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墨

　　中日甲午海战是十九世纪末的一场大规模海战。它对于此后的水面舰艇海上反袭击作战、海上遭遇战和海上防御战，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从海军作战的角度反复思量，感到确有一些耐人寻味的问题。

　　一、情报与通讯联络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这个问题将越来越显得异乎寻常的重要了。摄取情报与快速联络，了解敌情与及时下达作战指令，不仅牵涉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问题，而且直接关系到战机的捕捉和克敌制胜的问题。情报与通讯联络，对于海军诸兵种协同作战和水面舰艇的编队攻击格外重要，因为海战一般持续时间短，往往一场决战在几个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内就决定胜负。所以对情报与通讯联络的基本要求是：一要准确；二要迅速。

　　摄取情报的积极认真程度，反映着战略指导集团的作战决心。特别是战前情报的侦察与获得，应是准备战争的首要条件。甲午战前，日方通过合法与非法的手段，诸如接待北洋舰队的来访，临战前派出高级将领访华，以及派出大批间谍渗入清政府各有关部门猎取和核实情报。清廷编修张百熙在奏折中曾尖锐地指出这一严重问题。他说：“倭人狡诈性成，肆为叵测，洋报谓其遣入中国之奸细多至数万人。而上海吴淞口五万斤之巨炮毁于药水矣，湖北制造局机器及枪炮子药皆毁于火矣。上海机器局、天津军械所并获有奸细，而天津所获系匿于军械局书办刘五之家，并获有册据，详列某处军火若干，器械若干，足见倭寇用心之密”（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76页）。日本采用种种手段，经过“比年严密查考，实已深知其虚实，故北洋军之马力炮力，不啻轩豁呈露于敌人之目”（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46页。）；而清政府对于日方情况则莫然视之，昏昏噩噩。正如张秉铨在《北洋海军失利情形》中所述：“况敌散布奸谍于中国不知凡几，偶或漏泄，则尽知我军情，先发以制我，则倭人着着争先，而我则处处落后，海军大局，实误于此”（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67页。）。这对整个战争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作战过程中的通信联络，对于海军作战更具有特殊的意义。黄海海战中，定远舰“□楼遽折，遂致呼应不灵”（注：《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67页。），直接影响着队形变化和战役展开。及至威海卫保卫战中，无线电联络再次中断，李秉衡未能及时正确地了解威海卫战况，竟然轻信了鱼雷艇管带王登云谎报的军情，而置威海卫于不顾，直接导致了刘公岛的失陷和北洋舰队的覆没。

　　显然，情报和通讯联络是直接关系到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必将越发显得重要。

　　二、武器装备问题。这虽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但却是经常起作用的必要因素。战斗力，就是人和武器的统一。自然这个“人”，既包括指挥的正确，也包括将帅士卒的斗志、技术和战术水平。尤其是海军作战，首先要解决人与机器、武器、自然条件等方面的矛盾，才可能产生战斗力，所以舰艇的优劣、火炮的口径和射速，都较陆军对装备的要求更严格，它们也更深刻地影响着战役、战斗的胜败和战争发展进程。

　　北洋舰队虽有定远、镇远两大舰，但是总的说来，还是敌强我弱。日本联合舰队突出的强在舰速快，速射炮多，即“敌舰之速，敌炮之多，胜我远甚”（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68页。）。速度出战斗力。北洋舰队则“殊少钜弹，不能击日船而使遽沉。”另“药线铁管，仅实煤灰，故弹中敌船而不能裂”（注：《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4页，173页。）。一言以蔽之，北洋舰队既无速射炮，“且炮弹等亦多不敷临敌之用”（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38页。）。这样，北洋舰队的火力大大逊色于日舰队。

　　此外，日舰的平均舰速较北洋舰队为快。快，就灵活，便于机动迎战和占据有利阵位。时间就是胜利。对于水面舰艇的海上编队攻击，特别要求时间和准确，这样才可能致敌以死地。实际上“倭舰之攻我也，以快船为利器，而吉野为其全军先锋”（注：《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7页。）。当时，快船、快炮实乃舰艇的新式关键装备。何况“战前步蟾又曾条陈利害，以既不能添购新舰则当添购快炮”（注：《清末海军史料》第351页。）。然而清政府却“不能防患未然于事前，购置新舰”（注：《清末海军史料》第350页。），添置速射炮，决心更新装备，自然在事后的激烈对抗中产生令人愤慨的后果。

