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顺力

　　中日甲午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重大事件，堂堂“天朝”败于蕞尔“岛夷”、这一结局所产生的影响不仅反映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而且也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直接促成了世纪末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

一、甲午战前洋务思潮的分化

　　近代社会历史的剧烈变动，使社会思潮呈现跌宕起伏、交融分化的复杂景象。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洋务派官僚在与外国侵略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敌强我弱的严峻局势，从而唤起他们改革旧物的最初意识——“数千年大变局，识时务者当知所变计。”（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复王补帆中丞”；“奏稿”卷20“试办招商轮船折”；卷43“试办织布局折”；“海军函稿”卷3“海军衙门会奏底稿”；“奏稿”卷72。）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在千古变局的煎逼下，以务实致用的精神，力主“师夷智以造炮制船”，（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12“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津折”。）期望“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注：《洋务运动》（2），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80页。）逐步形成一股“人人皆知洋务”的社会思潮。这股洋务思潮就顺应历史潮流的大趋势而言，尽管是最低层次的向西方学习，但毕竟凸显过其积极进步的一面，“不自觉地”揭开了中国早期近代化的序幕。

　　到了甲午战争前，以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政论家、活动家和爱国知识分子，开始对洋务事业推行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弊端提出尖锐的批评和修正意见，要求越出“师夷智以造炮制船”的藩篱，更加广泛地学习西方，对现行的经济、政治进行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洋务思潮开始有了明显的分化迹象，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抨击洋务新政徒袭西方皮毛，提出“商战固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主张。

　　王韬等人提出“商战固本”，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主张，是对洋务派官僚的“强兵治国”论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从70年代起，洋务派官僚鉴于创办军事工业和编练新式陆海军等“求强”活动所遇到的经济困难，适时地兴办了一些民用企业，并有过一些“顺商情而张国本”、（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复王补帆中丞”；“奏稿”卷20“试办招商轮船折”；卷43“试办织布局折”；“海军函稿”卷3“海军衙门会奏底稿”；“奏稿”卷72。）“扩利源而敌洋产”（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复王补帆中丞”；“奏稿”卷20“试办招商轮船折”；卷43“试办织布局折”；“海军函稿”卷3“海军衙门会奏底稿”；“奏稿”卷72。）的“求富”言论，但在他们的心灵深处，“强兵治国”始终是其梦寐以求的主要目标。李鸿章就明确地说：“外洋以商贾为重，中国以耕读为重，是固夫人皆知。然而，不重商贾可也，军事亦可不重乎？……方今环球诸国，各治甲兵，唯力是视。……臣等创兴铁路本意，不在效法外洋到处皆设，而专主利于用兵。”（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复王补帆中丞”；“奏稿”卷20“试办招商轮船折”；卷43“试办织布局折”；“海军函稿”卷3“海军衙门会奏底稿”；“奏稿”卷72。）（着重点系笔者所加，下同）由此可知，洋务新政所进行的办厂、造船、修路等“求富”活动，主要目的是为了“利于用兵”，强化国家的军事功能。虽然这种“强兵治国”论在那个弱肉强食的年代，似乎无可非议，但问题在于，一切服从或围绕“强兵治国”的举措和主张，必将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的色彩，最终将使洋务运动难以超出学习西洋船炮技艺的有限变革范围，不能发展为全面的经济、政治改革运动。这也就是洋务派“借法自强”之梦终不免幻灭的内在思想因素。

　　王韬等人经过二十余年洋务运动的实践和比较，与“强兵治国”的认识有所不同。在他们看来，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日益贫弱的主要原因。中国要臻至富强，必须改变长期以来视“商”为末流的传统观念，学习西方发展工商业，才能抵制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王韬指出：“西国之为商也，陆则有轮车，水则有轮船，同洲异域，无所不至。所住之处，动集数千百人为公司。……资虽出自商人，而威令之行，国家恃以壮观瞻、致盛强”，这就是“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重民”；“达民情”；“洋务”；“变法自强”。）的原因。反观洋务新政推行了一二十年，却“委靡不振者仍如故”，其病根就在于洋务官僚们“借法自强”只注重船坚炮利，“徒袭其皮毛”，而没有学到西方之所以富强的根本。

　　薛福成在直接参与洋务活动以及对西方社会的亲身体验过程中，认识到“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而中国传统思想则“重农抑商”，商人的社会地位在“四民”（士、农、工、商）之末。他认为，中国应该学习西方“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命脉”，把“商”作为“握四民之纲者”，（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大力发展工商业，振兴经济，中国才有富强的希望。

