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明侠

　　今年是马关条约签订九十周年。史学界关于洋务运动与甲午战争之间的关系和评价问题，众说纷纭。本文拟就有的研究者所提的甲午战争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说进行探讨、辨析。

　　　　（一）没有洋务运动，中日战争可能提前十年

　　笔者认为甲午战争宣告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论点是值得商榷的，洋务运动的历史贡献也是难以全盘否定的。就中日甲午战争而论，如果没有这一运动的话，中日之战可能在十年之前（1884年）就发生了。

　　1884年，日本在朝鲜发动的“甲申政变”所以未能得逞，主要就是由于清政府在汉城驻有三营用新式武器装备的淮军，又有经袁世凯训练而采用洋操洋枪的两营朝鲜军队，在正确的指挥下得以迅速击溃参加政变的日本军队及“开化党”所控制的部分韩军。日本驻朝公使竹添进一郎策划政变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后，一些日本群众曾举行游行示威，要求“膺惩清国”；主战派的“征韩论”一时甚嚣尘上；另外，还有人提出与法国联合南北夹击中国之议。但是，老谋深算的“文治派”不同意立即发动对华战争，其原因之一是鉴于在越北战场上法军的败绩，使他们对中国军队的战斗力怀有戒惧之心；其二是中国的国力及军队装备使日本深感不经过充分准备并无取胜的把握。因此，“日本鉴于情势对它不利，拒绝于1884年12月与中国进行武装冲突”，而采取了用阴谋诡计把中国从朝鲜“排挤出去的”策略（注：李清源：《朝鲜近代史》第71页。）。

　　甲午之战前数年，日本国内“武功派”一再要求立即出兵朝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其理由就是鉴于中国不断更新装备，如北洋舰队的成军、海防要塞的兴建等，担心“三年后中国必强”；而“文治派”则因财力匮乏“万难冒昧”（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10，第2页。），不愿意轻易冒险。到了1894年，主战派认为形势急迫，“拖延时日使彼稳固基础，非为得策”（注：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73页。）；再加上这一年为西太后六十大寿，中国朝廷正忙于“万寿庆典”，机不可失。日本政府上下意见趋于一致，故决心挑起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然而，它在制订作战计划时，却是十分慎重的。它把北洋舰队视为自己取得制海权的最大威胁，提出了几种不同的作战方案，甚至考虑到一旦海战失利就要撤退全部侵朝日军固守本土的问题（注：参看梁黄璜《甲午战争前日本并吞台湾的酝酿及其动机》。《台湾文献》第26卷，第2期。）。从敌人方面对中国形势的分析可知，它们对洋务运动一直是深感不安的。

　　由上可知，正是由于洋务运动在军事方面所取得的一些进展，才推迟了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时间表。否则的话，中日之战可能在十年以前甚至更早就会爆发。所以我们殊无理由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就否定洋务运动的作用，或者得出这一运动由于具有反动性、卖国性而似乎不应兴办的结论。

　　　　（二）“彻底破产”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诚然，甲午战争的失败，说明洋务运动不可能完成其标榜的“自强求富”的任务，但是这能否说，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呢？

　　首先，用“彻底破产”来说明甲午战败后的洋务运动，显得不够确切，至少还有大量的军用和民用的工矿企业没有因为战争的失败而“破产”。例如李鸿章筹划创建的开平煤矿即是如此。战前每天产煤不过七、八百吨，中日战争爆发前后，为了支援前线需要，据《捷报》1894年7月27日报导，“开平煤矿最近在加班开采，现在每日产量已超过一千吨”（注：《捷报》卷53，第84页。）。到年底统计，“每日产煤一千至一千五百吨”，年产量达到五十余万吨，而1898年的年产量增至“七十三万吨”（注：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料》第一辑（下册），第668页。）大大超过了战前水平。其他洋务企业类此情况者尚多。如果是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话，又怎能出现这样的进展呢？即使是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洋务运动时期李鸿章所练的水陆军队，除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外，在陆军方面，淮军中聂士成的一支兵力基本上保存下来，特别是1900年抗击八国联军进犯天津时，聂士成喋血八里台给侵略军重大的打击，说明洋务运动所练的新军并非全无战斗力，失败的主要关键是政治的腐败和指挥的无能。因此，如果说甲午战争的结局，证明甲午一役北洋舰队的失败是可以的，然而如果把它说成是全部洋务事业的“彻底破产”就显然与事实不相符合。