　　三、战机问题。这往往是战争（战役、战斗）胜负的生命线。战机的及时和有效捕捉，既反映作战指挥决策者的决心，也说明指挥人员掌握的侦察、情报的成效和军事素养的优劣。

　　根据整个甲午中日海战的过程来看，在掌握丰岛海战的战机上，日方据以可靠的情报，及时作出决断，伊东中将贯彻指令坚决，按部署派出舰艇侦察、监视，以至发起攻击，战机掌握的较好。但是，如果丁汝昌提出的正确作战计划得以遂行，即在济远、广乙启航后，舰队主力已升火待发，接着随后护航支援，舰队主力到达牙山口外正好参战，日舰必将陷于北洋舰队前后夹击之中，北洋舰队不仅不会船沉人亡，反而很大可能重挫日舰，趁机夺取朝鲜西海岸的制海权。这样，海防前沿将不是辽东、山东半岛、庙岛列岛一带，而是推之前去，控制广阔的战略海域。这不仅“能主海权，即能主战之久暂”（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46页。）。而且对遂后的战局，比如黄海海战，定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言，丁汝昌分析予见正确，在捕捉战机、当机立断方面都是相当高明的。

　　丰岛海战之后，丁汝昌主张出击，并且主张将北洋舰队活动范围推进到朝鲜西海岸。这是符合当时战略需要的决策，即既可从海上策应清政府在朝鲜的陆军，同时也可有效地阻截日军从海上给予的人力和武器装备支援。丁汝昌的“痛剿”，即找寻敌舰队主力进行决战取胜的建议，由于受制于李鸿章而不果行。及至黄海海战，丁汝昌率舰队毫不迟疑地迎战，并在对我最有利的距离，掌握战机率先开炮。黄海海战后，丁汝昌再次提出“援旅顺，决死战”的主动进攻建议，当时日旗舰松岛等舰尚在坞内修理，实为绝妙时机，然而再次受阻于李鸿章，因而再次失去有利战机。此后在威海卫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已登陆，丁汝昌深知陆军的腐败，威海卫危在旦夕，舰队面临覆灭，他正确地提出：“与其安坐而待围攻，曷若僭师而起，迎头痛击”（注：《时事新编》初集第四卷《论丁军门掣肘赍恨事》，转引自《丁汝昌与甲午中日战争》，见《史学月刊》1980年第3期。）。这是北洋舰队突围和敌人决战的最后时机，然而竟遭李鸿章的无理训斥：“不许出战，不得轻离威海一步”，“如有违令出战，虽胜亦罪”（注：《时事新编》初集第四卷《论丁军门掣肘赍恨事》，转引自《丁汝昌与甲午中日战争》，见《史学月刊》1980年第3期。）。这就最终决定了北洋舰队的命运。到了1895年2月11日晚，丁汝昌才接到电信，急令不顾一切突围。是时，外有日舰封锁，内已弹尽援绝，士气低落，混乱已极，无法也无力突围。丁汝昌也只有以死殉国，以遂夙愿。

　　丰岛海战以后，伊东鉴于北洋舰队主力尚存，一直不敢轻于决战，可谓谨慎有余而奋勇不足。黄海海战，结果是一场遭遇战，而并非伏击战。黄海战后，伊东并未捉住李鸿章的弱点——避战保船，埋伏舰只于旅顺、威海卫之间，趁机予北洋舰队以伏击，可见伊东陷于优柔寡断之中。

　　丁汝昌具有坚定的决心，一贯着眼于积极进攻，捕捉和掌握战机方面是精明的，他是具有战略头脑的军事家，可是囿于李鸿章，“复不能先发制人于事后，致失戎机”（注：《清末海军史料》第350页。）。伊东则无掣肘，所以最后连续不间断的鱼雷艇攻击的战机，掌握的相当果断和坚决。

