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克勤

　　洋务派和维新派是中国近代政治舞台上影响深远的两大政治派别。洋务派的思想是立足于封建主义文化，酌取某些西方物质文明以维护封建政体，维新派的思想是立足于资本主义文化，师法西学以变政。维新派和洋务派的分歧，开始虽不明显，但伴随中国社会矛盾的激化，分歧越来越大，并在激烈的辩论中逐渐划清了思想界线。本文试图从下述十大分歧中，说明维新派是在批判洋务派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他们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继承的关系。

　　　　一、“体”和“用”的分歧

　　“体”和“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命题。是维新派和洋务派论战的主题，并由此派生出一系列的争论。洋务派的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认为中国的封建政教文物风俗美不胜收，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炮、船舰、铁路、机器而已，只要学会这些舶来品，洋务就算学到家了。因此，他们视伦常名教若性命，君君臣臣的封建秩序为根本，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种“中体西用”论被维新派斥为非牛非马的谬说。严复写道：“‘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亡。”（《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严复诗文选》142页）

　　维新派同洋务派的体用观截然不同。他们认为欧美民智发达，争驰并进，原因是人家“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严复《原强》，《戊戌变法·资料丛刊》（8）49页）。而中国仍用千载一揆的封建成法，颓隳朽□，杆格芜梗，何以自存！他们抬出了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吁请光绪帝效行，分明是在呼唤一个资本主义式的皇帝。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的发展，维新派要求光绪帝“尽弃旧习，再立堂构”（康有为《上清帝第4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2）178页），主张设议院于京师，开制度局于紫禁城，这就从政治上和洋务派划清了界线。

　　　　二、尊君与尊民的分野

　　维新派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对中国资本主义的束缚，曾向封建君主专制进行勇敢挑战。在洋务派看来，这是无父无君大逆不道的罪孽。维新派争辩说，要改变中国的旧貌，必须抑君尊民，力主皇帝要受法律约束，并与国人共同讨论国家大事，不可再口含天宪专制独裁了。严复运用资产阶级的国家观，说明国家是人民的“公产”，王侯将相只不过是人民的“公仆隶”，指出只有人民才是“天下之真主”，公然斥历代君主都是“大盗窃国者耳”（严复《辟韩》，《戊戌变法资料丛刊》（3）81页），从而在理论上和史实上阐述了“民贵君轻”的道理。谭嗣同说：“君末也，民本也。”（谭嗣同：《仁学》，《谭嗣同全集》下册339页）民可共举君也可共废君，肯定了人民有废除君主的权力，震撼了神圣不可侵犯的皇权至上的金銮殿。但是，洋务派对维新派尊民权贬君权的学说视若洪水猛兽，认为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万万讲不得。张之洞悻悻地说：“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若人人自主，则“子不从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尽灭人类不止，环球万国，必无此政，生番蛮獠，亦必无此俗。”（张之洞：《劝学篇·正权》，《戊戌变法资料丛刊》（8）222—223页）洋务派一味尊君权反民权，维新派则热衷于限君权兴民权。梁启超批评洋务派“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三》41、39页）

　　　　三、购船置械对谁有利

　　洋务派多系唯武器论者。他们既为西洋的坚船利枪所震慑，又看到了洋枪洋炮在镇压人民革命中的高效率。所以洋务派认为：“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25卷1页）他们认为只要有了后膛枪和铁甲舰，就可以和欧美列强平分秋色了。李鸿章甚至说：“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6卷4页）1885年，在一片购船置械的声浪中，清政府向德国伏尔舰厂订购的铁甲船“定远”号、“镇远”号和钢甲船“济远”号驶抵中国，这三只船的代价超过了四百万两银子。洋务派大量的购船置械，不能说对中国的国防毫无意义，但主要还是喂肥了帝国主义军火商和装满了洋务官僚、买办的腰包。梁启超曾记述当时外国侵略者怂恿中国购船置械的情形：“去岁李相国使欧洲，问治国之道于德故相俾士麦，俾士麦曰：我德所以强，练兵而已。今中国之大患，在兵少而不练，船械窳而乏也，若留意于此二者，中国不足强也。今岁张侍郎使欧，与德国某爵员语，其言犹俾相言。”（梁启超：《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戊戌变法资料丛刊》（3）22页）外国侵略者为什么众口一词呢？梁氏尖锐地指出：洋务派要练兵必请外国的将校来指导，岂不更便于外人控制中国的军队吗？购船置械，岂不更利于外国军火商赚中国的大钱吗？通轮船铁路，岂不更方便外商进入内地通商吗？采煤开矿，岂不更便于外国染指我地下宝藏吗？维新派不一定都精通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和利润原则，但对列强通过各种渠道榨取中国财富，他们则是感同身受的。梁启超愤愤不平地说：“一铁甲之费，可以支学堂十余年，一快船之费，可以译西书数百卷，克虏伯一尊之费，可以设小博物院三数所，洋操一营之费，可以遣出洋学生数十人。不此之务，而惟彼之图，吾甚惜乎以司农仰屋艰难罗掘所得之金币，而晏然□于敌国，以易其用无可用之物。”（梁启超：《续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戊戌变法资料丛刊》（8）24—25页）洋务派以购得军火为贵，各国军火商又竞相兜售，致使清朝的军队虽同属一军，而此营与彼营之器不同，德制奥制并作一家，一旦临阵，号令不能画一，施放不能取准。这样的军队御外侮而不足，屠杀国内人民则有余。