　　其次，由于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所以人们很容易把他的政治经历同基本上属于经济范畴的洋务运动联系起来，从而赋予这一运动以卖国的反动的性质。本文认为李鸿章的卖国行为必须批判，可是决不能不加区别地把洋务运动中的某些正当活动也一概加以否定。即使以北洋舰队的创建而论。就不能说它毫无抵御外侮的目的，否则的话，黄海海战就不会发生，也不会有邓世昌、林永升等爱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再如以李鸿章于1865年创设的江南制造总局和金陵机器局两个军用工厂为例，创建伊始的确是为了镇压太平军余部及捻军而设。其生产任务是“以攻剿方殷，专造枪炮”（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33卷，第5页。）。可是，随着民族矛盾的上升与激化，后来这两个军事工厂在海防建设与甲午战争中也都作过积极贡献。工人们“日夜赶工，加紧生产军火，供应前线”（注：《江南造船厂厂史》第24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在抵御外侮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因而决不能由于甲午战争的失败，就把洋务运动说得一无是处。

　　其三，办理洋务著名者，除曾、左、李等人之外，还有刘铭传、沈葆桢、张之洞等疆吏，又有一大批从事洋务活动的知名人士：如郭嵩焘、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容闳等等，各人的政治经历、思想认识、洋务活动、历史地位均各不同，应该有区别地细致地进行分析研究。即使对同一人物来说，□要区分其前期与后期、甲事与乙事之间的不同。洋务历史人物的一生，往往是瑕瑜互见，有长有短，其中有些人还是做了不少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作的，要看主流。我们决不能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株连”到整个洋务运动“彻底破产”，更不能把洋务派所进行的每项活动均加以否定。

　　综观洋务运动的过程，其重要项目虽然从军事开始，然后由“求强”到“求富”，逐步扩大到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但其中心则为各种工矿企业的兴办，即为建立近代化的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所以，我们衡量洋务运动是否“彻底破产”的标尺就是“生产活动”。如果“生产活动”也终止了，那自然可以说是“彻底破产”了。

　　如上所述，甲午战争的失败主要是表现在军事方面，即使是李鸿章所办的洋务企业也未受到战争的太大破坏，更何况其他洋务派和其他地区所经营的洋务企业呢？以左宗棠所创办的福州船政局而论，他一开始就说明“设局急造轮船”的目的，主要是接受了“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举，无足当之”（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1页。）的失败教训，必须有自己的新式舰队，才能抵御外侮。从1875年起到1908年止，主要依靠自己的技术力量制造了大小兵船、商船即“已达四十号”（注：《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第432页。）；从生产实践的角度来看，从不会制造轮船到能够自己制造，不能不算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而且这些轮船的质量，据两江总督刘坤一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于奏疏中指出：各省“前在外洋定购之‘南琛’‘南端’等船均不如福建船政局所造之‘开济’、　‘寰泰’、‘镜清’及上海制造局所造之‘保民’等船，此臣在南洋所目击者，则亦何必舍己求人，舍近图远”（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初七日，《整顿船政铁政局折》。《刘忠诚公遗集·奏疏》，第24卷，第43页。），非向外国订购不可？应该承认，刘坤一的意见是正确的、公允的。

　　又如，容闳曾参与曾国藩所从事的洋务活动，从美国购买机器得到“识拔”。1870年后，曾国藩又接受了容闳所提“教育计划”的建议，即“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材”（注：容闳：《西学东渐记》，第101页。）。在第一批留美学生中就有著名的铁路工程师詹天佑。

　　再如：以1872年李鸿章创办的轮船招商局而论，开始时只有资本一百万两。购买了轮船二艘。1880年时有轮船三十艘。甲午战争时，为了防止日本兵舰的袭击、劫掳，在郑观应筹划下采取了“换旗保产”之计，与德商信义、礼和等洋行签订了所谓“明售暗托”的合同（注：参看夏东元著《郑观应传》，第120——123页。）。甲午战后，业务又继续发展。到1947年11月，大小轮船增加到460艘，共三十三万余吨，　解放后全部回到人民之手。类似的事例就更多了。

　　因此。本文认为甲午战争的失败，证明洋务运动不可能使中国走上“自强求富”的道路是正确的，并且从这个意义上说，洋务运动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因为其主要倡导者有一番反动的政治经历，而不看洋务运动在那个时代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出现于历史舞台之上，所必然会起的某些积极作动，也不能因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就归咎于洋务运动的兴办反而造成了“恶果”。难道继续执行闭关锁国政策反而会更好吗？因而“彻底破产”这样的提法，是与实际情况不相符合的。

　　　　（三）不能因甲午一役的失败就断言洋务运动为“彻底破产”

　　即使是从纯军事的角度着眼，洋务运动在甲午之役所受的挫败，并不足以证明洋务派所训练的武装力量均属不堪一击。

　　洋务运动兴办了三十余年，先后经历了较大的对外军事斗争共有三次：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左宗棠的恢复新疆；八十年代的中法战争以及九十年代的中日甲午战争。现将前两次军事斗争的情况简述于后。