　　此外，马建忠的“富民”说，陈炽的“富国策”，何启、胡礼垣的“通商富国”论等等，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要求发展工商业，抵制外国列强经济侵略的共同愿望。郑观应在此基础上，更明确地提出反侵略的“商战”口号，从而形成颇具代表性的“商战固本”思想。

　　郑观应说：“自中外通商以来，彼族动肆横逆、我民日受欺凌，凡有血气孰不欲结发厉戈，求与彼决一战哉？”（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于是洋务派购铁舰、建炮台，练兵制器，不遗余力，以为这样就能抵御外来侵略。殊不知外国列强的军事征服只不过是保护经济掠夺的一种手段，“彼之谋我噬膏血匪噬皮毛，攻资财而不攻兵阵”，（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进行经济掠夺才是它们的根本目的。因此，我们与之“兵战”固然重要，但“兵之并吞，祸之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故当前更应注重“商战”。郑观应强调说，倘若中国不急图振兴商务，“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最终也无法抵御外国的侵略。中国要富强不仅要”练兵将、制炮船，备有形之战，以治其标”，更要“讲求泰西士农工商之学，裕无形之战，以固其本。”（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结论是“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

　　“商战固本”思想的产生，一方面源自于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刺激，另一方面是对鲜有成效的洋务活动的反思。正如陈炽所指出的：“今之言洋务者，动曰讲求公法，整顿海防，制器练兵，购船造炮，自以为当务之急，而不知皆缓图也。”（注：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商部”、“议院”。）先进知识分子对中国究竟如何才能臻至富强的进一步思索，表明以效仿“船坚炮利”为富强手段，追求“强兵至上”的洋务思潮已发生了第一个明显的分化迹象。

　　第二，赞美西方资产阶级议会政治，倡言实行“君民共主”的政治改革。

　　洋务思潮出现的第二个分化迹象是“君民共主”政治改革主张的提出。

　　早在1877年，马建忠在欧洲留学期间，已注意到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对其日臻富强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以及他本人与洋务派官僚的密切关系，使他更多地看到了西方议会政治“徒托空言”、“贿赂公行”等弊病。因而马建忠没有正面提出效仿西方君主立宪政体、建立议会制度的政治主张，仅是以“端吏治”、“广言格”等言论来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政治改革愿望。

　　公开主张革新封建政治，效仿西方“君民共主”政治体制的是王韬、陈炽、郑观应等人。王韬曾把中国封建专制制度与西方国家的议会政治制度作过比较。他说：“试观泰西各国，凡其骎骎日盛，财用充足，兵力雄强者，类皆君民一心，无论政治大小，悉经议院妥酌，然后举行”。而中国则不同，“民之所欲，上未必知之而与之也；民之所恶，上未必察之而勿施之也”。（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重民”；“达民情”；“洋务”；“变法自强”。）这种“上下之情不相通”的政治状况，正是中国之所以贫弱的根由。王韬认为，中国要谋求富强，只有效仿西方，实行“君民共主”，“能通上下之情，则能地有余利，民有余力，闾阎自饶，盖藏库帑无虞匮乏矣”。（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重民”；“达民情”；“洋务”；“变法自强”。）

　　陈炽也认为西方议院政治，“合君民为一体，通上下为一心”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注：陈炽：《庸书》外篇卷上“商部”、“议院”。）中国要想富强，就必须改革封建君主专制政治。

　　郑观应则强调指出：中国“果能设立议院，联络众情，如身使臂，合四万万之众如一人，虽以并吞四海无难也，何至坐视彼族越九万里而群逞披猖，肆其非分之请，要以无礼之求，事无大小，一有龃龉，动辄称戈？！”（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因此，中国应开议院，以“达民情”，“张国威，御外侮”。

　　应该指出的是，王韬等人提出“君民共主”的政治主张，与严格意义上的西方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是有差距的。首先，他们对西方议会政治的肯定，是以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作为价值标准加以取舍的，而不是真正服膺于西方近代的议会民主思想。西方议会民主制虽则虚伪，但毕竟以“天赋人权”、“主权在民”为思想基石，而封建君主专制则以“君权神授”、“乾纲独断”为基本条件。例如王韬曾说：“天下何以治？得民心而已；天下何以乱？失民心而已。民心之得失，在为上者使之耳。”这种把国家的盛衰兴亡，视之为“民心”的向背，虽有合理之处，但认为民心的向背完全取决于君主的贤明与否，系天下安危于君主一身，实际上还是古已有之的“君舟民水”说的翻版，理论上难以越出封建范畴的认知框架。其次，王韬等人所主张的“议院”与西方国家的议院制度也相去甚远。西方议院制以三权分立和责任内阁为政治原则，而他们则以崇尚君权为前提，“凡事虽由上下议院决定，仍奏其君裁夺”，（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君意合，则书名颁行，意不合，则令其再议。”（注：《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第197页。）君主仍然是至高无上的权威，议院的作用不过是为了改善专制政治”上下之情不能相通”、“无议院则君民之间，势多阂隔”（注：郑观应：《盛世危言》卷3“商战”；卷5“议院”、“西学”。）的传统之弊而已。因此，他们对议会政治的向往，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封建君主专制政治，而是要借助这种手段，为君主专制政治修缺补漏，努力去改良它、完善它。结果，他们的政治改革主张到头来还是难以突破所谓“中体西用”的框框。