　　　　四、求富与利民的矛盾

　　洋务派挥舞“自强”的旗帜拼命购船置械，高叫“求富”的口号积累大量财富。洋务派“自强”的着眼点首先在于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他们的逻辑是“内患除则外侮自泯”（《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2卷11页），攘外必先安内。洋务派“求富”的着眼点首先在于裕饷，李鸿章毫不隐讳地说：“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即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39卷32页）洋务派利用开办民用工业创造的利润，一方面去购买洋枪洋炮，一方面为军用工业输血，以维持摇摇欲坠的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所谓“同治中兴”、“同光新政”，无不涂满了洋务派这种“富强相因”的油彩。维新派早就看穿了洋务派求富的虚伪性，陶模就对反洋务派与民争利：“今日致富之要，当与地争利，勿与民争利，当栽培工商以敌洋货而杜漏□，勿搜括税厘以病民而自病，此矿务商务工艺，所当竭力研求，以冀渐收利权者也。”（陶模：《培养人材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2）276页）梁启超看到洋务派压榨迫害新兴的民族工商业，十分痛惜地说：“今之谭洋务者，方且日言购船购枪炮之不暇，必欲自煎其膏，自枯其髓，以与敌人，然后为快，而于国之工商，匪惟不教之，且又□之削之压之虐之，则无惑乎只受其害，而终不一受其利也。”（梁启超：《论金银涨落》，《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一》89页）。严复从富强和利民的政治经济关系上分析，就显得更富有理论色彩，更具深邃的锐利目光。他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严复：《原强》，《戊戌变法资料丛刊》（8）53页）严复所倡导的不外是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原则、追求利润的原则和民主政治的原则。这些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理论，在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后，已经大为褪色，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仍然相当锋利，成了维新派为资产阶级争取“利民”，而反对洋务派垄断国家财富的思想武器。

　　　　五、官办与民办的冲突

　　维新派对洋务派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的企业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束缚的工具。维新派主张近代企业应由民办，即由资产阶级来创办经营企业，反对封建主义的干涉、□削和压迫。姑勿论洋务官办企业的垄断性，就是那些官督商办的企业也几乎成了封建衙门。梁启超揭露官督商办的乌烟瘴气和巨大危害时指出：“今每举一商务，辄为之奏请焉，为之派大臣督办焉。即使所用得人，而代大匠□者，固未有不伤其手矣。况乃奸吏舞文，视为利薮，凭挟狐威，把持局务，其已入股者安得不寒心，其未来者安得不裹足耶？故中国商务之不兴，虽谓李鸿章官督商办主义为之厉阶可也。”（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全集·专集之三》39页）梁启超关于官督商办危害性的分析是客观的、实是求事的。

