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寂

　　洋务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西化运动，李鸿章是这一运动的开拓者。李鸿章自1862年带淮军到上海，与洋枪队接触，就“深以中国军火远逊外人为耻”，“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注：上曾相《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于是尽力倡导洋务。声言若不谈洋务，则“天下赖何术以支持耶？”（注：《洋务运动》（一），页268。）李鸿章虽没有留下有关论述洋务的宏篇巨著，却称自己的洋务实际是“得手文字”。通过李鸿章的活动，来探讨洋务运动，是最恰当不过的。

　　　　（一）

　　海禁大开，是中国人了解世界大势的前提。李鸿章说，“洋人所图我者，利也，势也”。（注：《洋务运动》（一），页267。）这个由海上来的洋敌，与历史上入主中原的夷狄不同，他们攻占京师之后，并非为取而代之，而是为了“利”。同时，“彼之军械强于我，技艺精于我”，如要以兵力相角胜，“即暂胜必终败”。（注：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页41—54。）他拥护清政府提出在先安内后攘外方针下实行自强新政。不过清政府所说的“自强”，仍属传统意义上的“人畏我，我不畏人”的旧概念，并认为“内患除则外侮自泯”。（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期。卷72·页11。）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因此，把传统的“自强”政策，改变成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新政是顺应形势发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正是英国工业革命达到高潮的时候，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克思的《资本论》相继问世，议会民主制风行于欧美各国。美国大步近代化，近代的德国、意大利也相继出现，东方的日本更急起直追。老大的清帝国，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一蹶不振，每况愈下。值此西方资本主义蓬勃向上，东方封建主义日趋没落的交叉点，正是李鸿章提出师夷自强主张的国际背景。

　　西方资本主义“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李鸿章虽然不甚了解其所以然，但已感到其来势咄咄逼人，无可逆转，他看到欧洲各国的势力，由印度到南洋，由我国的东北直闯入边疆腹地，表现出前所未有的锐气。他们每到一处，无不要求通商，致使“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年一大变局也。……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李鸿章作为清王朝统治者的主要成员之一，表现出“不甘灭亡”，探索出路的自信心，他清醒地认识到，闭关自守，孤立于世界之外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他说：“华夷混一局势已成，我辈岂能强分界画”。（注：复沈幼丹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

　　李鸿章对农民起义固然十分重视，但并不以“发、捻为忧”，认为“有健将数人，动兵数万，当足了之”。（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湘军、淮军在与农民起义作战中所取得的胜利，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内讧与自戕。李鸿章镇压农民起义军，是为了保存自身，保存自身又是“自强”的前提。洋务新政始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际，当时的农民起义早趋低潮，“鸿章所深虑者，外国利器强兵百倍中国。内则狎处辇□之下，外则布满江海之间，实能持我长短，无以扼其气焰”。（注：复陈筱舫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盖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注：复徐寿衡侍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我能自强，则彼族尚不至妄生觊觎，否则后患不可思议也”。（注：复罗椒生尚书，《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

　　李鸿章力争对外“保和局”，就是为自强新政争取时间。他在一分奏折中说：“自强之道在乎师，其所能夺其所恃耳，况彼（西方国家）有枪炮轮船也，亦不过创制于百数十年间，而侵被于中国已如是之速。若我果深通其法，愈推愈广，安见百数十年后不能攘夷而自立耶！”（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他恺切陈词：“自秦政变法而败亡，后世人君遂以守法为心传，自商鞅、王安石变法而诛绝，后世人臣遂以守法取容悦。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侮。天耶！人耶！恶得而知其故耶？”（注：复王任秋山长，《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9。）

　　　　（二）

　　在19世纪中叶，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李鸿章提出师夷练兵制器，是“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注：《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25。）继而“借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此等日用必需之物”。（注：筹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19。）是“夺其所恃”，引进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力，或者可以说是借西方的巫术来对付西方的巫师。李鸿章被戈登称之为最热心于西化的中国人，功绩正在于此。今略举要者如下。

　　一、移植西方大生产方式

　　李鸿章在1865年购置上海外商的机器厂时就指出：“制造船炮军火各种机器，有通用者，有专用者。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军火而设”。（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认识到机器制造是发展近代工业的关键。称机器生产“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1872年，李提议在官办的制造局里生产商船，并以“船器为表里”，带动开采、冶炼等煤铁业。他说，英国所以雄强于西土者，就是靠的煤铁。国防工业的发展，必然旁及机制、采掘等其它各业的发展，是经济规律所要求。