　　恩格斯说：“一切历史上的现象，……可以简单地完全由这一时期的生活的经济条件以及由其所决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来说明。”（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第162页。）甲午战争前夕，在洋务新政的促动下，中国资本主义已有了初步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对自己的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力的要求也日益迫切，但外国列强的经济侵略和本国封建主义的政治压迫，引起他们强烈的不满。这种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和内外矛盾的交相侵逼，必然要在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也引起相应的变化。从洋务思潮分化出来的“商战固本”和“君民共主”的改革主张，正反映了早期民族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和参与政权的政治改革要求。历史的发展已为洋务思潮向维新变法思潮的转型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和思想条件。

二、民族危机催迫下社会思潮的转向

　　由于甲午战败，民族危机空前加剧，以救亡图存为时代主题的社会思潮在其转型过程中，有两点发展趋向值得重视。

　　第一，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上升为社会思潮的主流，成为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开端。

　　前已述及，甲午战前王韬、郑观应等人对西方议会政治表示相当程度的赞羡之情，但要求政治改革的呼声毕竟还比较微弱，实践上也只限于个人的著书立说和进策献言。再加上洋务新政本身尚未尝到创深痛钜的苦果，以“强兵治国”为宗旨的洋务思潮虽已出现分化趋势，但仍未退出历史舞台。甲午战后情况完全不同了。“自甲午战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以政治改革为主流的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兴起，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历程初见端倪。

　　这首先表现在政治改革从思想家的空言高论转向爱国知识分子实际从事的政治运动。

　　1895年4月的“公车上书”在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其意义不在于它究竟提出了多么先进的改革主张，而在于它以士人集体上书请愿这种中国历史上全新的政治斗争方式，将维新变法的改革方案公诸于世，从而冲破了清朝不准读书人干预朝政的禁令，这在曾经有过康雍乾三朝严酷的“文字狱”时代，几乎是不可想象之事。由于它发生在甲午战败、民族危亡的严重形势下，因而引起巨大的社会反响。“公车之人散而归乡里者，亦渐知天下大局之事，各省蒙蔽开辟，实起点于斯举。”（注：《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第290页。）更重要的是，公车上书事件使先进思想家们酝酿多年的政治改革主张从空言高论转向身体力行的政治改革运动，从而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

　　其次还表现在办报刊、开学会，争取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近代政治民主权利的社会政治活动上。

　　在维新思潮迅速高涨的过程中，维新人士运用报刊、杂志等近代大众传播媒介，宣传变法主张，大造社会舆论。1895年8月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创办《中外纪闻》，分类介绍国内外时事，刊载时评，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上海强学会成立，创办了《强学报》，确立“广人才、保疆土、助变法、增学问、除舞弊、达民隐”（注：转引自范士华：《戊戌维新—近代中国的一次改革》，求实出版社1987年版，第67页。）的办报宗旨。

　　上述两份报纸虽然很快就被清政府查封了，但新生事物的成长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尤其是它出现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时代背景之下更是这样。1896年以后，《时务报》、《知新报》、《国闻报》、《湘学新报》《湘报》等维新报刊相继创办，其中最著名的如《时务报》、《国闻报》等为维新运动推波助澜，造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据统计，甲午战后至1898年间全国私人所办报刊达50余种（注：参见王栻：《维新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51页。），形成近代中国历史上创办报刊的第一个高潮。

　　以报刊这种近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方式宣传维新变法，议论时政，其意义不仅在于它出版周期短，信息量大、传播范围广而有较好的宣传效果，更重要的是以办报开展政治活动，其本身就是一种“破二千余年之结习”（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37页。）的创举。维新人士在为报刊的出版赢得准合法地位的同时，也为新兴的资产阶级争得了相对的言论自由。可以想见，这种具有近代意义的政治民主权利的取得，其影响之深远是不言而喻的。

