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致洁

　　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它前后经历了三十余年之久，几乎占了近代史一半时间。这个运动的指导思想——洋务思想在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重大影响。洋务思想作为十九世纪六十——九十年代的社会思潮之一，它的思想渊源、它的发展趋向、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地位究竟如何，近年来在史学界又引起了新的注意和探索。我们认为：从中国近代思想辩证发展的全过程看，洋务思想应当是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之间的中介环节。在特定意义上，洋务思想既是对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继承，又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的先河，在这二者之间，处于承上启下的地位。

　　　　一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中出现了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面对中国封建社会“末世”的内外交困、腐朽孱弱，他们提倡通经致用、匡时济世。对内讲求兴利除弊，对外主张抵抗外侵、开眼看世界、学习西方长技。这些有识之土被称为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在当时确有震聋发聩、令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他们人单力薄，在当时清王朝中封建顽固势力的压抑下很难有大的作为。

　　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阶级矛盾又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太平天国革命震撼着腐朽的清王朝，满州贵族地主阶级及其武装八旗、绿营在强大的农民革命打击下节节败退。为挽救封建统治危机，汉族地主阶级（主要是南方的土绅地主）中的一些人，“选将练兵”、“征厘榷税”，组织营勇对付农民起义。随着对太平天国革命的残酷镇压，他们逐渐在清统治集团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取得了一部分实权。湘、淮系的崛起，就是封建统治阶级中这股势力日益膨胀的表现。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洋务活动，正是从以新式洋枪洋炮镇压农民革命，从而更有效地挽救封建统治而开始。同时他们也表示要“借西法自强”，声称“我若不亟谋自强，则后患无穷”。（注：《洋务运动》第2册395页；）在七、八十年代洋务运动重心转入民用工业后，洋务派又积极筹建中国近代工商企业，“冀稍分洋商之利”。由于封建制度的极大遏制、西方资本主义军事、经济侵略的打击，加上洋务派本身的封建性，洋务运动不但未能使中国“自强御侮”，相反因其失败而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危机。

　　还在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已有一些进步人士起来批判洋务派。这些人，或本身即从洋务派中分化而出，或是洋务运动兴起之后出现的一些中小民用工商业的企业家及进步知识分子，这就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其代表有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等。他们深刻地揭露了洋务运动的种种弊病，批判洋务派“舍本求末”，只是袭用西方“皮毛”。认为：“官办不如商办”，在政治上要求为民族工商业的发展扫除障碍。为此，他们中有些人的批判锋芒已开始指向君主专制的封建政体。这种要求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主张，显然又成为以后的维新变法运动的滥觞。

　　　　三

　　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洋务思想到早期改良派思想，三者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相互联系，有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来阐述这个问题：

　　第一、如何对待西方资本主义。

　　洋务运动以“洋务”为名称，顾名思义就是兴办和从事由西方引进的先进军事、经济、科学技术等项事务。洋务思想，归根结底就是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问题是怎样学习，学习什么。在这一点上，我们通过对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派思想的观点、主张的分析，可以发现如下的一个辩证发展的过程：鸦片战争一声炮响，震醒了千年古老封建王国。林则徐首先开眼看世界，“探访夷情、知其虚实”；魏源则更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但他们的主张，基本上还只停留在“震聋发聩”的鼓动、宣传上。这就表明，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这时主要还处于了解和介绍情况的阶段。由于太平天国革命的猛烈冲击，加之在两次鸦片战争中吃了大亏、领教了西方船坚炮利的威力，地主阶级内部的新兴力量很自然地接过鸦片战争时期改革派的“师夷”主张，并利用他们已获得的一部分实权将这个主张引入实用。首先是购制洋枪洋炮镇压国内人民起义，以后又兴办了许多近代民用企业。洋务运动的兴起，标志着学习西方实践阶段的开始。可是由于洋务派浓重的封建性，实办性以及其他外部不利因素，这种学习、实践收效甚微。早期改良派看到洋务运动弊端丛丛，为了真正学到西方长技，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起来尖锐批判洋务派。但应当注意，早期改良派批判洋务派，决不是反对他们兴办新式企业、向西方学习，而是批判他们学习西方在内容、目的和方法上的错误。早期改良派学习西方，已经从单纯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扩展到介绍和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薛福成介绍了英国议会的两党制，马建忠介绍了西方资产阶级的“三权分立”的政治学说，郑观应等人则明确提出了在中国建立议会制度的主张。由此可见，这三派思想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有着一个合乎逻辑的发展线索：理论引入实践批判新的理论。

