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田三郎

引言

　　曾在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李大钊，在反对“对华二十一条”的运动中，担任过留学生总会的文牍干事，负责电报文书的起草。1915年6月发表过题为《国民之薪胆》一文。该文一开始，李大钊就将中国的对日关系称为“痛史”，列举甲午、甲辰、甲寅这三个年头所发生的事件，认为这是中国国民应永志不忘的“三甲纪念”。

　　李大钊强调，日本侵害中国的历史，始于日清战争和日俄战争，应予以“纪念”。这两次战争，也给了那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强烈冲击，从而对于帝国主义世界的现状和重建中国的必要性，也不可避免地深化了认识。后来，与李大钊同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重要领导人之一的陈独秀，1904年在《安徽俗话报》第5期上发表了《说国家》的短文。他在文章中提到，正是在甲午战争以后他才开始认识到世界处于国家之间的激烈竞争状态，中国人民必须在国家之下集结起来。陈独秀因受甲午战败、义和团战争的冲击而开始认识到建设新国家的必要性，由其再三言及的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序文部分可知，甲午战败对同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近代国家的形成中有一种启动作用。

　　甲午战争的失败，自然并不只是冲击了中国知识分子。堀川哲男曾正确地指出，甲午战争对中国的冲击比鸦片战争更为强烈。他把战败的影响归纳为6点②，而从与清末国内政治有直接关联的问题来看，重要者有三点：使清朝政权内部的势力关系发生了变动；开始了要求变革清朝国家的政治运动即变法运动、革命运动；激发了象义和团运动那样所显现出来的中国民众内部的反帝国主义的情感和活动。

　　本文意在将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同中国近代国家形成的起点相联系起来加以讨论；而我特别想要重视的是，以甲午战争后的变法运动为源头，到了20世纪后进而展开，其目标集中揭橥为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的立宪运动，是要把君主专制的清朝国家变革为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运动。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最初10年所进行的这一政治运动，受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两次冲击，并且在同以打倒清王朝为目标的革命运动和义和团民众的反帝活动的对抗中，深化了其变革理论，扩大了其支持基础，从而不但对于国家政治而且对于地方政治也有很大影响。

　　 一

　　李大钊最早提出将甲午、甲辰、甲寅三个年头作为“三甲纪念”以铭刻于心，但有人却把比甲午年更早的甲申年看作是发生了给中国社会造成大冲击的对外事件的年头，此人就是在本世纪初立宪运动中有过重要影响的人物杨度。他在欢送1903年自湖南到日本的留学生的会上发表演说，指出从甲申到甲午这十年间，中国的对外大变动只发生过一次，而从甲午至今虽不到十年，却发生过甲午战败，其后分割加剧，义和团战争这样三次大变动，而学问之意义首先在于实现团体之公益。③在对外关系迅即吃紧的情势下，杨度要求即将前往日本留学的学生们把对国家的贡献看得比一切都重要，是很自然的。

　　杨度在这次欢送会上的演说有两点意思，一是认识到十九世纪90年代末起对外关系的紧张高速加剧，二是指出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冲击始于中法战争的甲申年。前一点本文稍后再论，而后一点看法或许为李大钊所比照，故而另外设定了清末的“三甲纪念”。

　　中法战争发生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一般认为是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时期；虽说这一时期英国的统治处于压倒性优势，但外国列强在东亚的活动也开始活跃起来。中法战争发生在同清朝有朝贡关系的越南沦为法国殖民地的过程中，而对中国方面而言，这场战争却是对洋务运动以来得以增强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第一次检试。

　　中法战争是从驻守在越南山西的清朝军队受到法国军队的进攻而开始的，1884年8月起战争扩大到中国本土。在中国本土上进行的重要战役之一是马江之战。1884年7月法国舰队进入福州附近的马江，并在由此进攻台湾占领基隆的同时，进攻位于闽江下游北岸的集镇马尾军港。当时中国多少拥有一些近代海军力量，包括北洋水师、南洋水师、福建水师，其中福建水师便以马尾为根据地。

　　在马江战役中相对峙的两国海军力量，以清军舰船数量较多，但法军的军舰却是装甲船；而福建水师的军舰除了购自美国的两艘小舰以外，都是马尾船政局建造的木船。大炮门数，法国舰队为77门，福建水师只有47门。④法国舰队和福建水师之间在战斗力上有明显差距，加之福建水师没得到北洋水师和南洋水师的支援，海战不到三十分钟便以清军战败而告终。