　　上海机器织布局的成立，本身就是洋务派的官督商办吃掉商办的样板。虽然它有“稍分洋商之利”的作用，但更重要地是垄断织布业，捆住民族纺织工业的手足，李鸿章在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奏请“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43卷44页）这种封建垄断特权的矛头主要针对华商，给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坎坷道路布满了荆棘。康有为指出官家垄断不特打击了民办的积极性，而且越办越糟：“机器厂可兴作业，小轮舟可便通达，今各省皆为厉禁，致吾技艺不能日新，制作不能日富，机器不能日精，用器兵器，皆多窳败，徒使洋货流行，而禁吾民制造，是自蹙其国也。官中作厂，率多偷减，敷衍欺饰，难望致精，则吾军械安有起色。”（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2）141—142页）维新派毫不客气地批评洋务派举办的工业：“不闻某厂新创一枪，自造一炮，能突过泰西；不闻某局自制一机器，能创垂民用。”（胡□□：《变法自强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2）281页）其病源之一即“厂系官办”，一切工料资本，每岁均有定额，事事依样葫芦，一成不变，中国欲藉此等官厂制器，虽越百年也是办不到的。因此他们呼吁“必须准各省有广开民厂。令民间自为讲求，如国家欲购枪炮船械机器，均托民厂包办包用，其试不如式者，虽定造亦必剔退，则人人有争利之心，亏本之惧，自然专心致志，实力讲求，以期驾乎西制之上。”（同上，282页）维新派对洋务派官办方针的批评是深中时弊的，他们主张民办的要求是合乎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维新派这些评论，反映了资产阶级迫切要求冲破洋务派官办的牢笼，走向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发展轨道。

　　　　六、变事与变法的区别

　　洋务派热衷于兴矿利，筑铁路、整商务，练海军，以“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相期许。但是，为何洋务派办的洋务越多，国家情况却愈江河日下呢？洋务派仿效西方办企业，而每有淮橘为枳的结局呢？维新派认为这是洋务派仅袭绪余、未窥精奥，只知其一、未知其二的缘故。康有为说：“今数十年诸臣所言变法者，率皆略变其一端，而未尝筹及全体，又所谓变法者，须自制度先为法律改定，乃谓之变法。今所言变者，是变事耳，非变法也。”（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资料丛刊》（4）145页）这就清楚说明维新派的变法和洋务派的变法有本质的区别，维新派所期待的是变政，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即学习西方的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为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开辟道路。洋务派所经营的则是引进一船一械，一枪一炮，只限于改变某些事物，是绝不允许触动封建专制宗法制度的，注定了这种变事必然失败的命运。变法还是变事，代表着维新派和洋务派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

　　　　七、废科举与兴学校的辩论

　　维新派和洋务派关于废科举兴学校的争论也是很激烈的。洋务派在不能动科举制度的前提下，举办了不少洋务学堂。这些洋务学堂虽说增加了不少西学的新课目，但仍以读经明体为主旨，其实尚未超脱封建科举教育的窠臼。洋务派的办学方针是：“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张之洞：《劝学篇·设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8）226页）他们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首，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张之洞：《劝学篇·循序》，《戊戌变法资料丛刊》（8）224页）在封建主义阴霾笼罩下，这些洋务学堂培养的人材既少又慢，既差且费。究其原因，维新派认为：“言艺之事多，言政与教之事少。其所谓艺者，又不过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又其受病之根有三：一曰科举之制不改，就学乏才也。二曰师范学堂不立，教习非人也。三曰专门之业不分，致精无自也。”（梁启超：《学校总论》《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一》19页）无怪维新派人士发出了“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徐勤：《中国除害议》，《戊戌变法资料丛刊》（3）131页）的慨叹。在维新派看来，驱八股八韵考据词章之士去兴矿、筑路、整商、练军，无异缘木求鱼，就是洋务学堂培养出一二卓然有用之材，对于中国这样的泱泱大国仍然是杯水车薪，怎样改变祖国的面貌呢？梁启超设计的救世方案是：“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梁启超：《论变法不知本原之害》，《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一》10页）。梁氏把兴学校废科举与国家民族的兴亡紧紧联系起来，表明资产阶级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在社会变革中的作用，正是维新派比洋务派高出一筹的地方。