　　在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这一问题上，许多人都认为洋务思想与改革派思想、早期改良派思想绝无共同之处。我们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能一概而论。这里有两点应当注意：其一、任何一种社会思潮必然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在思想界的反映。洋务派对待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而转变。在国内阶级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中外民族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时，洋务派的妥协性便表现得十分明显，甚至不惜引狼入室，“借夷助剿”；但是当中外民族矛盾尖锐化、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时，洋务派“自强御侮”的主张又往往占了上风：“外忧内患，至今已极……购买外国船炮，并请派大员训练京兵，无非为自强之计，不使受制于人。”（注：《咸丰十一年五月三十日奕、桂良、文祥奏折》；）即就是李鸿章也曾宣称：“西洋诸国，以火器为长技。欲求制驭之方，必须尽其所长，力足夺其所持。”（注：《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7）当然，李鸿章这个著名妥协派言行不一，在民族危亡之际投降卖国是事实，但是他个人的思想言行毕竞不能与作为一种社会思潮的洋务思想完全相等同。甲午中日战争后在全国上下怒斥李鸿章的浪潮里，也有不少洋务派人员的呼声，就是一个例证。假如我们笼统认为洋务思想就是卖国主义，那么广大中国官兵在收复新疆之役，镇南关大战、黄海海线中的爱国壮举就无法解释。其二、洋务派是一个庞杂的集团，它内部既包括上层政治代表人物，又包括中下层实业界人士、军队将领、科技人员等；既有妥协派、又有抵抗派，因此洋务思想决非铁板一块。“国藩……议外交常持和节，宗棠锋颖凛凛向敌矣。”（注：《清史稿·左宗棠传》；）曾国藩、李鸿章的对外主张一向以妥协软弱著称，而洋务派的另外一些代表人物文祥、左宗棠、沈葆桢，他们在新疆、台湾等问题上的爱国主义立场，较之林则徐等地主阶级改革派不也毫不逊色吗？特别是左宗棠，他进军新疆、收复失地的杰出爱国行为，在中国近代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至于洋务派的中下层，更是涌现出不少象丁汝昌、邓世昌、詹天佑这样的爱国将领和科技人员。人们一般认为早期改良派具有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爱国思想，他们谴责不平等条约，主张对列强施以“兵战”和“商战”。似乎这是早期改良思想与洋务思想的重要区别之一。其实只要我们看看薛福成、马建忠、王韬等人在朝鲜、琉球、伊犁交涉和中法战争中的妥协态度，考察他们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密切往来关系，有的甚至充当买办的事实，就可以知道，正如洋务思想并非绝对与爱国主义无关，早期改良派的对外主张中往往也曾包含有妥协、退让的成份。