　　但是中法战争特别是马江海战却为日本所注意。这是因为壬午事变以后，围绕着朝鲜问题，日本同中国的对立加剧，并且日本方面处于劣势。这一时期，在日本国内包括民权派也参加进来要求修改不平等条约和实行强硬外交的运动正在高涨，但日本政府和军部尚未确信其军事力量比中国优强，因而解决甲申政变时不得不采取和平方针。可是中法战争对日本来说却是一个为准备将来预想的战争而弄清中国的军事力量特别是海军力量的绝好机会。中法战争一爆发，据说日本的东方平八郎等高级将领就几乎全都登上军舰出发前往参观海战⑤，便显示了这一点。

　　同甲午战争比较，中法战争的失败所给予中国的冲击较弱，但当时民间却有人深刻地感受到了局势之严重。例如康有为就认识到，面对19世纪后半期，西方列强及日本对中国周边朝贡国的势力扩张和冲击（包括中法战争在内），必须实行军事方面之外的改革。另据孙中山自述，他立志推翻清王朝，建立中华民国，也正是始于中法战争的失败。

　　近年来的研究也指明，中法战争也刺激了清朝国家的官僚提出政治改革的意见。洋务派官僚、两广总督张树声，受中法战争中福建水师在马江海战中失败而覆灭的打击，临死之前上奏批评中体西用式的改革，提出要引进西方的议会制。在中国引进西方议会制的观点究竟可上溯到何时姑且不论，但张树声的事例表明通过中法战争所显现出的劣势，清朝官僚已开始认识到国家的强弱并不仅只决定于军事力量。

　　由此，甲申年扩大到中国本土的中法战争，给予一部分民间知识分子和官僚的冲击，使其认识到了军事以外各方面广泛改革的必要性。不过，以中法战争为契机，倡导体系性改革的却是郑观应。众所周知，此时郑观应正在参与洋务运动，筹备上海机器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局的设立，中法战争之前还参加过轮船招商局的经营。战争一爆发，他就志愿到广东赴任。郑观应出身于广东，不但对广东而且对香港的实情都很清楚，加上为扩大招商局航运而去过东南亚调查，因之很受赏识。但是他此行主要是筹措武器和收集情报。再者，他还曾经为取回被香港当局所查封的武器而积极进行过交涉，那时他正是奉两广总督张树声的指令行事。

　　郑观应有名的著作是《盛世危言》。《盛世危言》有好几种刊本，据近年的研究，初刊本则是甲午战争前夕，于1894年春刊行的五卷本，而一般人所读到的五卷本则在甲午战争开始时追加了四篇文章，甲午战争之后更作了大幅度改订，扩充为14卷本而刊行。中法战争失败之后五年间，郑观应在澳门潜心著述，到甲午战争开始前的1892年大体完成了《盛世危言》。

　　郑观应的著作除《盛世危言》以外，在中法战争以前还刊行了《救时揭要》、《易言》，但中法战争间刊行的《易言》同《盛世危言》在内容上有相当明显的不同。中法战争前郑观应思想的显著特征，是对国际关系的预测很乐观。在他看来，“万国公法”是建立世界秩序的根据，既能约束外国列强的行动，又同时使中国得以在世界上恢复适当的地位。而《盛世危言》却认识到国际关系就是“商战”和“兵战”，即处于“战”的常态。在这样的国际关系之中，“万国公法”自然不是无条件地适用于中国。而为了适用“万国公法”，中国自身必须富强起来，达成富强的课题很多，中心之一则是开设议院以实现人民的整合。

　　郑观应经历了中法战争，使他深化了对国际关系现状的认识，从而有可能提出中国要富强就要全面改革的理论。他的改革理论具有先驱性质，自然不会在中国社会中获得支持基础，不可能立即变成社会运动，成为现实。但是，如果没有这样的先驱性改革理论，甲午战争的冲击也就不会同近代国家形成的运动相接轨。

　　 二

　　甲午战争的失败给了中国社会以强烈冲击。除了战争的对手被认为是小国的日本之外，战争起因于朝鲜问题这一点也有影响。因为朝鲜的安危被看作是关系到中国全局的问题，而这同在越南问题上的中法之争可以被当作地方问题来处理是不一样的。⑥。

　　对甲午战争中两国军事力量加以比较，不一定能看出多少决定性差异。有关研究即使指出海军方面日本占据优势，但也认为北洋海军的覆灭原因并不仅在于此，还在于犯了同陆战一样的错误，即李鸿章的“消极避战主义”。即使北洋陆军方面，其弱点不在于装备本身而在于军需的后方支援不完备，但这样的弱点日军也有。甲午战争中两国军事力量既无决定性差异，那么中国何以战败呢？

