纳税和代表官府收税的义务，所能官府通常对开设牙行控制很严格。

牙行收入主要是对买卖双方抽取佣金，称为“牙佣”。各行抽取佣金的比例略有不同，最常见的是所谓“成三破二”，即对买方抽取成交价格总数3%的佣金，对卖方抽取成交价格总数2%的佣金。外埠行商在回程时往往采购一些当地商品返回，这些客商在采购过程中必然有贷物存放、托运等需求，客商也希望有饮食住宿的便利。所以传统牙行适应客商的需要兼营货栈、旅馆等业务。同时为了招徕客商，牙行对客商提供食宿时，无论客商食宿多久，均只需多付1%的佣金。这些经营方法在各地的牙行中都比较普遍。

旧式商号　传统的城市商业主要有批发商和零售商两大类，前者主要服务于埠际商品的转口贸易，同时兼营周边地区居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批发；后者则以零售的方式将自产或批发来的商品转售当地居民。

上海传统商号集中于县城东门外沿江一带，按照店多成市的商业习惯，经营同一商品的商号集中开设在同一街市上。因此，当地的大街小巷都因其中商号经营的商品种类而得名，如豆市街集中了当时上海主要的米豆杂粮商号，近则松江、青清、川沙、南汇等近郊，远则华北、关东的豆麦都在此吐纳。花衣街则是棉花商号集中之地，每年秋末冬初，四乡及内地运花船乘潮入港，将棉花售与商号，翌日便载日用百货而去。上海批发商号之巨，首推豆市。史载：“中外通通之前，南市以豆业为领袖”，[2][2]　豆市街有40余家商号专营豆麦。广东、福建所产的土糖由海运至上海后转运长江三角洲地区。土布由载豆麦、土糖来沪的沙船、卫船回程时转运各地。除了花衣街外，东门外经营土布贸易的商号曾经有80家之多。[3][3]在历年战乱中，这里的商业损失巨大，尤其是抗战初，南市的商业精华都被焚毁殆尽。

旧式零售商业的集中程度很高，如县城内城隍庙四周上百家零售商店连成一片，形成当时上海有名的“庙市场”，历来为沪上一景。特别是1893年城隍庙经重新修缮后，游客日多，“各业因见有利可图，纷纷以余地出租，造屋设肆，至城中几无隙地”。[4][4]并很快发展到庙市场周围，形成不少颇具特色的店铺。租界兴起后，旧式零售商业向租界内发展，尤其以经营“五洋”（洋火、洋烛、洋皂、洋油、洋烟）为主的杂货店广泛分布于租界的街头巷尾。一些经销特色商品的店铺则往往集中于一地，如南京路附近专售女子用品的“女人街”，天津路附近专售化妆品的“香粉弄”，等等。这类商铺屡废屡兴，生存能力极强，也有经历数十年而不衰者。

2、新式商业　近代上海资本主义新式商业首先从洋行开始，其后发展于华商洋庄及洋布、五金、西药等行业，至环球百货的兴起标志着上海新式商业发展到高峰。

洋行　1843年上海已有39家洋行，最早进入上海的外国洋行大多是原来广州外商洋行在沪开设的分行。随着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对外贸易中心，这些洋行的总行也就迁往上海。1854年上海的外国洋行增加到120家以上，1876年前更增加到了200多家，到1914年已经增加到了1145家之多。[5][5]洋行早期对华输出商品都以鸦片为大宗，19世纪70年代以前，“在上海的所有外国洋行几乎没有一家不进口鸦片”。[6][6]此后，由于西方国家工业发展和轮船运输成本的下降，新设立的洋行则以经营纺织品为主要业务，而老洋行“开始发展航运、保险、船舶修理、银行等各种专业企业”。

华商洋庄　由华商投资的进出口商行，习惯上称为洋庄，以区别于外商经营的洋行。上海的洋庄以南洋庄开设最早，开埠前广东、福建商人在上海县城东门外开设商号，专营南洋土特产，一般都称“吕宋货”，并贩运国内的南北货、生丝、土布、绸缎等物到南洋。上海一些民营工厂的品牌产品也通过南洋庄向海外市场推销。20世纪30年代，上海的南洋庄有120家上下，到抗战前夕尚有113家。[7][7]此外，还有从事中日之间贸易的东洋庄，中国与欧洲、美洲之间贸易的西洋庄。东洋庄在上海设立时间大約是太平军时期。据记载，上海百货业东洋庄曾经达到62家之多。[8][8]西洋庄则始于1906年，到1914年尚不足10家，1920年已有40余家，到1936年发展到194家。[9][9]