　　四、予备队问题。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随着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先后过渡到帝国主义，予备队问题更显突出了。由于它们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重新分割世界的要求更为强烈，因而扩军造舰的竞赛日趋紧张，结果是战争的突然性增强了，规模扩大了，对于海军舰队的使用更加重视了。这就迫使指挥作战的战略家进一步认识其特殊意义，并真正掌握予备队，以便在战争突然爆发时，及时组织有效抵抗；在激烈对抗的最后，尤其是势均力敌，僵持不下时，及时投入予备队，夺取决战胜利。予备队问题，对于海军作战来说，则尤为重要。由于水面舰艇受气象、海域、风浪等自然条件的限制性更强，对抗性更为激烈，作战时间更为短暂，对武器装备和人力增援的依赖性更大。这样，予备队的及时投入就更显重要。

　　予备队，包括战略的、战役的和战术的三种。予备队的设置是无疑义的。它决定于各国经济力、政治力和军力的统一，决定于各国战略领导集团的决心和备战思想，决定于人民群众的支援。予备队的强弱与使用及时和得当与否，则决定于敌我情况的洞察、训练、装备水平的优劣和指挥人员的军事素养和指挥艺术。

　　甲午中日海战，清廷是掌握有战略予备队的。南洋舰队可说近在咫尺，然而终未参战。日方则基本上是全国动员，全部力量投入战争。从各个战役来看，如果丰岛海战按照丁汝昌的部署，舰队主力无疑可以及时赶到并参战，势必改变丰岛海战的结局。黄海海战是一场遭遇战，血战五时许，双方损失严重，已到艰难时刻，都难以夺取最后胜利。就在此刻，北洋舰只“靖远，来远修竣归队，平远，广丙、鱼雷艇亦俱折回。”（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35页。）北洋舰队实力顿增，实际上起了予备队的作用，迫使日舰首先撤出战区。可惜的是，清舰航速较慢，无法追上日舰。应该受到斥责的是鱼雷艇，有着绝好的战机，未有充分发挥实击作用，没有及时追逐敌舰并击沉它，结果仅仅起了一点予备队的象征作用。丁汝昌也未在黄海海战最后，决心投入鱼雷艇追歼敌舰，充分发挥其作为予备队的效能，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指挥失误。

　　至于威海卫海军基地保卫战的失利，主要是陆上既缺少战术予备队，更未有效地配置战役予备队。滩头的第一线抗登陆和摩天岭、威海卫南岸炮台，都因此而先后失利。在山东半岛的纵深，如威海卫的侧后也未配置战役予备队，只是事到临头，才仓促调派军队增援，既不及时，又未赶到，结果陆上炮台尽为日军所获，致使“海军腹背受敌，势穷力尽”（注：《中日战争》第六册第75页。）。予备队问题，实际是威海威保卫战失败的关键。

　　五、协同作战问题。随着武器装备的改善和各技术专业兵种的相继出现，水面舰艇分类越加细密，协同作战问题越来越为军事学家所注意加以研讨，也越来越成为各级军事指挥人员的必修课题。

　　协同问题，实际上涉及战略协同、战役协同和战术配合。就其内容来说，则既包括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与军事的协同，各个地区之间的协同，海军、陆军等军、兵种之间的协同，海军内部舰队之间、舰队与基地之间的协同，也包括各战术群在统一指挥下对敌方实施的打击。

　　日本方面，发动对中国的侵略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最后组成大本营统一指挥一切作战事宜。外交密切配合战争。海陆军协同作战，互相磋商，比如对成山登陆场的选择等。有了统一指挥，才可能做到真正协同。

　　然而，清政府内部却是互相掣肘，矛盾重重，甚至皇帝、军机处竟和李鸿章也是针锋相对。当日军逼近威海卫时，清朝皇帝命令：“我海舰虽少，而铁甲坚利，则为彼所无，与其坐守待敌，莫如乘间出击，断贼归路”（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344页。）。同日，李鸿章电刘公岛丁汝昌则说：“若水师至力不能支时，不如出海拚战，即战不胜，或能留铁舰等退往烟台。”（注：《中日战争》第四册第316页。）。清廷主张“乘间出击，断贼归路。”而李鸿章则令丁坚守，直到“力不能支时”，再“出海拚战”，可以清楚地看出，作战指导思想显然是不一致的。