　　第二、如何对待本国封建统治。

　　洋务派的思想纲领，一般认为是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其实质在于以西方先进技术文化来巩固中国封建专制体制，因而这是一个相当保守的纲领。我们认为就这个问题探讨洋务思想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早期改良派思想之间的关系时，应当考虑到这两点：1）“中体西用”是否绝对地在理论上完全错误、实践上完全反动？众所周知，张之洞是在十九世纪末戊戌变法前夕抛出这个纲领的，这时洋务运动已经失败，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即将兴起。在这场社会政治思想大变革之中提出这种挽救封建专制制度的口号，可以说是一种历史的反动。但在洋务运动的前、中期，“中体西用”虽尚未明确提出，实际上就是洋务思想的纲领，是否也可以这样一概而论呢？这里我们要问：“中体西用”较之“中体中用”算不算一个进步？何况，没有“西用”，哪来“西体”？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正是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近年来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思想的再评价，“中体西用”也是可以继续深入研究的。总之，我们应当具体地、历史地分析这个问题。2）“中体西用”是否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早期改良派思想毫不相干？回答是否定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是鸦片战争前后相对清朝统治阶级中的封建顽固派、守旧派而言，尽管他们具有革旧布新、师夷制夷的先进政治思想，但他们这些主张的基本出发点仍是巩固、强化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毫无疑问，他们学习西方、挽救国家危亡的动机，与“中体西用”的主旨基本一致。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林则徐一生曾数次镇压过农民起义，他本人即死于前往镇压太平天国的路途之中。可以断定，就其对封建王朝的忠心和本身具有的精明才干来看，他如果参与绞杀太平天国，其“武功”决不会在曾、胡、左、李之下。魏源也曾积极办理团练，顽固抵抗太平军。他们对这个“中体的忠心维护”，实在不比洋务派差多少。至于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当然已经有了根本的改变。这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已经产生，甲午战争后还有所发展，代表早期民族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这些思想家，已经认识到“中体”必然阻遏“西用”，因而开始主张变更这个“中体”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批判地继承了洋务思想。即就如此，早期改良派仍经历了从“中体西用”到“西体西用”主张的转变过程，并或多或少残留着洋务思想的痕迹。薛福成就曾鼓吹：“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注：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郑观应也曾提出“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主张。（注：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有的同志认为这表明早期改良派未能与洋务派划清界限。我们认为这充分表明了洋务思想对早期改良思想的强烈影响以及二者之间一定程度的因袭关系。

　　第三、学术思想与师友关系。

　　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学术渊源主要是今文经学。主张通经致用，否定和批判那种脱离实际、空谈义理的迂腐学风，这一般没有太大争议。早期改良派在改革派学风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渗入了西学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可以肯定的。至于洋务派的学术思想以及师友关系就比较复杂了，必须具体分析。

　　左宗棠的学术思想应当说受地主阶级改革派影响最深。他早年曾从师贺熙龄、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的主编者）问学，又为道光年间著名疆臣陶澍所赏识；他与林则徐、魏源有过知交，对他们的学问、人品极为敬佩。左宗棠在为魏源《海国图志》重刊本所作序文中明确指出：“福建设局造轮船，……此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以上这些左的师友，都主张学术经世致用。左宗棠继承了他们的学风，很早就丢弃了八股制艺，潜心研究了在当时“惊世骇俗”的学问——地学、农学以及盐、漕、河、荒等等，为自己一生的政治、军事、洋务事业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他如沈葆桢是林则徐的女婿，受林的影响也很深。得到曾国藩赏识的冯桂芬，早年也自称为林则徐的学生，他极口称赞魏源的师夷制夷思想。冯桂芬究竞是地主阶级改革派、还是洋务派，有人还在争论，我们认为这正好是两派思想间继承发展关系的佐证之一。

　　在洋务派中，曾国藩的学术思想较为复杂。他早年即服膺桐城派文学，后来又就学于封建顽固派、理学大师唐鉴、倭仁，自然是孔孟、程朱学说的忠实信徒。但应看到，他也治过“经世之学”，深知发挥经世之学对巩固封建统治的实际效用；鼓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以谓“湘系的理学精神”在洋务派中尽管比较保守陈旧，但在学风上与封建顽固守旧派还是有所不同的。加上他死得较早，对洋务思想的影响还不算大。李鸿章早年就曾随曾国藩“讲求义理经世之学”，但以后则更多地受到西学的袭染，这与他从事洋务活动时间最长、经常与外国人往来很有关系。

　　早期改良派与洋务派的密切师友关系，更是人所共知的。王韬曾引洋务派官僚丁日昌为“生平第一知己”；薛福成长期入曾国藩、李鸿章之幕，前后达三十年；郑观应也曾多年奔走于李鸿章门下，为其筹办轮船招商局、织布局；马建忠则更是李鸿章一手培植起来的知识分子。这些早期改良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如此一致地出于洋务派的门下，这难道是偶然的吗？

　　　　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