洋布店　上海开埠前，洋布经广东商人之手运销，同时又有英国商船走私进港。开埠后洋行大多兼营洋布进口，以兼营洋货的广货店和京货店为基本代销户。上海最早的清洋布店是1850年开设的同春洋布纱庄，1858年时已有洋布店十五、六家，到1884年至少有60家，1890年增加到130家，1913年达到200家以上。[10][10]一战后，上海民族纺织工业发展迅速，国产棉布大量进入市场，原来的洋布店纷纷改称棉布店，洋布公所也改组成棉布商业同业公会，1921年时有会员商号451家，1932年增加到573家。[11][11]棉布商店开设到市内各处，半数以上则开设在租界里。

五金商号　上海的新式五金商业中通过与外国商船做生意而发展起来的。一些个体商贩在为外国商船提供食物、接送船员的同时，收购船上多余的五金配件、金属杂物到岸上摆摊销售，获利后开设店铺，专门从洋行批货经销。上海著名的“五金大王”叶澄衷就是从设摊开始经营五金业而发家的。由于早期五金商业主要做船上生意，所以大多集中在江边，以后改做工厂生意时，又迁至工厂区附近，北京路一带是五金商店最集中的地方。五金材料托运笨重，所以销售商号又集中于苏州河南岸，白渡桥和老闸桥之间形成了一个专业市场。1900年上海的五金商号有58家，1918年已增加到253家。[12][12]

西药商业　西药最初随外国人传教、开办医院而进入中国，也有一些洋行兼营西药。1911年上海至少有20家洋行兼营西药，一些大洋行也设有西药部。另外还有24家外商开设的西药店。1888年开设的中西药房是上海最早的华商药房　，到1911年上海共有29家华商药房，另外还有一些药局、洋货号代售西药。到抗战前夕华商药房发展到166家，[13][13]西药业已有相当规模了。

百货商业　近代上海的百货商业是在京广杂货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以后形成了日用小百货和环球百货两大类。19世纪70年代中期兴起的京广杂货店逐渐形成百货商业的雏形，到20世纪初京广杂货店纷纷改称为百货商店。1930年成立百货商业同业公会，会员多达500多家，连同非会员商店，全市共有700多家。[14][14]环球百货商业的兴起标志着近代新式商业发展到了高峰时期。19世纪下半叶，上海先是出现了英商开设的福利公司和泰兴公司，稍后又有汇司、惠罗等外商百货公司开设。20世纪初华商经营的大型百货公司从香港发展到上海，主要有先施、永安、新新、大新、丽华、中国国货、大陆商场等几家国。前四家是近代上海环球百货业中著名的“四大公司”，外商经营的福利、惠罗和华商开设的丽华、中国国货被称为“四小公司”。

开埠前后已经有一定规模的传统商业在继续发展了一段时期后，部分行业和企业逐渐衰弱，部分行业和企业则向资本主义新式商业转化，新式商业得到比较充分的发展，形成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行业，商业企业的数量也大幅度增加，发展速度列全国之首。据1935年上海社会局调查，上海商业已有150多个行业，全市大小商店共有72858家，商业从业人员超过44万人，大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15][15]

二、行业管理组织和管理制度的演进

 近代上海是一座移民城市，吸引各地商人云集，各地客商在上海创办的各类商业企业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即在商业活动中以地缘为联结纽带组成不同的“帮口”，早期商业中地缘又和业缘有着较大的关联，即某些商业行业或是由来某一帮口的客商所垄断经营，或是来自同一帮口的客商集中经营某些行业。帮口内的商家相互依傍，彼此声援，并将各地民间结社的一些习俗融入到各个行业的企业制度里，帮口组织则一度发挥行业管理的作用。因此，帮口的存在对当时的商业企业有过比较广泛的影响，不同帮口的商业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保持着各自的特点。当时上海重要的帮口有以下几个。