　　丁汝昌与李鸿章的战略思想也有很大差别。1894年10月“中旬以后，旅顺日益危逼，汝昌知旅顺堕则北洋门户失，大局震惊，罪且不测，自赴天津请以海军全力援旅顺，决死战。”（注：《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9页。）这是正确和积极的建议，结果遭到李鸿章的训斥，说什么“汝善在威海守汝数只船勿失，余非汝事也”（注：《中日战争》第一册第69页。）。由此可知，他两人的作战指导思想也是截然不同的。

　　海军与陆军的矛盾更深。本来海军应该配合陆军保卫海防，陆军则应控制基地的侧后，确保其安全，并利用海岸炮台护卫舰队。威海卫保卫战的失败突出地表现了彼此之间的矛盾。李秉衡等对敌畏缩，极为腐败，尽撤援军，置北洋舰队和刘公岛于不顾，直接导致了舰没岛亡的悲剧。至于在具体作战部署上，丁汝昌与威海卫的陆军将领也是各有主张。这种互不统率，互不协同，终于耽误了战机。

　　当时清政府的海军，除主力北洋舰队外尚有南洋、福建和广东三支舰队。广东水师为海防舰队。福建水师尚未恢复元气。南洋舰队自可配合北洋舰队作战。1885年，清政府虽成立海军衙门，但各个舰队互不统率，互不协同。汉纳根曾指出：“中国取败之道，有两大端：一曰无总帅，督抚各自保封疆，分而不能合”（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35页。），互立门户，各霸一方，甚至彼此幸灾乐祸，把舰艇、装备、基地统统视为自己获取权力的资本。黄海海战后，清政府电令南洋大臣刘坤一：“现在北洋舰队各船修理需时，各海口防务紧急，著暂调南瑞、开济、寰泰三船迅速北来助剿，务须连樯前进，不可离远，免被敌人截击（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27页。）”。第二天，刘坤一即回电云：“北洋转电旨，派三船，本应钦遵。惟南洋现仅有五船，分防吴淞、江阴，水师实嫌单薄”。（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127页。）。接着大摆其困难，并说即使北上，“相迂亦虑难敌”（注：《中日战争》第三册127页），说穿了，不是怕损失自己权势的资本吗？！请看，皇帝下令“刘坤一即遵谕行”（注：《中日战争》第三册127页），刘仍肆意搪塞，结果不仅再三，而是“再四思维，各船实难暂离”（注：《中日战争》第三册127页）竟拒不执行。正如英人斐利曼特尔所论，“其名之为北洋海军者则以中国尚有南洋及闽洋、粤洋等海军，故特冠北字以别之也。惜中枢之权势太弱，一任督抚之私顾封疆，不能联各军为一队。”（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43页。）这样，对日本作战并非全国统一的抵抗，无怪乎李鸿章则感叹：“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二卷第120页。）。由此可知，各舰队之间不能协同作战，给敌以可乘之机，不能不说是极为严重的教训。