　　尽管洋务运动企求增强军事力量，但中国还是战败了。对战败原因的认识和对战后改革的探索，成了清朝部分官僚和知识分子的急迫课题。既是张謇创办的诸多企业的投资者，又是后来预备立宪公会重要成员的刘厚生，在军事行动尚未开始时就对甲午战争的胜败看得很清楚，认为决定战争胜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日两国民众的整合程度不同。据他的观察，从中法战争到甲午战争这十年间，中国的情况同日本相反，即国家和人民之间越来越背离。⑦

　　郑观应受中法战争失败的冲击，而后开始写作，在甲午战争结束伊始又添加了《议院》等篇文章而出版的《盛世危言》之所以成畅销书，大概就是因为在不少知识分子之间存在着刘厚生这样的担忧吧。众所周知，正是以甲午战败为契机，变法理论在康有为、梁启超领导下成为政治运动而付诸实践，而在清朝地方官僚中也有个别人开始将郑观应的改革理论部分地纳入其政策之中。

　　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一传来，康有为等在各省举人的支持下，上书要求拒签条约。但除此之外，仅半月之间，各省也有很多上书。包括康有为上书在内，各种上书共有31次，签名者总数在4千人以上。从上书次数、相关各省、签名人数来看，这一上书事件规模之大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可以认为，如此规模的上书和签名人数，似乎显示了变法运动的展开在中国社会中获得了相当支持基础的可能性。而郑观应这位名人作为《盛世危言》的作者，进入20世纪后又成为立宪运动的领导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这次变法运动。虽说义和团战争以后，郑观应在思考将议院制引入以实现人民的整合这一紧迫课题，进一步确信唯有采用君主立宪制才能实现中国的富强，但他对康有为的变法运动却明显地消极。他在思想上同康有为、梁启超并无大异，对于推进改革运动也不反对，可他就是不积极参加，而随着和保守派之间的对立愈加深刻，他对康有为的态度也冷淡起来。

　　到20世纪之后预备立宪的方针刚一明确，梁启超就尝试结成政党，而当时加以推动的主要人物，是在日本留学生中影响很大的杨度和在江浙地方绅商中影响很大的张謇。可是这两个人几乎都没有参与甲午战争后的变法运动。杨度1895年和在北京的湖南籍举人一起提出了要求拒签议和条约和继续作战的上书；但是此事并没有成为他倾向变法的转机，他对新思想的摄取以及为此去日本留学，是在经历了义和团战争的危机之后。

　　另方面，从张謇来看，他同翁同龢关系密切，在甲午战争中采取主战的立场，但他参与战后的变法运动却不积极。虽然他同郑观应和杨度相比，参与的程度或许要高一些。这么说是因为他作为会员，曾参加过在北京、上海先后创设的强学会。可是他与康有为性格不合，他加入强学会一事也存在疑问，故而不能认为张謇与变法运动有密切关系。在义和团战争以前，张謇对国家政治的参与很淡薄，而专心致力于南通纱厂的创设。

　　康有为推进变法运动的特征之一，就是只想依靠“小部分特权阶层的官僚知识分子”，但如果同以后的立宪运动联系起来考察，则本文前此所述事实，表明了支持变法运动的社会基础即使在民间知识分子中间也不一定广泛。而从官僚方面来看，据刘厚生追述，当时汉人京官中虽十有六七认识到变法的必要性，但却“不愿轻于露脸，或蒙随声附和之讥”⑧，似乎赞成变法并不完全就要参加改革运动。

　　 三

　　日俄战争在动员的兵力、陆海军的装备、战争费用的支出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甲午战争，是一场显示“质的显著差异”的战争⑨，是确立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划时代战争。那么，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又是怎样看待这场战争的呢？

　　中国人到日本留学，是从1896年正式开始的，到日俄战争发生时有将近2500人的留学生在日本。他们身在参战国一方的日本，得知有关日俄战争的消息，他们的心理是复杂的，可以说是由三个层面所构成：为日本的善战而兴奋，为之羡慕且自信有所恢复，但又为日本的战胜将影响到中国国土而忧虑。这种心态在中国国内的知识分子中间也大体相同，但若细加分析前两个层面，其内容则表现为把日俄战争看作是黄种人和白种人之战、立宪国家和专制国家之战，由此而复持自信且认识到立宪国家的优越性。将日俄战争的结果说成是立宪国家对专制国家的优越性的证据，这种观点在当时很多新闻出版物上都可以见。1913年正月《东方杂志》第9卷7号以“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为题的特集记事中，其第二编就回顾了立宪运动的历史，认为其发展的“主因”有内外之分，外部是日俄战争，而内部则是革命言论的高涨。