宁波商帮　上海各地客商中最有影响的是宁波商人，特别是从清末到民国时期，上海宁波商帮声势显赫，称雄国内商界。如宁波商人严信厚、周金箴、秦润卿、朱葆三、虞洽卿、傅筱庵等，不仅是近代上海商界巨子，而且在社会政治方面也是很有影响的实力人物。上海为“甬商辏集之地”，他们在上海的经商活动涉及银楼、五金、糖霜、绸布。药材、海味、南北货等。尤其银楼业中，上海著名银楼老凤祥、新凤祥、裘天宝、杨庆和、方九霞等均为甬商开设。另外，五金商业也是由宁波商人首先经营的新式商业。

广东商帮　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最重要的外贸口岸后，广东商人就随同外国洋行来上海开设广货店和洋货店。据《广东新语》记载：“东粤之货，其出于九郡者曰广货，出于西南诸番者曰洋货”。所以早期的洋货店实际上主要经销南洋商品，以后兼营广州进口的西洋商品。，“广帮经营此业，多带做粤产各种纱、罗、绸、布等，故洋杂货亦称洋广杂货。”[16][16]广货店也称为洋广杂货店，是近代百货商业的前身。清末，上海大小洋广杂货店已逾上百家，而非广东商人不操此业。近代上海的环球百货商业也几乎完全为广东商人所垄断。开设先施公司的马应彪、永安公司的郭氏兄弟、新新公司的刘锡基、大新公司的蔡昌，以及丽华公司的梁海筹等都是广东商人。这些企业的投资者也大多是广东籍人士，如永安公司的创办资本中有六成以上是广东商人的投资，先施公司和新新公司中广东商人持股比例更高。

徽州商帮　徽商长期活动于大江南北，开埠之前徽商在上海的经营活动已经很有名，他们资本雄厚，几乎是无货不居，尤其是以茶、丝、木材为大宗。徽茶经上海用沙船转运北方，一直是徽商经营的重要商品。上海开埠后，外销茶叶改从上海出口，徽茶运到上海，“素投茶栈，转售西商”，“内销不及十分之一二，外销则常在十之八九”。[17][17]徽茶常年销量都在百万担以上，所以徽商在上海经营茶庄并兼营茶栈者很多。另外，传统商业中的笔墨庄也是主要由徽商经营的，徽州出产的书画用品在唐宋时期已极有名，徽墨、歙砚、宣纸都是上等书画用品。上海的胡开文、曹素功、詹大有、二妙堂、朵云轩等，都是由徽商经营的上海最有名的笔墨庄。

除了上述几个大商帮外，近代上海商业中还有福建商帮、山东商帮、山西商帮、潮州商帮、绍兴商帮和来自太湖的洞庭商帮等，这些商帮的经营力量比较分散，在商业活动和社会经济方面的影响力都及不上上述三个商帮。

近代上海商业企业中，外埠商人开设的占了绝大部分，可以说当时上海商界是“客帮垄断的舞台”。客帮商人承继了中国社会重视血缘亲情和地缘乡谊的传统，在行业中建立各种会馆公所组织，利用浓郁的血缘亲情和乡土观念来维护同乡同业利益。在经商过程中，客商多以宗族相提携，乡党族人牵丝攀藤而来，甚至举族迁涉经商。他们的策略是每每乡党族人同操一业，凭借人多势众而使资本雄厚，采取一致的行动，以排斥其他地方的商人介入，同时又利用宗族制度形成严格的等级制，以控制业内低层从业人员。如以封建礼规和宗法制度为基础的学徒制，在传统商业中普遍采用为企业人事管理制度，而帮口组织对各商号的学徒制有统一的行规，对学徒年限、收徒名额有“三年为满，出一进一”的严格限定，对学徒提升高级职员要在业内征询意见等。在沙船、豆麦、杂粮、茶叶、土糖、土布、南北货、花业、丝业和纸业等传统商品经营中，这种现象最为普遍，这些行业中的地缘组织对商事活动都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而在五金、洋货、西药、蛋品、百货等新兴商业行业中，地缘组织对行业管理并不多干预。所以商帮作为一种前近代社会的商人群体，它们作为客商各自一方经济力量的代表在商业活动中的作用，随着商业发展而逐渐弱化。

上海开埠后从原来封闭式的内贸市场迅速转变成开放式的外贸市场，兴起了一批近代新式商业企业，这些企业中相继出现一些同业团体，已经不再沿用传统的会馆公所的名称，而称为同业协会、同业联合会，是一种具有管理职能的行业组织，对业内企业起着指导、监督和协调的作用，是同业公会的最初形式。从20世纪初以后，上海商界中的行业组织逐渐向同业公会过渡，由此加速了商业企业的近代化过程。到抗战前夕，上海工商各业同业公会有236个，其中商业同业公会有196个；1947年上海工商各业同业公会有297个，其中商业同业公会231个。[18][18]