　　第一次，左宗棠收复新疆与中俄伊犁交涉。1876年左宗棠率兵出关，向获得英、俄两个帝国主义支持的、侵入新疆的浩罕酋长阿古伯所建立的反动政权发动进攻。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左军先后收复天山北路与天山南路。1878年（光绪四年），阿古伯兵败自杀，全疆底定。“新栽杨柳三千树，引得春风渡玉关！”从汉唐以来即属中国版图的新疆地区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以“三湘子弟”为主力的清军用鲜血和生命挫败了帝国主义分裂中国领土的阴谋。

　　接着，如何收复被沙俄用武力侵占的伊犁地区，又成为一次严峻的斗争。清廷内部主战主和，议论纷纷。左宗棠力排退让议和之说，主张“先之以议论，继之以兵威”（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55卷，第5页。），“决之以战阵”（注：《清史稿·左宗棠传》。），终于迫使敌人另订新约交还了伊犁地区。

　　为什么左宗棠出关之后，能所向克捷，迅速收复全疆呢？除了左宗棠的明谋善断、正确指挥外，十分重要的是，在兴办洋务运动过程中，左部湘军已大部分用洋枪洋炮武装起来，成为一支装备良好训练有素的劲旅，此其一。左军初到西安时，各项新式武器均由上海外国洋行代为采购，后来在西安设立机器局，能够“制造大量的新式枪炮所需要的子弹和火药”（注：李希霍芬：《中国旅行报告书》，第107页，见《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上册），第444页。）。之后，随着战事西移，左宗棠将西安机器局拆迁到兰州，“雇广东工匠用泰西机器制造洋枪洋炮等械”（注：《重修皋兰县志》卷十二，第37页。），对支援新疆的军事起了极大的作用，此其二。伊犁交涉紧张之际，帝俄虽然扬言对华用兵，但终于未敢轻举妄动者，除了其国内外处境不利外，左宗棠湘军的英勇善战也不能不使敌人有所顾虑，此其三。因而从这一角度来看，洋务运动期间所训练的新式军队以及所办的军事工业，在抵御外侮、保卫祖国领土主权方面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此次西征的胜利，与甲午之役清军的溃败，适成鲜明的对比。

　　第二次，中法战争。1883年冬开始的中法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抵抗外国侵略取得相当胜利的一次战斗。当越北前线战云密布警信频传之际，清政府内部主战、主和两派斗争也日益激烈。主战派的重要人物有左宗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倾向于抵抗的淮系将领张树声等。主和派的代表则为李鸿章。由此可知，同为洋务派的领导人物，主张抵抗侵略与妥协求和的态度并不相同，这也说明前文所述的对待洋务运动及洋务派必须坚持有区别地加以对待的必要性。

　　在中法战争中，刘永福的黑旗军屡创法军；冯子材的镇南关及谅山大捷震动中外，使法国的费茹里内阁因失败而被迫下台。这说明中国军队此时已有相当的战斗力，能够打败强敌了。

　　上述的一些军事胜利是怎样取得的呢？除了前线将士英勇顽强地与侵略军进行搏斗外，不能不承认洋务运动所起的作用。这些参战的部队在训练上、素质上以及武器配备方面已有了很大的改进。否则，就很难设想手持大刀长矛的旧式清军，能够抗衡当时世界上第一流强国的凶猛攻势。

　　在中法战争期间，洋务派所办的军事工业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例如天津机器局在1884年所接到的要求调拔军火的数量，“较往年多至数倍”（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58，第38页。）；张之洞为了能以更多的枪炮弹药支援前线，曾多方设法洽购，还打电报给天津机器局进行联系（注：光绪十年九月十一日，张之洞《致李鸿章电》，见《张文襄公全集·电稿》卷122。）。对此，左宗棠曾意味深长地说：中国新建的军事工业“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持”（注：《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18，第5页。）。这确是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论。

　　综上所述，洋务运动中的军事部分，在左宗棠收复新疆之役及中法战争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不应因甲午一役失利而得出整个洋务运动“彻底破产”的结论。

　　　　（四）结束语

　　洋务运动虽然没有达到“自强求富”的目的，但它的积极意义还是不容忽视的。首先，洋务派不同于“顽固派”。他们能够向西方学习，讲求“自强之计”，甚至象李鸿章这样的人也认为，“以章句弓马施于洋务，隔膜太甚”，必须“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希望能较全面地进行改革，才能挽救“天下危局”（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第10页。）。这种思想认识在那个时代具有进步性，尤其是同那些“茫昧昏蒙”的顽固官僚相比，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其次，洋务运动时期所办的不少企业是后来新中国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洋务派引进了新的技术设备、生产工艺，传播了近代的科学文化和企业管理经营的新知识，从而扩大了人们的视野，尤其是通过各种厂矿的兴办，毕竟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从而为中国无产阶级的成长创造了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