　　维新人士在办报刊的同时，还积极组织学会，促进维新变法运动的发展。1895年8月到10月间，康有为等人在北京、上海先后成立“强学会”（两会均于次年1月被清政府查封），“时四方新学士子喜康梁之议论新颖，群相呼应，起而组织学会讨论政治问题与社会问题。”（注：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123页。）到1898年间，全国各地各种学会组织达70余个（注：参见张玉法：《清季的立宪团体》（台湾中央研究院，1971年）第199—206页。）。几年中开学会之风遍天下，形成“学会林立，万众沸腾（注：《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2页。）”的局面。与创办报刊宣传变法一样，维新人士组织学会对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也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封建专制统治者一向“严禁结社”，不许“广集徒众，妄议朝政”。封建知识分子也谨守“君子不党”的祖训，对集会结社等“朋党”之嫌唯恐避之不及。但甲午战后，“海内移风，纷纷开会”。（注：《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第10页。）强学会虽遭封禁，但各地组织学会的“风气渐开，已有不可抑压之势。”（注：《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第135页。）众多学会的建立不仅从观念上冲破“君子不党”的传统观念束缚，而且从政治实践上为后来的资产阶级宪政运动和政党组织的成立准备了条件。

　　第二，向西方学习的热点不仅从学“船坚炮利”的器物文化开始转向学“君主立宪”的制度文化，而且追求中国富强之方也从对传统思想武器的寻觅转向直接搬用现成的西方理论和方法。

　　甲午战前，洋务思潮向西方学习所关注的热点，主要在于“船坚炮利”、声光化电的器物文化层次。甲午战后情况不同了，维新派人士大声疾呼：“观大地诸国，皆以变法而强，守旧而亡。……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注：《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4）第395页。）他们认为洋务时期的“变法”，如“设立海军、使馆、招商局、同文馆、制造局、水师堂、洋操、船厂”等等，貌似壮观，“而根不净，百事皆非”，不过是“徒糜巨款，无救危败。”因此，“若决欲变法，势当全变”，不能“变其甲而不变其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只有“筹全局而全变（注：《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2）第215—216页。）”，中国才有富强的希望。

　　那么，如何才是“全变”、变“本”，而不是变枝叶，“逐末偏端而举之”呢？用康有为的话来说，就是不能“补漏缝缺之谋”，而必须尽弃旧习，“再立堂构之规”。（注：《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52页。）学习西方富强之方，不应只限于“变器”，还要“变事”、“变政”，“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变封建君主专制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政治改革遂成为维新变法思潮的主流，从而也标志着鸦片战争以来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热点已从器物文化层次开始转向制度文化层次，这可以说是先进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过程中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伴随学习热点的转向，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把追求中国富强的眼光从寻觅传统思想武器转向直接搬用现成的西方理论和方法。这也是甲午战后社会思潮转型过程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早在六十年代初，冯桂芬就曾敏锐地觉察到中国与西方的较量有“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等四个方面的差距，但他认为”四者道在反求，惟皇上振刷纪纲，一转移间耳。此无待于夷者也。”（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也就是说，弥补这些差距，只须反求诸己，从传统方法中寻觅武器而不必向西方学习。七、八十年代以后直到甲午战前，王韬等人的思想中学习西方的范围已大大扩展，但同样认为中国欲与泰西诸国并驾齐驱，可以从传统武器库中寻得好办法，“其大者亦惟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心而已！”（注：王韬：《弢园文录外编》“代上广州府冯太守书”；“重民”；“达民情”；“洋务”；“变法自强”。）薛福成还强调：“我国家集百王之成法，其行之而无弊者，虽万世不变可也！”（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把解决中国富强的根本办法仍囿于传统的框框之内。

　　甲午战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努力抛开传统之方，直接搬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来解决中国的富强问题。