地缘性社团向同业性团体过渡，这种变化至少可以说明两种内涵。一是随着上海城市经济发展和移民数量的增长，已经有相当部分的早期移民在上海完成了创业阶段，已经初步具备了自我保护的力量，在上海城市生活中由客体逐渐转化为主体，他们率先淡化了传统的同乡观念，进而谋求在所经营事业的经济联系中建立一种规范的秩序，说明这些移民完成了一种因生活空间转移而导致重新社会化的过程。二是社团的性质对传统的地缘性的突破，向开放的业缘性增强，这些社团的功能也由扶助社会弱势群体向服务强势群体转化，新兴的资产阶级居于社团的领导层，表现出对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整体利益的追求。这些社会组织已被赋予新的社会功能，即满足其成员的发展需要，提供经济活动的新途径；维护成员利益和群体权益，调节内部利益与关系，形成整体的社会形象；表达群体意愿与要求，建立与社会的各种联系渠道与信息网络；参与社会的经济、文化、政治活动，谋求社会公众利益与参政议政权力等。[19][19]在这些方面同业公会确实发挥了良好的作用。

三、商业企业的制度创新

 近代上海商业发展首先促进传统商业向新兴商业演变，从而引发商业企业的制度创新。

上海开埠后，商品流通速度的加快和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最初对传统商业的发展还是有所促进的。以牙行为例，开埠后埠际贸易数量的大幅增加，贩运商和收购商之间的交易有许多地方离不开牙行的中介，由此促进了牙行数量大大增加。尽管县道两级官府对牙行的发展控制很严格，但是租界当局对华商开设牙行并不加限制，中国官府对华商在租界开设牙行又无法干涉。因此，华商不向官府申领部帖而开设的私牙在租界里不断增多。以后，牙行不领部帖之风从租界向外蔓延，华界中的牙行也逐渐效法，形成了牙行一度出现自由发展。还有一些外地的牙行随业务转移而迁往上海，从而上海的牙行增加更快。至于近代上海牙行的数量究竟有多少，现在已经很难考证，但是从上海牙行在20世纪初曾经有过被列为四等121种，涉及十几个大行业百余种商品交易的记载来看，[20][20]其数量应当是相当可观的。

传统牙行的业规限定牙行只对买卖双方提供居间服务，“完全代客买卖，不做进销”。实际上这是为了规避风险的一种比较保守的经营方式。上海开埠后商品流通速度加快，商机随时可觅，因此，牙行大多突破业规的限制，逐渐由“代客买卖”转向低价吃进，加价沽出，采取了“即赚佣金又赚利润的双重做法”。此外，牙行还从事对客商放款，放款期限长短不一，有的大小月底结算，有的一年三节按时清账，利息略高于钱庄，但无需任何手续，全凭往日信用，由此开展了金融信贷业务。以后，牙行又开始了自营购销业务，同产地商行建立业务联系，委托产地商行进货后运到上海销售，牙行逐步向贸易商行转化。近代上海工业发展后，一些民营中小企业对作为工业原料的经济作物也常常委托牙行进行收购，如棉花、小麦、大豆、烟叶等需要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关系，牙行在代工厂进行收购时，往往又会对收购的经济作物进行粗加工，再向工厂企业转售，随着加工数量的增多，这种经营方式逐渐成为某些牙行的主营业务。这样，经过这些转变，相当部分的牙行实际上已经转化成了新旧商业相结合的经济实体，有的成了新式贸易商行，有的甚至从商业资本资本向工业资本转化。同时，随着近代上海交通、通讯等科技手段的发展，商品流通过程中的不少中间环节已经可以由工业企业的营业所、发行所和商业企业直接进行，根本无需牙行参与中介，从而最终使牙行的业务趋于萎缩。牙行作为商业繁荣的产物，一度对上海商品经济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其自身也得以在商品经济的潮流中获得发展，同时，商品经济发展最终又对这种旧式的商业体制完成了资本主义改造的历史使命。