　　日俄战争对于立宪运动的高涨确实大有影响。但立宪运动并不就是因为日俄战争中日本取胜一事而骤然兴盛起来的。《东方杂志》这篇记事中就指出，戊戌政变以后，有志之士就致力于翻译欧美和日本的书籍，并且致力于研究宪法。同时也请注意，自义和团运动以后，为支持立宪运动的高涨，一个同以前相比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确实正在形成。

　　后来成为立宪运动重要领导人的张謇，在1901年执笔写的《变法平议》，便是标志他投身立宪运动的出发点。此后，1903年应日本驻南京领事之邀，他为参加第五届日本劝业博览会而东渡。此行对他的思想似乎有较大影响。考察日本之后，他便致力于推进立宪运动，而这一时期张謇改革言论的特征就是参考了日本。还有一点必须指出，象张謇这样开始参与立宪运动，决不只是个人行为。他执笔写《变法平议》之后的行动，便是和江浙地方官绅相合作的。并且，象立宪运动中这样江浙地方官绅所进行的合作，始于义和团战争时东南互保的策划。

　　自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之年起，各地创设了推进立宪运动的团体，而在国内创立最早、规模最大、影响最强的团体，则是以张謇为领袖的在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其会员多是江浙地方的工商业资本家和开明士绅，创立时约有50人，但到1908年增加为345人，1909年达358人。⑩由此观之或可认为，江浙地方的绅商，围绕着东南互保而开始集结，继之以立宪问题为核心而集结得更紧。再者，日俄战争的结局作为外部因素，其作用则在于进一步促进了这种集结。

　　虽说张謇进入20世纪之后正式参与了国家政治的革新，但这一时期他对地方问题持有强烈的关心，而且他有时对国政的关心还显得不够。刘厚生批评对国政问题不一定要积极参与的张謇是“村落主义”，指出张謇在咨议局开设之前更为致力于地方问题。照这样稍带偏颇的观点去思考，大概也可以认为不只是张謇，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也大体相同，有着既重视国政又重视地方问题的倾向。

　　有论者认为在预备立宪公会为推行立宪制所进行的准备活动中，应特别重视咨议局的创设和地方自治的推进。(11)但对地方自治的认识，清朝政府方面负责立宪制准备活动的宪政编查馆则有不同。宪政编查馆设想的是受国家控制较强的自治，与之相对，张謇等人则认为地方自治应能够发挥地方绅商较大的权限，在这种地方自治的基础上建设立宪国家。

　　几乎是同时，在上海预备立宪公会之外的湖北、湖南、广东等地，也结成了推进立宪运动的团体。日俄战争以后，在留日中国学生中，赞同立宪运动者也在增加。中国向日本正式派遣留学生始于1896年。而甲午战后列强在东亚的角逐激化，日本也相应积极起来。留日学生超过一万人的高峰，还有其他若干问题，使这一年成为清末中国人留日学生史的划时期标志。

　　1905年应清朝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颁布了对中国留学生加强管理的取缔规则。但这时日中双方对于以速成教育为中心的留学的批评都强烈起来，加之中国国内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和推进，故而中国留日学生人数减少了。而与本文内容关系更为重要的则是以1906年前后为界，留日学生的学科分布和思想倾向的变化。

　　多数中国留学生所接受的速成教育，其学科主要分为师范、法政、警政，以分别培养教员、咨议局议员、警官，但留学生中当初多是接受师范教育。自1905年、1906年开始，留日学生这种学科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法政科猛然变得热门起来，其契机则是由于清政府为废止科举制和宣布预备立宪。由此可以推知，留学生学科分布的变化同他们的政治志向大概有密切关系，实际上1906年以后留日学生的政治志向也确可看出大的变化。当时留学生中支持清朝国家改组重建为君主立宪国的人数大为增加，留日学生总会的领导权也由这样的学生所掌握。于是，到1906年前后，留日学生之中形成了支持立宪运动的基础。

　　在这些支持立宪的学生之中，对他们具有很大影响力的人物之一是杨度。他生于湖南湘潭县，1902年到日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留学。次年因为涉嫌同康有为、梁启超有关系而出逃再次东渡，但这次他却置身于曹汝霖等人同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兼次郎商议后设立的法政大学速成科之下。其后，他被选为留学生总会的副会长，又受到孙中山、梁启超双方一致的鼓动，因而至于对留日学生的影响力很大。

　　1905～1906年，杨度不再受孙中山、梁启超的影响，建立了以施行君主立宪制为目标的独立政治团体。该团体最初叫政俗调查会，后来改称为宪政公会，先于其他团体而倡导开设国会的请愿运动。最初的政俗调查会中有400名留学生(12)，由此可知当时留学生对君主立宪制的倾向之强，以及杨度对他们的影响力之大。