　　当时，南洋水师起码可以派遣舰艇助战，自然也可另组一分支舰队，对北洋给予战略或战役协同。威海卫保卫战期间，日海军主力全部集中于山东半岛，日陆军第一军山县有朋部被牵制在辽东海城一带，第二军大山岩部占领旅顺后，得到“一直被控制在国内的第二师团和第六师团的余部”（注：《日清战争》第130页页。）作为战略予备队的支援，后在荣城湾龙须岛登陆，直逼威海卫，由于“北洋舰队凭借刘公岛进行了拚死的防守战”（注：《日清战争》第131页。）。第二军被牵制于威海卫。这时，日本国内守备空虚。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也渴望“一、两个月后便有个结局”（注：《日清战争》第116页。）。再加上山县有朋和大本营在作战方针上产生分歧，这正是极为有利的反败为胜的时机。正如易顺鼎《上岘帅第十一书》中所述：“就近日情形观之，彼得威海而不能据，窥辽阳而不敢犯，守海城而几不支，其兵分力单，情见势绌，已甚昭著，后路虽设兵驻守，谅也空虚”（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183、184、279页。）。接着他又提出大胆的作战设想，“若得劲旅一支，出其不意，包抄其背，横截其腰，捣其老巢，断其运道”，同时“前敌诸军乘势迅进，合力猛攻，使彼首尾衡决，背腹受敌，必将仓惶回顾，狼狈奔逃，可冀大局松而全盘稳矣”（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183、184、279页。）。曾廉也提出类似主张，他分析说，由于日本认为“中国之懦且多所瞻顾，必不敢渡海进征也”（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183、184、279页。），于是竟然“空国北扰”（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183、184、279页。）。据此，他直率地提出：“故为今之计，莫若令海疆督抚选用勇敢机警之将，以江南之军直捣长崎，以闽广之军直捣横滨”（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279页。）。朱照在旅顺失陷后曾提出：“日本兵数本不甚多，国中武备空虚可知。故倭王不敢安居东京，迁居广岛，为居中调度计，亦甚畏中国乘虚以袭之也”（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一484页。）。加上黄海战后，“海军迭经数战，倭舰之坚而巨者，均受击伤，一时修葺不及”（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一484页。）“可以御敌之坚舰绝少”（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一484页。），如中国抓住战机，“急调南北洋兵轮，抽选坚利者，并向泰西友邦重价购买数只，鼓轮东驰，向日本海面游弋来往，声东击西”（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一484页。），即可达到“彼之海军既为我所牵制，无暇来犯”（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一484页。）的目的，同时“一面将中国所有兵船悉数调出，再将招商局出海商船改作兵轮，运载精兵数万人，电发飙举，迳登彼岸。虽彼国紧要各口如长崎、对马等处海口有水雷，陆岸有炮台，未易垂手即得。然日本四面环海，口岸繁多，处处可以攻击，侦其守备较虚之处而登焉，彼国中紧急必将驻高日兵陆续调回，我可以蹑其后而覆之”（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一484页。），或者可以调动舰只，待机伏击日联合舰队于回救途中，歼其主力。如是，“日本即不亡，其必不敢再出可知矣”（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280页。）。这种围魏救赵的战法，必须统一部署，战略协同。其实早在丰岛海战之前，给事中余联沅就曾提出“以重兵袭取东京”（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628页。）的建议。由于政府腐败，“避战保船”消极应战的李鸿章掌握着军事大权，这一些“奇兵之上”（注：《中日战争》第二册第628页。）的谋略是难以实现的。退一步说，南洋舰队如能北上山东半岛，亦可形成对日舰的夹击态势，定可减轻北洋舰队承受的压力。再退一步说，如果刘坤一调江南马步诸军“由山东境迅赴威海助剿”（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345页。）的话，威海卫的形势也可能会出现转机。值得着重提出的是，朱照不仅主张“南北洋所有战舰，除防海口外，悉数游弋大洋，遇倭船则首击尾应，不遗余力”（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页。），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更募沿海渔船、蛋户、或海洋逋寇，赦其罪，选其有胆勇者授以武职，畀以枪械，资以船只，使率其属为游兵，往来出没日本海面，或登其口岸，彼来则我走，彼去则我扰”（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页。）。他还进一步提出：“再募善泅水勇，厚其廪给，使暗送鱼雷至敌船下轰之，或夜挨火舟，钉敌船木上焚之，或当正兵攻击敌船首尾时，使鱼雷火舟从两旁而入以轰毁之。神出鬼没，变化不测，俾敌人防备不及，应接不暇。”（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83页。）朱照的军事思想是中国近代军事思想的瑰宝，是林则徐发动人民群众进行民族战争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在他的军事思想中，不仅提出近海防御，而且还强调了远洋奔袭，虽然当时难以实现，但是这种主动进攻的战略思想十分可贵。

　　六、军队的斗志问题。随着古代海军向近代海军过渡，武器装备发生了质的飞跃，战术也随之改变。但是任何先进的武器都是由人来掌握的，多种武器的配合使用，更是由人支配的，所以在武器装备不断更新的条件下，人的因素仍然是异常重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事实上，军队官兵的斗志往往极大影响着、甚至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见敌即逃，虽有坚船，亦将予敌。遇敌奋击，虽非坚船，亦能自固”（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279页。）。丰岛海战中的济远舰即为明证。