近代商业企业的制度创新往往直接发生于新兴行业。

由于受到洋货的冲击和上海市民消费习惯追求时尚的影响，新的商业行业不断产生，清洋布店、呢绒匹头号、针织品商店、钟表眼镜店从无到有，百货行业从广货店到京广杂货店再到华洋百货店、环球百货公司。从传统的笔墨庄又衍生出文化用品、科教仪器商店。新兴商业个业在组织制度上也最先发生重大变化，出现了由家庭或家庭店铺向近代股份公司制的过渡。传统商业企业普遍采用家庭或家族经营制，子承父业、世代相传，企业经营者利用封建家族的伦理情感和人身依附关系，与职工形成家族血缘式的等级管理关系，企业的行政和业务重要岗位非业主亲属或“本门徒弟”则不能担当。这些企业墨守成规，经营保守，财务管理上家店不分，企业规模扩展缓慢，与近代上海商业向资本主义化经营发展的趋势不相适应。所以一些新兴的商业行业在发展中，往往改变传统的管理制度，或采用家店分治，核定资产，责任经营，财务上建立当日结账、每旬核账、月底清账的会计制度；或采用核定股份，按股分红，合伙经营的股份合作制。一些商店吸收本店高级职员入股，甚至鼓励职工在店内账房参与储蓄，等积累到一定数额后转为股本，让职工也参与年底的按股分红。这些商业企业在注册登记时，往往会在店名前加上“协记”、“合记”等字眼，以表明企业的合伙制性质。20世纪初上海商业中采用合伙制经营的商店已经很普遍，一些传统商业行业中的商店为了扩大规模，也改用合伙经营。经营环球百货商业的大企业则一开始就采用西方的股份公司制。在它们的影响下，许多旧式的商业企业也开始走上股份制道路。

近代上海城市商业不断地从西方商业中吸收新的东西，创建了一些新的经营制度，提高了近代上海商业的服务水平。对此，仅以下面两个较为典型的事例来说明。

近代上海新式五金商业产生时，最初主要承接来沪外国轮船的生意，五金商业经营者对轮船所需要的船用普通五金器材，甚至日常用品，只要船员递交一张采购单，商店都是一揽子包下来，备齐后送货上船。当时，这种服务方式称为交“司多”（STORE）。以后，这种服务方式演变成为一种行业性制度，在五金商业中长期延续下来。凡外埠客户来店办货，无论其定单是否属本店经营的商品，都全部承接下来，非本店经营的商品或本店存量不足的商品，则向同业拆货，由此在业内形成了行业惯例的拆货制度，即按低于市场价5%价格向业内其它商店进货，再按市场价出售给定货的客户。承办商店向业内商号拆货时，各店都不得借故推托。[21][21]这实际上是引进西方商业中的“一站式”服务制度，在单个商业企业财力有限的情况下，利用行业的共同力量为客户提供便捷的服务。这项制度不仅免除了客户多方奔波的辛劳，也为承办商店争取了业务，而且其他供货商店在让利5%的条件下也能坐享利润，这是当时市场竞争中一种“多赢”的经营方式，但作为行业制度的形成却需要全行业的商业企业经营者达成一种共识才能长期延续下来。

以明码实价进行商品销售也是新兴商业行业首先推广的一项服务制度。上海早期商业中，外商经营的商店都采用明码实价销售，而传统商业中许多商店都不实行明码标价，除常用商品因购买者频繁，形成众所周知的市价外，商家对许多商品往往是看人开价，商界中普遍流行“漫天要价，就地还钱”的经营方式。如最初上海棉布商店都不标明实价，各家商号都在布板朝里一端用暗码标价，各店的暗码自成体系，非本店人员绝难看懂。顾客买布时，营业员根据暗码再看人头开价，如顾客嫌貴要离店时，营业员要把顾客请回来，再开一个新价，如仍不能成交，则按上述做法如法炮制，经过三次反复仍未能成交，营业员方无懈怠之责。这种经营方式在业内称“三回头”，不仅有失公道，而且营业效率十分低下。1912年上海洋布商业三大名店之一的协大祥绸布店在南市开张时，一改业内陋规，首先在棉布业中推行明码实价的销售制度，深受顾客欢迎，一时门庭若市。[22][22]此后，以“协大祥”、“信大祥”和“叶大祥”为首上海棉布业坚持实行明码实价销售制度，经营环球百货的四大公司更是以“货不二价”为服务宗旨，明码实价的价格制度才逐渐在上海商业中推广开来。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