　　从1895年起，严复在天津《直报》上连续发表四篇政论文章，全面阐述他的维新变法主张。在严复看来，西方国家富强之基，关键在于“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注：《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第44页。）中国要富强，只有“大讲西学”，不仅要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逻辑学、哲学和社会政治学说，还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法律制度。严复认为，中国积贫积弱，“四千年文物声明，已涣然有不终日之虑，”其根源在于/股制度“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中国的学术政教都是“无实”、“无用”的学问。当今之日，“不独破坏人才之八股宜除，举凡宋学、汉学、词章小道，皆宜且束高阁也。”（注：《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第44页。）他还拿日本与中国作比较，说日本近代以来同样深受西人欺侮，但对于西学，“则痛心疾首，卧薪尝胆求之。知非此不独无以制人，且将无以存国是”，“而中国以恶其人，遂以并废其学，都不问利害是非，此何殊见仇人操刀，遂戒家人勿持寸铁；见仇家积粟，遂禁子弟不复力田”，这岂不是非颠倒太不理智了吗？！因此，只有提倡西学，大讲西学，“早一日变计，早一日转机，若尚因循，行将无及。”（注：《严复集》（1），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页；第44页。）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严复开始致力于翻译介绍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理论著作和学说，从西方近代思想库中直接搬来进化论、民约论、天赋人权说、古典经济学理论、逻辑学等等现成的思想武器，成为“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代表人物。”（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8页）对当时及后世的人们起了巨大而深远的思想启蒙作用。

三、甲午战败带来的正面效应与负面影响

　　1891年，李鸿章巡阅北洋海军后曾踌蹰满志地夸下海口：“北洋海军自光绪十四年成军以后，现届三年……规模略具。……实为前次中国所未有。……就渤海门户而论，已有深固不摇之势！”（注：《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10“复王补帆中丞”；“奏稿”卷20“试办招商轮船折”；卷43“试办织布局折”；“海军函稿”卷3“海军衙门会奏底稿”；“奏稿”卷72。）但三年后，中日甲午一战，北洋海军竟全军覆没，“自强”之梦就此幻灭。这对自信而自傲的洋务官僚来说，不啻为当头一棒。“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仍如故也？”（注：《戊戌变法》，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第142页。）丧权辱国的失败结局与无法去怀的深层困惑，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认识，正当其时地来了一次质的飞跃。“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注：《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359页）因此，要说甲午战败所带来的正面效应，首先是维新变法思潮迅速高涨，把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在前面已有述及，不再赘言。其次是近代启蒙思想日渐传播，促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这表现在战后资产阶级民权思想的传播、自由民主平等观念的滥觞、“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学说的提出、以及近代民族主义意识、爱国主义意识的觉醒等各个方面。这些思想主张的汇集，为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到来准备了思想基础。

　　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有它的两重性。甲午战败所引起的震动，在社会心理上也产生了一些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全社会所蕴聚的求战心理，使“同仇敌忾”趋向盲目排外。由于近代以来，“天朝上国”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乃“有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注：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制洋器议”。）因遭受耻辱而积蓄起来的民族义愤一直在人们的社会心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种义愤心理的支配下，主战之声历来不绝于耳。甲午战败，朝野上下请战、拒和的呼声“遍传都下，士气愤涌”，可谓朝野皆有“同仇敌忾”之心，但需要指出的是，在一片言战声中，有些人对世界大势并不了解，他们不象维新志士那样能较为冷静理智地分析中国败弱的缘由，积极探求救国之途，而是为义愤观念所驱使，“无论曲直、强弱、胜负、存亡，但一不主战，天下共罪之。”（注：《郭嵩焘日记》（3），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75页。）这种不顾时势和条件的求战心理，很容易使原本值得称道的“同仇敌忾”之心转化为盲目排外之情，从而产生悲剧性的消极影响。甲午战后，延续多年的反洋教斗争终于酿成惊天动地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给外国列强以沉重的打击，但义和团运动中所表现出来的盲目排外情绪是无庸讳言的。

　　二是封建统治者的对外心理从妄自尊大变为妄自菲薄。清朝统治者历来以“天朝”自居，醉心于大皇帝君临四海，四方蛮夷向化中朝的中外关系格局，即使在近代以后屡遭挫败的对外关系上也常潜意识地流露出妄自尊大的虚矫心理。但甲午战争中国竟然败给了“不度德量力，敢与上国抗衡”（注：徐致祥：《嘉定先生奏议》，卷下“请举行经筵折”。）的日本，而且又被迫与之签订了空前苛酷的“马关条约”。这种耻辱给一向妄自尊大的统治者，甚至一般民众所造成的挫折感和失落感也是空前强烈的。虚矫心理一旦在严酷的事实面前碰了壁，妄自尊大向妄自菲薄的转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八国联军之役后，清政府完全失去自信而迅速沦为“洋人的朝廷”，这与甲午战败所留下的心理阴影未尝没有关系。

　　总而言之，甲午战争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转折性事件，梁启超曾说：“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战争生”。（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册卷3，第42页。）甲午战争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屈辱和伤害，但同时也给先进的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救国真理的道路上，带来了一次空前的发展契机。近代社会思潮的转型在甲午战后发生，充分表明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这一辩证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