　　总的看来，北洋舰队官兵的技术、战术和斗志都不亚于日本联合舰队。在北洋舰队曾担任过总教习的英人琅威理认为：“中国海军实有不能轻视者。其操阵也甚精，其演炮也极准，营规亦殊严肃，士卒矧皆用命；倘与日本海军较，中国未尝或逊。”（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17页。）至于“海军将佐，有曾赴美毕业者，未逊欧西诸将之品学”（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18页。）。琅威理去职三年，北洋各舰“驶船之法则仍甚合机宜，操演阵势仍纯熟而兼能变化；水师每打海靶，多能命中”（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43页。）英远东舰队司令斐利曼特尔也认为，北洋舰队“与日本相去，终不甚远”，“故似可相提并论”（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40页。）。曾在镇远舰任过副管驾并参加过黄海海战的美人麦吉芳曾说过，镇远舰大多数军官在海战中“皆能各司其事，不露恇怯之态，其属可恃，水手亦甚得力”（注：《中日战争》第一册第173页。）。定远舰官兵表现也十分英勇，他们“毫不屈服，仍坚强地与优势的敌人进行着战斗。”（注：《甲午海战评论》第27页。）中国舰队官兵的“士气不屈不挠”（注：《甲午海战评论》第29页。），尤其是众多爱国官兵“到舰体快沉没时，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射击。象这样宁死不屈的无畏精神是何等的伟大啊！”（注：《甲午海战评论》第30页。）我们还可以从黄海海战中来远舰中弹燃起大火，“屡救不熄，舵尾几尽成灰烬”（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50页。）的情况下，看到爱国官兵的可贵品质。当时该舰帮带大副都司林文彬认为“舰不可逃，而火必可灭也。于是独奋神威，率众与火鸦军猛战于舰中；果然，灭大火而合于全阵。其驶回旅顺口之际，中西各人见其伤势沉重，而竟安然返旆，无不大奇之。”（注：《中日战争》第七册第550页。）黄海海战，正是由于爱国官兵的英勇奋战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由于他们精湛的技术和战术，面对优势敌人，才取得如此的战果。

　　自然，北洋舰队也有少数将领临阵脱逃和屈膝投降，成为民族败类。除方伯谦、吴敬荣外，在威海卫保卫战中，鱼雷艇管带王登云和穆晋书为了苟全体性命而私自奔逃，牛昶炳勾结洋员叛降，都说明清军将领的腐败，直接影响了威海卫保卫战的结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清军之所以失败，完全是由于慈禧太后和李鸿章的避战保船作战方针和消极应战的态度所决定的。战争爆发前，不积极进行备战；战争爆发后，消极应战，积极保船，自动放弃了黄海制海权；战争紧急阶段，既不发救兵，却又责令北洋残存舰只冲出，这就断送了北洋舰队，造成了战争最后的悲惨结局。当时，李鸿章掌握了作战指挥大权。1894年8月29日，他指出“盖今日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尚有余，用兵之道，贵于知己知彼，舍短用长，此臣所为兢竞焉以保船制敌为要，不敢轻于一掷，以求谅于局外者也。至论海军功罪，应以各口能否防护有无疏失为断，似不应以不量力而轻进，转相苛责。”（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十八第28—29页。）9月19日，李再次重申：“海军快船快炮太少，仅足守口，实难纵令海战”（注：《李文忠公文书——奏稿》卷七十八第61—62页。）。这就足以说明其作战决心和战略思想了。

　　显然，作战指导思想的错误，是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所决定的，是与他们的私利相密切关联着的。李之外甥张士珩包庇间谍、汉奸在战前，李之子李经方复卖粮食给日本于战争爆发后，李本人更放手将舰艇燃料这种战略物资速交日方，真是“其畏敌乎？其媚敌乎？”（注：《中日战争》第三册第88页。）慈禧是实际掌权者，她务求不使战争影响“点景”，因为她六十寿辰“庆典待行，方务讲求缛私”（注：《中日战争》第五册第466页。）。由是，她是坚决支持李鸿章奉行的作战方针的。整个战争被断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