　　机器生产“较之寻常劳绩，奚啻倍蓰”。（注：《洋务运动》（四），页35。）所谓“寻常劳绩”，即指手工劳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降低成本，是商品生产的通例。我国近代的纺织工业，就是这样兴办的，“吾中华向来织布借人工，泰西竞尚机器，工半利倍”。（注：《洋务运动》（七），页454—469，页239。）我国本有土布出口，迄1880年前后，出口量骤减，反有洋布进口，洋布价廉物美，无从禁制。因此，“非逐渐设法仿造，自为运销，不足以分其利权”。

　　当时的守旧士大夫，仍然视西方科技为“奇技淫巧”或“变怪神奇”。李鸿章指出，“其形象固显然可见，其理与法亦确然可解，”依法仿制，则“生生不穷，事事可通”。“天下至奇之事，究必本于平常之理”。（注：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9。）这实是回答了顽固者的非议。

　　近代工业的发展，亦相应要求交通运输、信息传递等工具的近代化。李鸿章认为铁路与电报的功用最大，“东洋各国富强之基，胥赖以充拓”。（注：复王补帆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4。）铁路与轮船“二者固并行不悖”，尤其是铁路对“国计军谋两事”至关重要。他说，西方国家就是靠轮船与火车使“环球力万里无阻不通”，“中国今欲整顿一切新政，惟铁路为第一枢纽”。（注：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227。）

　　二、引进竞争机制

　　我国近代的经济竞争，最先始于运输商业部门，对手是外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商的轮船运输，把持了长江与沿海的航运业，排挤了传统的沙船运输，华商投资于外国轮船公司的，亦“居十之七八”。当时清政府正处于财源枯竭之秋，本想仍由官经理，不得任凭民间私相接受，竟遭英国公使的拒绝。李鸿章举办招商轮船局，就是为“与洋商争利权”，对旗昌、太古二洋行，展开了激烈竞争，彼此以降低运脚票价为手段。招商局每月赔本五、六万两，几乎被扼杀在摇篮里。李鸿章无经验，事先虽曾预料此举的艰辛，有时仍不免捉襟见肘。他说：“运脚减则利息微，商情更多观望，……力实不足久支，设彼终不肯议和，竟有骑虎难下之势”，是因“此局关系商务，不可半途而废，致外人耻笑，并堕其得专中国利权之计，必应官商合力设法维持”。（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于是以漕运的专利，回空免税和官款协济等办法，支持招商局，强为应战，总算顶住了。事后，李鸿章不无得意地说：“统计九年以来，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所关国体商务甚大”。（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由此，信心倍增。李鸿章以招商轮船局试行经济竞争，嗣后则“设机器自为制造，轮船铁路自为转运，但使货物精华与彼（洋货）相埒……我利日兴，则彼利自薄”。（注：筹议海防折。《洋务运动》（一）页41—54。）上海机器织布局成立，奏请十年专利，1893年又规定钞锭的数目，在十年内不准“续添”，都是援“泰西通例”，与外商竞争的手段。当时曾盛极一时的“商战”舆论，实践者是李鸿章。外国人称此为第一大好事，李鸿章亦视为得意杰作，常对人言：“招商轮船实为开办洋务四十年来最得手文字”。（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由此，竞争的意识逐渐在社会上成为风气。可惜当时的竞争仅限于对洋商，尚未行诸国内，因此，社会各方面亦未能得到相应的收效。

　　三、官督商办

　　由官办到官督商办是一大进步。所谓官督商办即赖商为承办，尤赖官为维持。“商为承办”，即承认民用企业是一个独立自主的经济实体。其一、资金自筹（不足可借官款），盈亏全归商，与官无涉。企业的“综理者自愿不取薪水，只按生意每两内抽提五分（即按营业额提取5％），以作办公经费”。（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其二，经营方式按贸易规程，自行经理。开平矿务局章程写明：“虽系官督商办，究竟煤铁仍由商人销售，似宜照买卖常规”。李鸿章批示：“摒除官场习气，悉照买卖常规，最为扼要。”上海机器织布局集股章程规定：“官场浮华习气一概芟除，方能持久。”强调企业不同于“开支公款”的官局。李鸿章还一再申令，官府对企业不该插手或瞎指挥，“应由商主持，官即不能过问”。（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其三，用人权下放给企业。开平矿务局规定：“股分一万两者，准派一人到局司事”，保证大股东对矿山的管理权。同时要求政府“免添委员”，并“除去文案书差名目”。李鸿章在批示中进一步强调：“各厂司事人员应于商股内选充，不得引用私人，除稽责税厘专派委员外，其余无须添委员文案及书差人等，以节糜费”。（注：《洋务运动》（七），页454—469，页239。）