　　宪政公会发行《中国新报》以开展宣传活动，同时在1907年开始了国会请愿运动。这时提出的请愿书，从世界各国的竞争空前激化这一角度，指出专制君主国家的不适应性，强调民选议院开设的必要性，并且言及日俄战争，认为这场战争显示了专制君主国家的劣弱，而是否有民选议院则导致了国家之下人民集结程度的不同，故而决定了日本和俄国在这场战争中的胜败。国家之间激烈的竞争，只有“强权”，没有“公理”，这种世界观早就为宪政公会领导人杨度所持有。(13)在他看来，国家之间的平等，在各国没有文明开化时不能实现，中国若要摆脱现在的从属地位，除中国自身文明富强起来，实行经济军国化之外别无方策。中国文明进步的核心课题，就是人民在国家之下强有力的集结。因此，对于有碍于家庭成员自立和直接集结于国家之下的中国现存家庭制度，杨度给予了激烈抨击，这一点从他对新刑律问题的见解也可看出。(14)

　　凡是妨碍人民集结于国家之下的制度，杨度认为都必须极力破除。不光是家庭制度，地方自治也如此。宪政公会把重视地方自治的立宪论作为导致地方分立的东西来批判，并列举现已出现这种倾向的事实，例如收加利权之后由各省的民营铁道公司来铺设铁路一事。围绕铁路利权的收回和国有化问题，杨度的出身地湖南省也卷入其纷争之中。杨度1904年作为铁路利权收回运动的留学生代表，1910年围绕着铁路国有化问题而两次回湖南，但他采取的立场却是主张在中央统辖之下来推进铁路建设，和湖南绅商的意见相左。对于收回铁路利权之后欲以各种形式的省内资本来建设民营铁路的湖南绅商们来说，杨度的批评是不能容忍的。1910年杨度回湖南时，因受绅商们的强烈谴责，以致不得不退避到汉口。

　　 结语

　　由郑观应那样的先驱人物因受中法战争冲击而提出的改革专制君主国家的理论，到20世纪之后发展成了明确提出开设国会和制定宪法这一主张的政治运动。进入20世纪之后的立宪运动，同中日甲午战争之后的变法运动相比较，不仅是政治主张明确，而且在国内外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基础。

　　进入20世纪之后立宪论、立宪运动的高涨，不能不影响到清政府内部的官僚。1905年张之洞、袁世凯等洋务派系的官僚共同奏请采用立宪制。奏请获准后，清廷设置了考察政治馆，派遣五大臣前往欧美各国和日本考察世界宪政状况。此事的内容和速度姑且不论，但却意味着向立宪制的过渡已是大势所趋而且已开始动作了。在这种情形下，若想在清朝内部掌握领导权，就必须拥有能够为准备改行立宪制做出贡献的有用之材。

　　杨度以“宪政通”而著名，因而他得以为出洋五大臣视察报告执笔写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文。1907年，杨度为伯父的葬礼而归国，这时袁世凯和张之洞连名奏举他担任宪政编查馆的提调，该馆系由考察政治馆改组而来，其成员大体都是曹汝霖等法律留学生和日本顾问。但杨度尚在日本时，袁世凯就曾表示欢迎他到设在天津的宪法研究所当顾问。对改行立宪制的速度等问题，袁世凯同尚在日本时的杨度之间有不同意见，但在自上而下实现民众强有力的整合这一点上，他们对施行立宪制的看法却是相同的。

　　注释：

　　①原文载日本《历史评论》第532号，1994年8月出版。

　　②堀川哲男：《中国近代的政治和社会》，日本法律文化社，1981年版第91～94页。

　　③朱德裳：《癸卯日记》，《湖南历史资料》1979年第1辑。

　　④黄政、邓华祥：《中法马江战役述评》，见《中法战争论文集》第一集，广西人民出版1986年版。

　　⑤小林一美《明治时期日本参谋本部的对外谍报活动——日清、义和团、日俄三大战争》，见滕维藻等编《东亚世界史探究》，汲古书院1986年版。

　　⑥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书占1965年版第9～10页。

　　⑦刘厚生前揭书，第60页。

　　⑧刘厚生前揭书，第85页。

　　⑨井口和起：《日清、日俄战争论》，收入《讲座日本历史》近代二。

　　⑩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5页。

　　(11)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28，1971年，369页。

　　(12)黄福庆：《清末留日学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34，1975年，254页。

　　(13)何汉文、杜迈之编著：《杨度传》，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