　　　　八、除旧与布新的争论

　　维新派把封建清王朝比喻为一个病入膏肓的病夫，认为良医用药必须补泻兼施，而后方能去积邪，苏元气，渐收滋补之效。从这一观念出发，维新派批评洋务派对旧基不触动，而一味增设“新政”，就是对病人专补不泻、日进参蓍，虽耗费巨金而积邪益坚，痞病不除，性命难保了。严复列举事实说：“或云固圉为急矣，则请练陆营而更立海军；或云理财最要矣，则请造铁路、开各矿，设官银号；又以事事雇用洋人之不便也，则议广开学馆，以培植人才，大抵皆务增其新，而未尝一言变旧。夫国家岁入之度支有限，而新政之日增无穷，新旧并存，理自竭蹶。”（严复：《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戊戌变法资料丛刊》（2）319页）他认为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则远之有资敌之忧，近之有糜财之患，而于自强之实，去之尚遥。”（同上，319—320页）严复这个结论是符合洋务派新政实际的。梁启超也曾探讨过洋务新政推行了三十余年，何以不见改革成效，反而徒增其弊的原因，他指出：“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梁启超：《戊戌政变记》，《戊戌变法资料丛刊》（1）278—274页）梁启超对洋务派只言布新不务除旧的危害性似乎看得更深一步，认为这将使旧的制度在新的外衣掩护下潜伏下来，这样的新政必然是畸形的、短命的。梁启超形象地分析说：“变法之事，布新固急，而除旧尤急，譬犹病痞者，不去其痞，而饵以参苓，则参苓之功用，皆纳受于痞之中，痞益增而死益速矣。”（梁启超：《论变法后安置守旧大臣之法》，《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一》89页）可见，维新派所谓除旧，实际上就是要变革封建专制的旧政体，使上层建筑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这样不是更符合时代的潮流和客观规律的要求吗？

　　　　九、爱国与媚外的对立

　　洋务派是一批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封建官僚和士大夫，维新派是一批带有封建主义色彩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在民族矛盾急遽上升之际，洋务派也发出过这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奇变”的惊呼。把洋务和卖国等同，把洋务派一概斥为卖国贼，把洋务运动视为卖国运动，显然是不完全符合事实，也是不公允的。但是，在封建地主阶级日益沦为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社会支柱的情况下，洋务派要维护封建清王朝的统治，就必然从总体上依靠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离开了帝国主义的支持，洋务派是一件事也办不成的。李鸿章说：“各国条约已定，断难更改。”（《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24卷10页）“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同上第19卷45页）这就是洋务派投降主义外交路线的基调。有的论者强调外交和内政是两码事，否认洋务派办企业的媚外现象。其实，外交是内政的继续。不可能设想，洋务派在外交上是投降主义的，而在内政上却是独立自主的。洋务派在洋大人面前可能有一事一语的抗辩，但就其总体来说，媚外是不可否认的。梁启超曾经指责洋务教育“□巨万之资，竭数十年之力，仅为洋人广蓄买办之才，靡□于国，靡造于民，吾恐它日必有达识之士，以学堂为诟病者。”（梁启超：《学校余论》，《饮冰室全集·文集之一》84页）维新派对洋务买办们在洋人面前那种卑躬屈膝的“西崽相”也是深恶痛绝的。康有为辛辣地讽刺说：“英人之窭贫者，皆可为大班，而吾华人百万之富，道府之衔，红兰之顶，乃多为其一洋行之买办，立侍其侧，仰视颜色，呜呼哀哉！”（《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39页）当然，维新派也对帝国主义抱有形形色色的幻想，但他们反对外国侵略，争取国家独立，堂堂正正爱国者的形象是令人钦仰的。虽然洋务派也不乏通权达变之士，但他们之中见了洋人矮半截、奴颜媚骨者实繁有徒。有少数人甚至堕落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

　　　　十、今文与古文的论战

　　维新派和洋务派的论争，反映在学术上的冲突是掀起了新的今古文的论战。维新派在宣传西学西政的同时，为了减轻“非圣无法”的压力，挥舞着孔子魔杖，从古代典籍中寻找历史根据。康有为是今文经学派的大师，他发展了今文经学“通经致用”、“微言大义”的传统，推衍“三统”，比迹“三世”，以经术作政论，否定了“祖宗成法”，斥古经书为伪经，要为资产阶级争取权利和地位，从而把晚清今文经学运动推上了光辉的顶点。维新派意欲变为封建统治服务的经学为资产阶级争取政权的工具，遭到拥护封建统治的古文经学派的猛烈反对。由于洋务派和顽固派在维护封建统治的立场上完全一致，因此他们在和维新派的论战中行为同调，都是古文经学派战壕里的抱道君子。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虽然都标举“沟通中西”、“以古证今”，喜欢附会西洋文学；但维新派的今文经学力主革新制度，洋务派和顽固派的古文经学却死命保护旧秩序。不过，古文经学派专讲训诂考据，根本无一定的深刻思想可言，只是由于洋务派和顽固派打出了他们手中掌握的政权这张王牌，才把今文经学压了下去。可以说，牵延二千年的今古文论争，这是最后一次大论战了。此后，经学也就山穷水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