　　“官为维持”，即官为商办企业作后盾。首先是“官总其大纲，察其利病”。（注：《李文忠公全集·译署函稿》卷1。）李鸿章认为当时商民势涣力散，非善为倡导，则不能集事，必须为之考虑形势、规模、前途诸大端，物色熟悉商情、公廉明干、为众商所深信之员为领袖。李鸿章为开平矿务局章程批示云：“创办之初，先行招商举办，再行该司道等体察司事人员中有可胜任者，请札委帮办，如有督办有升迁更调之处，即以帮办接充”。（注：《洋务运动》（七），页454—469，页239。）逐步把领导权转交给商人自理。招商局《局规》亦规定：总局和分局分别由各股东推举出来的商总和商董主持，他们如不胜任，可以更换。但总局须将商总和商董的职衔、姓名等报海关道转呈北洋大臣，更换商总或商董时，亦须“禀请大宪”，（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即最后由官把关。其次是“□其隐情而辅其不逮”（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即由官为之提供方便与支持，如垫借官款，免税减税以及享受经营特权等。一般说来，多为与洋商竞争而提供的，即所谓“官商一体，利害共之”。（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李鸿章说：“与其使洋人窥伺，不若使华商获利，华商苟有自立，则要务可开拓经营。缓急可通融报效，果使商利日旺，亦不失藏富于民之意”。（注：《洋务运动》（六），页60、页100、页36、页351、页61、页98、页350、页94。）

　　四、借用“格物兴国”之道

　　移植西方大生产方式，亦必相辅引进先进的科学思想。李鸿章当时所引进的西学，主要是近代数学、物理学和化学等。他说“西洋制造之精，实源本于测算、格致之学”。（注：《洋务运动》（五），页187。）所谓“借用洋法”，就是要掌握西方的技艺，以西学洋法创造本国的近代物资文明。李鸿章所移植的大生产方式，均以英国为蓝本，科技亦以英为师。

　　李鸿章说，我国有丰富的资源，因自己无力开发，“以欧洲至巧之法度与中国无穷之物料，若能合为一体，其兴盛必出于意外”。（注：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173。）李鸿章从倡导洋务运动起，直至垂暮，孜孜以求的就是：“欲取格物兴国之功候传入中华，俾四百兆之华民同被其益”。（注：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140—141。）

　　李鸿章向英国借用兴国之道，是其对中西文化比较后择善而从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来见圣人留下几种好算数器艺来！”“则取彼之长，益我之短，择善而从，又何嫌乎？姑不必以赵武灵王胡服为比，即须综合名实，洋学实□于华学者，何姑开此一途？”（注：《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5。）1887年初，赫德令人翻译了一本《西学启蒙》，介绍欧洲文、史、哲及理、化、动、植、工、矿各科的大要，李鸿章作序言说：“今以浮华无实之文字，汨没后生之性灵。泰西之学，格致为先，自昔已然，于今为盛，学校相望，贤才辈出，故臻于富强。同治初，同文馆教习丁韪良成格致入门，五台徐侍郎惊为闻所未闻，使及见此，更不知若何叹赏矣”。（注：转引窦宗—《李鸿章年（日）谱》。）

　　1889年，李鸿章即以培根、达尔文学说为题，考试格致课艺馆的学生。（注：王韬《格致课艺汇编》1897年上海石印。）

　　李鸿章1896年访英时对英国友人说，中国“士兵专讲书礼，英人恒惜其过蹈虚机，不若贵国之力崇实事。然英人之文章理学，亦复代有名流。以余所知，若培根（英前相也）之善格物理，若显根思皮儿（莎士比亚）之善为诗文，若施本思（斯宾塞）、若达文（达尔文）、若赫胥黎，则又皆文学、性理、格致选也。”他在此把工业化称为“实事”，近代的科学文化则称为“实学”。（注：蔡尔康注释：“或曰西学，或曰新学，或更曰时务、洋务，皆不通之尤者也，质言之，实学而已。”）“其所口诵而手写者，复能身体而力行之！国于是弦，民于是富”。李鸿章把中国的“书礼”，相对地称为“虚机”，因而希望中国的文人学士，“特必当借重英之实学”，“俾我华人渐能就虚题以实做”。（注：蔡尔康译《李鸿章历聘欧美记》页102。）